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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洪
我們所要清理的不僅是“紅頂商人”這一特殊人群，而是導致這一人群產生的思維觀念以及社會條件
最近一個多月來，隨著“大限”的到來，各地清理“紅頂商人”的工作也進入高潮期
。北京已有311名黨政干部或企業負責人辭去或被免去以前所兼任職務；南京對在企業兼職的28名黨政領導干部進行了清理；無錫列出了56名清理對象，他們在企業所兼職務有115項之多……
此次清理行動力度之大、范圍之廣，都超出了我們的想象。輿論也以“別了，紅頂商人”等斷語予以報道。在筆者看來，這樣的結論似乎早了些。因為單憑一場類似“嚴打”的清理運動，是不能將“官商”一類的思維觀念從人們的頭腦中抹去的。
就在各地大規模清理“紅頂商人”的同時，有些地方政府卻在全力鼓勵干部“帶薪下海”，或“停薪留職下海”，認為此舉將有利于推動當地市場經濟的發展，帶動民間創業熱潮。
“紅頂商人”也好，“帶薪下海”也好，“頂帶花翎”是最重要的，它是當事人最有價值的資本。所不同的是投資方式、投資回報率，以及投資者的利益取向。一些“紅頂商人”的投資利益取向有公也有私。如許多兼職國有企業負責人的地方政府領導，他們可能將這一行政權力資本為國家企業服務，以行政職務之便，給予企業特殊政策，要求政府機構為企業提供特殊服務。有些自制力比較差的官員，就在這“左手掏錢，右手花錢”的過程中，為自己創造出致富空間。“紅頂商人”這種左手換右手的游戲表現在市場上，就是行政權力干預市場、牽制市場。
而“帶薪下海”則是只有為私目標。鼓勵政府機關干部“帶薪下海”，將其在官場的“政治關系學”應用到企業，筆者以為無論從什么角度都不能把它與為公的目標結合起來。有些地方政府在推行“帶薪下海”的政策時，強調要發揮先鋒帶頭作用，認為他們給當地百姓創業樹了榜樣。這很難讓人理解。一般而言，起帶頭作用的“先鋒者”必須兼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特殊性是指“先鋒者”的特殊才能，他對其他的追隨者有引導作用；普遍性是指“先鋒者”的大眾屬性，即他是大眾的一員，是可模仿的對象。“帶薪下海”者最大的特殊性不是表現為某種特殊技能，而是他曾經為政府官員，且現在仍保留有行政職務的特殊身份。這一身份，怕是普通百姓所無法學習的。
清理“紅頂商人”易，查處被看不見的關系網包裹著的“帶薪下海”，難！若干年后，他們“功成名就”，已全然褪去曾經“留存”的行政角色，儼然清白商人模樣，我們又從何清理？
所以，我們所要清理的不僅是“紅頂商人”這一特殊人群，而是導致這一人群產生的思維觀念以及社會條件，最大限度地防止行政權力干預市場，防止政治資本與金錢資本勾結。
《國際金融報》 (2004年05月25日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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