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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縱觀中國市場和商業發展史，可以發現，雖然中國有良好的節儉和集聚財務的文化，但卻缺少良好的理財文化。商人在集聚一定的財富之后，往往回到故鄉置地建房，一些財富以窖藏的形式退出金融市場的流通。這種聚財模式也使中國傳統社會的金融市場無法充分擴張。
將推動理財文化發展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從西方引入的證券投資基金這種理財形式寄予厚望。對于中國發展證券投資基金帶來的積極意義，我們可以羅列很多，例如促進資本市場投資者結構的變化、引導市場投資理念的轉變、促進直接融資的發展等等；但從邏輯關系看，這些積極的市場效應，實際上很大程度上立足于發達的理財文化：證券投資基金如果能夠高效率地為基金持有人理財，那么，公眾對于基金的信任感將促使基金的規模不斷擴大，進而促進市場投資理念和投資者結構的轉換。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公眾對于理財的需要日益強烈，對于金融機構來說，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金融市場。但是，因為中國內地理財市場發展的滯后，許多理財業務實際上是在香港等海外市場完成的。而近年來迅速崛起的證券投資基金，則為改進中國理財文化提供了可能。
促進融資結構調整
在目前國內幾乎所有類型的金融機構中，證券投資基金的市場目標最為單一，產生內部沖突和利益矛盾的可能性最小，信息披露也最為透明。特別是經過“基金黑幕”的洗禮和監管法規的不斷完善之后，中國的證券投資基金已經具備了快速發展的各種基礎條件。
從我本人參與中國證監會有關基金產品的評議看，證券投資基金的制度優勢，使基金公司在產品設計上有更大的靈活性和主動性。例如貨幣市場基金、保本基金、可轉換債券基金等等，往往橫跨多個金融市場，尋求不同市場之間的盈利機會，促進金融市場之間的溝通與整合。在促進商業銀行這類傳統金融機構的經營理念轉換方面，這些規模不大的證券投資基金，已經成為“鯰魚”：它占有的市場份額可能并不大，但卻推動了競爭程度的提高和市場效率的改進。
從宏觀意義上說，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及其培育的理財文化，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還有一個重要的積極意義，就是促進中國單一的融資結構的調整。當前，中國金融結構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資金過分向銀行集中，銀行融資在社會融資中的比重過高，使得社會風險向銀行體系集中。這是一種蘊涵著相當大風險的融資結構。要改變這種融資結構，應當根據儲戶的風險偏好，設計適應其風險收益要求的金融產品。當前中國的居民儲蓄從總量上看起來很高，但是實際上相當比率是一種社會保障性質的存款，是追求低風險前提下的穩定收益的。類似證券投資基金這類金融產品，可能較之直接的證券投資，更易于將這些儲蓄從銀行體系吸收過來，從而促進融資結構的調整。
實際上，在國際金融界，中國市場被視為是一個正在快速增長個人理財業務巨大的市場。但是，中國當前的分業金融體制、以及個人理財品種有限、理財文化的欠缺等，也在事實上制約了這項業務的發展。正如波士頓咨詢公司所指出的：幾年來許多人都在關注著中國個人理財的市場，大家都認識到“魚”就在那里，但如何捕捉它們則很困難。
發展空間巨大
中國內地的金融機構不能滿足這些富裕起來的個人理財需求，那么，市場自然會開辟自己的道路。據海外機構的分析，目前有部分個人將需要理財的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流向在香港的銀行帳戶。因此，當前中國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實際上還兼具發展中國本土理財業的歷史使命。
投資基金作為一種現代理財工具，與個人投資者及其他金融機構相比的優勢在什么地方呢？首先，相對于個人投資者而言，投資基金作為一種集合投資工具，具有專業管理、分散風險的優勢；其次，相對于券商、私募等其他金融機構來講，公募基金由于監管透明、信息披露充分、公司治理結構較為完善等原因，對于投資者來講誠信度較高，得到了各國投資者的普遍認同。因此，投資基金所代表的現代先進理財文化在中國將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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