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近期，《中國青年報》等媒體相繼報道的國洪起系列犯罪案件，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其涉案金額之大、地域與行業分布之廣、手段之隱蔽，令人震驚。有媒體指出，國洪起一伙人，憑借盜來的巨大財力為后盾，仰仗著威力巨大的社會關系網為其做保護傘，已經形成了一股“白領黑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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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洪起，本來是一個不見經傳的人，事發后才知道他控制的資產遍布北京、香港、深圳等10多個省市，資產額高達80多億元。他利用國債回購業務，勾結證券公司的內部人員，從證券公司盜走的資金高達20多億元，然后把這些資金都打入國洪起控制的企業。并以此建立資金鏈條，肆意擴張，從而編織起一個巨大的關系網絡，進行一系列掠奪性經營。

　　對于國洪起系列案件，我們如何來認識與反思？僅是用一個“白領黑勢力”就能夠表明其實質嗎？國洪起的一系列犯罪活動，時間之久、范圍之廣、涉案金額之高、影響之大，其深刻的社會與制度背景是什么？僅用一個“經濟轉軌”就可以一了百了的嗎？

　　實際上，國洪起許多犯罪活動之所以能夠得逞，最為重要的就在于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了，但政府職能的轉換仍然是十分緩慢；一些靠近公權力的人總是希望如何通過所掌握的權力來為自己謀利，來轉移或侵蝕國有或他人之資產。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就無法揭示出問題的實質，法律也只能成了少數人謀利之工具。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奧爾森指出，為什么一些國家經濟能夠走繁榮富強之路，而一些國家則不能，最根本的問題就在于這個國家是否有一個“市場擴展性政府”。而這個“市場擴展性政府”最基本的職能有三：一是個人產權清楚的界定及有效保護；二是必須保證市場的交易合約有效履行；三是保護個人財產不受到掠奪。

　　比如，發生在北京的嘉利來股權轉讓事件，在保護合約的有效履行、保護個人財產不受到掠奪方面，北京市政府的職能部門就存在著與市場邏輯和經濟邏輯完全相悖的行為。而這些行為產生，并非是由于國洪起有多少能耐，也并非我們政府的工作人員素質或道德水平問題，也不在于現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政府職能界定不清。

　　嘉利來股權轉讓事件是國洪起系列犯罪案件中的一個十分典型的案例。1994年9月北京二商集團、北京恒業房地產開發綜合經營公司和香港嘉利來集團公司簽署了《中外合資北京嘉利來房地產有限公司合同》，準備在北京建設一座集酒店、寫字樓、公寓、商場為一體的大型房地產項目“嘉利來世貿中心”。合同詳細規定了各方所要履行權利與責任。在開發初期，合同的履行還較為順利。但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由于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使得該中心的開發不得不停止。2000年開始，北京房地產市場開始好轉，合同的溢價開始顯現出來，合作雙方的矛盾也開始尖銳起來。后來，經北京市政府幾經協調，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2001年7－8月北京市工商局的辦案人員以嘉利來公司注冊資金是人民幣而不是外幣為由（相關法律的規定也要求外商出資必須是外幣），強制要求北京幾家會計師事務所出具撤銷三份驗資報告的聲明。北京市工商局以嘉利來公司沒有出資為由，向合作公司發出限期出資通知書。2001年9月25日，北京市工商局發給嘉利來的限期出資通知書到期。二商集團的人就到了北京工商局和北京市經貿委，通過政府文件方式，把嘉利來公司的股權變更給美邦來聯公司。2002年7月美邦公司在香港簽署《股份和債權轉讓合約》，一份合同轉手就獲利6000萬元。

　　發現自己的權益受到侵犯之后，嘉利來公司2001年10月對北京市經貿委與工商局的作為向國家外經貿部與國家工商總局提起行政復議。2002年7月外經貿部做出行政議決定書，撤銷了北京市外經貿委的627號批復，指出北京市經貿委的文件“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正確”。但同時，北京二商集團對外經貿部做出的行政復議決定不服，向北京市第二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2003年12月22日，北京市場二中院判決商務部敗訴。

　　對于這樣本來是一個十分簡單的事件，政府部門在該案件中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也是十分清楚的（保護合同的有效履行、保護個人財產不被掠奪）。因為，1994年9月三方簽訂的合同完全是三方自愿完成的合同，合同權利與義務也完全是由當事人三方來完成。合同的不完全性而導致的爭議也應該是由合同當事人三方來協商解決。如果三方無法達成大家一致的協議也可能由第三者來仲裁，而不需要通過紅頭文件來修改與調整合同的。

　　為什么北京市工商局強制要求北京幾家會計師事務所出具撤銷關于合作公司的原來的三份驗資報告的聲明，并把這強迫下做出的聲明作為嘉利來公司沒有出資的依據？為什么這聲明一到手，北京市工商局隨之就向合作公司發出限期出資通知書（其實早就注資，只不過是人民幣）？為什么這幾份強制性出具的聲明會成了北京市工商局與經貿委出具政府紅頭文件的主要依據？

　　以此為理由，一場神奇高效的“公文傳遞”在二商集團、香港美邦公司、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外經貿委之間展開。2001年9月26日一天之內，就完成了二商集團向北京外經貿委發出合作公司重組合同、章程及董事會組成的申請；完成了二商集團、北京華安、香港美邦三方簽署合作公司股東變更重組、合同修改、公司章程修改三個協議；5天時間，便完成了從變換股東申請到領回新營業執照的全部內容。而這一切，作為大股東的嘉利來公司竟聲稱全然不知，期間也沒有接到任何人的通知。而美邦公司拿到原屬嘉利來公司的股權后，急匆匆在香港開始轉賣，10月2日轉賣到嘉利來公司時，嘉利來公司才看到北京外經貿委的627號批復，知道自己權益被別人賣了。

　　在這些完全與市場邏輯與經濟邏輯相悖東西都匯集嘉利來事件中：如撤消一份合同當事人完全不知曉；出具的會計驗資報告會由于政府部門強迫收回；新股權轉讓僅一紙便條就可以形成正式文件，并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獲得新合同的公司一獲得合同就迫不及待地要把股權轉讓，而這合同在香港市場交易，即刻就一夜暴富；北京的審計機構拒絕對二商集團的財務狀況進行審計等。

　　可以說，2001年以來嘉利來事件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表面上是合法的，是在紅頭文件下來做的，但是實際上完全是在國洪起操縱下一個個就范的結果。否則其中的故事不會那樣巧合，也不會那樣沒有市場邏輯。最近國洪起一個個所暴露出來的案件都說明了這點。這種行為不僅可能使得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國家經濟造成巨大的損失，嚴重腐蝕國家政府工作人員；而且使得政府職能扭曲、司法的公正性和獨立性缺如，對于社會經濟生活造成嚴重負向影響。

　　總之，對國洪起案件的深刻反思，就得從政府職能的轉變角度上來思考，就得讓政府職能真正轉變為社會經繁榮服務上來。而對人民法院來說，它是社會公正、正義的最后庇護所，它具有的就是社會的公正與獨立，如果離開這一點，就法無所法了。同時，轉變政府職能，還得對政府職能進行嚴格監督與問責，對那些敢于利用公權力來謀私者嚴查、嚴懲，不得讓這些人僥幸過關。這樣才能對類似國洪起案的犯罪活動起到阻嚇作用。否則，如果這樣的重大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無法向社會交待，也會對后來者起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