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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
繼胡潤推出“2004年中國內地慈善企業家排行榜”后，《福布斯》也于近日發布了它的“2004中國慈善榜”。我認為，不管兩家推出慈善排行榜出于什么考慮，客觀上都倡導了一種“富人負起更多社會責任”的價值觀念，這在缺乏慈善文化的中國和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今天，值得肯定。
談起慈善，有人認為是一種投資，也有人認為是一種權利，而我認為，慈善還是一種事業。因為只有從事業的角度，我們才能明了中外慈善的差距。美國慈善為什么那么發達，原因在于，無論是慈善組織還是捐贈的企業和個人，都把慈善看作是一種事業。美國所有登記在冊的慈善公益機構超過120萬個。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夫婦現有的慈善捐款已高達235億美元。反觀中國，無論從企業和個人的捐款額還是從各類慈善機構和基金會的數量來看，都難望其項背。把上述兩個慈善排行榜上的所有企業家去年捐款的數額加起來，也剛夠蓋茨的一個零頭。這是因為，慈善在我們這兒還剛剛起步，它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個人的行為。
與作為一種愛心的慈善比，作為一種事業的慈善，必須要有雄厚的財富為基礎。雖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進行了20多年，但我們還處在一個財富積累的過程中，中國的企業家正在為創造更多的財富而努力，還來不及考慮將財富回饋社會。這是目前制約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一個客觀的、根本的因素。
當然，任何一種事業，都有一個生成和發展的過程。西方慈善文化和慈善事業的繁榮，有諸多環境因素不可或缺：例如，在文化傳統和理念上，既要重視市場和財富的價值，又要有相應的超功利信仰作精神背景；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之保障；體制環境應給慈善事業提供良好待遇和合理的運行機制；來自社會輿論和民間文化價值的肯定、響應與支持。而這些，恰恰是中國慈善文化遲遲難以完善的癥結所在，也是影響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軟肋所在。
具體來說，在“硬環境”也即政策設置和環境打造上，我們對“慈善”的鼓勵、優惠及扶持不夠，缺乏與慈善事業相匹配的制度合作和法律保障。在“軟環境”上，中國的世俗價值心態、社會輿論和評價系統也有問題，對個人的慈善行為，缺乏積極的價值評價和輿論支持。
要建立慈善組織與捐贈企業和個人之間良好的互動關系，促進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必須解決下述制度問題：如何提升我國本不發達的民間組織的法律地位和服務水平？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稅收政策促進民間捐贈的發展？如何建立更有效的機制確保每一筆善款不被浪費挪用甚至揮霍？如何如此等等。
另外，慈善不僅僅是富豪們的事，民眾也非僅僅充當慈善的受眾，實際上，他們更是慈善活動的主體和基礎力量。目前，美國絕大部分非營利性慈善機構，都是依賴廣大志愿者不計報酬地貢獻時間、技能和精力來維持。慈善實際已成為美國一種日常生活和民間傳統，一種高度普及的大眾文化。而在這方面，這兩年我們雖然也出現了一些義工和志愿者，但它只是少數人的選擇，還沒有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將于今年6月1日開始執行的《基金會管理條例》，與十幾年前的《基金會管理辦法》相比有若干新內容：一、界定了基金會的概念，進一步明確了基金會的公益性質；二、拓寬了基金來源，為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公益事業，《條例》首次將基金會分為“公募基金會”即面向公眾募捐的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即不得面向公眾募捐的基金會兩類；三、確立了公開、透明的原則，并從基金會自律、政府監督和社會監督等方面做了相應的規定；四、明確了稅收優惠原則。上述新內容比過去有了明顯的改進。
隨著創造財富的源流充分涌現，以及企業公民和回贈社會理念的確立，可以相信，假以時日，中國的慈善事業一定會更加繁榮和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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