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小和 攝影/張新波

從古老的山西到藍色的海南不光光色彩對比是如此強烈

　　把古老的山西大院與蔚藍色的三亞聯系在一起，其中的差別性啟示令人神往。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理，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命運，一切都在我們的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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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手上陳列著兩個建筑學符號：一個是蒼老的山西大院，一個是三亞華宇皇冠假日酒店。蒼老的山西大院當然長在山西，在紛飛的煤灰掩蓋下，在三晉大地上繼續蒼老，她們的身體上堆滿了時間的塵埃，一直堆到了今天；而華宇皇冠假日酒店，則從山西人的手里，移植到遙遠的南海之濱，在三亞，亞龍灣，今天的山西商人正在修建一座對古老的山西大院文化有所批判、有所繼承的房子。

　　我們以為，這是兩個具有啟示意義的經濟學符號，他們都是山西人的作品，他們在地理的跨越和時間的流變中遙相呼應，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里面，留下了具有美學意義的存在。

　　40多年前，建筑大師梁思成先生在山西考察古建筑時，深邃富麗的晉商住宅院落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當時的記錄中寫道：“這種房子在一個莊中可有兩三家，遙遙相對，仍可以想象到當日的氣焰，其所占地面之大，外墻之高，磚石木料上之工藝，樓閣別院之復雜，均出于我們意料之外許多”，“由莊外遙望，十數里外猶見，百尺矗立，崔嵬奇偉，足鎮山河，為建筑上之榮耀。”

　　多年之后，當我們以一種現代商業的目光，站在某種歷史性的高度來打量山西大院的時候，我們卻體會不到梁思成先生內心的“崔嵬”之美。反之，我們甚至體會到了一種到目前為止似乎無法超越的宿命性悲劇。

　　我們想說明：山西大院是一種商業模式坍塌之后殘留下來的“化石”，她的價值不在于讓后人欣賞，而是一種警示，一種教訓。一個醒目的局面擺在眼前，道德倫理學的縮影在山西大院無處不在。封閉的整體結構，主次森嚴、內外有別的房舍布局，都能在意識形態的禮制、等級、綱常中找到對應。我們在山西大院里找不到技術性、數目字的經濟學符號，似乎當年的晉商僅僅依靠傳統道德的力量在發展。我們從大院高墻深宅的建筑形制中看出了晉商的保守自閉、墨守成規。以現代商業的投資理念看，當年的山西商人們營造豪宅的行為本身就是一處致命傷，晉商資本大量流向內地，絕對不利于商業資本向近代資本發展。如此看來，曾經的山西商人，他們的商業趨向與他們的房子風格一脈相承，是一種向內的態勢，局促的態勢，保守的態勢，道德的態勢。這種與近代經濟發展軌跡明顯沖突的經濟行為，其深度根源乃是傳統的歷史背景，集體性格和文化傳承。在這種意義上，山西大院的凋敝是一種歷史性必然。

　　而在今天，由山西商人構想的華宇皇冠假日酒店，無論是建筑語言，還是經濟方式，都與山西大院迥然不同。我們不禁要問：這是否意味著古老的晉商精神開始圖謀革新？是否標志著深居陸地深處的山西大院開始了向著海洋文化的演進？

　　政治的附庸

　　分析山西大院的歷史流變，能夠促使我們把一種已經消失的商業文明觀察得更加透徹。

　　從歷史來看，晉商的出現幾乎就是政治環境的需要，因為政治的需要，山西商人才得到一個偶然的發展機會。明朝初期，朱元璋出于掃清殘余勢力和鞏固朱明封建王朝的目的，多次出兵塞北。為了解決駐邊軍隊餉需，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起，在遼東、宣府、大同、延綏等九個軍事重鎮實行“開中”，商人以力役和實物向國家換取鹽引專賣權，控制鹽鐵資源的國家政權則視邊防軍情緩急，定期或不定期召商輸糧。這一政策對相鄰九邊的省份特別有利，山西、陜西商幫就在“開中”實施之后，以臨近邊鎮的地利優勢，捷足先登，成為國家第一批有合法身份的官商。明代商品經濟發展迅速，經濟服務于政治的體制為商人與政權的溝通搭起了橋梁。明中葉正德、嘉靖年間的一系列政策，對商人的發展十分有利。前期參與國家重大經濟活動如鹽商一類的商人，通過交結官府的活動，為其子弟爭得以郡縣學籍參加科考的權利。萬歷年間政府明令允許商家子弟參加科考，打破商人子弟不得為官的傳統習慣，商家子弟從此堂而皇之明正言順地步人仕途。

　　清代捐納制度為商人擴充政治資本提供了最佳選擇。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清朝中央決定大規模削藩，為了彌補軍餉不足，頒布捐納政令，文職捐官始于此時。康熙本擬暫開捐例，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兵事之后，又有西安、永定河工以及青海兵事，捐例一開再開，文職可捐至郎中(正五品)、道員(正四品)，武職可捐至把總(正七品)、千總(正六品)直至參將(正三品)。雍正、乾隆兩朝，捐納更加頻繁，成為又一入仕途徑。富有的票號商人積極為自身和子孫捐官買爵，平遙蔚字票號首任總經理毛鴻(歲羽)，為家中從父親到玄孫五代共31人捐得“將軍”、“大夫”銜。大德通、大德恒票號財東祁縣喬家，喬景僖授花翎員外郎，喬景侃花翎四品貢生，喬景信花翎二品銜補用道員。清初在張家口貿易發跡的山

　　西介休范氏，因資助清兵有功，順治賜范氏張家口房地，康熙時范氏后人范毓(香奇)“以武舉授衛千總，以駝佐軍，擢守備，累遷直隸天津總兵(正二品)。”類似的富貴之家，山西并不鮮見。類似的捐官記錄舉不勝舉。捐得官職后的富有者，有了政府的庇護，活動限制較從前減少，財富聚積更加便捷。捐得官銜之后，擴建宅第的限制減少，宅院才能修建得更闊大更氣派。房屋佩件裝飾上就能顯示官商和民商之別，如宅屋的脊獸通常都裝飾鴟吻，此物性喜遠眺，尊為房屋守護神，且古人認為鴟吻屬水性，安放屋頂避免火災。鴟吻在官商和民商的宅院中形狀并不相同，太谷曹家、靈石王家、祁縣渠家都是張嘴脊獸，祁縣喬家則為閉口獸，對于商人，招財進寶多多益善，閉口脊獸有財不外露之含意；而對官商來說，做官理當為民說話，說話必得張口。商人都希望家族里有人捐官或科考入仕，有了一官半職時就會對外界張揚，以示其既富且貴的得意。

　　這些散落在歷史深處的細節讓人恍然大悟。當我們把目光移到現在，發現一個巨大的現象：山西大院從開始到消弭，基本上沒有形成獨立的經濟性格，完全是一種對政治的依賴，是中國專制體系偶然的疏漏。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今天，將近100%的中國當代民營企業仍然依賴政治，依賴政府。所不同的是，現代民營企業家們已經比當年的晉商更能準確地總結出自己的生存之道，其附庸方法更具理性，這些年他們最大的進步乃是終于領悟到什么叫政治經濟學，“所謂政治經濟學，就是先有政治，然后才有經濟”，“必須象搞政治一樣搞企業”，“在中國，如果不了解政治，企業無論如何是做不起來的。”一項有關私營企業主社會關系的調查表明，在民營企業交往的社會關系中，政府干部占有相當高的比例，排在絕對首要的位置。

　　將英國17世紀的經濟運作狀況和中國的舊體制進行類比，可以讓我們對“山西大院”的出現看得更加透徹。當日的英國剛剛由農村社會進展到商業社會，且17世紀英國的外交無非是王室與其他王室的交往，稅收一般采用包辦制度，財政也沒有公開。在此環境下，個人致富的捷徑不外兩種，一是做官，一是替國王當采辦。而要取得這些職位，就必須成為國王的寵幸，也就是窮盡一切靠近國王，靠近權力，拉關系，走后門。明眼人一看，當日晉商與上述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17世紀以后，英國終于從非制度性的官僚經濟中徹底走了出來，而曾經輝煌燦爛的山西大院和他們的主人們卻深深陷入了一種歷史性的非經濟、非商業的泥潭中，他們遭遇到了綿延幾千年的制度性危機。

　　以封閉為美

　　接下來，我們有必要進入山西大院的建筑細節。

　　現代建筑學認為，建筑表述了文字語言無法企及的文化內涵，是器物、制度和觀念三層文化的集中體現。住宅是人類實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制度、觀念和社會習俗的承載物，是歷史文化的依托形式。

　　清代對民居建筑的限制有所放松。確切地講，清初以來實行捐納后，積累了相當財富的富有者階層為清廷解除困難的同時，也為自己創造了更寬松的環境。商民捐得官職，便名正言順心安理得地造房修宅擺排場。現存的山西大院，絕大多數是清中葉以來興建的。山西票號興起后，山西大院的規模上了一個新的檔次，同治年間平遙票號財東侯殿元修建廠7間7檁的豪華住宅兼商號，這樣的民居清代以前是絕對不會出現的。建筑超大規模的住宅群，被視作對皇權的挑戰，此后候某因其修建豪華宅第而獲罪。我們今天看到的山西大院，正堂最多不過5間，然而居室主人卻在5間或3間的基地上，向高空發展，修建2層以上的廣廈，構成中國封建社會末期一道特別的人文景觀。晉中保存完好且形成相當規模的祁縣喬家、祁縣渠家、太谷曹家以及靈石王家4個大院，以及榆次車輞村未修復的常家一條街，正房都不超過5間，樓高2至4層不等，就是對這種建筑制度的詮釋。

　　這樣的發現意義重大，在建筑的美學意義上，山西大院事實上一直是在刻意復制皇權形態，而它們的主人的商業行為幾乎沒有可能偏離中國傳統政治性思維，他們監守著封閉之美，努力拒絕著外力。我們在大院中參觀，天空被圓墻劃分成一個又一個條塊型，局促又不安，我們時刻都在感受到一種莫須有的壓抑。每一處大院，占地面積成千上萬平方米，院落建筑如城堡般堅固、樓高院深，墻厚基寬，防御性極強，有人歸納為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外墻高，從宅院外面看，磚砌的不開窗戶的實墻有四五層樓那么高，有很強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單坡頂，無論廂房還是正房，是樓房還是平房，雙坡頂不多。由于都采用單坡項，才使外墻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也就是“肥水不外流”。三是院落多為東西窄、南北長的長方形，院門多開在東南角。

　　大院的總體布局，總是在努力表達某種倫理色彩。喬家大院布局為一個完整工正的雙“喜”字，歡悅祥和盡在其中；王家大院巧妙地將其姓氏和前輩對子孫加官晉爵的熱望寄托其中，以其內部相通之甬道呈顯“王”字格局；而太谷三多堂則將多子、多福、多壽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壽”字形結構。中國傳統文化積淀無處不在。以靈石王家來說，將建筑物布置成一個王字，符合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理論。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解釋“王’等時講：“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貴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

　　一直在中國流傳的風水學，在山西大院被張揚到極致。門是建筑的入口關，也是建筑的門臉，地位和意義不言自明。宅以門戶為冠帶是一句古老的俗語，大院的門文化內容尤為豐富。清代風水書《陽宅撮要》講：“大門者，合舍之外大門也，最為緊要，宜開本宅之上吉方。”所以山西大院院落朝南時，大門有意稍稍偏向東方，通常開在東南角上，民間稱此為“搶陽”，陽光盡早照上門窗，表達了人對大自然的主動性。民間歷來有高門出貴子的說法，為了福蔭子孫，喬家大院的宅門建得富麗堂皇，厚實高大。窯洞般厚重的宅門上端，石刻行書“古風”二字，筆力遒勁，功底不凡，蘊藏著院落的氣勢，飽含著主人崇尚君子之德、古人之風的識見。瑯環福地為傳說中的神仙洞府，據稱晉國張華游洞宮時，遇見一人，將其引至一處，只見大石中間，宮室嵯峨，別有天地，每室各陳奇書，張華觀其書，多漢代以前事情，聞所未聞。張華問其地名，回答“瑯環福地”。張華出洞，大門自閉。喬家就有一塊“福種瑯環”匾，此匾為當年山西巡撫丁寶銓所贈，在封疆大吏們的眼中，喬家寶物難以計數。

　　大院主人居處的臺階最常見的為三級，蘊含著“連升三級”的吉祥語。下人或賬房先生居室門前，通常只有一兩級臺階，表示主仆身份有別和尊卑貴賤等級高低。曹家大院主樓前，有5級甚至9級臺階，屋舍拔地而起，凌空矗立，既顯主人威嚴，又示身份高貴。當年日升昌的7間7檁宅，正房7開間，正廂房都為兩層樓，由3個院落組成，院落逐層抬高，在最里面的正房屋頂上，還砌了照壁來提高正房高度，這也是山西大院中最常見的一種建筑方法。寓意深刻，表述含蓄。人往高處走、一代更比一代強是人類永遠的追求。曹家三多堂為一條甬道分開的南北各三的院宅，北面為多子、多福、多壽院排列，老人居東，主人居中，子孫居西，立意在福如東海和壽比南山，而且設計了西高東低的一條甬道，與水往低處流的走向恰恰相反，宅中人邁出大門必朝西行，如此就能體現人往高處走的設想，實現步步登高的愿望。喬家大院從一號院的院門向里時，地平線逐一抬高，至最盡頭的正屋，還要上幾級。特別是山西這個多山之地，依山勢建造住宅，更迎合了風水讖語“前低后高，子孫英豪”的說法。

　　道德無處不在

　　眾所周知，山西地處內陸，近代西方文化對晉人思想的沖擊總體上并不大，因此清代中后期的山西大院主要體現了中國固有的道德和禮俗，如大院多為正偏結構，左右對稱，中庭開闊，上高下低，尊卑有序，在繼承弘揚傳統文化如提倡中庸之道、講說仁義道德以及敬業修身等方面，大院極盡其力。然而封閉的大院文化無疑也產生了對人身的束縛，對思想的禁錮，從這個意義上看，大院文化張揚的是抽象的道德體系。作為一種經濟載體，山西大院文化惟獨缺少了技術性分析和數目字管理，而這種現代經濟學要素的缺席，對山西大院的凋敝無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祁縣喬家大院主人喬致庸，將宅第命名為“在中堂”，將“中庸”二字巧妙地嵌入其中，深刻的哲學含義和處世為人之道不言自明。喬家大院的百壽大照壁兩旁有一副對聯，為晚清名臣左宗棠所題：“損人欲以復無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標榜儒家“克已復禮”的個人修養，提倡道德文章的社會功能。橫額為“履和”，古有“履仁”，為古代士大夫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孔圣人看來，“剛、毅、木、訥近仁”，“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質樸寡言是歷代封建圣人標榜的美德，并為士大夫普遍接受。大院中“慎儉德”、“慎言語”、“仁周義溥”一類的匾額，將德行與做官行商緊緊聯系在一起，這也是大院的一個文化特色。

　　儒賈相通、義利相通觀在清代已被大多數人所接受，有學者認為，“喬氏家族經營商業成功的原因，就像喬家大院的建筑一樣，可以從內部與外部兩方面去了解。先從喬氏家族本身來說，他們經過200年的發展，始終維持興盛，其家族的倫理規范與教養精神值得探究。喬氏家族發跡之初，以勤、儉、誠、義起家，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經過好幾個世紀仍能維持其家風，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雖說是住在方磚墁地、梁柱滾金的深宅，主人也不忘將表現高風亮節、君子德性的竹枝，雕刻在居室、門楹上。在那個年代，修竹茂林是君子所居之地，清代名臣曾國藩有句名言叫作“食可以無肉，居不可無竹”，就是那個時代士大夫的自我標榜和精神追求。大院主人借助竹的高風亮節，勉勵自己實現“年年高”、“節節高”的人生目標。類似的文化還有許多，如“慎儉德”、“居之安”、“淳風”、“靜觀”、“洞達”、“詒多福”等等警言匾額，都顯示出一定的文化品味。牌匾與牌坊有相同的功效，用磚、石、木等材料精心制作題寫，既有裝飾門面的作用，又留下了永久的紀念，同時還可以展示宅第主人志向情趣，這類門聯、楹聯、匾額在大院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宣傳封建禮教中的作用不容低估。如祁縣渠家五進院的每一扇門額上，都刻寫著修身養性的警言佳句，如樂天倫、德星朗耀、學吃虧、善為寶、慎儉德、慎言語、輯熙軒、讀書樂、觀光第、稍可軒、載籍之光、福祿爾康等等。晉南襄汾丁村的清代民居中，門楣上則留下了余慶、敦倫、循規、坦蕩之類的字樣。這其中既有做人處事的要訣，又有讀書修身的提示。可以說，大院的一石一雕滲透了古代中國道德文化的精髓。

　　門匾和楹聯是富貴人家標榜文人風雅最下功夫的地方，也是傳播道德文化的主要地盤。將吉語刻在門端，張顯宅第主人的文化品味。靈石王家大院的宅第名字叫得溫文爾雅，如凝瑞宅、敦厚宅，小院又有迎暉、整暇字樣，與主人的身份學識相匹配。王家的敦厚宅中有五個月洞垂花門，門的構思巧妙精致，圓中有方，方中有圓，襯托出錯落有致虛實相間的視覺藝術效果，門楣刻有“規圓矩方”四字，既表現出濃厚的文化氣息，又在告誡后人做事要遵循一定之規。平遙城關鎮上，也有一處凝瑞宅，表達了時人對瑞氣盈門的共同期盼之情。曹家三多堂的中院統樓上，書“登高遠眺”字樣，步入曹家這座四層建筑，遠近幾十里地方盡收眼底，心胸頓時開闊。喬家、渠家大院也都有專供遠眺的制高點。在喬家大院被稱作明樓的二樓主樓上，掛著一塊“光前裕后”的牌匾，同樣內容的門匾在清代襄汾丁村的民居建筑中也盡占風光。將這四個字掛在喬家最顯赫的地方，不外是提醒院中后人時時刻刻不忘光宗耀祖，造福后代。特別有趣的是三多堂多壽院(東院)的門匾“斗山天”，僅此三字就可以有三種吉祥釋語：從字面看，由斗到山再到天，有越來越大的含義囊括其中，象征事業蒸蒸日上興旺發達；如果換個方向讀就是“天山斗”，方言諧音便是添三斗，作為商人起家的大家族，日添三斗充分表達出了主人企盼財源滾滾永無止境的心愿；再換一種解釋，將斗讀作去聲時，斗山天就不乏吞吐日月之志和戰天斗地的豪邁氣概了。這是一種寓意深遠的文字游戲，說明山西商人在道德說教方面已經達到了一種偏執的程度，而這種偏執在另一方面又決定性的影響了近代商業文明的數字化、技術化發展。

　　道德的說教無處不在，但這些綿延幾千年的道德體系，卻對近代商業經濟的發展于事無補，相反，二者之間存在著天然的沖突。在大院里，我們看到的依然是傳統道德文化的巨大影響，新觀念的沖撞微乎其微。宛如城堡建筑的山西大院，宏大、厚重、古樸、靜雅，同時也充分體現了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內地閉塞的民風，而這種思想的閉塞和行為的閉塞，一旦上升到一種被大家都愿意接受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后，近代山西商人便宿命般的觀念陳舊、行為保守，繼而，等待他們的是財富的灰飛煙滅，是轟轟烈烈的晉商文化的徹底瓦解。

　　晉商之死

　　明清時代，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在全國各地出現了一批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以相親相助為宗旨的，一種既親密而又松散，且是自發形成的商人群體——商幫。著名的有山、陜、魯、徽、閩、粵、寧波等十大商幫，而這其中規模最大、實力最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幫。它縱橫商界500年，經營項目“上自綢緞，下至蔥蒜”，幾乎百業俱備；足跡遍及華夏大地及周邊各主要國家；服務對象上達朝廷、官宦，下至鄉野、邊關；商路達萬里之遙，款項則匯通天下。到清中葉以后，其所擁有的資本控制了中國北方的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亞洲地區一些國家的金融和貿易，并且在明清兩朝的財政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強大經濟勢力。

　　然而就是這樣一支利傾朝野、鼎足華夏的商幫，發展到近代卻隨著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敗了。是什么原因，使晉幫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輝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窮之路，最終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將其徹底沖垮擊敗，直入衰敗的深淵，而在華夏經濟發展的歷史舞臺上銷聲匿跡的？

　　中國社會步入近代以來，其社會的發展變化用社會史學家陳旭麓先生的話說，是“和中國古代那種靜態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會不同，中國近代是一個動態的、新陳代謝迅速的社會；和西方從中世紀到近代是通過自我更新機制來實現社會變革也不一樣，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來的外力沖擊，又通過獨特的社會機制由外來變為內在，推動民族沖突和階級對抗，表現為一個又一個變革的浪頭，迂回曲折地推陳出新的”。(見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在這個過程中，無疑是必須與那個將世界所有古老國家卷入資本主義市場的西方資產階級及其所代表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接觸、來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獲得新生、重新發展的。在這方面我們的先輩山西商人恰恰沒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尋求新的發展機遇、開拓新的經營領域，而是囿于傳統，固守舊的傳統行業，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發展機會。

　　以附庸、封閉、道德為主體的方法論，在遇到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思潮之后，來不及調整，便開始全面潰敗。而從歷史發展的具體細節來看，19世紀中后期，山西商人沒有大規模投資于新式產業，是它的第一個具體失誤之處。

　　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隨著中國同西方的經濟、貿易往來的逐漸增多，古代中國傳統的商業和產業發展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并逐漸形成了一種中國的經濟發展同西方經濟發展相銜接的趨勢。在這種經濟發展過程中，19世紀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礦企業。興辦這些企業的有中外兩類資本來源。據統計，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國各通商口岸陸續興辦了100家近代工廠，擁有產業工人34000人，資本1972萬元。中方的資金投入分為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兩部分。國家資本主要是指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為止，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洋務派為主興辦的大小50余家近代軍用、民用工礦企業和交通運輸業，資本總額2263萬元，占1895年整個工礦企業(包括外國在華企業)總資本的45.22%，生產工人總數34000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礦企業工人總數的37.33至41.62%。私人資本即民族資本，據估算，至1899年為止所辦近代工礦企業180家，原始資本總額約計銀470萬兩，其中近代工業約300萬兩，近代礦業約170萬兩，工人總數約3萬。據孫毓堂先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1166～1172頁)的數據估算，買辦及買辦商人，占早期民族資本近代工礦企業主創辦人的35.8%，是民族資本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主要來源。

　　那么，買辦這個階層的收入共有多少呢？據有關專家的估算統計，從1840到1894年買辦收入共約4.9億兩白銀。到甲午戰爭以前，買辦50多年的收入總額，差不多相當于19世紀4O到6O年代間清政府10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的總和。

　　從孫毓棠先生編著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資本的投資人數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華僑商人，可見民族資本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來源也是多元的。現在要問的是，作為舊式商人的山西票號是否具備近代產業投資的條件和實力。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長澤村榮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調查，統計共有票在33家，資本總額約為4000萬兩，但他只舉出30家的名字，而且資本合計只有1070萬兩。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經營資本，而票號資本家(指財東)的全部家產(固定資產)以太谷曹家、祁縣喬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幾百萬兩至上千萬兩之間，以保守數字500萬兩計算，30家至少在1.5億兩白銀左右。這樣一筆龐大的資產，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產業中呢？直到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祁縣票商財東渠本翹才以5000兩白銀將官辦的晉升火柴公司盤過來，注入資金，更名為雙福火柴公司，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資本工業。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翹、劉篤敬才從英國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礦權，創建成了規模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晉礦務公司。此時已落后于那些閩粵、浙滬出身于買辦而后轉化為民族資本家的先行者們30～40年。在整個19世紀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將祖先幾代人積累下的財富除用于創辦票號業，為封建朝廷、權貴服務外，富商巨賈們都將大量金錢揮霍浪費掉了，家家過著帝王般的窮奢極侈的豪華生活，而竟沒有一家投資于近代企業。到了20世紀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創立保晉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權的驚人之舉，而此時洋人與我已是雞犬之聲相聞，僅拒之于娘子關外，絕說不上是匯入近代史主流的曠世之功，至多是小國寡民閉關自衛的淺薄見識而已。我們仔細考察一下近代資本主義各國的興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時的歷史現象，就會發現：凡是不經工業發展為基礎的商業繁榮，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為過眼煙云。

　　山西商幫的第二個失誤之處在19世紀末，平、太、祁三幫票號的中心沒有隨著全國經濟、金融中心南移上海。山西人失去了一次極為寶貴的依托海洋發展的機會，封閉的心態又一次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1842年上海開埠以來，逐漸成為“泰西通商互市之區，日與西人酬酢”之地。多少年過去之后，上海竟然發展為萬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國際性大都市。西方各國爭相把自己的發展成果拿到這里來展示、炫耀，長開不息的“萬國博覽會”無疑為上海提供了各種近代化發展的模本。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塊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飛地，盡管它只是一個袖珍型的西方社會模本，但對于古老的中國來說，卻無疑代表著一個全新的世界。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國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不僅是工業生產、經濟貿易、金融信貸，乃至市政管理、社會生活、精神文化的各個領域，上海居民沒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戰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其結果，就如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國“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封建宗法制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躍遷”。

　　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學習外國的長技、西學之時，山西商幫票號的那些字號諸執事，“泄汝沓沓，大夢未醒，問以時事之變遷，商務之消長，皆似隔靴搔癢，于己無關”。一些諸如蔚泰厚票號北京分號經理李宏齡之類的有識之士面對總號財東、經理們與時事相背的決策，給晉商發展帶來的損失，多次建議總號財東、總經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視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國知識，中外市場形勢，進而說：“各國各君且有至各國游歷者，所以日進富強。現在銀行林立，互相爭勝，若不細心講求，何以自主？”在這種形勢下，李宏齡更進一步認為：票號要立于不敗之地，要使晉商在金融市場上的權益不致喪失殆盡，全體票號必須聯合起來，組織一大股份銀行，作為票號的后盾。然而，李宏齡的積極建議，卻被平遙幫票號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瀚極力阻攔并誣“銀行之議，系李某自謀發財耳，如各埠再來函勸，毋庸審議，徑束高閣可也”。這以后，部分山西票號商人雖有改設銀行的議舉，但因種種原因均未成功，喪失了重振和復興的時機。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擔任私塾教師的劉大鵬所看到的事實卻是：“及觀(當地)富家，無論男婦長幼，率皆黎明方寢，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惟是飽食終日，處高樓大廈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備終夜呼吸”。據票號經理人員的回憶，當時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遙五聯號財東介休賈村侯家，首家票號日升昌財東平遙西達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們大多耽于吸食大煙的惡習，不理號事。率先將東家的西裕成顏料鋪改組為日升昌票號，而被幫內同仁贊譽為“拔乎其萃”的票號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孫大都才能平平，非但無法繼承其祖先的事業，而且也一個個染上了大煙癮，家道逐漸敗落，至其玄孫雷東陽時，竟將其家產變賣一空，甚至連祖墳上的石碑也賣與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頭，活活餓死。

　　禁錮即束縛、限制之意。令人深深遺憾的是禁錮晉幫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幫，而恰恰正是晉商自己，是他們的眼光、思路、視野以及人才的素質將自己禁錮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個又一個深宅大院之中。當窮困之時，他們能夠超越他人，又無反顧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尋求別樣的世界，創造嶄新的生活。問題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繼續開拓新的領域，尋求更新的生活，而是蓋起了一個又一個的大院，五年、十年、幾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著，使自己和子孫世世代代扎根、廝守于這片黃土地上。

　　時光流逝，沖淡了晉商創立的輝煌業績，沖淡了他們衰落、屈辱、慘痛的記憶，時光只留下一個個散落在三晉大地上的民居大院。現在的問題是，今天的山西人似乎仍然沒有走出發展的低迷狀態，更多的山西人竟然只能不斷地提起昔日的輝煌，向世人炫耀祖上的風光！這種短促的心態直接影響著今日山西的發展。山西人必須走出晉商文化的思維定勢，建立起一套嶄新的具有數目字意義的發展制度，用獨立、開放、技術徹底代替附庸、封閉和道德。這才是山西經濟得以提升的惟一坦途。

　　華宇的現代符號

　　幸好，時間進入2004年，三晉大地上出現了華宇這樣具有現代化色彩的企業，幸好，山西華宇把目光從煤炭身上挪開，他們的眼睛看到了大海。

　　作為一種現代經濟學符號，山西華宇集團在三亞的投資具有象征性意義。在歷史的高度看，很有可能，它是山西大院在向著現代精神進發的過程中出現的標志性符號，預示著古老的晉商精神開始朝著獨立、開放和數字技術轉型。

　　在與華宇集團董事長趙華山的談話過程中，我們強烈感受到一名山西企業家的經營取向：努力超越傳統的晉商精神，以開放、多元和極富現代精神的管理來打造新一代山西企業形象。在華宇的產業結構中，我們已經看不到對當地自然資源的依賴，比如對煤炭等能源資源的依賴，這一跨越促使華宇在無形中比較順暢的離開了傳統山西商人過分依賴政治、依賴政府的窠臼，找到了現代企業在經濟行為上的相對獨立性。華宇目前涉及的產業主要是商業零售、客運和房地產開發，這幾大產業均具有很大的市場半徑，在產業意義上，這種多元化的新型產業鏈促使華宇的管理結構與企業文化結構保持絕對的開放性，這是傳統的山西商人的經營思路已是天壤之別。

　　事實上，了解華宇發展歷史的人都知道，與傳統的晉商一樣，趙華山起家依然具有本土色彩和小規模金融色彩，趙是從山西太原城市信用社開始起步的，當初的趙華山，其發展思路并沒有脫離區域性和準金融性的“山西”特色，可貴的是，當趙華山擁有一定規模的資本規模之后，他開始超越晉商特征，轉而把發展思路調整到更加開闊的地方，他開始走出山西，走出低水平、小規模的金融體系，尋求大規模、集約式的發展。

　　趙華山在海南三亞的投資就是這種發展思路的表征。

　　無論事實是什么形態，遙遠的三亞在山西人的眼里，都是一個極具誘惑力的夢想之地，那里的植被、海洋、藍天，足以讓無數山西人心馳神往。當我們第一次看到趙華山的三亞投資構想，第一反映并不是趙試圖在三亞這塊熱鬧的地方圈地，我們寧愿相信，這是一個山西現代企業家試圖對自己的地理進行歷史性的超越。

　　與其他的山西企業家不同，趙的目光沒有緊緊盯住腳下的煤炭，他越過這些，看到了海南的旅游價值。而三亞“國際性熱帶海濱風景旅游城市”的定位，更是讓趙華山眼熱。趙曾經這樣對他的員工們說：三亞的定位具有深層次的涵義，它標志著三亞將會由普通的綜合性地區城市向國際性專業化的海濱風景旅游城市發展，作為全國著名的旅游度假勝地，三亞市被聯合國公認為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空氣質量世界第二，同時三亞市也是我國唯一的熱帶濱海旅游城市。這里擁有陽光、海水、沙灘、溫泉、珊瑚礁、熱帶雨林等異常豐富的旅游資源，有天涯海角、亞龍灣、南山、鹿回頭、大東海等著名的旅游景點。山西人應該到如此美麗的地方去發展，應該到三亞、到亞龍灣去構建一處具有山西大院風格的，能夠融合世界文化精華的現代化酒店。

　　產權新概念

　　在地理的意義上對傳統晉商精神超越之后，趙華山把贏利模式朝著現代經濟結構的本質進一步推進。這一次，他看到了“產權式酒店公寓”這個新概念。

　　“產權式酒店公寓”是本世紀70年代興起的產物，是最適合中產階級的一種投資方式，20世紀70年代，歐美發達國家進入所謂的“豐裕社會”中產家庭成為社會主流，旅游業方興未艾，在旅游創新過程中，瑞士企業家亞歷山大耐首先提出“時權酒店”(Timeshare .Hotel)的概念，即出售轉讓或者交換。

　　產權式酒店英文全稱是“TIMESHARE”即“時空共享”，在歐美等旅游及經貿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產權酒店通常被稱為私人酒店，它是投資賺取回報，進行休閑，度假，娛樂為目的新型物業形式，屬于旅游房地產類，它與旅游經濟，貿易及房地產是有機結合互動發展的關系。酒店將每間客房分割成獨立產權出售給投資者，投資者一般并不在酒店居住，而是將客房委托給酒店經營分取投資回報，同時還可獲得酒店贈送的一定期限的免費入住權。

　　明眼人一看便知，趙華山已經超越他的山西祖輩們無限多。今天的億萬富豪趙華山，已經不再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運回山西，運到那些長滿煤炭的地方，去修建一片又一片豪邁的房子，供自己、家人和趙家的后人享受，他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遙遠的三亞，一個與自己的地理毫無關系的地方，不僅如此，他還愿意把產權市場化，在更加本質的層面與整個市場、與所有的客戶實現最大限度的共享。

　　趙華山面對他的客戶，詳細的講述了產權酒店公寓的多重價值。

　　第一意義是經濟資源共享，個人投資、社會效益雙贏。作為特殊投資和消費模式，產權酒店符合經濟資源共享的基本原則，它使業主閑置的空房和酒店的大門向社會開放，對公眾推出一種既是消費又是存儲，既是服務又是家產，既可自用又可贈送的特殊商品，不但滿足投資需求，還可促進酒店建設地餐飲業、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是房地產業和旅游業的有效結合，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

　　第二則是低風險、高收益。產權式酒店建于景色優美的旅游業和經濟比較活躍的地區，可以保證酒店有較高的出租率和物業升值空間。根據國外幾十年產權酒店投資情況來看，購買產權式酒店，除獲得一定時段的免費度假天數、物業產權之外，還可以獲得6-15%左右的投資收益。其投資方式遠優于存款、國債、股票、期貨、保險等投資方式。

　　趙華山還看到了其中的高速增長的勢頭據資料顯示，全球產權酒店1986-1995年年平均增長15.8%；1980年，全球500個旅游目的地板15.5萬個家庭購買了產權式酒店；到1995年，全球81個國家4000個旅游目的地有35萬個家庭購買了產權式酒店。80年代到90年代初，全球引入產權式經營的旅游目的地的數量增長了6倍，90年代初，全球產權式酒店銷售收入以達40億美元，目前世界上已有60多家產權式酒店集團，4500個產權式酒店的度假村，分布在81個國家，來自124個國家的400多萬戶家庭購買了酒店產權。產權式酒店產業已成為年營業額65億美元的全球產業。到2004年，全球產權酒店銷售預計將達300億美元。所有信息表明，產權式酒店已成為旅游及貿易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重要的經營創新模式，同時成為最受大眾家庭青睞的投資工具。

　　與此同時，華宇皇冠假日酒店還賦予客戶輕松的投資管理及后期投入。投資者將物業交由酒店管理公司打理，相等于聘請了高級管家，如果這個管家管理的水平是國際級的，對投資者的收益保障也將是國際級的；酒店的后期維護、重新裝修由酒店管理公司負責，投資者將一直擁有嶄新的客房；投資者每年只需要查看會計師事務所審定的酒店年度經營狀況，了解自己收益情況即可，既省心又省力。

　　尾聲

　　把古老的山西大院與蔚藍色的三亞聯系在一起，其中的差別性啟示令人神往。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理，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命運，一切都在我們的思考中。我們既要進入歷史的細微末節，又要進入對未來的聯想。傳統的細節把我們壓得喘不過氣，而新的藍色文明又讓我們覺得聯想乏力。但生活的價值就是這里。唐朝詩人陳子昂《登幽洲臺歌》云：“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幽幽，獨愴然而涕下”。此時此刻，我們卻沒有詩人形而上的哀嘆。從山西大院向三亞的演進過程中，我們分明看到了一個時代前進的方向，這就是從附庸走向獨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道德走向制度，從陸地走向海洋。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轉變，它的指向不僅僅局限在一個企業，很有可能，它給我們古老的歷史提供了一種前人從來沒有嘗試過的嶄新途徑，我們的文明或許將從這一件很小的商業案例身上，實現一次經濟行為上的揚棄，我想，這也是我們山西之行、三亞之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