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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強
從一場看似平常的“跳樓風波”開始，“西安寶馬彩票”事件終于演變成一次對中國彩票業的嚴厲喝問。事實證明，這是一樁彩票銷售者肆意欺騙公眾的惡性事件。
在這次事件中，彩票發行承包商楊永明操縱了中獎結果，依靠作弊手法意圖把四個頭獎（獎品是昂貴的寶馬車另加12萬元人民幣）據為己有，只是調包過程中的一個小小失誤導致了其中一個頭獎被西安小伙劉亮抽中。心有不甘的楊永明宣稱劉亮的彩票是假的，劉亮爬上廣告牌頂端要自殺，由此引發了這場舉國關注的風波。
劉亮依靠自己的不依不饒與媒體的窮
追猛打避免了吃啞巴虧。但是更重要的是，類似的丑聞還有可能再次上演嗎？非常遺憾，問題的答案令人憂慮。
憂慮出于這樣的邏輯：事實證明，操縱彩票抽獎只需要使用拙劣的手段與承受少量的風險——對于后者，如果楊永明碰上的不是劉亮這種豁出去的人而是自認倒霉的人，那么楊永明的伎倆就成功了，他不可能受到任何質疑與調查。眾所周知，像劉亮那樣倔的人實在不多。也就是說，操縱彩票抽獎的成本很低，收益卻很高。這樣的生意誰不愿意做呢？既然楊永明可以完全操縱中獎結果，那么就不能否認其他彩票抽獎活動存在被操縱的可能。
比較一下，我們會發現彩票發行與股票發行在機制上有相通之處。在性質上，“西安寶馬彩票”事件與證券法禁止的內幕交易行為也是相同的：楊永明利用特殊的身份，勾結他人私下調包，彩民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完全喪失了中獎機會。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將證券市場監管體系移植到彩票業上。證券市場監管體系以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為核心，這與彩票業取向一致，事實證明這一套做法確實行之有效。
從經濟角度考慮，既然不可能降低操縱彩票抽獎的收益，惟一的辦法就是大幅度提高這樣做的成本：一是提高操縱手段的難度，二是提高操縱后果的風險。
實行強制信息披露制度可以完成前一個目標。在證券市場上，如果上市公司、股票承銷商、律師事務所及會計師事務所等相關人員，利用優先獲得的信息進行了股票的買賣，就屬于違反證券法的內幕交易行為，將受到嚴懲。那么，一個完善的證券市場是如何預防內幕交易行為發生的呢？核心措施就是實行強制信息披露制度———任何有可能影響股價的信息都需要及時地向公眾發布。所謂“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就是這個道理。
回過頭來看我國對彩票業的監管幾乎是一片空白，彩票交易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極其不對稱，彩民處于無保護的弱勢地位。這使得楊永明們根本不需要考慮非常周到的操縱手法。假設彩票業實行強制信息披露制度，那么彩票從裝箱到抽取直至兌獎（指即開型彩票）的整個過程都必須進行錄像，并且允許媒體到現場監督。這樣一來，操縱手段就沒那么容易實現了。
如果某個彩民依據錄像或中獎者身份等信息懷疑主辦方有內幕交易行為，就可以向監管機構提出。必須說明的是，舉證責任應該歸主辦方，也就是說主辦方必須拿出確實的證據來證明自己是清白的，而不是由彩民來拿出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懷疑。如果主辦方無法舉證，就說明彩民的懷疑是成立的，主辦方的罪名自然也就成立了。這就是“辯方舉證”，在法律上也叫作“舉證責任倒置”，是專門為保護中小投資者而設立的特殊法規。
這在美國的證券法中是有例可循的。美國的證券法規定，只要上市公司的股價發生了異常波動，中小投資者認為掌握內幕信息的人可能進行了不軌交易，就可以向監管機構報告或者向法院提起集體訴訟。
當然，信息披露并不是防止內幕交易行為的全部規則，而只是一個重要的開始。信息披露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把公眾納入監管者的范圍中，只有強制披露了足夠的信息，公眾才能看到舞弊者弄虛作假的蛛絲馬跡。畢竟公眾監督比任何監管機構都要有效。
第二個目標的實現則需要實行集體訴訟制度。集體訴訟是中小投資者聯合起來向法院提出索賠訴訟，官司打贏了，所有的受損害者都可以獲得賠償，因此賠償金額都是令人咋舌的天文數字。
嚴格說來，每一個在“西安寶馬彩票”事件中購買了彩票的彩民都有獲得寶馬車的概率，但是由于楊永明的操縱，他們在購買彩票前就已經失去了中獎機會。按道理來說，這些彩民損失的并不是買一張彩票的錢，而是獲得一輛寶馬車的機會，這個機會的價值相當于一輛寶馬車的價值。給他們每人補償一輛寶馬車，這并非毫無理由。實際上，在針對證券市場等特權犯罪的立法中，實施重罰被證明是有效的辦法。彩票業沒有理由排斥這樣的立法思路。
提高了操縱后果的風險，自然就會讓楊永明們事前先掂量掂量這個險是不是值得冒，自然也就達到了遏制操縱行為的目的。
當然，拿“西安寶馬彩票”事件來說，巨額賠償是不是都應該由楊永明一個人來承擔，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且不說楊永明肯定賠不起，讓承包商介入彩票銷售本來就是違規之舉。2003年，財政部關于印發《即開型彩票發行與銷售管理暫行規定》的通知第17條明確規定：彩票機構不得采用承包、轉包、買斷等形式對外委托彩票發行和銷售業務。
眼下，對于彩票業的討論很多，我們應該把著眼點放在保護彩民利益上。沒有投資者就不會有證券市場，沒有了彩民也不會有彩票市場。在我國證券市場的完善過程中，很多上市公司和券商背負著沉重的社會使命，因此監管機構對它們的一些違規行為持較為溫和的態度。但是在彩票業中，銷售彩票的主體是受特權保護、幾乎無成本可言的暴利單位，它們的違規行為沒有任何姑息遷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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