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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功夫，中國將變得比美國還老。”
這個“危險”的聲音來自位于華盛頓黃金三角中心地帶的K街，是美國民間思想庫的集結地，具有重要影響的研究機構云集此街，“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是其中之一。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幾位代表將一份《銀發中國》非商業性報告拋給了北京
的人口學專家及社會保障體系的政策官員。
這份報告特別提示：如果中國不能為老齡化的人口做好準備，本世紀晚些時候可能面臨一場大危機。該報告為中國成功跨越這次人口轉變提供了依據，但它也警告，改革之路上有許多誤區和陷阱，尋求并推行一個有效方案的時間越來越少。
這讓我們想起了10年前“布朗旋風”舉世議“糧食”的事件，同樣是來自華盛頓另外一家著名研究機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也曾經警告中國，伴隨著中國人口的增加將吃空世界糧倉。10年之后，中國人口的確增加了，但是并沒有吃空世界的糧倉，事實證明中國人可以依靠自己生產的糧食養活自己。
但是這一次呢？同樣是由于中國龐大的“人口鏈”所導致的問題，不同于可以依靠技術進步增加糧食產量或者向世界市場購買的問題，養老問題所觸及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中國25年市場化改革難以解決的深層問題：就業問題、城鄉差距問題、收入差距問題等。
國際社會為什么如此重視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以及養老問題？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到底對世界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日方語出無奈：“沒有人能夠為中國人養老，就像沒有人能夠養活中國一樣！”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席兼執行總裁John J.Hamre袒露了他對中國養老問題的擔心：“如果控制得好，中國的轉型將取得成功，我們也會直接受益。如果控制得不好，我們也難免受到牽累，因此，我們懷著濃厚的興趣，注視中國如何把握這一問題。”
坦率地講，中國目前確實沒有為老年社會做好準備，有許多宏觀數據支撐著悲觀的論點。面對華盛頓“K街”的警告，中國專家們的一些看法甚至在人口老齡化的負債表上增添了負值。
我們看到了以下三個負值：制度的轉變因素———老齡問題和體制改革密切相關。現在，農村問題尤為突出。只有年輕人可以享受到新制度的好處，轉型中的中、老年人口被邊緣化；其次，家庭養老基礎在動搖。農村老人喪失勞動力的時候，百分之百地依靠家庭養老。年輕人是否有能力贍養四位老人：計劃生育政策所產生的生育下降，人們尚沒有做好少生孩子的對未來養老的準備。
幸好，這三個負值通過制度設計是可以變化的：體制改革也是一個變量———制度變遷的社會保障有一定的積極因素，在制度設計上是合理的；其次，傳統的家庭養老刻意在制度設計上做出安排，給出激勵，以實現有能力和有意愿的家庭養老；無意識的計劃生育由于是政府的意愿而非個人在成本和效益分析下的主動選擇，但是個人在有限的財務約束中已經做出安排，比如儲蓄，我們只要做一定的激勵性制度設計，也是可以改變的。
“我們還有時間和機遇。”有更多的專家不那么悲觀，人們在這一沉重話題中見到一縷曙光——我們尚未走投無路，還有時間準備，我們還有本世紀最大的人口轉移機遇。
讓我們從人口結構、國家財政安排、社保制度設計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等四個層面，層層打開這個最大的未來核心問題，打開我們每個人可以預見的30年、50年。
趙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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