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3月1日開始，中國商業銀行將實行新的《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由于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資本配置、市值預期等都與資本充足率有極大的關系，因此，它必將對中國銀行業的發展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將從理念到實踐給國內商業銀行帶來實質性的沖擊，因此，中國的商業銀行迫切需要深化對資本充足率的認識。

　　招商銀行常務副行長 陳小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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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充足率：國內商業銀行不可回避的嚴峻課題

　　近年來，隨著中國金融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內金融市場、金融監管、金融政策等逐步與國際接軌，資本充足率正從一個看似遙遠的理論話題，日益成為擺在中國商業銀行面前的現實課題。

　　國內商業銀行在實踐中體會到的資本充足率約束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監管的約束。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嚴格資本充足率的監管，商業銀行普遍感到了壓力。而在境外設有機構的銀行，還要接受更加嚴格的資本充足率監管，面臨的壓力更大。比如，香港金融監管局將最低資本充足率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準則，在香港設有分行的商業銀行，一旦其資本充足率接近監管低限，該局就會不斷地提請銀行高層關注，并警示如突破底線將不得不采取“你們不愿看到的限制性措施”。第二，股東的約束。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首先考慮的是投資收益率和機會成本。銀行的股東面對增資要求，同樣會問銀行管理層“這對投資者有什么好處？”他們期望補充的資本能夠獲得與以前的投入同樣的甚至是更多的回報。而銀行補充資本，通常將攤薄老股東的股本，每股收益在短期內也可能降低。因此，銀行的老股東特別是大股東對增資往往持審慎的態度，不可能有求必應。第三，市場的約束。對于上市銀行來說，銀行的任何增資舉動都會引起投資者的極大關注，導致強烈的市場反應。如2003年，某上市銀行發行可轉債的動議，即引發了一場風波。盡管市場各方都認為銀行補充資本自有其道理，但從維護自身利益的角度，仍激烈反對。這場可轉債風波，最終以銀行修改發行方案畫上了句號。

　　來自以上幾方面的約束，使資本充足率成為國內商業銀行在經營實踐中不可回避的、日益嚴峻的課題。而隨著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和中國金融體制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國內商業銀行將來遇到的資本充足率約束必將越來越強。以資本充足率的監管為例，過去國內的監管標準比較寬松，但銀監會新的《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卻一步與國際接軌。與老辦法相比，新辦法在計算資本充足率時，主要有兩方面的變化：一方面，表內資產風險權重大幅提高，有8類資產項目風險權重出現較大變化，如房地產抵押貸款的風險權重過去是50％，現在是100％；國有特大型、大型企業保證貸款風險權重分別由50％和70％提高到100％。由于這些因素的影響，銀行資產綜合風險度約提高了10個百分點，這意味著1000億元的資產將比過去多消耗8億資本。另一方面，對計入資本的項目進行了調整，特別是剔除了專項撥備、其他準備金及當年未分配利潤，導致資本凈額下降。未分配利潤雖然在西方一些國家沒有計入，但香港仍然可以納入核心資本，因此，國內新的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比香港標準更嚴格。

　　按新標準計算，目前國內各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將普遍下降2個百分點以上，均達不到8％的要求。因此，在資本補充受到多方制約，資產規模快速擴張的條件下，如何適應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要求，成為國內商業銀行必須首先考慮和解決的棘手問題。

　　現代銀行的基本原理之一

　　資本必須覆蓋風險

　　陳小憲簡歷

　　陳小憲,經濟學博士，高級經濟師，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曾在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分行任計劃處副處長、處長、行長助理、副行長，1994年任招商銀行北京分行行長，2000年任招商銀行總行副行長，現任招商銀行董事、常務副行長。

　　資本必須覆蓋風險，是指風險資本必須覆蓋風險資產，也就是資本必須和可能產生的風險建立某種聯系。一家銀行，只要從事業務經營，就一定面臨潛在的風險，銀行的資本必須和這種風險建立一定聯系。上個世紀80年代前后，西方銀行發生的三次危機主要原因就在于這種聯系還沒有建立。發展到今天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銀行既是經營風險的企業，也是制造風險的企業，銀行必須對可能承擔的風險建立最后的準備。

　　現代銀行在經營中面臨各種風險，而風險的直接后果就是可能產生各種損失。對風險的認識，實質上就是對損失的認識。現代銀行風險管理理論中，把損失分為三類，即預期損失、非預期損失和異常損失。現代風險理論都和這三種損失的分類相聯系，不了解這三種損失，就不能理解現代銀行的資本、風險等概念。

　　關于這三種損失，可以舉一個形象的例子。假定一家銀行對一類既定信用級別的企業，如A級企業，每年發放100筆貸款。在正常年份，每年有1筆違約，那么就把這筆違約所產生的損失叫做預期損失。而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上述貸款可能出現10筆違約，較正常年份多出9筆，這9筆違約所產生的損失就叫做非預期損失。非預期損失不是一個固定的正常值，而是一個波動值。還有一種特殊的損失，如9.11事件導致在世貿中心辦公的企業大量破產，銀行因此有50筆貸款出現違約，較不景氣時期又多出40筆，多出的這部分違約貸款所造成的損失，就是異常損失。

　　對于異常損失，銀行是不可能拿資本作準備的。銀行的損失可看做一個正態分布，它的尾部是很長的。也就是說，異常損失發生的可能性非常小，但一旦出現，金額又非常的大。在這種情況下，如要把任何可能出現的風險都覆蓋，意味著銀行發放多少貸款，就必須拿多少的資本金作風險準備，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對于異常損失，銀行往往采用壓力測試的辦法，通過情景分析模擬出在最壞年份可能出現的情況，并據以設定應急性政策。總而言之，異常損失是一個非常小的概率事件，沒有辦法以資本金來作準備，而是以其他辦法來管理。銀行大量發生的是預期和非預期損失。

　　預期損失是一個固定的量。以圖形來表現，可能是一條橫線，一個均值。比如，對于信用風險可以客戶的違約概率乘以違約損失率，再乘以風險敞口來將其量化。違約損失率和風險敞口屬于債項評級的范疇，在巴塞爾新協議中，債項評級是高級內部評級法所必須的，目前世界上僅有少數幾家大銀行可以做到。通過這樣一個公式，就可以把預期損失具體地量化出來。比如，穆迪和標普公司通過大量科學的模型驗證，得出BBB級企業的違約概率是9‰到1.2%，籠統地說就是1%左右。現代銀行風險管理理論都是將不同類企業每年按違約概率來統計管理的。一定信用級別的企業，每年的損失概率大體是固定的。總之，關于預期損失，最重要的特點有三個：第一，預期損失是可以量化的；第二，預期損失是一個常量；第三，預期損失要直接列支成本，直接從收益當中減除，如發放一筆貸款正常情況下必須提撥備，撥備的過程就是增加成本。

　　非預期損失就是超過預期損失的那部分潛在損失，它具有波動性，是一個變動的量。由于不知道它會不會發生，因此無法列作當期成本，而必須以資本來做準備，也可以稱之為資本覆蓋。所謂覆蓋，是經濟資本的概念，也是虛擬資本的概念，但是當非預期損失發生后，就需要通過實際沖減相應資本的方式來彌補，就轉化為會計資本的概念，即實際資本量的概念。

　　以上兩種損失的概念出現后，就出現了相關的資本定義。如經濟資本，也有人叫做風險資本。所謂風險資本就是指覆蓋風險資產的資本，它是從前面所說的內容中得出來的，也是巴塞爾協議所要求的。8%的資本充足率的含義，就是要求銀行必須對不可預知、不可把握的風險，用資本來作準備。

　　資本的覆蓋能反映出經營者的風險偏好，判斷一個經營者是審慎，是激進的，或者既講求審慎、又追求盈利。比如，一條大河必須要修堤壩，根據完整的歷史記錄，水位超過50米的，千年一遇；超過40米的，百年一遇；超過30米的，十年一遇。在這種情況下，堤壩的高度決定了其抵御洪水的能力。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堤壩當然越高越好。但問題在于，如果要修筑防千年洪水的堤壩，造價會非常昂貴；修筑防百年洪水的堤壩，則可以大大降低造價；而要修筑防十年洪水的堤壩，則可能非常廉價。這個例子反映了支出和收益之間的曲線關系，要找到一個最優解，既能夠節約，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防御洪水。這是風險管理當中的容忍度問題，銀行經營者所能接受的風險容忍度就反映了其風險偏好。完全的審慎，希望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是不行的，因為這意味著不能發放貸款，也不可能實現盈利；完全的盈利追求，不作堤壩準備也不行，因為這樣隨時會面臨洪水的滅頂之災。水壩的高低和資本的準備的道理是一樣的，銀行在經營當中必須決定到底需要多少經濟資本來作準備。首先，銀行必須要有資本，抵御潛在損失的洪水，同時滿足監管當局的要求。在巴塞爾新協議中，對這條資本水壩已做了最低要求的限制。其次，在最低要求之上具體需要多少資本，取決于經營者的風險偏好。穩健一點的，資本需要就多一些，盈利就少一些；激進一點的，盈利高一些，風險也大一些。國際銀行業對于這些問題有一個基本的標準，基本的風險容忍度。就修水壩的例子而言，可能修筑一個防百年洪水的堤壩是既經濟，又有效益的選擇，同時這種容忍度又能為所有股東所接受。

　　深化對資本約束的兩個認識

　　當前，國內銀行業強化資本充足率監管及制約銀行資本補充的客觀環境正在生成，國內商業銀行必將走向資本約束的現代商業銀行經營時代。適應環境與形勢的變化，中國商業銀行必須深化兩個認識。

　　第一，對規模擴張有限性的認識。由于銀行的資本是有限的，能夠據以覆蓋的風險資產數量也是有限的；而風險資產是伴隨著業務的發生而發生的，由此產生的必然結果就是：銀行規模的擴張也是有限的。但是，長期以來，在沒有資本概念和資本約束的條件下，銀行業內外評價一家銀行和銀行的經營管理者基本上是以規模的增長為標準的，一些銀行的管理者甚至認為中國的銀行沒有資本照樣可以發展。在這樣的輿論氛圍和慣性思維下，國內銀行業步入了片面求大的歧途，高息攬存、通過循環開具承兌匯票虛增存款、不計風險和成本放貸等在西方商業銀行看來不可思議的經營行為，在國內銀行中卻屢見不鮮。因此，中國商業銀行首先要對規模有清醒的認識：規模的增加必須以效益的同步甚至更快增長為前提，這才是現代商業銀行經營的準則。

　　第二，對資本覆蓋風險要求的認識。一方面資本的有限性決定了規模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有限性絲毫不排斥個體的差異性、能動性，在資產配置好、管理水平高的銀行中，有限的資本可以支撐相對多的規模。中國商業銀行要積極引進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努力提高風險管理水平，同時不斷優化資產結構，改變過度依賴存貸款利差收入的單一盈利模式，努力提高債券、票據等低風險權重的資產占比。要通過經濟資本（風險資本）的主動分配和調節，達到引導銀行各業務線的合理擴張與收縮，以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

　　巴塞爾協議：資本充足率的始作俑者

　　在近20年中，國際現代商業銀行發展有公認的三大進步：第一個進步是關于資本的理論，其中包括對資本充足率、經濟資本以及資本覆蓋風險的理論；第二個進步是由商業銀行的內部特性所派生出來的風險計量技術的進步，主要是指風險計量逐漸從定性分析發展到了全面的定量分析；第三個進步是現代商業銀行經營管理體制正向著扁平化、專業化和系統化的方向發展。其中，前兩項進步都與巴塞爾協議有關系。

　　巴塞爾協議產生的背景是上世紀80年代世界銀行業發生的幾次嚴重危機。第一次主要由拉美金融危機引發。70年代末，美國等西方國家銀行對拉美國家和波蘭等東歐國家的企業提供了大量的境外貸款，當時這些銀行曾對貸款前景抱有良好的預期，但是由于貸款控制不當，當拉美金融危機發生后，直接引起了美國銀行業一輪劇烈重組，很多銀行由此破產倒閉。第二次主要是美國儲蓄與信貸協會危機。該協會主要從事按揭貸款業務，80年代初，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由于收益預期很好，許多協會對白領階層、中產階級提供了大量的按揭貸款，而協會的資金來源主要是靠高息存款支撐。但到了里根政府后期的時候，美國經濟出現衰退，收益的預期下降，高成本的存款不能支撐，其直接后果是當時有1000多家銀行倒閉，儲蓄與信貸協會幾乎崩潰。這場金融風波的主要教訓就在于貸款失控，銀行的風險被一些經濟繁榮的假象所掩蓋。第三次主要是北歐國家銀行危機。這次危機從挪威開始，主要是該國的許多銀行過度擴張貸款，風險準備又不足，先是一些小的銀行出現風險，其后迅速擴散到大銀行，并蔓延到瑞典、芬蘭、丹麥等國家的銀行，其結果是北歐四國的大部分銀行都被政府接管。

　　這些接連發生的危機促使銀行界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是不是可以無限制地擴張？在此背景下，巴塞爾協議應運而生。1987年，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聯合向巴塞爾清算委員會提出要在世界上建立共同的資本體系，目的就是要限制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銀行規模的過度擴張。

　　西方十國的中央銀行經過多輪談判，終于在1988年達成了巴塞爾協議。這個協議的初衷就是為了制定一個共同的資本準則，該準則的關鍵就是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核心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當時的協議主要是由西方十國集團的活躍銀行首先執行，并沒有要求所有國家的全體銀行都遵守。但是，由于西方十國的影響，以及這些活躍銀行在國際銀行業的地位，因此在1988年協議執行的10多年中，協議的影響逐漸波及到了全世界100多個國家，許多國家目前都已按照協議執行。1988年資本協議實施以后，確實對銀行貸款不受約束的非理性擴張起到了極大的制約作用。

　　為滿足銀行界對于風險更敏感的監管框架的需要，在西方銀行的倡議下，巴塞爾委員會又在醞釀出臺新協議。新協議的初稿2001年初正式公布，當時認為2004年可以執行，但實際上由于很多技術問題沒有解決，最終推到了2006年底執行。

　　新巴賽爾協議有三大支柱，即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央行監管和市場紀律，其中變化最大的是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新協議的變化集中起來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覆蓋范圍廣了，老協議中的資本主要用于覆蓋信用風險，新協議把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也包括進來了，這樣，資本覆蓋風險的范圍就擴大到了銀行目前面臨的所有風險；二是執行嚴格了，央行監管和市場紀律使得銀行規模擴張受到了嚴格限制；三是管理有彈性了，一定的資本額在風險管理水平不同的銀行中，可以推動不同的資產總規模，特別是對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管理好的銀行，更能見到效果。

　　新協議實行的資本彈性管理，主要是西方十國集團活躍銀行提出的要求。他們認為自身的風險管理水平較高，可以通過某種評級方法，使資本與分母相比可以相對縮小。以市場風險為例，如果一家銀行市場風險的計量和管理水平高，則可以執行內部模型法。國際上的先進銀行，掌握著很多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如違約過濾器、VAR值管理、CAR值管理，以及對操作風險的打分卡技術和大量的情景模擬、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等手段，管理工具非常完整。如果風險管理先進，銀行就可以縮小分母使分數的值增大。例如，同樣是100億元的資本，好的銀行可以推動5000億元的資產或者更多，而差的銀行，由于它不能覆蓋全部風險，只要它執行巴塞爾協議，可能就只能推動3000億、2000億甚至1000億元的資產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