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文尚 北京報道

　　徽州，不再是尋常的詞匯，無論是作為地名，還是一種文化的內核。它曾經隨著徽人的足跡四處漂泊，然后凝聚，達到了無比輝煌的高度。

　　人們用更多的贊美來形容它——“一生癡絕處，無夢多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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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徽不成商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俗稱“徽幫”。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間，其后歷經300余年的輝煌。

　　徽商經營行業以鹽、典當、茶、木為最著，其次為米、谷、棉布、絲綢、紙、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縣人多鹽商，績溪人多菜館業，休寧人多典當商，祁門、黟縣人以經營布匹、雜貨為多。

　　明清時期徽商盛極一時，其富堪可敵國。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資本就有白銀四五千萬兩，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乾隆末年，中外貿易有巨額順差，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位居第一。

　　徽商東進杭州入上海，滲透蘇浙全境；搶灘蕪湖，控制長江流域，淮河兩岸；北占大運河，往來于京、晉、冀、魯、豫，并遠涉西北、東北；西挺江西，沿東南進閩粵，進而揚帆入海。“足跡幾半禹內”，可謂“其地無所不至”。時有“無徽不成商”、“無徽不成鎮”之說，無論從業人數、經營行業與資本規模，均為商界一時之冠。

　　典當業與其他行業相比風險小、獲利穩，徽商繼鹽業后大舉進入典當業，時有“徽州朝奉”、“無典不徽”之說。清末上海69戶典當，徽商所開者達30戶，常有一人開設二、三號典當鋪，多者可達四號。如戴靜波設有源泰、潤泰、義豐等四號典當。典當鋪與衣莊聯號經營，典當期滿不贖的衣物交衣莊標價出售，則系徽商首創。

　　隨著江南棉布的進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跡很快遍及蘇浙盛產棉布的大小城鎮。明末嘉定縣錢門塘丁娘子織的布匹質地精良，便有個徽商在其住地租屋居住，專門收購她的布行銷各地。錢門塘附近的外岡等鎮都紛紛仿效丁娘子的織法，所織之布由是被稱為“錢門塘布”，這成了徽商手中的緊俏物品。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蘇州市鎮附近開設布莊。在那些并不產棉而棉織業又很發達的地方，徽商還設立以棉花換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為了營造自己的品牌，他們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頭上標明本字號的專用圖記。康熙年間，徽商汪文琛在蘇州開設“益美”字號聲譽大起，一年中售布達百萬匹。一時有“吳絲衣天下”之說。

　　徽州山區盛產名茶，尤其是以休寧、歙縣所產的松羅茶為最。茶葉貿易逐漸成為徽商經營的主要行業之一。乾隆年間，徽州人在北京開設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號共166家，小茶店達數千家。在漢口、九江、蘇州、上海等長江流域的城市，幾乎到處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在徽商發展的極盛時期，江南市鎮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經營。據萬歷《嘉定縣志》記載，嘉定縣羅店鎮“徽商湊集，貿易之盛，幾埒南翔”。

　　從馬曰琯到胡雪巖

　　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稱“祝半州”。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

　　馬曰琯為清代前期揚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喜愛寫詩、藏書和結交文人。雍正年間，他在揚州建造小玲瓏山館，廣交天下名流。著名學者全祖望、厲鶚、鄭板橋等都是小玲瓏山館的常客。馬曰琯喜愛考校典籍，家中專設刻印坊，如刻朱彝尊《經義考》一書就花去千金。小玲瓏山館又是馬氏藏書樓的別稱，藏書多達十余萬卷。1772年四庫全書館設立，馬曰琯的兒子獻藏書776種，為全國私人獻書之冠，乾隆皇帝褒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馬曰琯和他的弟弟馬曰璐，被稱作“揚州二馬”，《清史稿·文苑傳》列有馬曰琯傳，足證他的文名確為當時所重。

　　近代徽商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鮑漱芳，他們都是歙縣人。江春早年鄉試失敗，于是棄學經商，寓居揚州。乾隆六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駕，并個人捐銀30萬兩。乾隆為他手書“怡性堂”匾額，賜封為內務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銜。揚州瘦西湖有一座磚砌三層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園的喇嘛塔，相傳此塔就是江春為迎合乾隆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一方面反映了徽州鹽商的財雄勢大，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徽商的經商之道。

　　鮑漱芳從小跟隨父親在揚州經營鹽業。他多次捐款為朝廷濟困，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災，洪澤湖決堤，他先后捐米六萬石，捐麥四萬石，賑濟了數十萬災民。改六塘河需開山歸海，他集眾輸銀300萬兩。鮑漱芳屢次捐輸，深得嘉慶皇帝贊賞。乾隆皇帝也曾親筆為鮑家祠堂寫了“慈孝天下無雙里，錦繡江南第一鄉”的對聯。

　　徽商中最有名的就是胡雪巖。胡雪巖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錢莊當學徒出身的他辦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巖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的識見。他20歲時遇見一個潦倒的書生王有齡，缺少進京的盤纏。胡雪巖雖然和他并不相熟，但私下里借用了錢莊的500兩銀子給他。胡雪巖因此被錢莊辭退。做官后的王有齡感其恩德，視為生死之交。胡雪巖借助王有齡之力，開設了錢莊、當鋪、藥鋪，經營絲、茶，迅速暴富。1862年他協助左宗棠與法國人聯組“常捷軍”，1866年又協助左宗棠創辦了福州船政局，并為左宗棠辦理采運事務，成了名副其實的“紅頂商人”。

　　徽商的商道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古徽州本來山阻壤隔、地狹人稠，自然資源匱乏，出產難以自給，故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之說。出于謀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從小背井離鄉，外出創業。

　　徽商的宗族觀念很重，外出經商總是按血緣、地緣聚居。相對于商海的狂風巨浪，個體的商人只是一葉扁舟，而在徽商這樣的集團里，他們追求著和諧的人際關系，依托著宗族的勢力共進退。“一家得業，不獨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數十家。”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會館，就是將具有血緣、地緣關系的徽商攏聚在一起的紐帶。

　　徽商對讀書入仕看得很重，從明中葉到清咸豐時，徽商子孫中讀書、做官、經商已成為三位一體的局面，他們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濟。深厚的新安傳統文化所蘊育出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他們在致富后除了擴大資本以追逐利潤外，大多把聚斂的財富轉回故里，修祠堂、造宅院、修族譜、置族田、建書院等等，甚至全面規劃一族人聚居的村鎮。以徽商為主的捐資助學，使古徽州府學、縣學、村塾、家塾、義塾、學館、書院等遍布城鄉。據統計，宋元明清徽州共有書院260多所。真正是“十戶之村，不廢誦讀”。

　　走進徽居，從設計、裝飾、擺設、楹聯等方方面面，都呈現出勤學守德、怡情養性、謙敬免禍等儒文化內涵。“東園”的主人為子所建的書室不設窗戶而靠天井采光，以利其“潛心”讀書；“瑞玉庭”中的錯字楹聯，寓意睿智、深刻；徽居中有名的私塾和宗族學校比比皆是，他們延請名師宿儒教導子弟，家弦戶誦，無處不透露出濃厚的禮教氛圍。徽居的鏡像，使人流連的同時不禁嘆息：深厚的文化精魂鑄就了徽商的奇跡，傳統的禮教桎梏是否也注定他們行而不遠？

　　“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這是游人的贊嘆，還是游子的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