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顛簸中衰亡

　　走上與政府緊密聯系的道路，既是晉商輝煌的機遇，也是晉商覆滅的種子。

　　晉商從發跡時就帶著政治的痕跡，明王朝為防止蒙古復辟，在鴨綠江至嘉峪關一線秣馬36萬、厲兵八九十萬，設立九邊重鎮。為解決這些兵馬的生存和需要，占盡地利的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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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小販，捷足先登，蜂擁而至，操起販運各種貨物的生意。當明政府頒布開關互市令后，他們進一步與關外各民族展開貿易，互通有無。晉商中懷有更大野心和企圖者，在貿易旗號的掩護下，充當了中國未來的統治者的耳目和密探，做起了“政治生意”。滿清入主中原后，以介休范永斗為首的山西八大商賈由此一躍為顯赫天下的“皇商”，取得了其它商幫無法享有的特權，為晉商開創了獨步天下的局面。

　　與官府關系越緊密，受其影響也越明顯，無論好壞，一旦勾連，勢成騎虎。交商富，交官窮，這個道理很明顯，一來官員的欲壑難填，二來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大的起伏對從商的人來說難以承受。

　　最輝煌的時候，清朝戶部國庫，王公貴族的家產，都交給晉商經營打點的，甚至在慈禧西逃的時候，路費都是晉商出的。隨著清王朝覆滅，一些借貸出去的銀兩無法收回，而晉商又看重以義取信天下，不得不變賣家產還一些存款。1912年后，山西票號以每年5家左右速度倒閉。

　　還有一個重大打擊就是海外財產的損失。

　　俄國十月革命后，很多晉商財產被沒收，不得已逃往回來，1919年，當時閻錫山曾經接見過這些逃亡回國的晉商。而隨后外蒙古獨立也是一個重要打擊，晉商逐漸失去重要的海外市場。海外茶葉生意在晉商貿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無法進行茶葉貿易，對晉商打擊很大。

　　●票號為新型銀行所取代

　　1842年上海開埠以來，逐漸成為“泰西通商互市之區，日與西人酬酢”之地。而山西商幫票號的那些字號諸執事，“泄汝沓沓，大夢未醒，問以時事之變遷，商務之消長，皆似隔靴搔癢，于己無關”。

　　當時山西的各大票號，全部將普通百姓個人游資排斥在經營業務之外，甚至連吸納存款都對這部分單個金額雖小，總量卻驚人的資產視而不見。這與新型銀行乃至南方錢莊極度重視小額存貸的方式截然相背。

　　一些諸如蔚泰厚票號北京分號掌柜李宏齡之類的有識之士，面對總號財東、掌柜們與時事相背的決策，多次建議總號財東、總掌柜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視察一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國知識，中外市場形勢，“各國各君且有至各國游歷者，所以日進富強�，F在銀行林立，互相爭勝，若不細心講求，何以自主？”在這種形勢下，李宏齡更進一步認為：票號要立于不敗之地，要使晉商在金融市場上的權益不致喪失殆盡，全體票號必須聯合起來，組織一大股份銀行，作為票號的后盾。

　　然而，李宏齡的積極建議，卻被平遙票號蔚泰厚總掌柜毛鴻瀚極力阻攔并誣“銀行之議，系李某自謀發財耳，如各埠再來函勸，毋庸審議，徑束高閣可也”。個人的眼界束縛和私利考量，斷絕了山西票號與時俱進的道路。

　　●產業轉移滯后錯失工業化良機

　　在整個19世紀的中后期，晉商將祖先幾代人積累下的財富除用于創辦票號業，為封建朝廷、權貴服務外，富商巨賈們都將大量金錢揮霍浪費掉了，家家大興土木，買地造房，過著帝王般窮奢極侈的豪華生活，而竟沒有一家投資于近代實業。

　　更悲哀的是晉商后人的不思進取。當時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遙五聯號財東介休賈村侯家，首家票號日升昌財東平遙西達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們大多耽于吸食大煙的惡習，不理號事。

　　一個鮮明對比，在晉商抱守殘缺的時候，寧波商幫順應時代潮流，在發達的錢莊業和銀行業的鼎力相助下，商業、金融業、工業、航運業緊密結合，相互為用，經濟實力空前強盛，商界地位顯著提高，甚至連孫中山先生都對寧波商人極為贊賞，曾說：“寧波人對工商業之經營，經驗豐富，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人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相形之下，貽誤時機，不能開拓新的活動區域和經營項目，尤其是在培養后代人才上失誤，是晉商的一大遺憾。這當中，地域文化的影響很大，也許新的資本積累和近代經濟的發展，確實與海商的發揚關聯緊密，而山西，卻是一個四面環山的內陸省份。

　　(許圣如、牛曉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