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公民工作委員會

　　在排行榜變得日益娛樂化的時代，任何嚴肅對待的努力都似乎令人質疑變成了喜劇。我們可以聲明僅僅是借用排行榜這種形式的眼球吸引力，而實際做的是一件個嚴肅而艱苦的事榜，但我們能在避免從眾的路上走多遠呢：不放進明顯有爭議的人物，不刻意擴大范圍放進一些風頭正勁的明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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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如此，我們仍很清楚，在這次的中國大陸慈善企業家排行榜內存在或保留了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只是試探性的邁出了一步，而這些問題同樣是中國公益進程中懸而未決的命題。我們認為，并非問題得到完全解決后，進程才能加快，而應是先謀求發展，才能使各類問題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在此意義上，做這個國內首次大范圍的慈善排行也是向前了一大步。

　　此次的評榜人中，歐洲貨幣的胡潤團隊早已在國內建立起各種各樣的名聲，而企業公民工作委員會則是第一次進入公眾的視野。該委員會是中國社會工作協會下屬的非營利性組織機構。兩個組織在背景、風格上存在諸多差異，但兩個組織對于此次合作的目標和遠景是相同的。

　　企業公民工作委員會的產生源于這樣的認識：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對于企業社會責任，或對企業公民的要求會日益強烈，同時一個公民社會的興起，一種社會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形成，也離不開更為積極的企業投身于社會的機制。

　　企業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概念是一個舶來品，來自歐美，即企業立身于社會所要承擔的義務和享受的權利，與一個人在社會中作為公民同理。近年來，“企業公民”與可持續發展(sustainability)以及社會責任投資(SRI)等概念一道在歐美逐漸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從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出的“全球盟約”到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從社會責任認證(SA8000)到企業公民公司、道德投資研究服務公司EIRIS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了市場的甚至政府的約束，使企業公民理念的傳播得到了保證。

　　在國內，十六屆三中全會“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戰略方針要求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也應當把企業生產經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統一起來。

　　在著名的英國企業公民公司(Corporate Citizenship Company)所列出的企業公民的實施方法中，對社會發展等事務的志愿性投入分為三個模式，慈善捐贈僅是第一步。

　　在中國，企業公民的理念還在初級傳播的階段，但慈善捐贈有著相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兩千多年前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中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中即有體現。歷史上還有著名的范仲淹的“義田”和劉宰的“粥局”等。到了當代，很多現代商人內心中仍有“兼愛”“大同”的情懷，積極進行災害救助、教育衛生捐助，為家鄉建設出資等。因此以慈善捐贈的評選作為推廣企業公民理念的發端，是再合適不過了。

　　合作伙伴的另一方歐洲貨幣機構投資(Euromoney)是總部位于倫敦的傳媒集團，擁有數量眾多的出版物，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十數個排行榜的評選。胡潤團隊今年初正式加盟Euromoney，他們已連續五年編制《中國大陸百富榜》，對中國民營企業家的關注也從財富數字發展到財富品質，因此在二者在年初亞布力的“中國企業家論壇”上相遇時，做一個慈善排行榜的念頭立刻被碰撞出來。

　　尋找候選者/尋找潛在的卡耐基

　　確定評選后，首要的問題就是什么樣的人具備候選資格。在中國，慈善捐贈的主體是政府勸募，其中國家機關、國營企業的捐贈和個人的數額不大的捐贈占有較大比重。近幾年民營企業經濟地位的崛起和資本實力的快速擴張使他們成為最具捐贈潛力的群體，對民營企業慈善捐贈的排行將會目前的對財富觀念和財富的態度使用有一個良好的導向，在此考慮下，雙方選定將民營企業家作為評選的對象，并且以“尋找中國的卡耐基”作為評選活動的名稱。

　　卡耐基式的慈善家不僅創造了驚人的物質財富，以智慧和魄力推動了一個行業、一個時代向前發展；同時他們對于社會公益頗有心得，甚至是財富理論的締造者和最佳闡釋者，卡耐基的“財富論的福音”就已成為富人捐贈、清教徒財富心理、乃至美國捐贈文化的經典詮釋之作。卡耐基們所進行的社會捐贈是有目標有遠見的，是和他們的個人信仰及社會理想結合在一起的，并且以此改善了社會的物質和精神環境。以這兩點為標準，胡潤掌握的百富榜以及相關的民營企業500強等排行為我們提供了首批名單。

　　在以這幾份名單里為基礎的數據收集過程中，我們發現，將近6成的企業家都有可公開的捐贈數據(一些企業并不將其捐贈對外曝光，并要求受贈人也不得對外披露)。同時我們在一些來自基金會和慈善組織的捐贈名單里也發現了一些捐贈數額相當大，但規模和名氣相對小一些的企業，這一發現使我們如獲至寶，也使我們候選人的構成更加合理。

　　公司捐贈機制

　　在卡耐基式慈善家數以億計的捐贈背后，是與捐贈理念配合的捐贈機制。21世紀初，這套機制已發展到在資金預算外，企業還將組織專門的人力資源對活動進行策劃和評估。摩托羅拉、可口可樂等跨國公司都有這樣的制度和組織體系。此外，企業還要將捐贈同企業文化結合起來，發展出獨特的捐贈文化和捐贈品牌。

　　在評選的第二階段，我們向所有候選人發放了問卷傳真，要求企業家提供2003年和歷年的捐贈數額及應用到的項目名稱簡介。收到企業發回的資料后，我們將對數據進行核查。發放問卷及核查環節的設置除為掌握更詳盡真實的資料之外，重要的是希望了解這些企業家的捐贈有沒有較為成型的體系。

　　在我們的理想模式下，企業將回傳詳盡的資料和數據，包括捐贈取得的必要單據。2003年5月開始執行的財政部《關于加強企業對外捐贈財務管理的通知》里，企業的對外捐贈，是根據受贈增方出具的財務部門統一印制的捐贈收據、捐贈資產交接清單等進行確認的。事實上，在這個通知生效之前，有一些基金會和一些企業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但我們在活動的進程中沒有收到企業主動回傳的單據，問卷的回收率也在7%左右；核查開始后，向企業索要相應填報項目的證明時，也只有10家企業提供了較完整的單據。

　　在活動過程中我們還發現，同樣一件事，在不同的企業負責的部門除了宣傳部、企劃部、人力資源部外還有辦公室等，不一而足。核查中，有些企業提出單據由不同部門收藏保管，收集起來有一定困難，或有些捐贈并未索要任何收據。可見多數民營企業并沒有一套捐贈的管理系統，甚至捐贈額過億的企業家也沒有將捐贈體系化。

　　data collection/企業捐贈的透明度

　　在國際流行的慈善排行中，《商業周刊》的“最慷慨的慈善家”是一個相對成熟和被廣泛認可的排名，此外還有一些同類排名，我們在資料的收集和選擇方面參照了這些已有的方法。這些排名都指出對慈善家的慷慨程度進行衡量并非易事，尤其是許多最樂善好施的捐助者因為不同原因都極力隱瞞捐助情況。在此次評選中，我們對數據的收集不僅來自企業提供的資料，也來自可靠的媒體對捐助的新聞報道，以及主要的全國性基金會和慈善組織的資料等。

　　在收集2003年捐贈數據時，我們心存一絲僥幸，這一年因為非典而出現了捐贈的高潮，并且因為非典使捐贈信息變得更加公開透明，使我們工作的難度降低了許多。而在對基金會的資料收集中，有些基金會給予了大力支持，有些基金會雖然提供了數據但是出于不確定捐贈企業的態度而要求不能披露基金會名字，還有些基金會尊重捐贈者意愿沒有配合我們的工作。

　　在對收集到的捐贈數據的選擇，我們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選擇過程。起初，我們根據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現狀及一些專家的意見，將可計入的捐贈領域劃定為以福利、教育、醫療、環境四個領域，因為文化、體育、娛樂等其他領域的捐贈很難與商業贊助活動嚴格區分開，并且這些捐贈在中國現階段亦并非主流捐贈。但是隨著評選活動的深入，無論是企業的回復還是一些其他來源的資料都表明，來自文化、體育事業的捐贈數量也有很多，而且我們意識到，在捐贈環境尚未完善、捐贈理念尚未成熟的中國，強調狹義的公益性捐贈，排除互益性的捐贈，不僅界限的確定將是一件復雜的工作，而且不能起到鼓勵企業進行慈善捐贈的目的，只有互益共贏的捐贈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有生命力的。

　　文章結尾，借用摩托羅拉創始人對中國市場的比喻，公司好比是一條魚，而市場是一汪水，有的人只想著把這條魚喂的越肥越大越好，但把這汪水做大，讓這水充滿營養和氧氣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這正是我們本次活動的目的：希望所有中國的民營企業能夠意識到這一點并做好。

　　在本次活動的尾聲，我們對這兩個月來的工作進行了總結，將我們進行這次活動的一點心得呈上。在所有數據的分析完成后，我們還將把一份完整的報告提交出來，作為一份試題的另一份答卷，屆時，我們也希望聽到各方交流的聲音，作為我們下一步工作的指導和方向。

　　Acknowledgement致謝：

　　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包括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在內的各地慈善會給我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國紅十字總會及各地紅十字會、各地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及及希望工程、中國少年兒童發展基金會、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宋慶齡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各地光彩事業促進會、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中國綠化基金會等公益慈善組織都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