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艾提

　　康曉光：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生態學碩士。

　　記者：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這幾年成為關注的焦點，你認為他們目前的經濟地位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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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的社會責任是否相稱，如何評價民營企業家的社會表現，他們在社會公益行為方面應當扮演怎樣的角色？

　　康曉光：企業的責任首先是把企業辦好，在此基礎上解決就業、提供良好的商品和服務、依法納稅，這些構成了一個好的企業公民。當然，企業如果同時能為別的相關利益人做出更多貢獻就更好了�，F在中國民營企業在提供商品服務、解決就業方面做的比較好，納稅方面做的不是太好，但正在好轉，在公益領域感覺做得比較差。很多企業的捐贈是捐給政府，是在政府部門的號召下作出的捐贈決策，如98年抗洪和03年非典等，這些和正常意義的自愿的捐贈活動并不一樣，因此很難將其界定為一般意義的捐贈。事實上，除了這類捐贈，中國的民營企業平時真正做到的環保、扶貧、教育等方面的捐贈并不多，捐給民間組織的就更少了。

　　記者：你認為民營企業進行慈善捐贈的前景如何，未來他們的捐贈在整個社會的捐贈中的份額會有怎樣的變化？

　　康曉光：我雖然對現狀并不滿意，但對未來是樂觀的。中國的文化中有葉落歸根，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等觀念，要為國家社會做貢獻，做出回報。這些在海外華僑的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很多人在移民兩代人之后還要回到家鄉，為家鄉建設捐款捐物，并且很多華僑得捐贈數額很大。我認為大陸的企業家不會比海外的差，隨著社會得進步，輿論導向的變化，企業家的捐贈必然會增多。

　　目前，社會經濟機制還存在一些混亂，大多數企業家的資產的來路有一定的問題，使他們不敢露富，很多企業家因此很低調。伴隨經濟機制的完善，企業家財富陽光化，今后民營企業捐贈的發展前景是樂觀的，民營企業家本身越來越干凈，推動捐贈的增長越多。

　　記者：企業公民的概念進入中國后，應該作出什么樣的調整，如商業道德周刊經常使用的七個相關受益人群體哪些比較重要，哪些不太適合當前的國情？

　　康曉光：這些概念中很多東西是共通的，如勞工權利、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等，像SA8000的很多內容應該當作基本的社會理想和社會道義。至于企業公民這個概念，各國的文化背景有差異，發展階段也不同，因而在執行方面會松緊嚴疏不同，但作為一種行為準則是可以通用的。

　　其實講到企業公民、企業社會責任，更多的是指企業的老板、大股東，或通俗一些就是指有錢人的責任，因為企業的員工或小股東的決策權很小。這些人是社會中受益最大的人群，從社會拿到的份額很大，因此也應該對社會做出更多的回饋，應該比其他人群多做一些事情來改善社會環境。當然目前階段要求他們做好的企業公民有些要求太高，事實上企業的經營不對社會有害就不錯，在這些企業中，聰明一些的是進行可持續的掠奪，比較愚蠢的是一次掠奪光不計后果。很多企業都是后者。

　　現在企業公民雖然離我們還有一段距離，但是做一個慈善排行是有積極意義的，可以樹立一個榜樣，引導企業家向善，鼓勵他們更多的從事到慈善公益領域中。這個榜也可以讓他們沒有借口，以慈善組織有黑幕就不進行捐贈，因為別人的捐贈額還是很大的。我們從事第三部門的沒有懲惡的能力，揚善還是可以的，我們的社會責任也盡到了。

　　記者：慈善捐贈應該提升到企業戰略的高度來考慮，如何看待企業的創新和策略性捐贈，以及跨國公司在慈善捐贈方面的策略和經驗。

　　康曉光：跨國公司在公益方面做的很好，可口可樂、摩托羅拉，甚至卡耐基，還有一些香港企業做的都很成功。他們進行捐贈是有目的的，同時改善了公共關系，做了軟廣告，對內是作為企業文化建設，增強企業凝聚力、進行員工激勵的手段。他們在這方面是成熟的，也是功利的。但這些行為客觀上對社會有非常大的貢獻。國內企業在這方面還比較落后，應該多學習跨國公司的經驗，這些東西學起來也不難，是廣義的企業管理的一部分。

　　目前來看，除了你們，還有兩家基金會也在做類似的評選，這表明慈善捐贈已經得到了社會的高度重視，這樣就會產生壓力使企業做得更好。

　　記者：現在有的民營企業家擔心捐贈給民間組織、基金會后的捐贈去向，這些擔心是否能通過一個第三方監督機構得到解決。

　　康曉光：慈善捐贈有不同的方式，有直接捐贈，有捐贈給項目，也有參與項目的過程，包括設計和執行。第三方機構可以為企業和基金會尋找戰略伙伴，是比較有前景的。但這類機構最重要的是能力和權威性。能力是指掌握資訊，建立信息網絡，進行有效評估，以及策劃能力和設計組合的能力；權威性是指機構的公信力，這方面并不只是指國字頭的牌子。我認為目前國內還沒有一個機構具備所有這些能力。

　　記者：我們知道，捐贈有完全利他的，稱為公益，也有捐贈雙方都受益的，稱為互益，您認為捐贈的主流應該以公益為主還是以互益為主？

　　康曉光：我認為所有的捐贈都是互益的，捐贈后起碼心情是愉快的，還贏得了大家的尊重。人們進行捐贈是理性的選擇，同樣數量的錢，有的人喜歡用來購物，有的人喜歡用來聽一場音樂會，也有的人用來捐助失學兒童，這只是偏好的問題。當然這里是指廣義的捐贈收益，把精神收益也算作一種收益。但我們經常使用的捐贈收益一般是狹義的，同時也很難界定和劃分，實際操作中也不能劃分得太清楚，讓捐贈者完全沒有回報。成功的公益組織在籌資的過程中都會設計一定的回報。在籌資策略中考慮對方的需求也是很重要的。

　　捐贈達到多贏局面是合理的，但是也不能使那些洗黑錢的，只承諾不履行的人受益。現在公益騙子很多，往往公益機構可以按照合同法的規定進行追索，很多大機構也完全有能力讓對方付出法律代價，但是多數機構并沒有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這樣的事很多，應該嚴厲打擊。公益機構有時心里也很清楚，但跟著虛張聲勢，這樣姑息很不好。

　　記者：您怎樣看待匿名捐贈？

　　康曉光：匿名捐贈當然是好事，這是企業家的權利。我認為在評選過程中，首先是看他捐沒捐，私利有多少，錢干不干凈，之后是承諾履行了沒有。這需要監督的能力。我覺得評50名比評10名難度要高。

　　記者：近年各種富豪榜推出后，社會各界對推出一個“慈善榜”的呼聲越來越高，企業公民工作委員會與歐洲貨幣這次合作推出了“尋找中國的卡耐基——中國大陸慈善企業家排行榜”，您認為這個榜的推出對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將會有怎樣的影響？

　　康曉光：肯定會有積極的影響，首先它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民營企業的慈善捐贈，而且我們的社會在表彰鼓勵這樣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