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當胡潤推出“中國百富榜”時，他有一個驚人的發現：榜中富人的平均年齡是44.5歲，而比爾·蓋茨正是從44.5歲開始他的慈善事業。這一有趣的發現讓他產生了一個全新的想法：現在是中國企業家做慈善的年齡了。中國首個慈善企業家排行榜將于近期出爐。

　　本報記者 劉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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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胡先生此前一直是做財富排行榜，現在為什么會想到做一個“中國慈善家榜”？

　　胡潤：在回復你的問題之前，我先要說明一點，“中國企業慈善家排行榜”，不是我個人的行為，而是《歐洲貨幣·中國》和中國社會工作協會企業公民工作委員會的組織行為。《歐洲貨幣》是國際著名的金融領域傳媒企業，是英國的上市公司，我現在是《歐洲貨幣·中國》的總裁，我是代表《歐洲貨幣·中國》在做這個排行榜。現在再回答你的問題。

　　第一，就像我們一直所說和所做的一樣，我們所有工作的目的都是“鼓勵創業精神，幫助中國民營企業走向世界”。我認為把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推介給世界，也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特別是現在，中國已經加入WTO，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新的發展觀，應該讓人們全面了解中國人的慈善狀況。

　　第二，國外的企業為什么能發展一百年？國外的企業家為什么能富過三代？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回報社會的價值觀，而慈善觀念就是社會回報的概念，慈善就是一個價值觀。中國的企業正在迅速發展，中國企業的慈善價值觀念值得關注。

　　記者：任何排行榜本身的科學性和公信力，最為大眾關注。你們的中國慈善排行榜是根據什么樣的評估體系排定的？您能否向公眾詳細說明這一體系？

　　胡潤：首先，做排行榜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有許多匿名捐助。這次的中國慈善家排行榜是在我們原有財富榜三、四百個名單的基礎上，根據個人提供的捐贈資料，綜合各慈善基金會和民政系統的捐贈紀錄，統計出他們的捐贈數額，并經過核查確認。這樣的方法應該是比較好的也是比較客觀的。這些方法在國外也是一樣用的，《商業周刊》做他們的榜用的也是這個方法。

　　記者：排行榜出來之前，你怎樣評價中國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胡潤：我們先回顧一下歷史，慈善的觀念或者說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從早年的卡耐基，到洛克菲勒，到今天的比爾·蓋茨，這些偉大的企業家都在倡導。我也希望中國的企業家能夠接受這些觀念，因為中國現在也需要慈善的榜樣。

　　去年我們做的中國百富榜中的富人平均年齡44.5歲，而比爾·蓋茨正是44.5歲開始做慈善。這是一個驚人的相似，我發現這一點很有趣。

　　其實，全球有一個新的趨勢，人們已經改變退休以后開始做公益的老傳統，現在流行及時行善。成功要早，做慈善也要趁年輕。

　　記者：以前，坊間有這樣一種說法，就是胡潤的排行榜是中國富人的“黑名單”甚至“危險”名單。今年的評選活動，您預計將會產生何種反響？

　　胡潤：首先，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中國是一個發展速度很快的國家，有幾個人出了問題，不意外。這種現象在國外也存在。比如美國也有安然公司。

　　我覺得慈善家榜在國外和國內都會引起比較多的關注，因為這畢竟是一個新的東西，是一道新的風景。

　　記者：這一活動對當前中國企業家的公益思想和理念會帶來變化嗎？如果會，您覺得可能會是些什么？

　　胡潤：我覺得會帶來一些影響，會帶動中國企業家回報社會觀念的加強和公益行動更積極。

　　記者：這次活動會不會帶來人們對企業和企業家的新的評判標準？“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公民”會不會因此而走進中國企業家的視野？

　　胡潤：是的。這還要回到我反復強調的價值觀。人們在評判企業時，除了對產品質量有要求外，還有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而這又反過來會促使企業家們把社會責任和價值觀提升到企業發展戰略的高度。

　　記者：您認為，在現階段，中國人應該擁有何種財富精神？或者說，對作為一個群體并不成熟的中國富人階層提出“社會責任”和慈善的要求，時機是否成熟，是否過早，是否“苛刻”？

　　胡潤：這里有一個邏輯，企業要先做大了，然后才做慈善。但這個先后的概念，是傳統的。現在，我們認為，要做好企業，特別當企業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必須考慮價值觀，樹立企業的價值觀。在我們的網上，強勢榜的概念，就是一個回報的概念。

　　中國是全球最令人興奮的地方。因為這25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出現了巨大發展，產生了大批富人。中國的民企越來越強大，納稅也越來越多了。如果價值觀念上不去，可能你的員工、客戶、消費者都會受到影響，對你有看法。因此，中國的企業家們必須考慮這個問題。

　　慈善家排行榜出來后，我們會作進一步的分析。比如他們捐給哪些方面，為什么？一個價值觀念、社會責任，對一個企業是何等重要。

　　慈善實際上是另一種投資，是投資一種價值觀。馬思洛的理論，強調人有幾種需要，而慈善屬于其中的一種，即自我實現。

　　記者：您覺得在當前的中國，企業家作為個人和一個群體，在社會公益行為方面扮演著一個什么樣的角色？

　　胡潤：在中國的文化里，從孔夫子開始，就強調要幫助人，中國人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無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訓。

　　但是，中國的公益環境剛剛開始，還很不成熟，企業家在這其中還沒有起到足夠的作用。我認為這種狀況四五年后肯定會大有起色。

　　記者：您覺得就慈善事業而言，中國和其他一些較發達的國家相比，有什么樣的差距？

　　胡潤：最大的差別是中國的慈善基金會的發展不成熟。在這方面，中國比新加坡差一代，比日本、韓國差兩代，與美國比差一百年。

　　今天中國的經濟正在加速趕上去，我希望在慈善與公益事業也能夠趕上。

　　記者：您和您領導的團隊在推動中國企業家的公益、慈善和社會責任方面，下一步有何計劃？

　　胡潤：我們有“生活奧斯卡”的慈善捐贈活動，每年舉行四次左右，不久前在上海舉辦了首屆，接著還計劃到廣州、溫州、北京舉辦。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是把公益和慈善當做一種生活方式來討論和提倡。我個人也認為慈善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自我實現。

　　另外，我們會繼續關注中國企業家的創業精神，繼續讓國外了解中國企業家的狀況。讓中國更加全面地融入到世界大家庭中。

　　記者：去年你們推出的中國百富榜與你原來服務的《福布斯》所作中國百富榜形成強烈的競爭。據悉，今年《福布斯》也正在做一個類似的中國慈善排行榜，請問就您所知，這兩者有何不同或者有何關系？會不會形成新的競爭？

　　胡潤：我們的榜，是關注個人的。因為在個人的背后，是一個階層、一個行業和一種經濟潮流。而且，在慈善行業，影響最大的都是個人。在美國，最初推動這個事業的就是卡耐基。所以，我們這次的中國慈善家排行榜活動也叫做“尋找中國的卡耐基”。

　　我們認為，做一個慈善家遠比做一個企業家要難。所以，我們重視個人的影響。

　　記者：為什么你們會和企業公民工作委員會來合作呢？

　　胡潤：因為企業公民工作委員會，是民政部中國社會工作協會下屬的專業機構，有比較專業的數據積累和行業組織支持。我們做的是慈善家排行榜，當然要找這方面的專業性強勢機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