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稅收高層論壇(2004)——市場經濟與中國稅收 2004年年會于4月24日在北京友誼賓館專家俱樂部舉行，以下為中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先生演講：

　　第一，我們十二個題目里面，故意偏重了稅制的改革。論壇的名字叫“市場經濟與中國稅收”，稅收可不僅是稅制的問題，稅收最最重要的是征管。稅務局的第一任務就是征管，稅務總局有一點稅改等任務，基層的稅務局根本沒有。真正稅政的職能是在財政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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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比較好，既不是稅務總局的黨委書記也不是財政部的部長。但是，發起單位都是財政部，最主要的單位。而且講中國最愛不講征管，最后一點內容是征管，有點小了。當前中國稅收主要的問題，我的判斷不是監管，是征管。長期的任務不是稅制是征管。中國的工商稅制在1994年改革非常的成功，當時劉仲藜先生是工商稅制改革的組長，我是副組長，當時我們研究的資料，是研究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四句話：簡化稅制、公平稅負、合理分權、統一稅法。當時的改革要求是重點突出、逐步推行、務求初戰必勝。所以，不可能稅務改革方方面面都改，講的所得稅共享實際上是一個分稅制的原則問題。講了所得稅的改革問題，當時把國內企業的所得稅改革的稅負拉平，合并成國內企業的條例，而不是一些大中型企業所得稅的條例，中小企業的條例等等，稅負不平衡，不是公平稅負。外資和內資沒有，這是分布實施。增值稅的問題，也清清楚楚的，增值稅可以分三步走，當時把生產環境、銷售環境、商業環境報出來了。現在提的是消費型，以前是生產型現在向消費型轉移，消費型是第三步。第一個意見，如果研究稅收問題，更多的要研究征管問題。我曾經在稅務總局工作三年零九個月，我去的時候是1994年6月11號，5月30號胡錦濤同志找我談的話，6月11號劉仲藜同志送我到稅務總局，在稅務總局工作，我6月份去的，7月份進行改革。有一些同志可能記得，我記得7月份到遼寧進行征管改革，我當時有一個講話，稅制改革，這一次稅制改革，就是94年進行的稅制改革首先出來的目標已經大體到位，現在是落實和完善的問題。當務之急就是把征管改革改出來，我提出兩個轉移，一個是向基層轉移，一個是向征管轉移。任何一個干部，不要忘記自己的天職就是征管，把該收的錢收回來，這是第一個意見。

　　第二，我看題目里面有很多講到增值稅的轉型問題。我翻了一下藍本，有的同志論文里面都講到了這個問題，這個事情已經炒的過熱。稅制的改革，都有非常鮮明的政策出臺，有非常現實的經濟問題，為現實經濟服務。也有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稅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里的一根支柱，必須要扶正。簡單回顧一下，1994年的時候我們進行增值稅改革，94年改革，最最重要的就是增值稅改革。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1993年我們增值稅的整個收入是965億，到去年我們整個的增值稅的收入突破1萬億，大概是1萬零700多億，十年從不到一個億到突破一萬億，增加了45%，增加了一半。這個改革什么重要不重要，你說的改革重要，只占到收入的0.1%，說重要讓人家笑話。增值稅改革，占多少，是一半，每年增加一些，十年翻一番，增加十倍，這是成功，這叫重要。增值稅的改革，我們的出發點是什么？第一，改變重復政策。當時我們叫產品稅，實際上名稱是工商稅，工商稅的實際是產品稅。產品稅是按照一道一道產品增加，根本沒有市場經濟的影子，也弄不清什么叫新產品，各種各樣的生產稅，天天都有新產品，社會在發展，所以，非常的麻煩。我聽他們給我講一個笑話，說有一個陶瓷廠生產“天女散花”的新產品，因為“天女散花”飄了一個綢帶，以前綢帶在左邊，現在在右邊。原來的老產品是紅的，第二次是藍的。這個是沒有辦法解釋的，這是歷史造成的。所以，增值稅要避免重復性。外國人對中國反映很大，而且重復征稅對社會的影響很大，重復征稅就是這個產品出廠就要納稅，不出廠，在工廠內部是中間產品不征稅。因此，工廠是大而全，每個工廠都搞一個鑄造車間，鑄造車間一年用不著鑄造什么東西。我們發展不是大而全，這是當時改革的一個失誤。第二就是減免稅嚴重。當時誰都可以減免稅，稅務部門、財政部門不同意減免稅，紅眼病就是頂門杠，同意就是好，不同意就是頂門杠，當時的局長是趙佳華，他說主要的任務就是這個。怎么下紅頭文件也不靈，怎么三令五申也不靈，就是這種機制、稅制的原因，這就把增值稅推出來了。增值稅有一個特點，就是價外稅，發票上注明稅款，只有交了稅款下一道才可以抵免。減免稅減免了，減免了以后下一道生產的廠家就不再買你的產品，為什么？下一道不能抵免已交的稅款，你沒有交，別人給你交，就是這種機制。這是當時設置增值稅的第二個機制。

　　第三，統一稅政。當時是歷史性的，當時對外國企業，我們叫三資企業，三資企業實行的流轉稅的稅款是工商統一稅。對外國人來說是比，我們的是條例，所以不行。所以，外國企業增收的是工商統一稅，所以，這樣對內外不統一�，F在增值稅出來以后，全國包括外國都一樣，稅率也一樣，17%。還有就是優惠稅率13%。再就是工程稅制。像我這樣的具體工作人員，我認為，只有增值稅才可以實現計算機的網絡的征稅，才可以提高稅務系統的有機構成和技術裝備，才可以進一步提高稅務干部的素質。我作為具體的工作人員有這么一點感觸。很清楚，當時改革意見，你說政策意圖，為經濟體制服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非常的清楚�，F在這個時候增值稅的轉型，我知道，后來仲藜同志講了，十六屆三中全會寫到文件里了，你執行不執行，改革不改革，是態度的問題，我覺得可以研究。我講一個故事，1998年劉仲藜同志卸任財政部長，我接他的位置，那年的3月18號，我到劉仲藜辦公室，他跟我交代工作，交代工作的時候，他里面有一條就是講我們1997年的時候財政赤字是580多，1998年財政的預算是480億，為什么？就是十五大的文件里寫，要實行適度的從緊的財政政策，大體的要求，就是在今后的五年內，每年減少100億左右的赤字，到2000年大體上，基本上消滅財政赤字，這是劉仲藜同志對我的教導。完全符合十五大的精神，但是實際的情況和我們有很大的不同。那年是解決通貨緊縮的問題，發行了1000億國債，我們還找了一點借口，1000億國債，國務院常委痛苦，十五大的障礙沒有了。但是人大不行，原來是480億赤字，而現在到1480億的赤字，財政部長怎么當的，可能有很大的阻力。我們變通了一下500億借給地方，500億是中央的，所以，那年的赤字是980億，翻了一翻�，F在是搞到3900多億，這是很現實的情況。所以，十六屆三中全會寫到這樣的情況，是對現在經濟問題的判斷，1998年作出的判斷�，F在要不要做判斷是中央的事情，我們只是做。我說現在最不能搞的就是增值稅轉型的問題，增值稅轉型是什么意圖，就是促進投資、鼓勵投資，讓你投資拿稅制抵免，就是這樣的政策�，F在投資到什么程度？今年一二月份的投資比上年增長53%，今年一至三月份比上一年增長43%。去年我們整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加了13615億。

　　同志們，這是解放以后，改革開放以來增加最多的一年，增加量達到了55000億，在建規模是61000億，已經是這種程度了。講的13615億我沒有概念，我再講三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0年我們比上年增加的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是3000多億，而2001年是4290個億，2003年比上年增加了6282個億，可以了。3000億、4000億、6000億、11000億，可以了，投資過度膨脹的情況下，還要出臺轉型的增值稅？我意見是不出臺。這是火上添油。93年的時候，我們宏觀調控的時候哪敢火上加油，根本不可能。當然，我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數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