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稅收高層論壇(2004)——市場經濟與中國稅收2004年年會于4月24日在北京友誼賓館專家俱樂部舉行，以下為國家稅務總局所得稅司司長孫瑞標先生發言：

　　高培勇：謝謝劉局長的精采演講，發現并不是不懂稅，而是研究稅，他告訴我們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要盡快建立，而且為我們找來錢的來源。這種錢的來源不需要個人掏腰包，可以以固定資產掂底，花錢就是幫助國家減少失業，就是幫助國家增加GDP，這是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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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發言最重要的貢獻之處。

　　第三位演講的是來自國家稅務總局所得稅司的司長孫瑞標先生，今天上午已經從李三江先生那里了解國家稅務總局有關流轉稅轉型的思路，現在聽聽孫局長對所得稅的見解，大家歡迎。

　　孫瑞標：聽完劉局長的精采發言，在他的精采發言當中我還沒有轉換過來。在建國初期的時候，我國的所得稅是非常弱小的一個制度，同時市場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以后，所得稅制度隨著市場經濟的進程不斷的得以完善和進步。所得稅制度首先是漸進的過程，之洛伊是漸進的過程，所得稅制度才有缺陷，是在進步當中的缺陷，不是天生以來就那么的優秀，是隨著我們國家對所得稅的認識，隨著經濟的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前進而逐步的前進的。我們今天講的所得稅制度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成果，也是稅制前進的、進步的結果。

　　所得稅制度正因為是歷史漸進的，存在很多缺陷，需要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給予進一步改革。怎么改？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三中全會已經做了嚴格的限定，稅制改革要沿著減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來進行，我們改了一句話，更加適合中國的特色，更加適合中國的國情。企業所得稅稅制的改革，三中全會改了一個非常嚴格的限定，叫統一各類企業的稅制制度，統一各類企業的稅制制度不包含所得稅制度，還包含其他的所得稅制度。大家知道國家的所得稅目前還是三個稅種并存，一個是企業所得稅，為內資企業使用，還有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使用。第三是個人所得稅，對中外籍個人使用。三類所得稅構成目前中國所得稅的體系。這個體系對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條件分配和調控經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目前收入是對于我們國家貢獻占到稅收收入五分之一里面。在雙主體的關鍵下，占的比例低，但作用越來越重要。中央提出要統一各類企業所得稅制度，首先考慮企業所得稅占最主要地位的稅種的改革。

　　統一企業所得稅首先要統一納稅人，把中國內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統一在一個稅法上面，用統一稅法，統一納稅人，統一他們的納稅義務，不管是什么樣的企業，什么性質的企業，國有也好，集體也好，私營、民營也好，或者股份制性質也好，納稅義務是一樣的。如果是居民納稅人，就要對全球納稅。如果是非居民納稅，就要來源于中國境內的納稅，一視同仁，不能像現在這樣，內資和外資有不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統一，是統一稅率，目前國家的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名義上是一致的。但實際的稅負差別很大。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的稅負大約是我國國內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稅負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說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稅負重于外商企業稅負的一倍，我們國家的民族企業和內資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面臨非常大的困難，跟市場經濟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也是違背常理的。

　　第三個是統一扣足，統一所得稅還鑒于稅前扣足，目前稅收負擔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稅前扣足一致帶來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外資企業沒有計稅扣除，還有捐贈扣除，統一以后的扣足和會計制度相對的分離，所得稅和會計制度，所得稅的計算相對對立于會計的計算，納稅人要遵從稅法的規定，按照稅法規定來進行納稅的計算和所得稅的計算。

　　第四個是統一優惠政策，我們內資企業優惠政策不一樣的，統一以后，不同性質的企業優惠政策應該是相對統一的，也有一定的獨立性，每一個企業，每一個行業對國家支持、鼓勵還是限制一說，或者不支持、不鼓勵、也不限制你，有這樣一些判定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優惠政策在統一的基礎上有一定的差別性，但我們講相對的統一。

　　最后一個統一是統一征管制度，征管制度里面有很多要做的工作，比如反避稅的問題，反避稅已經擺在所得稅重要的一個地位，目前的反避稅利用于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的反避稅，隨著我們國家的企業走向世界的各個國家，內資企業的反避稅也要提到議事日程。內資企業由于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稅率的差距、扣足的差距，我們的國內企業還存在反避稅的操作空間，這是從征收管理方面，我們在統一企業所得稅制的時候，作為重要的內容來研究，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個人所得稅稅制的改革，怎樣改？三中全會也有一句話，給了明確的指示，就是改進個人所得稅制度，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這樣一個變化是根據國家個人所得稅制度的職能作用，根據國家稅收制度征收管理的能力水平來作出的這么一個決策。我認為上述的決策是非常重大的決策。在個人所得稅制度發展歷史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這也是我個人的觀點。

　　實行分類與綜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就要確定那些項目要綜合，那些項目實行分類，對于綜合的項目，應該是這樣的一些項目，一個是個人或者家庭的收入主要來源，應該是經常的，比較穩定的，也就是比較固定的。第二，綜合項目應該是界限不太清楚的，這種所得和那種所得界限不太分明的，應該綜合，避免增值稅當中扯皮。第三，我們對各種各樣的扣除，在綜合所得里面考慮，分類的項目不考慮扣除的一些東西，它的扣除僅僅限制于它的成本費用的扣除，不考慮生計方面的扣除。剛才劉院長提了一些觀點，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個觀點是很超前的，在我們國家還走不到那些地步，涉及到所得稅方面方面，涉及到社會保障制度的看法。

　　另外還要研究的就是費用扣除的標準，費用扣除的標準，社會上反向非常的熱烈，非常的關注，考慮的扣除標準，剛才劉福垣院長也談到他的觀點，他認為考慮三個觀點，這是他一貫的觀點，99年我看他的觀點法過，提出200元的扣除，現在提出200元以上扣除，200元不要了，這與時俱進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不贊成，個人所得稅很重要的一點要考慮納稅人的基本生存和發展，用企業來講，企業要簡單再生產，個人來講也要簡單再生產，另外個人還要撫養家人，撫養子女，在這方面應該有一定的考慮，這應該作為一個重要的調整。

　　第三個調整的項目是考慮綜合所得項目的稅率，綜合所得的項目應該是一些特殊的項目，對于這類項目，我們要考慮費用扣除從里面剔除出去，還規定一個合理的費率標準，使個人所得稅調節個人分配、調節財政資金的作用。考慮稅率的時候，也應該考慮最合方面的因素，第一考慮個人所得稅發揮調節的作用，剛才劉福垣局長說了應該征收遺產稅，在遺產稅還沒有開征的時候，個人所得稅是不能忽視的，也是別的方法不能取代的。涉及稅率的時候，要考慮個人所得稅稅率以多高為好。我們想這個稅率的設置應該是中低收入者得到照顧，減輕稅負，對高收入者加大調節力度，承擔更高的稅率，達到增值的目的。第二，考慮他和周邊國家個人所得稅的稅率水平，這是也要平衡的。第三，要考慮跟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協調，企業所得稅的稅率跟個人所得稅的稅率應該做一些協調的，不應該差距很大，由于生產經營這塊，如果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和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差距比較大的話，投資者根據稅負的高低來選擇投資的傾向，組織的經營形式，這樣違背了中心的原則，應該考慮。

　　再一個是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個人所得稅目的批評很多，我們也承認中國的個人所得稅也沒有達到征收的水平。在沒有達到征收水平有很多的原因，主要的是客觀原因，作為稅收部門來講已經盡了非常大的努力，尤其94年稅收制度改革以后，和99年以來國稅部門，對個人所得稅管理進行了費盡心機，耗費了很多心血。沒有個人所得稅政受管理大家的付出，個人所得稅達不到今天一千多億的水平，去年是一千四百六十七億，今年可能達到一千六百億的水平，如果沒有這些干部的付出努力，是達不到這樣的水平。

　　另外，還有資料的提供、信息的共享、稅制手段的應用，應該在個人所得稅里面有所體現，有這樣的支持，使個人所得稅的征管達到世界管理的征收管理水平。隨著國家的發展，在我們國家發展是應有之意。

　　最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有一個協調，西方理論學者強到很多的，比如鼓勵征稅的問題，在個人所得稅方面應該給予適當的考慮。如果沒有的話，稅制可能對我們的投資、對于我們社會的價值取向也可能帶來一些不算很恰當的理論和一些指向。

　　稅制改革談到一些觀點，稅制改革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改革的內容，它的改革，它的出臺要考慮很多的因素，要選擇適當的時機，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都是一樣的，中央三中全會已經提出來了，稅制改革要穩步的分步實施，這兩個稅制改革，我想不應該跟整體的稅制改革，跟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才有真正的承受能力，還有經濟的整個走向相聯系的，這個改革應該分步進行了，不是一蹴而就，特別是跟其他的稅制改革一起考慮，比如增值稅的轉型改革，我們所得稅應該跟轉型改革配合起來考慮，比如對于遺產稅的改革，對于社會保障稅的改革，社會所得稅應該互相考慮和互相協調，還包括土地增值稅的改革和個人所得稅非常的緊密，應該相聯系的。改革哪一步能實施，哪一步能實現，大家很關心，這是立法部門的事情，我們也在積極努力的做這些工作，拭目以待，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