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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先生發言
中國稅收高層論壇(2004)——市場經濟與中國稅收2004年年會于4月24日在北京友誼賓館專家俱樂部舉行，以下為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先生發言：
高培勇：非常感謝許局長的精彩發言，我想大家已經看到許局長利用大概半個多小時的時間向我們展示了關于中國稅制改革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在這個思想體系當中有很多新的亮點，我本人感到最重要的亮點就是關于新一輪稅制改革原則的描述，一個原則就是
他主張新一輪的稅制改革要從過去的以保持原稅負不變的原則轉到以提升企業的競爭力為原則。第二個原則，他提出新一輪的稅改即便要保持稅收收入總體增加，實行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但是增的一個重要來源是通過加強征管，提高稅收的實際征收率，使得稅收收入增加，轉過來再用來彌補稅制改革給建設帶來的影響。有這么兩條重要的原則，有這兩條原則給新的稅制進行導航，中國的稅制是大有希望了。
第二位演講學者是來自重要的宏觀調控部門，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就是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先生，我們來領略這位來自東北學者的風采。
劉福垣：首先感謝高培勇先生讓我這個外行來講稅制，我是不敢來的，特別是剛才看到許局長來了，我說別在這里瞎說添亂，本來是外行，我是研究發展的，從來沒有專門研究過稅制，但是我在十年前曾經說過六個字，叫“賃租、征稅、出稅”，我憑這六個字混入中國財政協會當了歷史，也憑這六個字被高先生叫我來講。今天我重點講它，這六個字當時說的意思是說，我們中國中央政府是兩個都，一個是管國有資產，一個是管著國有稅收，兩個兜在一個人比較漏，我主張賃租，國有資產要有償使用，也就是說按要素分配的力，按要素分配的珠，應該明確的分配起來，不能交給國有企業和國有事業部門，產權不明確，企業性質都搞不清楚，使用國有資產的企業就是國有企業，就是公有企業，就按勞分配，這一套全都亂套，其實使用國有企業，不等于是國有企業，不等于是公有企業，也不一定是按勞分配，只有集體經濟才能按勞分配，也就是說大家等量占有國有資產，占有量相等，按勞分配。按照這個觀點只租不投，只貸不投，用我的資產該交稅就交稅，該交租就交租，甚至企業是你的，只有公有資產，沒有公有企業，這是我講的賃租。
另外就是納稅人交的稅負，通過稅收來解決，稅外不要征稅了。剛才許局長說了，按照預算內兩萬多了，預算外還有多少都不清楚。預算外就是當前結構運轉失衡和共產黨的官吏貪污腐敗越來越大，堂堂正正納入征稅，征稅是政府行為，這是我當時說的六個字，是針對當時農村改革，農民種地就納租，農村有收入就納稅，其他以外不要納稅。六字箴言是中國政府改革的箴言，現在圍繞企業做文章，這次好不容易在總理報告里提出五年取消農業稅，只有我們國家一家收農業稅，我們不應該收農業稅了，不收農業稅不等于農村沒有別的稅，個人車船使用稅也要解決。
按照建立市場經濟和中國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中國的市場經濟搞到這個份上，按要素分配和按權力分配較差進行的，建立完整的稅制，本身制度要進行解決，市場經濟的制度前提就是社會保障。我們現在按要素分配，人人顧自己，需要上帝顧大家，資本拿到利潤，勞動拿到工資，土地拿到地租，按照這樣的分配必然產生兩極分化，需要平衡器，這個平衡器就是社會保障，有社會保障的國家，不一定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沒有社會主義保障的國家，肯定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現在的社會保障缺位，上帝缺位就要搞一個上帝出來，所以才產生李洪志，產生法輪功的邪教，由于人間關系失衡，就到超人間關系解決。中國的市場經濟背景和兩極分化以后自由走法不一樣，我們使在30年計劃經濟以后的背景下搞公有制經濟，中國有幾十萬的公有制經濟，社會保障要一步到位，而且是高保障度，全覆蓋率，否則搞的市場經濟就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面也不應該有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就特在哪呢？有幾十萬的國有資產，有本事實行一步到位的社會保障，否則你做的就是空的。要解決社會保障，大家就問社會保障的資金在哪？有人說中國威脅論，我看中國崩潰論，你們的社會保障養老帳戶虧五萬個億，你們個人帳戶和社會帳戶很多都是空帳的，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我說你少安毋躁，我說社會保障基金是世界最豐富的國家，他說你是騙人的，五萬多億虧帳，怎樣是最豐富的呢？我說我們記錯帳了，三十多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上，短短時間積累了這么大龐大市場上，龐大市場激烈競爭二十年還這樣，市場經濟有相當一部分是社會保障基金，當時是半民意勞動，我們創造的東西變為國有資產，形成一個積累，既沒有發給你的工資，也沒有收工資稅，所以沒有個人帳號，也沒有私有帳號，這部分已經有了，客觀存在了。美國人多瀟灑，說用就用，世界振動聯合國要譴責，人家的市場全世界都需要，我們現在鬧一次變動，長三角、珠三角四千萬人就要下崗，政府必須解決社會保障的問題，保障來源在哪？政府拿一塊，社會拿一塊，就這樣搞，然后退出來炒基金，我認為這個路子是不行的。我認為應該像美國一樣納入財政預算，我認為是第一財政支出，別的事不干，你想想你蓋樓也，修路也，社會保障的錢不夠咱們不干，就像一家子過路子一樣，老人孩子吃不上飯，上不了校。一個國家也是這樣的，事業的問題是當年的成本，用不了搞基金和帳戶，應該統籌在資產稅里面解決這個問題，這里面需要維修了，需要養老，需要勞動力，是社會總資本來承擔的�，F在讓企業來拿，誰工資最多，交稅就多，對我們吸收勞動力就業很不利的，應該從總資本、總資產拿，而且總資產的大頭是國有資產，幾十萬國有資產拿出1%、2%，擺平失業也是沒有問題的。讓勞動力拿這也是不公平的，本來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就很低，由于各位拿一塊，由于沒有到位，現在大家一個勁的往銀行里存款，你們存款是存什么呢？就存失業，預計當前消費，存一百塊錢，有三十多塊錢沒有消費，有三十多塊錢沒有賣掉，就有人失業。你是家庭保障，配率是百分之百，11萬要去掉最高接受率，90%多人平均的，在北京攢那一點錢買不了十平米的房子，養不了一場大病，你攢錢沒有用，應該是全社會整個當年剩余價值的一部分用于維修這一部分，社會保障不應該向個人再收，我們跟西方國家不一樣，我們應該一步到位。我們原來共同過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現在不搞了，搞市場經濟了，市場化了，既然沒有量化，這部分就應該用它來解決，按照這樣的思路，我們的稅制應該趕緊采取申報，收遺產稅，到現在我看最典型的稅種遺產稅沒有收，不提，財產申報，這和社會保障是兩回事，西方各種稅收，遺產稅率相當大，遺產稅率的寫法得非常好，變得共產黨非常扎實的搞市場經濟，微觀上一個博學從宏觀上轉為一個積累，你給兒子一百萬，沒有63%的稅收就拿不出來，遺產稅是最典型的的稅種。經過一百多年的教育，給了我們教育，古人發一點感嘆，真正做人是別人做的，林則徐說過我兒子比我強，留錢沒有用，我兒子沒有我強，留錢是禍害。我們為什么不能搞，現在不搞的話，遺產稅是無底洞，你要真正財產申報，你有好幾棟房子，一千七百萬的財政，收入，現在就花九百多了，人均四萬一了，再退休一點就沒法過日子了，我是事業單位，雖然是全部撥款，但退休的人都在這里。這樣下去，人均花五億，那些下崗職工什么都撈不了。在國外是你有一個很漂亮的別墅，三千平米的大花園，拿政府的基金應該把房子賣了才可以。社會保障應該是按需分配的，你有這個需要，和當前體面生活需要政府給你補了，現在兒子腰纏萬貫，老子腰纏萬貫，還在政府里領錢，甚至離休的老干部就遭了罪了，在企業報醫療費就解決不了，是一塌糊涂帳。在稅制上收遺產稅，加大資產稅稅率，個人稅率進行調整。我說一句外行話，個人企業稅不要見錢就收所得稅，收年稅，財政申報權一年交一次稅，我好不容易好幾年寫一本書，又發行了，一下子收我多少錢稅，我這是好幾年的，這不講理，現在有人說90%是掙工資的人收了，別的老板交得很少，咱們工資是一毛不拔扣了，別的你扣不到，所以我說收年稅，按照你的稅率交多少，這些都下來，我們的稅制在這種情況下就能擺平了，至于我們的稅收應該增加還是減少，按照經濟發展的階段，該有多少就有多少，首先我認為保證我們國家整個政府的運轉，進入稅收是比較搞的，還要精簡我們的機構，現在農業稅為什么減掉，不是中央不想減，如果地方減的話，就漏了餡，不知道后面有多少錢。
結構調整就是該收稅制稅和不受稅制稅，財政預算怎么辦？最后一句話就是要把社會保障納入財政預算，要當年花錢當年收，不要搞限制和未來的矛盾，誰也解決不了限制和未來的問題，當代人花當代人的錢，今天該花多少錢就花多少錢，一個是社會保障，一個是孩子的教育，一個是醫療，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別的事就不干，按照這樣才以人為本，你把這事做好了，GDP保證不會少，該干的已經干了。社會保障五千萬已經下去了，明年可能四千萬，再一年5%的收入就可以了。大家敢消費，企業起來，就業上來了，社會保障就下來了，美國佬為什么敢消費，不但不存款，負0.2的消費率，一旦這一次整個國民能消費了，在世界上腰桿就挺直了，那時候和平才落實了，先家里和平，然后再外面和平，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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