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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盧中原發言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4月24日 13:22 新浪財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盧中原先生發言

  中國稅收高層論壇(2004)——市場經濟與中國稅收2004年年會于4月24日在北京友誼賓館專家俱樂部舉行,以下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盧中原先生發言:

  盧中原:謝謝主辦單位給我這個機會,按照會議的安排是15分鐘,關于稅收的問題我沒有專門研究過,因此我還是從經濟發展新階段對完善稅收體制提出一些要求,從這個角度來談一下看法。開始我們談一談當前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樣一個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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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表現在哪些方面,根據我們最近這段時間的研究,中國經濟已經穩定的進入了新一輪的上升周期,并且在這個上升周期的較高水平上運轉,表現在GDP水平上比較高,特別是2002年達到8%以來,2003年達到了9.1%,今年一季度又達到了9.7%,相應的投資增長速度要更快,消費的增長大體穩定在9%左右這樣一個水平。如果綜合利用GDP這個指標來看,我們可以說2002年以來,連續兩年8%以上的高增長,可以說中國經濟已經擺脫98年以來持續低靡的狀態,我們為什么穩定的進入新一輪上升周期,主要是看到2000年的GDP雖然達到了8%,但是01年又回落百分之七點幾,在2000年有人認為這是一個拐點,這個拐點的說法還理論還不很堅實,畢竟又出現了下滑,到了02年下半年以后,中國經濟可以說已經穩定的進入了新的增長周期,這一輪的增長周期有這樣一些因素在支撐著或者拉動著,首先是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由過去的溫飽型向現在小康型過度,這樣一種消費結構升級創造新的最終市場的需求,過去中國經濟在最終市場需求方面,一個重要的特征是居民由貧困向溫飽階段過度,這樣一個過度大約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完成的。從90年代以后,到上個世紀末,中國經濟發生了另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轉折,由溫飽階段進入總體小康階段,2001年以后全國有75%的居民,包括城鄉,已經達到了國家統計局所設定的小康標準。因此,在總體上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小康這樣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因此,十六大提出來,在新世紀頭20年,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主要任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是由目前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進一步向更加富裕的、體制更加完善的、生態環境方面有明顯改觀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協調的狀態努力奮斗,加快現代化建設的步伐。

  總體上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新階段可以用進入初步小康、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階段這樣大的判斷來把握。但是從宏觀經濟研究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一些特點可能表現得更加具體一些,尤其關注年度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政策相應調整來說,我們覺得把目光集中在以下幾個因素上可能更有利于大家把握。怎樣具體的把握住增長新階段,第一個就是我所介紹的消費結構的升級,這一輪消費結構的升級的熱點,我們認為是住房、汽車、電子通信這樣的主導產業為標志的。在溫飽階段,居民改善消費的著眼點或者說消費的熱點主要是在吃、穿、用的改善上,到了小康階段,居民的消費熱點就轉向了改善居住條件、出行條件和交往條件,因此住房、汽車和便通性的產品極具擴大,以及產業相應的高速度都是和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密切相關的。

  這一個經濟增長另一個拉動是新一輪的重工業,準確的說叫重化工業化,這是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密切的拉動,我個人認為是老百姓花錢買出來的新一輪重化工業化,與國家擺度出來的重工業化有很大不同。重工業化有很大的需求和拉動,意味著持續時間會很長,發展也會比較穩定,會使生產投資和消費需求的銜接比較密切,不像過去,過去由于國家擺弄出來的大項目很多,和人民的生活需求相應有一些脫節,因此我們與以前的重工業化,重工輕生活,以前重要生活輕工業,是這樣一些觀念實際上是阻礙以前重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密切聯系,因此,人民在經濟高速增長中沒有取得實惠。這一輪重工業化會改變過去大起大落和人們得到實惠的狀態,這一輪重工業化還是值得用積極的態度迎接它,來促進它。而不要因為出現了某些投資的過度和增長偏快,而把它作為消極因素否定掉。

  第三,是民間投資加快。在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進程當中,主要的推動力量越來越明顯的表現為全社會民間資本的壯大上面,不論在投資增量當中還是整個投資的比重當中,民間投資的貢獻高于國有集體控股,也高于外商港澳投資,因此根據統計分析,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這一輪經濟高速增長是得益于市場化的投入活動和民間資本的加速啟動,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率的提高、風險成本、收益的機制推動的,微觀機制也是比較健康的。把當前的一些經濟現象與9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末期的兩個階段的過熱相比,恐怕也不能夠機械的、簡單的來比較,這樣的話會忽視這一輪經濟增長周期當中很關鍵的推動機制,這種微觀基礎的變化是將來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基礎。

  第四個支撐因素,這一輪高增長,我個人認為應該看到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根據最近兩年的統計指標和前一段歷史數據對比,中國城市化進程在2000年以來,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到03年的時候,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了40%,而從1978年往前追世,到新中國成立初期這一段時間長達25年的時間,中國城市化的水平僅僅提高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在最近幾年當中,城市化進程的速率相當于前二三十年的水平,毫無疑問會擴大城市基礎設施都是的需求。同時由于大量的農民要進入城市,也會帶來城市的住房,要滿足這些人的需求,住房投資要擴大。農民進城以后,消費也要逐漸變為城市的消費習慣和消費觀念。農民的消費行為要市民化,這樣會拉動消費需求的增長。返過來,城市投資消費的擴張會向農村轉移和擴散,拉動城鄉總體呈現出蓬勃前進的勢頭。

  因此可以看到,中國這一輪城市化的進程是城鄉割裂的格局在逐漸的被打破,在逐漸的融合在一起,給中國的經濟增長,尤其是長期的解決增長提供了一種非常深刻的支持源泉。

  以上四個方面,我們主要還是從結構因素、經濟增長機制性因素考察的,考察經濟波動內在因素,我們會發現這一輪經濟增長有內在的周期性因素推動它,經濟自主的增長能力除了上面的結構性、機制性的因素之外,周期性的因素也是值得日后應該更加多的關注,主要是短期企業存在的調整,中長期固定投資的增速、擴張或者讓它收縮,中長期的就是由于消費結構升級引起的產業結構升級步伐的加快,由此推動技術進步,這樣支撐中國中長期的因素也是比較強勁的。從宏觀調控短期因素來看,比如說企業存活調整,大量上升周期是兩年,然后又會回落、收縮,根據實踐分析,企業收縮調整分析在今年上半年會達到高峰,然后趨于回落,這樣對于我們判斷年度宏觀經濟走勢,經濟會不會膨脹下去提供了一個客觀的分析依據。因此,我們在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方面,一些中長期的因素越來越強勁。一些短周期的波動因素會影響在中長期發展的年度波動,但不會改變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根本大勢,這是我想給大家談的關于中國經濟增長上升到新階段穩定的較高水平上的內在支撐因素。

  當前確實暴露出一些新的問題,前面開幕式上都已經談到了,我就不再一一的點到。我想這里面既有短期,也有長期的,短期包括就業壓力大,資源環境污染越來越加劇,還有產能普遍過剩的和資源瓶頸同時出現這樣結合性適衡的矛盾在當前的經濟生活當中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思考,以及深入研究,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合理的政策調節手段。

  在新一輪增長周期,國家提出了新的科學發展觀,用科學發展觀指導中國經濟有比較穩定的、平穩的、協調的發展下去。我想在中國經濟增長新周期,除了經濟發展這個角度來看這些因素以外,還應該看到這一輪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進入了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對外開放也進入的新階段,就是由過去的、局部的、比較窄的領域開放,現在已經向整個世界貿易體系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開放,開放層次和范圍都是以往不可比擬的。這樣一個階段性的過度都是在上個世紀末,是在新世紀之交完成的,因此可以說中國經濟發展、體制變革、對外開放格局都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這種新的階段性變化對我們的稅收體系無疑會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說目前的稅收體系的結構還不是合理的,稅種的設計也不是合理的,比如城鄉分割的稅制,不利于城鄉二元經濟的轉換,稅制方面存在所有制的差別和地區差別,也不利于地區公平競爭和各類企業公平競爭。另外,各種稅收優惠過于繁雜,干擾稅收的公平性、簡化和效率等各個方面特殊的要求。還有中央和地方的稅權和劃分、稅種設置也不合理,發展地方積極性和活力越來越大,中央的宏觀調控和地方的判斷和地方的行為往往很難結合在一起,就要考慮在先行的稅制體制和稅制改革方面如何設計合理的稅種劃分格局,來保持中央宏觀調控的有效性、統一性,又不損害地方的積極性,這里面要考慮地方政府要更多的撤出對當地的經濟干預,而是放在公共管理和經濟建設方面,經濟調節是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有責任使中央的政策得到很好的貫徹和落實。這些機制要從稅制的重新設計上加以考慮,合理的劃分中央地方的財權和稅權,使地方有比較規范的稅收來源。這樣可能實現各個方面的良性互動。

  此外,關于這一輪投資增長當中,怎樣運用稅收手段加快調解,比如可以用固定資產的方向調節稅來調節投資方向和投資方向,在稅種方面有一些爭論,我個人經過分析認為,它可能還不在物業稅能馬上取代得了的。在投資固定資產投資方向的,有它特殊的優越性。在投資的波動周期當中,通過優化結構,優化方向,來使波動盡量的減少,控制投資資產過快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簡單把規模挖下來,還是要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因此在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方向會起到作用。

  另外,可以用出口退稅對過熱行業的需求進行調節,國內需求沒有滿足,把國外需求抑制一下轉向國內需求。另外還可以談到一個稅種,就是利息稅,是否可以和改善當前的宏觀調控來考慮,加息有這樣那樣的擔憂,比如加大以后有人民幣升息壓力等等,眾多的考慮和擔憂的話,是不是可以把利息稅作為適時適度的調整,能起到加息應該起到的作用,當然目前的這些稅基于過高的希望也是不現實,但是我想在實際負率和相當時間以后,如果不動利息,就在利息稅方面應該考慮,在稅方面沒有專門的研究,只是提出類似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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