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稅收高層論壇(2004)——市場經濟與中國稅收2004年年會于4月24日在北京友誼賓館專家俱樂部舉行，以下為中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劉仲藜先生發表演講：

　　主持人：謝謝王力先生的重要致辭。下面讓我們有請中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劉仲藜先生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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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仲藜：主委會幾次打電話給我，讓我說幾句，首先祝賀中國稅收高層論壇的召開，我覺得在我們全黨、全國都在貫徹落實十六大，貫徹落實“五個統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這樣的戰略思想的重要的形勢之下召開這樣的會，確實是非常的及時和重要。

　　稅制改革到現在已經十年了，94年是比較大的一次改革，現在在座的有很多的同志都是當時的參與者，背景、情況，對稅制的設計都有很多的背景，也不需要我一一的講了。有些東西，當時設計有當時的一些客觀情況，本來也覺得很不合理，比如說企業所得稅，本來是共享稅，最后成為一個按隸屬關系來征收，這實在是很不合理。但是，當時的情況不得已而為之，反反復復，本來那次財稅改革，既要解決國家和企業的關系，也要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兩個矛盾交織在一起，矛盾已經很多了，利益的沖突、利益的平衡，這個問題，所得稅如果再來一個共享，真正的共享，像現在的共享，那個時候中央就會好得很多。私人企業、鄉鎮企業發展很多，企業的效益走勢不明確，不敢動，這是不得已而為之，明明知道不對。當然，2002年已經改了。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農民資產稅，當時已經取消，后來有四個省給中央打電話，說一弄這個錢太多，我們受不了又恢復過來。想想也是，一共幾十個億，當時的幾十個億，當時財政是三千多個億，而今天是兩萬個億。當時，94年決定十四大進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我說的是基本，還有不完善的地方，這是人為的。還有形勢的發展，也需要深化改革。

　　到現在，我從實際的工作的接觸當中，現在有三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抓緊要求，對推動市場經濟深化改革，建立更加完善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有一點幫助。

　　第一，宏觀的稅率應該要研究，到底多少合適。94年我們一直提要提高兩個比重，整個財政要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要提高，就是總的稅收要加大。

　　第二，中央財政的收入，應該在總收入的比重里面增加。當時兩個比重非常的低，93年的時候，92年是2600個億財政收入非常的小，當時的GDP也非常的小，當時大概12左右。中央在整個里面不到30，因此，94年的分稅制的設計當中只提出兩個比重，比重多大，許多一個數量說出去的。但是，我們搞實際工作的心里有沒有一個譜，有的，希望全國的財政能夠占到20到25。發展中國家一般在25左右，發達國家要高40、50，口徑也不一樣，美國30幾是社會保障，口徑不一樣，財政的構成比例不一樣。中央占地方，大概占60，自己花不那么多，花30多，剩下的轉移到地方。為什么中央收的多，花的收，就是實現中央政府的目標，這個錢給你專項的，給你做教育或者社會保障，使中央政府的工作步驟能夠實現。

　　經過十年的過程，到去年年底，大體上總的占的比例是18.58，中央財政占整個的57、58左右，實際上我認為還沒有達到這個數。我坦率的說沒有達到這個數，如果出口退稅不欠那么多，就沒有那么大的規模，比例還沒有到這個。相應的退稅都是中央財政來退，所以，中央的比例也沒有那么高。所以，要達到這個目標還有一個階段。

　　現在我也聽到輿論上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比重可以了，有的人認為比重不高。我認為是這樣的，別的國家都可以做參數，但是中國的情況按照中國來看，中國什么情況？這本書里講的非常好，就是我們的地區差距這么大國際上沒有的，我們城鄉差距這么大，國際上也不多，個人收入差距這么大，也是幾個大學說出來都不一樣。再加上我們過去不明確的財政到底是什么財政，是經濟建設財政，現在是公共財政。這個問題的提出，義務教育、環境治理、公共衛生體系等等這些方面的建設，如果以人為本的標準衡量，欠帳很多。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是什么樣的比例？總的稅收率，它應該占GDP的多少？這是需要研究的。根據中國的情況，差距這么大，東西部、城鄉、個人以及公共財政理論的提出，以后我們這些都要政府來花錢的情況，我們應該是多少？總數是20還是25，還是多少？我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在座的都是很多著名的專家、學者、教授，也有很多是搞實際工作的，這既要理論上探討，也要實際的工作解決的問題。這是一個想法，總收入應該是多少，中央占多少合適。

　　第二個問題，目前稅收的調節功能馬上幾個方面有用武之地。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對稅收的改革、原則和稅種改革都非常的具體。比如說統一所得稅的問題，增值稅轉型的問題，實施物業稅的問題等等，一項一項很具體，原則也很具體。減稅制、寬稅基、嚴征管，原則很清楚。聯系目前的工作，也符合十六大提出的稅收的工作，三個方面應該加快工作。第一個是增值稅轉型，增值稅轉型這個問題的提出了很長時間，當時94年設置了一個通貨膨脹選擇了生產型，今天轉又遇到這個問題，又遇到大家認為投資過熱，一轉又支持投資了，加重了。中央國務院決定，現在局部地區、東北地區，當然，中央做決定我們不反對，當然全部推進，還有一個創收的能力，原來是三百億，后來說五百億，又說七八百億，現在說不對，這個生產型轉變為消費型，花多少億也是一個問題。我個人有一個觀點，稅收地區優惠，歷來是不太成功的。很多的年改革開放以來，老是地區傾斜，總是不那么理想，因此，黨中央決定到東北搞，文字已經發了，但是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科學發展觀總是講轉變增長方式，我們拼資源的發展是持續部下去的。既然是這樣，能不能誰加用了節水設備以后，誰加用了節能設備以后可以扣除。要在產業結構的調整，落實科學發展觀里面，稅收要起到具體的作用，當然要制定標準。一般的說，馬上采取轉型成本不好，時機不好，能不能和節省資源，讓可持續發展方面制定若干東西，發揮稅收調節功能，這是一個。

　　第二，企業所得稅應該加快，這個問題應該得到解決。特別是目前來說，實際上分享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實際上就是稅率的問題，就是兩個合并，就是中外合并，實際上就是稅率高低的問題。因為什么呢？外事企業，外商企業、合資企業，人家也應該有思想準備，我們參加了世貿，應該是國民待遇了。而且過去利用外資開始是可以的，后來用市場換人家的技術，用市場管理，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就業，商品的檔次的提高，這個作用是不可否定的，但是到現在為止，真正用市場換技術，我看好象沒有換回來。汽車是最典型的，二十年改革開放，我們自主產品現在一個沒有，換不了。既然這么多的客觀情況之下，投資又那么旺盛，國內的資金也不缺，再說還要收緊。去年是1%，今年是0.5%，這樣的情況下，是不是可以加快，也可以減少一些、消除一些地方政府開發性的沖動，這對宏觀經濟比較好。

　　第三，稅制應該加快個人所得稅。貧富差距如何之大，尤其是國外對我們的評論，中國的灰色收入簡直是灰色地帶，既有稅制的改進，也有征管加強。這對社會穩定，均衡的收入，而且對賦予的稅收征管的加強，可以增加財政的二次分配，可以更多的幫助城市的低收入者和農村的貧困戶，要起到這個作用。個人所得稅綜合和分類相結合，這個問題提出來，方向提出來到今年已經八年了，我認為應該加強了。去年三中全會決定里講幾句話，鼓勵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增加低收入、打擊非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調整什么呢？只能靠稅收，你不能規定外資企業發多少工資，這個不好規定，坦率的講，政府說的算都不能管，都是公務員。社會上有一個消化，說張搞力同志從深圳調到公司，說一個禮拜發一次工資，相當于原來的四分之一。公務員都管不住，更管不住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政府只能加強個人所得稅。這個文件要加快，可以幫助黨和中央、國務院來解決現在的優勢。這是第二方面，這幾個稅種要改革。

　　第三個問題，縣一級的稅收資源，現在在起變化，而且應該說變化比較大。這里面有幾個因素，現在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把過去縣鄉里面以計劃經濟為指導的管理的小企業沒有競爭力了，紛紛被大中型企業兼并或者是競爭當中失敗。經濟力量和稅收資源往大中城市集中，這是一個變化。第二，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們法律意識的加強，在一些縣鄉的破壞資源的，不能安全的，污染環境的鄉鎮企業、五小企業，造紙、水泥等等，不符合這個國家的法令的企業被淘汰了。淘汰了它斷了稅收的來源，就斷了財源。我曾經列席國務院辦公會議討論一個項目，是某一個省的240萬噸的水泥廠，條件關掉46個小水泥廠，這對不對，對的，對國家來說，管理上也是合理的，污染環境也減少了。但是，仔細一看，46個我們查了一下，涉及到42個縣，有的縣有2個，42個縣的稅源轉到一個市里了，這是結構調整，從宏觀來說是合理的，但是從這方面來說受到了一定的影響，這是第二個影響。第三，有些規定營業稅是法人注冊的地方征收。像天然氣這一類的東西，縣里面有有一些意見。我認為是這樣，縣一級這里面的問題我抽象來講，自有縣以來有兩千多年，不管別的體制怎么改，縣是始終沒有動的，歷朝歷代都有縣，所以，這一級的政權管理上非常的重要。現在這樣重要的一級政權，要行使它的政府的職能，稅收資源從市場發展以來，就像打麻將一樣重新洗牌了，總的來說，資源在起變化。因此，講稅離不開財，講財離不開稅，實際上稅收就是最后看看財力有多大？我感覺，因為實際的工作多一些，想的實際問題也多一些，可能有偏頗，因為沒有很多的東西，很多的功夫去研究，只是感覺到有這個。另外，下去的地方接觸到人家跟我們的反映，或者是中央關心的個人收入分配的問題，都是研究差距這么大的問題，遇到這么多問題，想到這些。掛一漏萬，不一定準確，僅供各位參考。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