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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中國銀河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的《發展與規范：中國證券市場法律論壇(2004)--證券市場法制創新與國務院“九條意見”解讀》于2004年4月23日(周五)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隆重舉行，我們新浪財經正在對本次會議進行獨家網絡報道，以下為全國人大財經委調研室副主任、《證券法》修改工作組組長許健先生發表專題演講：
主持人：謝謝張維迎教授的演講，我想在座的各位和我有一樣的感受，就是張教授觀點旗幟鮮明。下面我們有請全國人大財經委調研室副主任、《證券法》修改工作組組長許健先生發言。
許健：因為這個話題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所以就講的粗纖的東西。為什么會虧損呢？哪怕只是冰山上的一角，以后如果說制度不改變，內部的東西不改變，沒有新的體制局限的話，全都完蛋。這不是我危言聳聽。有一個答案是什么呢？它沒有一個健全的資本結構，大家講治理結構，忽視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資本結構，沒有資本結構怎么能有治理結構呢？只有健全了資本結構才有治理結構。 我發言的題目是經濟立法理論中的幾個問題。我的處境是很困難開口的，是不能講的，因為我們有紀律，我是《證券法》修改工作組的組長，什么東西一字一句都是在我手里握的，我們對媒體講要有控制，我跟郭鋒打了招呼，但是他沒有執行。
第一，經濟立法中的法理思想。經濟立法中的法理思想你們很多都知道，我講一個基本的東西，剛才很多專家講《證券法》要改這個、要改那個，經濟立法有個法理思想的問題，它有它的原理、原則和價值判斷的標準，還有規定的認知，在這中間大家注意，立法的原則是最重要的，為什么我要講這個東西？引出第二點，經濟立法的三大原則，哪三大原則呢？我記得在《證券法》起草工作的第一次研討會上，在西苑賓館，是由證監會和起草組一塊兒組織的，我當時去講了一下感覺，我說證券立法也好，經濟立法也好，最最重要的是要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大家聽了以后很高興，后來不同意，不同意以后我就反復思考我講錯沒有，通過幾個月的學習，我發現我講得非常對，而且我查了很多著作，發現都從不同的層面證明了我的觀點。這樣的話，對剛才講的那些問題就會不攻自破，對很多不理解的條款也理解了。銀行之間不能入市？我第一條原則是，立法的原則一定要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怎么體現呢？因為法理沒有抽象的法理，法理是調節整個社會關系的一個手段，而且它是統治階級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它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背后體現了廣泛人民的利益，這不就通了？
實際上立法上有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它反映的是社會經濟關系的對比，而且在經濟立法當中是最明顯的，如果我講這個東西大家不理解的話，你就可以考慮一下當時《證券法》出臺是1999年，1999年之前出現了什么事情呢？1993年宏觀經濟出現了膨脹，基本上可以說是失控了，到了94、95年，治理整頓以后，到了98年得出一個結論，我們國家在后來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也沒有受到牽連，得出的結論是因為我們國家資本向下不可兌換，而且我們國家沒有像東南亞國家那樣受感染。但是，有一點，金融風險不可忽視，所以在98年《證券法》出臺的時候，99年開始把所有有關經濟立法的漏洞都在《證券法》里補上，這就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很多東西說明了當時的環境和歷史，必然要這么寫，這是第一個原則，它一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要保持穩定發展的局面，如果當時不這么做的話，誰負這個責任呢？99年的時候《證券法》第六條“銀行業、證券保險業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為什么出現這個條款呢？就是因為在93年的時候出現泡沫。99年的時候沒有其他的法出臺，銀行法已經出臺了，其他的法不能寫上去，就只能在《證券法》中寫出來。
第二個大的原則，經濟立法要減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什么叫歷史唯物主義？就是你的立法的階段性是代表了、反映了那個歷史時代的產物，99年是99年的中國，2004年是2004年的中國，進入WTO是進入WTO以后的中國。進入WTO是什么？是國外的準則我們要用，要并軌。如果我們唯心的想，我們這個東西就不改，就不動，能行嗎？有些條款就得改，比如說《證券法》中有很多條款，沒有對國內人開放，對外國人開放，把外國人套住了，后來一開放，把中國人也套住了，這個條款本來已經沒有什么效了，那就得改。很多這樣類似的東西，表面上看起來很微小，但是它反映了立法的指導思想，歷史唯物主義。 第三個指導思想，立法要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皆就是有一個發展觀，或者說要有前瞻性，如果說你這個立法明確了以后，今天立了以后，明天人家說這個法有問題，后天就提出修改，這個例子不是沒有，現在銀行法在人大審議的過程中提出了很多問題，因為它沒有考慮到全面的調整商業銀行和銀監會之間的關系，和商業銀行的行為，只是增加銀行的職能，很多條款沒有動，在討論過程中大家提出很多意見，怎么辦？再改來不及了，看過一段時間提議案再改一次，只能這么做。所以，我們在立法的過程中一定要有個發展的觀點，我至少可以觀點我主持下的《證券法》改了以后，管多久呢？管十年不敢講，我可以保證能管五年，那就很不錯了，至少能管五年，這五年之內大的政策和大的政策不會相違背，或者更遠一點，在《證券法》中對十幾二十年以后的問題都打下了伏筆，如果你沒有水平的話，就看不出來。這就是我講的發展的觀點，要立法。
所以，在我們整個《證券法》的立法過程中，剛才有很多同志在上面發言我都記下來了，其實我心里比任何一個同志都著急。剛才張教授講了我們的資本市場是一團麻，但是我不能這里表態，我不可以講，教授可以講，沒問題。但是，證券市場的問題比較多，法律調整的對象也比較復雜，在證券立法中有兩個問題現在是最難處理的，第一個，《證券法》是一個什么法？是一部大法，在我們國家是《證券法》，在其他國家叫《招股說明書》、《證券交易法》等，合在一起組成一個證券交易體系，我們國家沒有。在《證券法》立法過程中，很多問題互相矛盾。還要由我們國家的體制決定了，你說治理結構，你說交易所，搞成國外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等等，中組部能同意嗎？黨管干部這條改了嗎？所以，法的復雜性和堅定性都搞在一起，使《證券法》制定和修改的難度是非常之大的。我接手這個事情，很多同志跟我談你可要累呀，我說我知道，刀山火海也要跳，我知道這個難度，難度是這部法包含了七八部法的法理和內容。
第二個難的地方，《證券法》是公法和私法交流在一起的法律，大家知道，公法有公法的調整對象，私法有私法的調整對象。私法包含的內容，它要保護群眾的利益、每個投資者的利益，怎么樣保護，和公法的內容相矛盾怎么辦？這是我在《證券法》修改過程中碰到的第二個最難的問題。 但是，我相信在國務院“九條意見”出臺以后，使整個《證券法》的修改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臺階，我相信在這個思想指引下，我們一定能夠把《證券法》修改得比較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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