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

　　前一陣子，我就浙江民資在長三角地區投資醫療市場作了些調研。此前，我和多數人的看法相近，以為民資進入醫療市場主要熱衷于興建營利性醫院。客觀上，政府的政策導向（限定），也有意把民資往營利性醫院“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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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對一些民間投資者訪談后，才發現事情原來并非如此。當然有熱衷于投資新辦民營營利性醫院的，但更多的民間投資者卻致力于通過“托管、合資、并購”等較“靈活”的手段，迂回著進入公立醫院，以達到先獲取部分占有公立醫院醫療資源的目的。用他們的話說“叫先站住腳再說”。

　　單純計算成本，他們說，新辦一座營利性醫院反而比采取“托管、合資、并購”等迂回方式占有公立醫院醫療資源更劃算，何況，這樣做日后還沒有產權歸屬的麻煩，但帳不能直來直去著算。

　　資本的逐利本性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投資者的功利和精明，投資者對此種類似于“曲線救國”的方式樂此不疲，一定另有道理。這事促使我研讀現行的開放醫醫療市場的相關政策，比較各地醫衛體制改革的差別性做法，再經梳理發現，“另有道理”的確成立。

　　明明為營利而“起早”，偏偏先要求個“非營利”之名份，其顯見的誘惑有兩條：一是可以取得醫保定點醫院的行政許可“牌照”；二是“非營利”可以享受政府的免稅政策。而從法律或政策環節，眼下并無經“托管、合資、并購”方式轉化為“準民營”的醫院，一定得轉變成營利性醫院的硬性規定。這個空子，精于算計的民間投資人自然要去“鉆”。

　　民資千方百計進入醫療市場為逐利而來，頭戴“非營利”的帽子，既繞開了取得“醫保定點”之難題，享受免稅之實惠，同時則不妨礙“正常營利”。如此兩頭受益的好事，對誰都有誘惑力，遑論資本的所有者。

　　有句成語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意思是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可榜樣有好的也有壞的。民資進入醫療市場兩頭得好處，從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說是受了非營利的公立醫院某些做法的“啟迪”。現實中，許多或多或少仍然享受財政撥款和免稅政策的公立醫院，并沒有真正堅守“非營利”的底線，它們的收費之亂、之濫、之高早就為廣大患者詬病了多年。再說業務范圍，也早已超越了“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尺寸”限定。譬如，相當數量的公立醫院將醫療資源投入于美容、整形之類的營利性項目。至于“老干部病房”，則早在多年前就投入于“商業化運作”，一路走到今天，“賓館式病房”在一些“塊頭”稍大的公立醫院也已經見怪不怪。作此對比，我無非想說，既然不少公立醫院均以非營利之名而程度不同的行營利之實，自會有營利性醫院先設法戴上頂“非營利”的“紅帽子”而依樣畫瓢。

　　“紅帽子”現象是國內經濟改革特定階段必然要出現的現象。這種現象的減少或在新的領域出現，均從一個側面觀照著不同領域改革的實際進程。“非營利”成為一頂“紅帽子”，說明醫衛體制改革已經進入到必然要出現“紅帽子”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就事論事，其負面影響顯而易見，但從表征改革在推進的角度，它倒也味必是件純粹的壞事。

　　就面上的醫衛改革，多數地方采取非營利性醫院和營利性醫院共存的方式進行，據說，非營利性醫院之所以不能缺失，是要替政府承擔一部分公共衛生服務職能。但假如非營利性醫院和營利性醫院之間的界線劃不清楚（目前正系如此），主要靠低收費來體現的公共衛生職能又從何處著落？這是改革的組織者和參與者都須思考面對的問題。

　　也有少數地方的醫衛改革采取全放開的形式，即只要是醫院皆允許營利——通過自由競爭把服務價格降下來，服務質量提上去。盡管后一種做法受普遍反對之壓力，但其正面效果卻逐漸顯露。說實在的，我是一直傾向于這個方式的。

　　其理由在于基本醫療服務和義務教育之類雖說都屬于須由政府提供的社會公共品，但公共品的實現形式卻又有很大的不同。譬如義務教育，必須由政府財政“盡義務”，而基本醫療服務的公共屬性，更多應體現于醫療服務費用的個人、企業、社會和財政的共同分擔上，即醫療費用的社會化籌措保障上。另外，非營利性醫院也不見得非由政府出面來辦，依國外之經驗，大量的慈善基金和機構都可以也確有積極性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