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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聽證不應召開
最近各地忙于召開“春運鐵路價格聽證會”，試圖通過“集體議事”的民主程序，解決由供求引發的“資源爭用”問題。對此，我與幾位在傳媒發表意見的經濟學者意見大相徑庭，認為現在值得討論的問題，既不是“聽證會應否重視民意”，也不是“聽證會要不要請經濟學家參加”，更不是“如何使聽證會規范化”，而是這種聽證會根本就不應召開！
去年這個時候，我曾經在本欄解釋，乘客在春運繁忙期間的“全部乘車成本”，是由運輸服務的“供應”和“需求”共同決定的，所以無論怎樣人為干預票價，乘客要承擔的“全部成本”都絲毫不會改變。
就算請一萬個經濟學家參加聽證會，票價聽任全民公決，把聽證會的章程寫進法律里，也無助于增加一個座位。一味壓低票價，只會把車票短缺的問題引向其他方面。車票漲價不足，必會造成嚴重超員和其他隱患。那些反對車票漲價的人，應該為潛在的治安問題和安全事故負責。
什么不應該投票
把“價格聽證會”的事情推而廣之，社會上不少貌似“民主”或“為民請命”的主張，實質上是“反經濟”的。這種主張在生活中俯拾皆是，包括最低工資制度、房租上限管制、車票上限管制、外地勞工就業管制、對教師(而不是對學生)的教育補貼制度、貿易壁壘等。提出這些主張的人不外乎三種：一是既得利益者，二是不懂經濟學的好心人，三是懂經濟學但別有用心的人。
對于社會上普遍的“資源爭用”和“社會沖突”問題而言，堅定的“市場經濟”擁護者有一個一般化的觀點：只要通過“市場”可以解決，就沒有理由轉交給“民主”來解決；換句話說，只要涉及具有明確產權的交換或爭用，就應該通過“投鈔票”而不是“投選票”來決定。
投票程序的局限
這種把“鈔票”和“選票”相提并論，并把“選票”等而下之的觀念，我最早是在波普爾(Sir Karl Popper)那里看到苗頭的。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里，波普爾寫道：“……民主僅僅以大多數人統治為標志是不足夠的，因為大多數人可能用暴虐的方式來統治。(矮于6英尺的大多數人可以決定高于6英尺的少數人繳付所有稅款。)”
最初讀到這個段落，我大受震動：“民主投票”或“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確實有這種危險的漏洞！但遺憾的是，我繼續讀下去，直至把全書讀完，甚至把波普爾大部分著作都讀了一遍，也沒有看到波普爾給出解決辦法。
現在想來，這并不奇怪：他雖然敏銳地意識到民主投票的局限(部分歸功于他對德國納粹興起的觀察)，但既然“產權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當時尚未成形和傳播，他也就只能靠強調一些空泛的自由原則敷衍了事了。
今天許多人已經很明白：種種或明或暗的“投票程序”，至少有三個缺陷或難題。一是“什么人有資格參加投票”。就拿“春運價格聽證會”來說，“應該”請的人很多：有人大代表、經濟學家、律師、教師、工人和農民，還有航空公司和汽車運輸公司等潛在對手。涉及利益的人多如牛毛。他們為什么有權參加？他們表決的“加權系數”有多大？要回答這些問題，沒有準則可言。
二是“投票未必能夠反映民意”。投票的候選方案不可能太多，只能約略設計出幾個典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K. Arrow)證明：只要巧妙地設計候選方案，就可以有效操控投票結果。例如，鐵路部門如果只提供兩種方案給選民投票，一是提價100%，二是提價30%，那么第二種方案就不難獲得壓倒性的支持，盡管它離“民意的真實分布”的差距未必不小。
三是“投票既不能反映代價，也不能刺激生產”。無論“春運價格聽證會”最后談妥的價格是多少，只要有人為或行政因素影響，價格就不能準確反應市場的需求。“市價”受到歪曲，就不能誘使人們積極提供替代服務。本來可以通過“價格信號”激發的客運能力，現在反而沒有實現。
上述三點是波普爾當年未能明示的：用投票的民主方式來解決“資源爭用”的沖突，結果是妨礙了產權的實施和交易，扭曲了資源的配置，使餡餅越做越小，最終人人都受到損害。投票越多，浪費越大，所以說它是“反經濟”的。
當代最典型的實例對照，是1947年獨立后的印度，和1965年獨立后的新加坡及一直在港英管治下的香港。印度獨立后大搞民主，經濟上實行諸多管制，結果民不聊生；至于香港和新加坡，則連續六年被《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制，盡管還有諸多不足，但其經濟繁榮無需多費筆墨。
“春運價格聽證會”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研究范本，它警醒我們不能低估所謂“民意”的“反經濟”效果。是的，知識分子普遍都對“民主”懷有崇敬之意。我們不是要反對民主，而是要指出民主和市場的優劣，指出投票程序的嚴重局限。只有這樣，才不至于讓民主違背善意。
每當談到這個話題，我就不禁想到康德(I. Kant)的一句話：“愿上帝保佑我們免受友人的攻擊——要是攻擊來自敵人，我們倒還有能力設法自衛。”
《21世紀經濟報道》2002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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