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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新總理施羅德上任后，馬上兌現他在競選中高呼的“工作、工作、工作”之諾言，著手解決失業問題。最近，他在接受一家報紙采訪的時候表示，他能創造新的工作崗位——辦法就是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5歲降到60歲。
這算得上什么好辦法？歐洲各地的工會早就常年累月地呼吁，要求縮短工人每周的工作時間，這跟施羅德強行降低退休年齡的做法一樣，目的都是要迫使雇主不得不雇用更多
的工人，來完成有限的工作。
假如工作就是享受、就是福利，那么向工人分攤工作崗位，還不失為一種平均主義方案。
但事實并非如此。我們一百年前的先輩，工作的時間雖然比我們長得多，但收獲卻比我們少。有工作做的本身，并不是人們追求的終極目標。工作只是追求物質生活和精神滿足的手段。人們真正追求的，是物質享受和精神滿足本身。
那么，刻意縮短工時，以及限制人們工作，能否幫助挽救衰退的經濟呢？不僅不能，反而肯定會令情況更糟。
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體會到，在掙扎謀生和滿足志趣之間，總有一段距離。假如沒有價格體系和競爭標準的限制，人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得多，社會上就很可能有過多的紅學家、經理，而總是缺乏足夠的水電工和服務員。
到底社會需要多少教授，需要多少鐵匠？誰來做教授，誰來當鐵匠？這些問題，是理性討論和科學方法永遠無法正確回答的。只有價格體系這只看不見的手，才能夠通過反復的嘗試和調整，將人力資源分配到社會真正需要的地方。這個分配過程是動態的、永無止境的，而失業就是人力資源配置的必然過程。
需要指出的是，失業并不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工具。私營企業為求生存，所淘汰的只是在競爭中“多余”或者“奢侈”的人力資源，而并非刻意針對底層工人。最近，馬莎百貨公司的香港分部一口氣裁減了50名中層管理人員，原因是他們“貴”。不少外資公司，在中國一旦站穩腳跟，就陸續將外籍高層辭退，原因也是因為嫌“貴”。
可以想象，假如單靠限制勞動工時和攤派崗位的辦法回避失業，社會上的“貴”人就會越積越多，而他們的整體生活素質就會每下愈況，越來越“賤”。
南方周末·199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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