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教育產業化，意味著中國的教育水平，只會后退，不會前進。傳來的消息是：之所以要停止教育產業化，是為了遏制學校亂收費的現象；而教育，據說是應該當作公益、而不是商業來辦。

　　然而，古往今來，不準人賺錢的行業，就是辦不好的行業。教育不可能是例外。世界上任何“質優價廉”的產品，無論汽車、電腦、相機、服裝、電影、雜志、美食，都是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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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商人賺錢、又不存在政府準入限制的行業；反之，任何“質劣價高”的產品，好像國內的電信、郵政、醫療、藥品、教育，都是要么有價格管制、要么有準入限制，要么兼而有之的行業。

　　是的，學校亂收費現象的確普遍存在。但我們必須追問：為什么學校亂收費能得逞？最近有三百多位校長因亂收費而被革職。他們難道是商業奇才？難道是土匪強盜？他們若改行賣青菜豆腐，亂收費也能得逞嗎？不能。他們之所以得逞，是因為求學的人多，而可選擇的學校少，學生和家長別無選擇。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革除亂收費的校長，有助于減少求學的人數，或增加學位的供應。也就是說，學位的短缺，不會因為革除校長而得到緩解。既然如此，那么禁止學校明碼實價收費，就無異于鼓勵個別人偷偷摸摸收費——因為不管怎樣，學生對學位的激烈競爭，只會從一種形式轉成另一種形式，而不會因為“宣布不準亂收費”而減弱或消失。

　　長期而言，把教育當作公益事業來辦，結果就是教育質量下降、下降、再下降。跟花生、大豆、雞蛋這些商品不同，教育質量是最難衡量、最容易偷工減料的。今天把學費統一壓下去，明天師資就統一降下來，將來畢業生的品質更不會無端端上升。

　　要提高中國的教育水平，恰恰不能停止教育產業化的進程。相反，必須把教育的產業化進行到底：教育部門不僅要還學校自主招生、自主聘教、自主授課、自主定價的權利，更重要的是，還要解除對民間辦學的諸多限制，把“鼓勵民間辦學”作為教育的基本國策。

　　必須指出，鼓勵民間辦學，與政府資助教育，兩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政府真想資助貧窮的學生嗎？真想縮小貧富學生的差距嗎？當然可以，辦法就是實施“教育券制度”。它的含義很簡單：政府不再把教育基金直接投放給選定的學校，而是先向學生發放“教育券”；學生自由選擇民間自由開辦的學校，并向學校支付“教育券”；學校拿著靠實力賺取的“教育券”向政府兌現。

　　這個制度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由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的。理論上無懈可擊，但在美國各州零星試行，始終得不到普及，原因是阻力太大。阻力來自哪里？來自慣于與世無爭的教師，來自慣于接受資助的校長，來自慣于行使撥款大權的官員。但即便如此，由于美國鼓勵私人辦學，私立學校在缺乏政府資助的競爭劣勢下，也仍然辦得有聲有色。

　　中國的教育問題，與其說是產業化造成的，不如說是產業化不徹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長遠地提高中國的教育水平，就必須鼓勵民間辦學。而這么做的阻力，也恰恰來教師團體和教育部門。他們是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統攬各級辦學的審批權，設置辦學的準入障礙，對他們有實質好處。這些實質好處很大，非三言兩語所能撼動。但基本國策的設計者和社會評論者，要理解問題的癥結倒并不困難。

　　本文經編輯后發表于2004年1月1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