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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篇報道，說有一名記者，先潛入一家同性戀者聚集的酒吧，實地觀察那里一對對男人的親昵舉動；接著，尾隨的執法人員突擊搜查，把那些他們帶回公安局處罰；那位記者，再把整個過程寫成報道，對這些同性戀者的“丑態”作一番“鞭撻”。
讀完那篇報道，我感覺惡心——不是對同性戀者惡心，而是對粗暴干涉同性戀者聚會的記者和執法人員惡心。同性戀者，他們的性向在外人看來是古怪的，但無論多么古怪，
他們畢竟沒有傷害任何人。倒是他們自己的私下活動，受到了外人的滋擾，倒是他們的自尊心，受到了好事之徒的傷害。
有人說，他們之所以被拘留，是因為他們違反了治安管理條理。就算是吧，那我們現在就不妨討論一下，這樣的治安管理條理是否合理。也有人說，同性戀者的舉動，令大多數人感覺不安。就算是吧，那記者為什么還要鉆進別人聚會的特定場所，把鼻子探到人家的嘴唇之間，將細節披露出來，讓本來“眼不見為凈”的讀者難受呢？
讀過經濟學的朋友都知道，交易能夠“無中生有”地增進彼此的幸福。我把多余的面包給你，你把多余的牛奶給我。這樣，盡管牛奶面包都沒有增加，但我們的幸福都增加了。這個道理很淺，但要貫徹到底并不容易。把這個道理貫徹到底，就會得到“沒有受害人的違法”的視角。
在上面提到的故事里，警察把同性戀酒吧里的人都抓起來了，因為他們都是“違法者”。但，“受害人”在哪里呢？執法人員根據某些法律和條例，可以指出誰是“違法者”，卻沒有辦法指出誰是“受害人”。
不是小題大做，這種“找不到受害人的違法”，是社會上常有的事情。
性交易，雇傭沒有許可證件的外地勞工，同性戀者幽會，瀏覽色情網站，發放高利貸，把舶來品帶入國境出售，這些做法往往都被視作違法，參與者都是“違法者”，但“受害人”是誰呢？這些沒有受害人的違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它們都是“違法者”雙方自愿的交易。
最典型的例子是麻醉品問題。我們知道，在荷蘭和瑞士等國家，買賣輕度麻醉品是合法的。很多學者，包括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貝克(Gary S. Becker)，都公開支持麻醉品合法化。(分別參見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的《弗里德曼文萃》和華夏出版社的《生活中的經濟學》。)最近英國嚴肅的政經雜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也用封面文章高調呼吁麻醉品合法化。
他們走火入魔了嗎？我們不妨聽聽他們的論證。第一，我們缺乏道德上的理由，去懲罰那些自殺的人。既然如此，對那些自愿用麻醉品進行慢性自殺的人，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去阻止、甚至去懲罰他們呢？我們當然可以用言語來勸說，但我們沒有權力阻止和懲罰他們。
第二，麻醉品合法化后，“自愿”食用麻醉品的人數，可能會上升，也可能會下降，但重要的是，“被迫”食用麻醉品的人數肯定會下降。要知道，現在很多癮君子都是受害人，他們是因為上當受騙而上癮的。在麻醉品非法的情況下，癮君子無法通過正當的途徑獲取麻醉品，犯罪分子于是產生了強烈的動機，要誘騙別人上癮，通過麻醉品控制別人的行為，盤剝別人的財富。當麻醉品非法時，只有社會上的惡棍才敢鋌而走險去販賣，并惡意地拖人下水；當它合法時，正當的商人也會去販賣，但不會強加于人。
第三，由于麻醉品只能在地下買賣，所以品質得不到保證，癮君子的身體會受到更嚴重的侵蝕。
第四，管制之下，麻醉品的價格極高，這會誘使癮君子從事其他犯罪活動。一旦放開管制，麻醉品的價格就會暴跌，原來靠販賣麻醉品牟取暴利的黑社會分子，會一下子失去了賴以為生的溫床，而癮君子從事其他犯罪活動的機會也會減少。
您不同意這些驚世駭俗的論證嗎？不奇怪，先把它放一邊，時不時拿出來想想好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經濟學從“自愿交易可以增進雙方幸福”的原理出發，最終得到了“沒有受害人的違法”的視角，這一思想歷程，能令許多喜歡思考社會問題的人，永久改變他們的世界觀。
《21世紀經濟報道》2001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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