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頓} 1977年，我們搬到舊金山，終于實現了羅斯的夢想，這個夢想可以追溯到她40多年前頭一次到舊金山的時候。去舊金山的幾次旅行和在斯坦福的高級研究中心為期一年的訪問都堅定了她要搬到舊金山的決心。當我65歲時，達到了規定的退休年齡，要從芝加哥大學的教學工作中退下來，我們就搬到了舊金山。格倫·坎貝爾邀請我加入胡佛研究所，這更堅定了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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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芝加哥大學的秘書格洛麗亞·瓦倫丁自愿調到胡佛研究所工作，而且“帶著打字機，說走就走”。格洛麗亞和羅斯一樣，一直夢想著搬到加利福尼亞。她把我們所有的文件都搬到了胡佛研究所，在我們到達之前，就已經把分配給我們的辦公室安排就緒。更重要的是，她決定住在舊金山而不是斯坦福或是帕洛阿爾托，她更喜歡大城市，也不在乎交通費。我可以繼續住在家里，去胡佛研究所只是為了見人、參加研討會，或是類似的事情。我在舊金山時，格洛麗亞回家時就把信件帶給我們，然后我把回信內容錄下來，她根據錄音把回信打出來給我再看一遍，就發出去。這是一種讓人極為滿意的安排，我非常感激格洛麗亞靈活主動的合作，她歷時1/4個世紀的幫助和支持讓我受益良的！

　　我們分兩步搬到加利福尼亞。我接受了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負責研究工作的行長邁克·克倫的邀請，在1977年的頭三個月擔任訪問學者。這段時間我們住在租的公寓里，這是珍妮特為我們找到的，步行就可以到銀行，同時我們也把這個公寓作為永久性的家。能找到這樣一所好公寓真是幸運，公寓所在的皇家大廈是位于泰勒大街1750號的一處合作公寓樓，秋天從公寓可以看到壯麗的景色。我們在這套公寓里住到1987年，才搬進同一座樓中一套更大一些的公寓里，一直住到現在。從我們家270度的觀景窗可以看到廣闊的風景，從海灣到金門大橋，再到海灣大橋，最后到金融區，一覽無余。

　　{羅斯}最近有記者問米爾頓，他所做的預測里，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糟的。他說，他不知道哪個是最好的，但是他認為沒有最糟的。他預言說，從芝加哥大學的教學工作退下來后，搬到陽光燦爛的加利福尼亞過起輕松的生活，會有充裕的時間做學術研究。回顧退休后的生活，我們認為退休生活確實令人興奮，但是絕不輕松。

　　我們在舊金山的第一個季度的生活就預示了未來的日子將是什么樣的。在這段時間，米爾頓在聯邦儲備銀行做訪問學者，我們和珍妮特的兒子、我們第一個孫輩里克熟悉起來，同時開始《自由選擇》系列片的拍攝，參加蒙特雷當代研究所的會議(那是我們去過多次的一個非常可愛的地方)。2月份，我們去了墨西哥，旅行結束時沒有開始時那么快樂，4月初還去了新奧爾良，旅途一切正常。去墨西哥也和往常一樣，米爾頓有一些工作(他要在蒙特雷和墨西哥城做演講)，同時我們倆人也想找機會休息一下。我們的設想是去南方旅行，參觀瑪雅遺址。不走運的是，我們沒有去成，因為我在墨西哥城得了咽喉炎。另外，緊張的局勢也讓我們感到不安，因此決定推遲旅行，立即回家。最終，幾乎是在15年之后，我們才參觀了墨西哥遺址。

　　春季，我們和以往一樣，從4月起去我們在佛蒙特的第二個家住了六個月。但是《自由選擇》開始階段的工作，再加上我們從6月中旬到7月中旬去阿拉斯加和歐洲近一個月的旅行，使得我們的夏天也與往常大不一樣。往常，夏天都充斥著不間斷的學術活動。后來，《自由選擇》的拍攝工作在1978年和1979年對我們在卡皮塔夫的生活也造成了同樣的影響。于是，我們決定在加利福尼亞長往，同時就不再保留卡皮塔夫的住處了，這讓我們想到應該在加利福尼亞有第二個家，從而可以在一年內輪換著住。1980年的夏天成為我們在卡皮塔夫度過的最后一個夏天。

　　{米爾頓}我們去阿拉斯加是要參加阿拉斯加太平洋銀行的會議。但是更讓人難忘的是參觀普拉德霍灣油田，以及與沃爾特·希克爾及他的妻子一起乘船游覽威廉王子灣。

　　我們乘一家石油公司的飛機前往普拉德霍灣，這家公司用這架飛機送工人來往于安克雷奇與普拉德霍灣之間，飛機要飛越雄偉的麥金利山。普拉德霍灣本身就是一個啟示。在這里，在3 000英尺的凍土上，公司為工人建造了條件與希爾頓飯店相當的住處：有室內花園區、劇院、舒適的臥室。所有這一切都是在西雅圖組裝好，利用一年中只有六個星期的通航期用運貨筏運來的。鉆井、采油、油水分離、儲油、將油送到輸油管等工作所必需的機器設備，也都必須要在這段短暫的時間里運到這個遙遠的地方。輸油管的設計還要具有特殊的保護裝置，以免被遷徒的馴鹿破壞。我們到這里時正是夏天，這是一年中最溫暖的季節，白天地表溫度剛好在零度以上，但是地面仍然凍著，覆蓋著積雪。我們簡直無法想像在冬天如何進行復雜的操作，這里的冬天大部分時間被黑籠罩，氣溫總在零度以下，到處覆蓋著厚厚的積雪。

　　從安克雷奇返回后，我們過了一個愉快的周末，和沃爾特與他的妻子乘他們的船游覽了威廉王子灣。前內務部長兼總督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不僅親自駕船，還做廚師。我們欣賞著美麗的風景，享用著美味的飯菜，愉快地進行了廣泛而又有趣的談話。

　　我們從阿拉斯加飛往歐洲，迅速地連續訪問了瑞士、丹麥、瑞典和挪威，在每一個地方我都會做一兩次演講，同時看望朋友并游歷一番。然后，我們在以色列停留了比較長的時間，這在第27章中討論過了。

　　這次旅行中最不尋常的部分是在結束時。離開以色列，我們在法國做了短暫停留，然后在7月9日乘輪船去了瑟堡，這是一次非常愜意的旅行，我以在途中發表演講的報酬來付我們的旅行費用①。7月14日當我們到紐約時，碼頭因為停電而一片漆黑，操縱裝卸行李設備的工作臺也沒有電。船長宣布，乘客只能推遲上岸。

　　{羅斯}按日程表米爾頓要在那一天早晨在奧本海默集團發表演講，接我們的汽車已經出發了。多虧年輕司機非常機靈，我們和我們的行李終于得以上岸。因為沒有電，哈佛俱樂部無法開會，我們就直接去了機場。飛機正常起飛，佛蒙特沒有停電。

　　{米爾頓}我們搬進舊金山的新公寓是在1977年10月13日，這是第28章里所說的長途駕車穿越全美的旅行的終點。盡管需要制作《自由選擇》，我們還是在此后的三年里盡力為我們在加利福尼亞的生活建立了一種滿意的模式。從專業角度講，我對胡佛研究所為我的研究及關于公共政策問題的寫作提供的幫助非常滿意：它有出色的設施、聰明而又富于激勵的同事，經常召開研討會，便于與斯坦福大學的教授聯系，也便于利用其圖書館與設施。我也熟悉了舊金山與我有共同興趣的個人和團體。從個人角度，我們認識到舊金山是惟一適合我們居住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這里找到取代卡皮塔夫作為第二個家的地方。

　　前面幾章已經記述了許多我們在加利福尼亞生活期間的活動。在這一章里，還要再講一些有趣的事，這些事部分是因為時間順序，部分是因為內容安排，而未在前文中提到。我從尋找第二個家開始講起。

　　海濱牧場

　　1979年春天，在看了海濱幾處正在開發的項目后，我們看中了海濱牧場，這是一個在舊金山以北大約110英里的社區，是由卡索爾和庫克在20世紀60年代開發的，從我們在舊金山的公寓開車到那里大約需要兩個半小時。這里起初是一個養羊的牧場，海濱牧場沿著太平洋南北方向大約10英里，向內陸延伸大約一兩英里。這是一個正在建設的社區，一半面積留做公用區域，不許蓋房子，購地建房的人必須要嚴格遵守關于設計的規定，要保證“盡量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并融入自然環境”，或者用更能讓人接受的說法是要“輕松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在海洋與一號公路之間是草地與松樹，一號公路把社區分成兩部分，路東側的山坡上是茂盛的紅杉林。許多條小路沿著海岸向前伸出大約十幾英里遠，其余的小路穿過紅杉林。社區內的兩處休閑區域設有網球場和游泳池，還有一個高爾夫球場、一個有餐廳的旅館，以及郵政局。這個正建設的社區還有其他服務設施，其中包括一支保安隊伍。

　　最初我們是計劃買一塊房基地，盡可能蓋一所類似卡皮塔夫的家的房子。但是我們很快就發現這不可行。在海濱牧場開始建設后不久，加利福尼亞居民通過了一個法案，建立了海岸委員會監管對海濱的開發。雖然開發商已經計劃將海濱牧場建成一個生態樣板社區，并且已經將原屬于它的一部分土地交給政府用于建設公園，委員會仍然要求海濱牧場保證公眾能夠進入海濱。由此引發的海濱牧場與委員會的爭執延續了幾年，最后由州立法機構頒布特別法令才得以解決。1979年我們尋找第二個家時，委員會拒絕頒發建筑許可證。海濱牧場的所有建筑都停建了，而且看不到僵局能在幾年內解決的前景(事實也確實如此)。這樣我們就在1979年7月買了一所停建前就蓋好了的房子，這所房子得到了許可證。它的位置很理想，大約一英畝的房子直接蓋在海濱的峭壁上，高出水面75英尺左右，俯視著太平洋的美麗景色。但房子本身不夠理想，我們在重建中改善了一些不足之處，讓使用空間增加了一倍，并增加了一個溫室。我們非常幸運地請到了海濱牧場的原設計師之一比爾·特恩布爾擔任我們的建筑設計師，由馬特·西爾維亞負責施工。

　　1981年房子重建竣工后，我們有一半時間是在海濱牧場度過的，每次在那里住一周或更長時間，不像在卡皮塔夫那樣，每次住半年。這是一個對工作和休息都很好的安排。羅斯已經把半英畝的雜草灌木變成了名副其實的仙境，一年四季五顏六色，這里還是新鮮蔬菜的供應地。為了防止鹿破壞花園，我們不得不在房子周圍修建了牢固的圍欄。不過還是有幾次鹿沖破了圍欄，毀壞了花園。我們倆人都喜歡小路和海濱，我還經常去網球場和游泳池。現在我還經常游泳，但是已經被迫放棄了網球。多年來我們還和其他住戶一起參加一年一度的愉快的劃船旅行(沿著門多西諾南邊的一條小河)。總而言之，雖然我有時在夏天還會想念佛蒙特，但是事實證明海濱牧場是代替卡皮塔夫的最好選擇，尤其是作為每年的輪換住處。

　　危地馬拉

　　1978年，我們的危地馬拉之行很愉快，我在著名的弗朗西斯科·馬洛奎大學發表了演講，并接受了榮譽學位。這所大學建立于1971年，是由一批私人企業家資助的。大學的創建者是堅定的自由市場經濟觀點的倡導者，受到馮·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影響。于是，他們著手建立一所大學，試圖將自由社會的理論與一般的大學教育結合起來。

　　辦學成果引人注目。一開始學校很小，只有私人提供的4萬美元的資金和125名學生，只能頒發法律、經濟、工商管理專業的學位，但是學校發展迅速，又增加了商業、醫學和建筑及其他專業的研究生院。在它現代化的校園里，目前注冊學生已超過了6 000人，還有另外5 000名學生接受遠程教育。弗朗西斯科·馬洛奎大學已成為中美洲的名校之一，是為數不多的真正的私立大學，既不受教會資助也沒有政府撥款。

　　曼勢埃爾·阿約(他的朋友和敵人稱他為幕索)是創建這所大學的那些人中的領導人物。他在學校建立初期擔任校長兼經濟學院的院長，同時還繼續從事日常的商業活動。慕索在政治上非常活躍，擔任過議員，幾年后競選過總統和副總統，但未成功。他是個極有爭議的人物。他曾經給我們講過逃過暗殺的曲折經歷，的確驚心動魄。

　　20世紀60年代的某個時候，慕索成為朝圣山學會的成員，創建大學的那批人中的尤利塞斯·登特也在那時進入朝圣山學會。這兩個人都是非同尋常的人，既是成功的企業家，又是自學成才的學者，對經濟學與政治哲學有著深刻的洞察力。

　　1978年除了在這所大學的活動之外，我們還和慕索與他的妻子奧爾加一起在委地馬拉高原住了幾天，這里的主要居民是印第安人，也是武裝游擊隊的根據地，游擊戰進行了多年，我們希望現在已經結束了。讓我們更感興趣的是，索爾·塔克斯極有影響力的著作《便士資本主義》(Penny Capita Lism)就是以這里為背景而寫成的。在這本書里，他描繪了一個這樣的社會：因為實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有著比鄰近地區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既不思進取又死氣沉沉。

　　滑雪

　　羅斯和我，還有珍妮特和戴維都是在瑞士的阿羅薩開始滑雪的(參見第17章)，而我是四個人里惟一堅持下來的人。羅斯一般都是在冬天去里諾看望她姐姐，我就利用這個機會去離里諾不遠的一個地方滑雪。下雪季節只要我們住在卡皮塔夫，我有時還可以在新罕布什爾和佛蒙特滑雪。

　　我們搬到舊金山后，我認識了勞里·奇克林，他是當代研究所的創建人之一，擔任研究所所長多年，負責研究工作。他成為我的好朋友兼網球搭檔，不過他技術比我好得多。勞里的父母是休格·鮑爾滑雪場的創建人，這是一個位于內華達州的極好的滑雪場，離塔霍湖不遠，勞里在那里有房子。勞里是滑雪專家，我和他一起去過幾次休格·鮑爾。至少有一次是和威廉·巴克利一起去的，我們是在參加電視節目時認識的，有幾次是參加同一個節目，其中有一個是他的節目《火線》。勞里和他很熟，從法學院畢業后曾一起在《國民評論》(National Review)工作過。

　　1980年，我們換了活動地點，又開始了一年一度的活動，這是我這一年生活中的高潮之一：1月的第二周和勞里與巴克利去滑雪，地點是猶他州阿爾塔的阿爾塔度假村。這里的雪非常好，住宿條件也極好，滑雪教練也很出色。此外，勞里的滑雪教練小鮑納斯現在是附近的一所滑雪學校的校長，勞里說服他來和我們一起滑了一天雪。他是一位神奇的教練，奇跡般地改進了我的滑雪技術，我原來滑得很糟糕。勞里和比爾都比我滑得好，但是這不妨礙我們享受從陡坡上滑下的快樂。我們滑一天雪就休息一天，泡個熱水澡，然后邊聊天邊品嘗美食，小酌幾杯。從各方面說，這是一天中最好的時光。

　　16年來我們的滑雪活動一次也沒有停止過，直到1994年我有了健康問題，做了背部手術，這讓我只有依靠助步器才能走動，1995年我沒有滑雪。1995年秋天，我又做了一次手術，這次手術改進了我的行走能力，但是沒有好到可以滑雪，所以1996年和1997年我又缺席了。1998年，我仍然希望加入他們的活動，即使不能的滑雪，至少可以與他們暢談一番。

　　松柏別墅

　　1980年另外一個活動開始了，在小有中斷后，成為我們這一年里的一個高潮。這次羅斯也和我一起。喬治·舒爾茨當時是貝特克爾集團的總裁兼董事長，公司擁有松柏別墅。2月，喬治在松柏別墅安排了周末聚會，請的是一些對國內重大問題有興趣的好友。經常的參加者除了喬治外，還有奧貝·舒爾茨，她一直參加直到1995年去世，以及比爾與卡羅爾·西蒙夫婦、沃爾特與凱西·里斯頓夫婦、埃德與珍妮克·利特菲爾德夫婦，另外還有喬治·施蒂格勒，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也一直參加。貝克特爾家族與貝克特爾集團的人也參加了聚會，偶爾還會有其他人，例如最近加里與吉蒂·貝克爾夫婦、格哈特與里賈納·卡斯珀夫婦也參加了聚會。

　　頭兩次聚會是在1980年和1981年。在喬治擔任國務卿期間聚會暫停。我寫本書時(1997年)，聚會剛恢復沒多久。松柏別墅是一幢可愛的房子，在一個美麗的地方，那里設施齊備可以打高爾夫、網球，也可以散步，參觀蒙特雷。最重要的是，和在阿爾塔一樣，在閑暇的晚上，我們可以在喬治的引導下聊天。他確實有某種才能，能讓談話集中在主要參與者中間而不離題。

　　唐寧街

　　1980年2月我們去英國拍攝英國版的《自由選擇》中的討論部分，在此期間，瑪格麗特·撒切爾邀請我去唐寧街會見她和幾位政府部長。會見中的討論有趣又令人振奮，尤其是在撒切爾夫人離開后，有人請我教教她的內閣中的“笨蛋”。在此前與后來與撒切爾夫人的會見中，我都不可能不對她的智慧與人格魅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弗雷澤研究所與經濟自由會議

　　在加利福尼亞的那些年里，我們與邁克爾·沃爾克的接觸很多，他是加拿大溫哥華的弗雷澤研究所的常務所長，這個研究所建于1974年。邁克爾將弗雷澤研究所建設成了北美頂尖的自由市場經濟的代表，并成為加拿大最有影響的此類組織，他做得非常出色。

　　在我們參加的弗雷澤會議上，提出了這樣一個設想，比照“自由屋”(美國著名人權組織)為政治自由而提出的指數，也為經濟自由建立一個量化的檢驗尺度。但是實際上這比我們最初想像的要困難的工作。在13年間，我們為此召開了一系列的學術討論會，其中多數由我、羅斯和邁克爾擔任主席，但是邁克爾和他在弗雷澤的助手承擔了所有的工作。這些會議聚集了一小批對此有興趣的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弗雷澤研究所以這些會議提交的論文為基礎，出版了四本書。最近出版的是由詹姆斯·格瓦特尼、羅伯特·勞森和沃爾特·布洛克撰寫的《世界經濟自由，1975~1995年》[1]

　　我在為這本書寫的序中說：

　　自由是一個重要的詞，而經濟自由不為人知。談論經濟自由很容易，但是衡量它、明確界定它的特征、列出它的主要特征、將它與整體事務融合在一起，就非常不同了。這是一個困難得多的任務，我們于13年前開始這個任務時就已經發現了……

　　對我們許多人來說，經濟的、政治的、公民的自由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正是它使得生活值得繼續。我們愿意生活在自由的國家里，即使這會使我們的生活水平不如其他國度的人。但是我堅定地認為一個自由社會處于不可能在這種條件下存在下去的。一個自由社會是一種脆弱的平衡狀態，經常會受到攻擊，甚至會受到自稱是支持自由社會的人的攻擊。我相信，自由社會得以發展與繼續只能是因為：經濟自由比起那些控制經濟的做法來，在經濟上有更多的成果。

　　因為人們普遍認為經濟自由與經濟發展的水平和比例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創建一個經濟自由的指數并不必要。理論上的考慮為預見這種關系提供了理由，而隨意的觀察已經足以顯示理論的內含與實踐的結果。我們無意從這本書里學習過去我們不知道的重大事件。我們所做的只是得到一些數據，可以用來探討這些關系是如何發生作用的，基本聯系是什么，讓懷疑者可以客觀地檢驗他們的觀點。

　　傳統基金會在1989年也開始了同樣的努力，其成果是一系列體現經濟自由指數的出版物。弗雷澤研究所與傳統基金會的出版物中有一些重復，但是也有明顯的不同，因為這是不同目標的反映。弗雷澤研究所的項目集中于對發展的學術研究，而傳統基金會的關注點是政府對外援助的分配及商界領導人對海外投資的思考。二者也有一些合作，傳統基金會的學者也出席了弗雷澤研究所的會議，并向會議提交論文[2]。

　　第二次婚姻

　　{羅斯}我們的孩子在他們的第一次婚姻中不如我們這么幸運。我們已經講過戴維第一次婚姻的破裂，相比之下珍妮特的婚姻持續的時間長一些。她和盧結婚六年后有了一個孩子，又一起生活了八年多。我從來也沒有看好過他們的婚姻，但是直到她宣布離婚后才對她說出我的感受。

　　查爾斯·馬特爾是伯克利的研究生，正攻讀計算機專業的博士學位，也是一位橋牌高手，他愛上了珍妮特。幸運的是這使她走出了離婚的痛苦。她和奇普(查爾斯的昵稱)決定1982年6月25日結婚，珍妮特說她選擇與我們同一個日子結婚是希望這能是一個好兆頭。這是一個好兆頭，但不是因為選擇了一個好日子，而是因為選擇了一個合適的人。

　　奇普的父親是數學教授，母親是圖書館管理員，他們在奇普十幾歲時離婚。因為他們都是嚴格的猶太教徒，所以奇普和珍妮特的婚禮按照猶太教儀式舉行，就像我們當初為了自己的父母做的一樣。婚禮在我們公寓的客廳里舉行，除了奇普的父母和姐姐之外，還有他的許多親戚和朋友參加。這是非常愉快的、節日般的一天。奇普是一個好丈夫，而且更重要的是，從我這個外祖母的角度看，對于里克他也是一個好父親。

　　奇普現在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計算機系的教授。他獲得這個職位后，他們搬到戴維斯，珍妮特開了一家法律事務所。她還在附近的法學院做一些兼職教學工作。

　　盧也已再婚，這兩個家庭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盧和奇普還經常做橋牌搭檔，兩人贏得過多次全美與國際比賽的獎項。珍妮特也仍然是橋牌高手，有時和奇普搭檔。在一次橋牌錦標賽上，里克前去助陣，他的套頭衫上寫著：“我的父親們是搭檔。”

　　戴維也有了第二次婚姻。他認識了伊麗莎白·庫克，她是地質學專業的研究生。雖然他們的專業不同，但是有著共同的業余愛好，包括參加創造性懷古協會，熱衷中世紀烹調法和科幻小說。1983年6月4日他們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高地結婚，伊麗莎白的父母住在那里。我的哥哥阿倫和姐姐貝基和我們一起參加了婚禮。

　　戴維的第二次婚姻非常成功也非常有成果，我們現在又有了兩個孫輩，生于1990年的貝卡和生于1993年的威廉。1995年戴維接受了圣克拉拉大學經濟系與法學院的職位，戴維和貝蒂現在生活在加利福尼亞州，這讓我們更加高興，因為可以經常看見他們。帕特利現在在哈維·馬德學院讀書，他也很討人喜歡。

　　與女王共進晚餐

　　1983年3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乘“布列塔尼亞號”環球旅行途中訪問舊金山，里根總統與夫人邀請我們參加為伊麗莎白女王和菲利普親王在舊金山德·揚藝術博物館舉行的晚宴。第二天晚上女王又邀請我們參加她在游艇上舉行的晚會。

　　當輪到向走過迎賓隊列的女王介紹米爾頓時，她說：“我知道你。菲利普經常看你的節目。”這指的是《自由選擇》。

　　宴會群星璀璨，出席的都是加利福尼亞州的知名人士和來自全美各地的人。

　　第二天晚上登上游艇時，米爾頓有些失禮，他登上船時大聲說：“這只小艇。”還是一位官員禮貌地糾正了他：“這是一艘船，先生。”到了船上，一切安排都是非正式的，女王與菲利普親王在客人中自由來往。戴維·帕卡德送給女王一臺惠普電腦，米爾頓建議她可用這臺電腦保存她的賽馬成績記錄。菲利普親王對社會政策很有興趣，對我們談到的內容了如指掌。

　　在這個民主的時代，伊麗莎白女王和菲利普親王也和瑞典國王與王后一樣，非常友好，不裝腔作勢，又有魅力。“莊嚴”這個詞不再與他們的行為緊密相關。

　　從冰島到昂蒂布角，1984年

　　{米爾頓}去英國參加在劍橋舉行的朝圣山會議的路上，我們在冰島度過了奇妙的幾天。雷克雅未克是一個可愛的城市，空氣清新，陽光燦爛，有大量溫泉水可以用來取暖。

　　邀請我們的人是漢尼斯·吉蘇拉森，他當時在冰島是一位相當孤獨的自由市場經濟與有限政府理論的捍衛者，但是他的工作極有成效。我們這次訪問的公開理由是由我發表一次公開演講，但是我們接受訪問的原因是想要看看冰島的某些情況，這個小國有悠久的歷史，最著名的是冰島傳奇，可以追溯到13世紀或是14世紀。我們的興趣也來于我們的兒子戴維的鼓勵，他對冰島傳奇非常感興趣，并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私人創立并實施的法律：一個歷史案例》，文章考察了“10~13世紀的冰島法律與政治體制”，而且成為研究自由主義經典的重要論文[3]。

　　漢尼斯安排我們與總統芬博阿多蒂爾和其他政府官員會面，安排了與學術界的討論，還讓我們游覽了最值得一看的冰島的景點。我們從戴維那里聽到的古老歷史與對現代問題的研討與爭論結合在一起，這是千年時光的交匯。

　　從朝圣山會議回來，我們度了兩個星期的假，主要是在法國南部。1984年，在里根的第一個任期內，美元升值將近頂峰，因此與法郎的匯率對我們非常有利，大約是10法郎兌換1美元，如果我的記憶準確的話。這讓我們有了一次我們負擔得起的奢侈假期，假期從在昂蒂布角飯店度過的一周開始，這是一個真正的田園詩般的地方。然后我們駕駛著租來的車沿著著名的拿破侖公路前進，這是1815年拿破侖從流放地返回，發動“百日政變”時所走的路線。我們用了四天的時間到達巴黎，沿途住的是三星級飯店。我們特別欣賞的是靠近瑞士邊界的塔盧瓦爾的佩雷·比西克客棧。在巴黎我們住在著名的麗茲飯店，由于匯率對我們有利，住一晚大約只要100美元。我們這次到達巴黎正值法文版的《現狀的專制》出版。我們乘女王伊莎白二世號，再次作為“表演者”返回紐約。總而言之，這是一次難忘的旅行，但是可能正是這次旅行造成了我在這一年的下半年突發心肌梗塞。

　　第二次搭橋手術

　　1984年下半年，我們去新奧爾良看望了兒子戴維，他在杜蘭大學教書。我們和往常一樣，把工作和休閑結合在一起。按日程我應該做一次演講，這是在杜蘭商學院院長、我的朋友梅耶·費爾德伯格的幫助下安排的，是新教學樓落成典禮的一部分。在演講前的周末，我突發嚴重的心絞痛，并伴隨輕微的心肌梗塞。我們又非常幸運，杜蘭大學醫院的醫生極為稱職。第二天一早我們去看病，這時我已經忍受了一夜的心絞痛。我永遠也忘不了第一劑嗎啡進入身體時的那種徹底放松的感覺。這次的感受讓我對吸毒上癮有了某種理解。

　　{羅斯}米爾頓隨后在杜蘭大學醫院接受了兩個星期的特別護理，我則作為這家醫院的客人度過了兩個星期。和病人不同，我不必受量體溫、做各種檢查之累，這是病人天天要做的事情。而我有一間舒服的房間，每天三頓美味的飯菜用一張小桌子送來，桌子上覆蓋著漂亮的桌布。等到米爾頓能夠離開特別監護室了，我們就搬進一個套間，這樣我們可以在一起。從醫院院長到護理人員對我們都很好，讓我們享受到了南方人的熱情友好。

　　因為米爾頓上次的經歷，我決定給布蘭登堡醫生打電話請教我們在離開杜蘭醫院后下一步應該怎么辦，尤其是我們是否應該考慮再去梅奧診所。我給診所打了電話，得知布蘭登堡醫生已經退休，住在亞利桑那。我又打電話到他家里，講了我們的情況。他態度很好，很熱心，告訴我們斯坦福大學的心血管系非常好，我們去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療。

　　在杜蘭醫院住了兩個星期后，米爾頓可以出院了，但是醫院堅持要讓護理他的護士陪我們一起旅行。護士也很愿意去一趟舊金山。喬瓦諾維奇以他歷來的慷慨，派他的飛機來接我們回舊金山。米爾頓又在斯坦福大學醫院住了幾天，繼續調養，然后才回家。幾周后，又發生了一次心絞痛，由諾曼·沙姆韋醫生主刀做了第二次搭橋手術。我可以高興地說，這次手術至今的12年間，米爾頓的生命沒有再受到危脅。

　　羅斯博士

　　{米爾頓}羅斯經常因為被稱為“博士”而感到煩惱。她已經完成了芝加哥大學對博士學位的所有要求，只是還沒有完成論文，并且始終沒能做完論文。1984年12月，佩珀代因大學授予羅斯名譽博士學位，讓她卸下了這個包袱。佩珀代因大學常務副校長(后來成為校長)戴維·達文波特把這件事辦得恰如其分，這個學位讓羅斯感到受之無愧，也讓我們非常高興。

　　75歲生日

　　胡佛研究所為慶祝我的75歲生日，在1987年7月15日召開了為期一天的研討會，并舉行了晚宴，這讓我深感榮幸。我們的兒子戴維也參加了研討會，我們兩個人并排坐在講臺上拍了一張我最喜歡的照片，這是基因影響的一個明證。許多我過去的學生也參加了研討會，這是一件真正的學術樂事。

　　晚宴充滿節日氣氛。讓我們深受感動的是許多朋友從很遠的地方來參加晚宴，創距離紀錄的是莫里斯·紐曼，他從澳大利亞飛過來，第二天又要返回。所有參加者的簽名紀念冊現在懸掛在我們公寓的墻上。

　　再訪新英格蘭

　　1987年10月，我們花兩周時間再次游歷了新英格蘭的幾個地方，這些地方在我們一生中曾經產生過重要影響。我們選擇這個時間是因為這是欣賞秋色的最佳時機，而這是加利福尼亞不可能有的，是只屬于新英格蘭的奇跡。

　　我們重訪了新罕布什爾州牛津的家，這是我們賣掉這所房子后頭一次返回。我們還見了房子現在的主人，他們非常友好，讓我們隨意參觀。那間工作室失火后就沒有再重建，我曾經在那里度過了許多時光，完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我們還愉快地在那里打過乒乓球。那間小屋已經專門留著過冬用。起居室和它漂亮的石制壁爐還基本上與原來一樣。但是其余部分，已經基本上沒有了原來的魅力。

　　我們還去看了卡皮塔夫，但是沒有人在家。我們只從外邊看了看，讓羅斯傷心的是花園沒有了，這曾是讓她驕傲而喜悅的風景，也是辛苦工作的結晶。另一個變化是鮑勃·阿利伯修建的網球場，這是我計劃多時而沒能完成的。

　　最愉快的是和勞拉和埃德·班菲爾德夫婦一起去蒙彼利埃，我們開車穿過不尋常的早來的風雪才到達那里。

　　返回紐約后，我們又參加了為期兩天的為安娜·舒瓦茨而舉行的研討會，然后我們又繼續在新英格蘭旅行，驅車去華盛頓山區看望迪克和貝弗利·韋爾，他們已經把原來的第二住處變成了永久的家。迪克還經常爬山，我們愉快地回憶起許多我們一起爬過的山，也討論了我們國家的狀況。迪克通過埃爾哈特與雷爾姆基金會，默默地為重振對自由市場經濟社會的理解與支持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當今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學者中，很多人都是埃爾哈特獎金獲得者，這是由迪克發起并管理的項目。

　　我們旅行的其余部分純粹是懷舊：駕車穿過緬因州到基澤湖。我們圍著湖轉圈，但是已無法找到49年前我們在這里度蜜月時住過的小石屋。失望之余，我們返回北拉弗爾郵局詢問信息。顯然，郵局的小姐在我們住在那里時還沒有出生，她沒聽說過把房子租給我們住的佩斯利夫人。但是她建議我們可以請一家父子地產公司幫忙，這家公司就在郵局后的一條街上。我們在那里得到了意外的收獲。我們敲門時，那位父親出來回答說，他已經退休了，他的兒子會很快回來，但是我們就是要找他。他非常了解佩斯利夫人和她的房產。他準確地指明了方向，我們沒費力就找到了小石屋。房子顯然有些日子沒人住過了。它不再是記憶中的“樹木中的小石屋”，也許從來就沒有過這樣的景象。

　　重訪故地的目的達到后，我們返回舊金山。

　　金婚紀念

　　1988年6月25日是我們結婚50周年紀念日，也是珍妮特和奇普結婚六周年紀念日。為了慶祝，我們決定全家去厄瓜多爾與加拉帕戈斯群島旅行。珍妮特做了具體安排，6月24日我們從不同方向到基多會合，一共是八個人：羅斯和我，珍妮特、奇普和里克，戴維、貝蒂和帕特里。我們在基多停留了一兩天，第一周的其余時間游覽了高原與印加帝國的遺址。

　　然后我們飛往加拉帕戈斯群島，在那里我們上了一條出租的游船，這條船可以容納12名乘客與5名船員：大副、助理大副、廚師、雜役，最重要的是還有一名博物學家。旅行安排非常理想。我們住的房間很大，飯菜非常可口，船員與博物學家按日程白天將船停靠在不同的島上，為了不和乘坐大型旅游船的大批游客沖突，我們睡覺時船航行在相距較遠的兩個島之間。我們看到了大海龜、巨蜥和其他稀有動物，真是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所有的人，無論老小，在這次自然界的漫游中都非常高興。

　　同樣讓人高興的是在水中漫游，我們和友好的海豹一起在水中嬉戲，它們似乎覺得我們業余水平的泳姿非常可笑，努力要向我們展示正確的動作。我們12歲的孫子帕特里迷上了釣魚，船駛到臟水區時他最高興，因為那里的魚特別多，他可以一條接一條地釣，快到幾乎只讓他來得及把魚餌放在鉤上，再從船上扔下去。多數魚又被扔回去了，因為不適合食用，但是可食用的已經夠吃幾頓的了。帕特里高興極了。

　　我們所有的人都陶醉于美麗的夜景，海豚在船頭或是船旁游動，離開時留下閃亮的螢光，這是天然的煙火。

　　科學獎章與自由勛章

　　1988年，我被授予兩項榮譽：國家科學獎章與總統自由勛章。

　　1988年，20位科學家獲得了國家科學獎章，獲得者一般都是自然科學家，偶然也有社會科學家，例如我。獎章由總統在白宮授予。不幸的是，當時我本人不能去華盛頓，所以我讓戴維代表我去接受獎章。

　　總統自由勛章是公民的最高榮譽章，每年由總統決定獲得者。1988年10月7日里根總統將這一勛章授予八個人，這時距他離開白宮只有幾個月時間。羅斯和我出席了儀式，我們邀請了我們的兩個侄子杰里與艾倫·波特和他們的妻子，還有戴維·邁澤爾曼和他的妻子，最重要的是我們邀請了我們的孫子帕特里，這給了他一次機會見到了羅納德·里根和其他出席儀式的人與軍界知名人士。

　　西雅圖婚禮

　　1989年，張五常①請我主持他與蘇錦玲的婚禮。張五常在華盛頓大學教書時，曾經涉足房地產業。其中之一是參與開發一個購物中心，它位于西雅圖附近的米爾克里克的陸地延伸部分。由于其中有些地方太潮濕，不能做購物中心，張五常就把它們改造成一個東方式花園，作為中國餐館的一部分，叫做御花園。他計劃在他的餐館舉行婚禮與慶祝宴會，這家餐館現在由新娘管理。

　　我沒有答應主持婚禮，理由是我不是牧師也不是地方法官。他解釋說正式婚禮在公開婚禮前舉行，我參加的是后者，沒有法律含義，只是慶祝會的一部分。

　　我不能拒絕這個不尋常的機會。婚禮上，我穿上自己的學院式長袍，戴上帽子，我和新郎新娘站在跨過流水的典型中國式紅色小橋上，所有的客人向我們鞠躬。我恰如其分地完成了程序，問了新娘與新郎例行的問題，但是在前面加上這樣的話：“這是一個真正的國際化與跨文化的婚姻：這里是美國，一位生活在香港的佛教徒與一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天主教徒結婚，婚禮由一位猶太人主持。”這是一個美好的慶祝會，隨后是享用美味的中餐。

　　從地震中逃生

　　1989年10月17日舊金山發生地震時，我們正住在位于泰勒大街1750號的19層公寓里，地震非常厲害，大樓搖得讓我不得不抓住家具才沒有摔倒。但是地震時間很短，沒有讓大樓的結構受損。雖然我們的許多玻璃器皿和易碎物品都放在開放式的架子上，但是只摔碎了一件。但是供電立刻中斷了，這不僅意味著沒有燈光，更重要的是，也沒有電梯。

　　{羅斯}我的感受和米爾頓很不一樣。我的牙一直不好，我的牙醫迪安·柯克帕特里克非常熟悉新的牙科技術，他在六個月前就建議我做門牙的植牙手術。手術已經完成了，我正在為我的新牙壓模，這是最后階段。突然斷電了，所有的東西都搖起來，從架子上掉下來，包括我未完成的壓模。我受了驚嚇，都不記得我坐的牙科椅是否在搖，它肯定在搖。迪安把我從椅子上拉起來，帶到第一個安全出口。他后來解釋說，這是惟一有金屬支架的地方，因而比較安全。我們站在安全出口，看著街對面的建筑物上的磚掉下來。當迪安確定我們可以安全地離開后，我們走下兩段樓梯，各自離開。迪安的牙科診室在金融中心的一座舊建筑中，這是舊金山受災最重的兩個地區之一。我們所在的那座樓后來被宣布為不能繼續使用，因此拆掉了。

　　回想起來，我當時仿佛是在夢里，完全是在下意識地行動。我每次去迪安的診室都是步行往返，這次我也是走回家的。沿街的商店和漂亮的理發店都漆黑一片，這似乎很奇怪，但是我沒有多想。直到我到了大廈，上了四段樓梯到了大堂，發現米爾頓和一些房客正緊張地等在那里，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么嚴重的事情。而且和其他類似時刻一樣，我覺得我沒有米爾頓受的罪大。

　　但是此后的兩三個星期就不一樣了。因為沒有上邊一排牙，我只能吃糊狀食物，直到迪安在他工作的診室完成了他一直在做的假牙，才解決了我的問題。好在他有一些地震前取的牙模，不過他從來沒告訴過我他是怎么取回這些牙模的。他在能夠去新的診室開始工作之前，先給了我一套臨時的假牙。只要我去看病，迪安一定會給來他的診室看牙的人講述我們當年的經歷。

　　{米爾頓}我到達安全地帶之后，最關心的就是羅斯了。我試著給迪安的診室打電話，但是打不通。我步行到一樓，在那里見到了如同熱鍋螞蟻一樣的其他房客。我決定開車去迪安的診所，沿著我認為羅斯走回家的路線，看看能不能找到她。

　　這是一次奇特的經歷。交通信號燈都失靈了，只能靠沿途的其他燈光行進。沒有發里交通堵塞，但是有許多人在街上走。駕車人都明白沒有可以依靠的交通信號，只有自我規范才行。沿途都沒看見羅斯，我很失望，但沒費什么力就到了迪安的診室，我把車停放在診室對面的街上。進大樓的門開著，我上樓到了迪安的診室，但是門是鎖著的。返回到泰勒大街1 750號的途中我也沒有見到羅斯，我走后她也沒有回來，這是我最難受的時刻。過了一會兒當她走上來時，我才松了一口氣。這似乎過了很長時間，但事實上可能只有15分鐘。

　　我們爬上19層樓，回到公寓里。我們從起居室的窗子看到海港區已經起火，海灣大橋也斷了。收音機里報道了生命財產的損失情況，我們慶幸自己沒有受到什么傷害。只是兩個星期沒有上排的牙齒，對羅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阿倫的90歲生日慶祝會

　　1991年夏天，喬治·施蒂格勒建議9月21日為慶祝阿倫的90歲生日開一個慶祝會，但是事先不告訴他，給他一個驚喜。他告訴了羅斯和普里西拉·斯科特他的想法，蘇妮(普里面拉的昵稱)的丈夫是斯坦福法學院的教授，也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蘇妮因此也成為阿倫的朋友。蘇妮和肯住在斯坦福地區，可以在他們家舉辦慶祝會。喬治、羅斯和蘇妮列了一個準備邀請的客人的名單，喬治從芝加哥寄出邀請信，提醒每個人這次慶祝會是一個意外的驚喜。

　　羅斯和我開車去接阿倫，謊稱是去斯科特家吃飯。我永遠忘不了當阿倫走進斯科特家院子里時臉上驚訝的表情：這么多以前的同事、學生以及親朋好友從全國各地趕來，同時高呼：“祝你生日快樂。”這是一個非常快樂的慶祝會。

　　諾貝爾基金會90周年慶祝會

　　1991年是諾貝爾獎創立90周年。諾貝爾基金會決定邀請所有在世的諾貝爾獎得主及其配偶參加1991年的諾貝爾頒獎典禮。羅斯和我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邀請。我們為了克服時差，以及抵御斯德哥爾摩的嚴寒，決定先到西班牙南部溫暖的瑪貝拉度假，然后再去摩洛哥，這是一個我們沒有去過的國家。

　　我們住在馬拉科奇飯店時，格洛麗亞帶來了令人傷心的消息，喬治·施蒂格勒去世了。我們后來得知，當時他因肺炎住院，已經康復，正準備出院。在他去世那天早晨曾和阿倫通過電話，他似乎精神很好，想到又可以吃到美味食品而興高采烈。在允許他出院前，發生了心肌梗塞。這個消息讓我悲傷之極，簡直不能相信再也見不到這位生機勃勃、才華橫溢的朋友了，他是我那么多年的朋友，三個月前還和我們一起為阿倫慶祝了90歲生日。

　　{羅斯}喬治突然去世的消息讓我們此后的旅行黯然失色，再加上我們又丟了行李，壓抑的情緒一直伴隨我們到斯德哥爾摩。我們到達后的第二天，米爾頓按日程應在哥德堡演講，他只能穿著旅行服出現在會場，我也一樣。三天后我們的行李找了回來，我們地參加了諾貝爾頒獎典禮。這次沒有了跟蹤我們的抗議者，我們能夠真正全身心地投入90周年的慶祝活動，1976年的頒獎典禮我們沒能好好享受。

　　墨西哥

　　{米爾頓} 1992年5月，卡托研究所與幾個墨西哥的組織共同舉辦了一次會議，會議在墨西哥城召開，主題是“解放本半球：自由貿易與其他”。我在開幕宴會上做了主題發言，還參加了幾組討論。我會見了墨西哥銀行的經濟學家與一些在芝加哥大學學習過的經濟學家。在這繁忙而充實的一周里，最有趣的是西班牙文報紙上諷刺我主張毒品合法化的漫畫。其中之一的復制品被裝框懸掛在我們位于海濱牧場的家里。

　　會后，卡羅萊娜·德·玻利瓦爾和她的丈夫西蒙陪我們游覽了瑪雅遺址，這是我們15年前沒能去成的。他們是無與倫比的東道主兼導游。我們飛到比亞埃爾莫薩，他們在那里安排了一輛面包車等著送我們去遺址。古老山區的景象完全符合對它們的宣傳。正如我在給埃德·克蘭的信中所說的：“我們在尤卡坦度過了極其令人滿意的一周，不可能有比西蒙和卡羅萊娜·德·玻利瓦爾更好的東道主了。而且我們整周都沒有看過一張報紙。幸福至極。”

　　為了看老朋友而旅行

　　希臘

　　一封來自斯坦福校友會的旅行-學習項目組的信向我們介紹了一種新的休閑旅行方式—乘坐游輪旅行。我們只能從以往的橫渡大西洋的旅行中預想這種旅行方式，最近的一次是乘坐“伊莉莎白女王二世號”穿越大西洋。但是這只是回家的一種好方法，我們還從來沒有乘船旅游過。

　　他們問我是否愿意作為演講人參加1993年9月前往希臘群島的旅行。我欣然接受，很高興有這個機會重訪我們以前去過的地方。這次旅行乘坐的是“皇家海盜女王號”，這是一條出色的船，有能干而有禮貌的船員。

　　我們先要到雅典，從那里開始旅行。這段旅行很糟糕，在法蘭克福機場，我們因為他人的失誤而沒趕上轉乘的飛機，因此耽誤了大約10~12個小時。

　　在雅典停留兩天后，我們登上“皇家海盜女王號”出發前往希臘群島。我們很快就發現，參觀一個島就意味著要穿過攤位林立的小路，這些路通常從碼頭通向城鎮或是鄉村，路邊的攤位都是出售旅游紀念品的。經濟學的規律是無情的：大批旅游者是景區的潛在的顧客，紀念品生意就像黑夜伴隨著白天一樣應運而生。我們最吃驚的是在羅得島，這是我們以前參觀過的一個島。我們記得這是一個懶散、平和、充滿傳統氣息的島嶼。這次在我們能看見島之前，必須要先通過一兩英里長的攤位。我們很快就發現我們很喜歡巡游和船上的和諧氣氛，但是對旅游景點沒有太大的興趣。

　　“皇家海盜女王號”從希臘水域穿過地中海停靠在卡普里島的一些地方。我們再次非常失望，和許多年前一樣，我們想要進入藍色巖洞，但是因為洋流不順而沒能成行。游輪旅行在蒙特卡洛結束，經過非常愉快的旅行，我們從那里飛回家。

　　從舊金山到新西蘭

　　我們的第二次游輪旅行是在1994年11月，這次完全是在休息。我們去新西蘭三個星期，乘“皇家海盜太陽號”，這是“皇家海盜女王號”的姊妹船。我們從舊金山上船，同行的有薩姆·赫斯本茲和多麗安與約翰·亞當斯夫婦，因此我們有很好的同伴。1994年9月14日我做了一次手術，我的醫生和為我做手術的外科醫生都鼓勵我去旅游，期望我能在六周內完全康復。不幸的是，這種估計過分樂觀。雖然手術預計不會影響到我的下半身，但是我只能靠助步器在甲板上行走，而且整個旅游過程中都要用助步器。但是這并沒有妨礙我們享受船上的歡樂時光。盡管如此，健康狀況還是限制了我的活動，因此我們只得取消了到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做長時間訪問的計劃。我們只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各停留了一個晚上，在兩國都看望了老朋友，然后飛回舊金山。

　　從舊金山到香港

　　到1997年1月，我的健康狀況大為改觀，經過了喬爾·薩爾醫生的另一次手術和精心治療，我已經不需要助步器和手杖了，我們又乘坐“皇家海盜太陽號”開始了另一次旅行，這是為期四周的從舊金山去香港的旅行。這次有些工作要做，我們帶著筆記本電腦和本書的草稿，計劃在航行中修改它。工作條件非常理想：沒有電話、沒有會議、沒有報紙，沒有任何打擾。艙房很舒適，我也可以在露臺上工作。我們基本上完成了全書的內容，只剩下兩章(包括這一章)，這兩章我們尚未完成初稿。

　　在檀香山，薩姆·赫斯本茲和瑪格蕾塔·埃夫·烏格拉斯和我們會合，瑪格蕾塔是一位出色的瑞典女士，她是薩姆的老朋友，1991~1994年在保守的溫和黨執政時，她曾經擔任過外交部長。他們是非常好的伙伴，他們與我們會合后，我們就放下了一些手頭的工作。

　　船上的和諧友好氣氛再一次成了旅行中最好的部分。我們在馬紹爾群島、關島和菲律賓都做了停留，短暫的游覽都很有意思但并不激動人心。

　　我們在香港度過的一周是旅行中比較精彩的部分。我們在中國新年時到達，這就是說，所有的地方都要關門三天，但是這并不妨礙張五常安排各種活動。我們也與以前訪問中認識的老朋友吃了飯。張五常安排的活動中最有趣也最具創新性的是在香港大學的研討會，全部內容都集中于討論我的學術工作。這真是意想不到，因為我在香港曾經發表過的講話都是關于政策爭論的，而非學術性的。他和一位同事輪流問我問題，都是關于我先后研究過的，或是做出過貢獻的專題，例如消費理論、實證經濟學方法論、浮動匯率、貨幣理論及其歷史和政策。我以前從來也沒有參加過這類討論。討論我早期的研究工作也讓我回憶起許多年來我很少再回顧的細節。

　　從香港我們去巴厘島拜訪了雨果，他在烏布德有一處可愛的房子，這里是巴厘島的藝術中心。和羅得島一樣，從我們1/3世紀前參觀這里以來，巴厘島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旅游已經成為它最重要的支柱產業。1963年我們從巴厘島帶回了美麗的雕刻品。這次，所有東西似乎都是成批生產的。雨果帶我們去見了最好的雕刻家與手工藝術家，但是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小型雕刻品在質量上可以與我們已有的相媲美。當然肯定有那樣的藝術品，但是在市場上只占一小部分。

　　綜觀歷史，經濟發展給大眾帶來的好處遠比精英階層多。最近幾十年旅游業的發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交通領域技術水平的發展，尤其是飛機旅行的發展，已經降低了旅行的實際成本，同時實際收入又增加了。其結果是把更多的外國旅游者帶給收入更低的階層。市場已經做出了反應，以前的特權階級的利益受到了損害。

　　慶祝朝圣山學會成立50周年

　　1997年6月，我們結束了在歐洲的旅行，這是1990年以后第一次去歐洲。這次是去參加朝圣山學會的特別會議，紀念學會成立50周年。這次特別會議在瑞士的朝圣山舉行，50年前第一次會議就是在這里舉行的，并以此為學會命名。

　　為了重振第一次會議的精神，學會限制了與會者的數量，但是還是超出了帕克飯店的容納能力，1947年我們就住在那里。會議改在米拉多飯店舉行，這是一所漂亮的旅游飯店。

　　參加第一次會議的39個人中，只有三個人還在世—阿倫·戴瑞克特、莫里斯·阿萊斯和我。我是三個人中惟一出席了這次紀念會議的人。

　　這是一次計劃周密、運作成功的會議。日程與第一次會議相同。世界已經改變了，但是50年前討論的問題，今天似乎仍然很重要。由于限制了參加人數，這次的與會者主要是長期以來一直堅持原有立場的人，因此會議很接近最初的精神。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深入討論知識界的重大問題，還有許多由正式討論引發的非正式討論。

　　會議最后的內容是回顧與展望。我在講話中強調，在第一次會議上，我們中的很多人認為中央計劃經濟與國有化是對自由的主要威脅。在英國，工黨政府剛剛當選；在法國，被稱為“預示著計劃經濟”的政策已經開始實施；美國戰時政府的計劃已經為它贏得了政府具體干預的名聲。

　　從輿論判斷，我們已經贏得了這場思想上的戰爭。無論左派或是右派，每一個人都在談論市場、私有財產、競爭與有限政府的優越性。沒有人懷疑朝圣山學會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分支學會對改變輿論所做的貢獻，但它更大的力量是從現實中汲取的，柏林墻的倒塌，“亞洲四小龍”的巨大成功，還有最近智利的成功。

　　但是我還是認為，表面現象是靠不住的。在實踐領域中，我們的經濟學家并不比學會建立時有更多的自由。在美國，政府開支已從國民收入的20%增加到40%，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西方國家里。同樣重要的是，法規的范圍與內容，對工業與個人行為的控制，已經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增長了。我們在理論上勝利了，但是在實踐中失敗了。

　　我是一個天生的樂觀主義者，我相信我們正在見證幾十年來行動落后于思想的正常現象，政府的擴大已經被大幅度地遏制，而且這種發展勢頭已開始改變。

　　我們在朝圣山度過了愉快的幾天后，又去了布拉格，在那里做了幾次演講，與政府和企業界的領導人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出席了由美國大使珍諾妮·沃克為我們舉行的愉快的雞尾酒會，我還獲得了經濟大學授予的名譽學位。

　　我從布拉格去倫敦停留了幾天，目的是與參加《自由選擇》攝制工作的人聚會，慶祝這部系列片完成20周年。我們的慶祝會激動人心，幾乎所有的人都參加了，攝制組中只有一個人沒有來。我們很感激攝制組的合作，我們欠了他們太多的情。總而言之，這是我們倫敦之行的高潮。

　　然后返回我們的“天堂”。

　　從森林大火中逃生

　　哎，幾個星期后，“天堂”差點變成地獄。這是1997年7月11日，星期五，下午4：40。我們和兒子戴維和他的妻子貝蒂，還有他們的兩個孩子，一起在海濱牧場住了三天，正準備離開。他們裝好車就出發了，剛走上主路，就看見北面幾百米以外的雅達姆路(這是我們的房子所在地區的內部道路)方向的濃煙。他們返回來警告我們，并很快帶上我們上了主路，這時火焰與濃煙都已清晰可見。從雅達姆路到一號公路的出口已經被大火封死了，這可能是因為火勢借著北風在雅達姆路與一號公路之間的雜草與樹木中蔓延開來。

　　一個飛來的火星引發了我們北面鄰居家里的火災。我們肯定會失去我們的房子。現在惟一的問題是如何營救我們的家人。

　　我們正在考慮下一步往哪兒走時，一位代理治安官來了，催促我們沿著海岸峭壁向南走，一直走到海邊，如果西邊的大火能熄滅，我們在那里就會比較安全。我們迅速離開，除子身上穿著的衣服以外，沒有從家里拿任何東西，甚至沒有關門窗。

　　從我們的房子沒有一條好走的路可以到達海邊，我們向南走，扒開鄰居的籬笆，這是一道攔在南邊的籬笆，是南邊一大片空地的邊界，空地上覆蓋著黑莓和其他低矮植物。行進非常困難，尤其是貝蒂還帶著四歲的比爾，我們都是徒步行走。向海岸走了近一英里，到了一片通向海濱的平地，戴維第一個到達一片石頭覆蓋的海灘，他認為，如果西邊的大火能熄滅，我們就安全了。我們在海灘上等待的時候，直升飛機從我們頭頂飛過，用吊桶汲水再送往陸地方向，用來滅火。

　　幸運的是，風把火向東帶往森林，向西的大火沒有繼續發展。半個小時左右，一輛救護車來到我們所在的空地上，把我們送到海濱牧場以南兩英里的斯圖爾特村，我們在那里等待火情消息。

　　斯圖爾特村有一個很小的商店和一部電話，鄰近地區的消防隊迅速在這里集結。大約有30個消防小分隊，其中有專業人員，但大多數是志愿者。他們盡力救火，直到第二天將大火撲滅。從海濱牧場志愿消防隊來的小分隊在斯圖爾特負責協調救火工作。與所有形勢危急時的情況一樣，來自雅達姆的消息含糊不清，經常是互相矛盾的。我們相信志愿消防隊員正試圖保護雅達姆路上的房屋，我們的房子沒有受損，但是我們沒有得到任何什么時候能回去的肯定說法。

　　因為形勢太不確定，所以我們開始考慮一家人在哪里過夜。道路已經封死了，我們沒有車，也跟本無法開車去北面的海濱牧場旅店，我們本可以在那里找到房間。我們考慮的另一個可去的地方是廷伯山牧場，這是一個在斯圖爾特村南12英里的山頂度假村，條件非常好，我們有時在那里吃飯，并和經營度假村的一對夫婦成了朋友。羅斯給他們打了電話，但是被告知，每一個小屋都住了人。但是看到我們這樣絕望，他們說可以給我們一些照顧。半小時后，牧場的老板之一弗蘭克到了斯圖爾特村，我們六個人加上弗蘭克擠進他的車里，前往我們要去的牧場。我們到達后，弗蘭克停車時，另一位老板塔蘭把我們接到一間平時舉辦活動用的房子里。這時大約是7：00，她建議我們去吃飯。羅斯因為我們的樣子狼狽不太愿意去大餐廳，老板便問我們是否愿意在活動房間里吃飯，他們可以在那里放一張桌子。我們享用了一頓美味的飯菜，食物裝在高雅的透明餐具里，桌上鋪了這個牧場標準的純色亞麻桌布。吃完飯，比爾在地板上安靜地睡著了，他們又拿來了床墊和臥具，我們鋪好床，盡力讓自己入睡。

　　經過一個不眠之夜后，我們撥了前一天晚上給我們的電話號碼，詢問能否回家。我們得知，可以回家了。另一位老板巴巴拉自告奮勇送我們回家。我們又費了些周折，又因為互相矛盾的命令耽誤了一些時間，最后終于回到了海濱牧場自己的家里。戴維和他的家人立刻返回城里，我們則要完成整理這個家的任務，當時還沒有電和電話。

　　后來我們得知，火是從我們的朋友凱吉爾家對面燒起來的，他們的家在雅達姆路的北面，起因是一條高壓線的支線掉在地上，引發了火勢。只有一棟房子受到損害。我們的房子安然無恙。失火點在離我們的房子不到六米遠的花園里，危險近在眼前，多虧有志愿消防人員，他們隨時整裝待發，及時撲滅了可能發生的火災。

　　這一地區的破壞是廣泛的，但是多數是在開闊地或是森林中，景象十分可怕，但是沒有人員傷亡。電力供應到星期天晚上才恢復，電話服務則到星期一晚上才恢復。當一切都恢復正常后，我們在星期二離開，去了舊金山。此后，我們再看到經常出現在電視上的森林大火時，心情就不一樣了。

　　注釋

　　[1] James Gwartney, Robert Lawson, and Walter Blook,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1975-1995 (Vancouver, B. C., Canada: Fraser Institute, 1996),pp. vii-vii.

　　[2]傳統基金會的論文合訂本為Kim R. Holmes Bryan T.Johnson, and Melanie Kirkpatrick, 1997 indes of Econonric Freedom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Wall Street Journal, 1997)。

　　[3] David Friedman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March 1979, pp. 3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