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我們的共同生活有高潮也有低谷，但從來也不乏味。一般而言，低谷在前，高潮在后。

　　1966~1976年間有三件事同時發生，使得這一時期既活躍又興奮，最后以1976年獲得諾貝爾獎而達到高潮。但是1972年，卻從高潮開始，以低谷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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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1971年

　　米爾頓的貨幣研究(《美國貨幣史》在1963年出版)引來了許多商業與貨幣會議的邀請，既有在國內的，也有在國外的。另外，他與早期的尼克松政府的關系，尤其是他所主張的改革，如得到尼克松支持的志愿兵役制與負所得稅改革，引來了大量的報刊與電視報道。他還為《新聞周刊》撰寫專欄，并接受了一些電視節目的邀請，如《與新聞界見面》、《面對全國》和《唐納休談話節目》，再有就是訪問外國。他因捍衛自由企業體制(《資本主義與自由》在1962年出版)而為大眾所知，許多人邀請他發表公開演講。不斷的邀請一度像潮水一樣涌來，正當逐漸減少時，又因1976年獲得諾貝爾獎而重新增加。

　　這一活動還伴隨著報刊電視上廣泛而充滿贊譽的報道。先是《時代》的封面報道(1969年12月29日)，之后是《紐約時代雜志》的封面報道(1970年1月25日)，兩個報道都有米爾頓的漫畫。我還保留著《時代》的封面和登在《紐約時代雜志》上的漫畫。

　　我在《東方經濟學家》上這樣描述我們如何被介紹給《時代》：“1969年12月，當我們短期訪問紐約回來時，發現我們在佛蒙特的鄰居非常興奮。似乎是《時代》雜志的人曾向他們詢問我們大概去了哪里，是否知道我們什么時候能回來。當然他們對此一無所知。我們回來的第二天，《時代》的記者和攝影師就來到我們家做采訪，并為封面報道拍照片�！盵1]

　　封面報道介紹了米爾頓的學術成就，也介紹了他這個人。舉一個小例子：“弗里德曼是一個全身心專注于思想的人。他的基本哲學觀很簡單也并非獨創：人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在政治、經濟與社會關系中都一樣。他與眾不同的是將這一原則無一例外地應用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問題，不管此人他是喜歡還是討厭，甚至不考慮應用時的實際困難。他在各界中引起的反響十分復雜，保守主義者、新左派激進主義者和大量中間派中的幾乎所有群體，對他都是時而欣賞，時而氣憤�！�

　　紐約自由主義者米爾頓·維奧斯特在《紐約時代雜志》寫了同樣盛贊米爾頓的文章。他是這樣說的：

　　因為他在左派信奉政府管制的時代倡導經濟自由……米爾頓·弗里德曼不可避免地被認為是“右翼”經濟學家，這一印象似乎又因為他1964年與戈德華特的合作而得到印證。

　　但是如果“右翼”的意思是指過度關注社會的既得利益，以至于沉溺于現存社會體制，那就太不符合事實了。弗里德曼不是商會經濟學家，他肯定也不是伯奇分子①，無論他的思想傾向是什么，他提出的是一些受到社會贊同與擁護的計劃，在我們的時代，純屬激進派。弗里德曼也許不是一個平等主義者，但是當政府宣稱是幫助窮人的計劃卻讓富人更富時，他絕不原諒這樣的政治體制。

　　《花花公子》(Playboy)雜志也建議要采訪米爾頓，讓他談談自己的觀點，這讓他大吃一驚。他認為自己不是《花花公子》的恰當采訪對象。更讓我們吃驚的是，我們發現這份雜志有一個嚴肅的知識分子讀者群。從聲稱自己看了對米爾頓的采訪的人，以及《花花公子》收到的評論這次采訪的讀者來信判斷，讀這份雜志的嚴肅人群的數量要比我們以為的多得多。例如，我們發現安東尼·杰伊在談到《自由選擇》時，首次提到米爾頓的思想就是在《花花公子》的采訪中。

　　這一時期，新聞界對米爾頓的贊譽還是多于與之相伴的因為智利之行而引來的誹謗，這些誹謗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高潮(參見第24章)。

　　訪問外國的機會很適合我們，尤其是我。我的母親職責已經基本完成，這讓我能自由地加入米爾頓那些與學術活動結合在一起的國外旅行，其中大多數是發表演講和參加學術會議，當然還有觀光旅游。

　　戴維已經返回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學讀物理學的研究生，但是住在他自己的公寓里。珍妮特已經進了法學院，與盧·斯坦斯比訂了婚，她是在伯克利玩橋牌時認識他的。盧是一位數學天才，正在從事計算機編程工作，同時還是一位橋牌高手。他們的朋友大多數在灣區，因此這一地區顯然會是他們舉行婚禮的地方。令人高興的是，習慣在圣誕節與新年之間舉行的美國經濟學學會的年會，1966年將在舊金山召開，這樣一來，我們的許多朋友屆時肯定也會在那里，而婚禮正好也在那時舉行。

　　日本

　　繼1963年在日本長期停留后，我們在1966年重訪日本，這是此后八次訪問日本的第一次。八次之中有些只是去日本旅行，其他是與去別的地方旅行結合在一起。無論旅行是長時間的還是偶然路過，米爾頓都至少要在《日本經濟新聞》周刊的贊助下做一次演講，這份雜志每年都要贊助一系列經濟學講座[2]。報社的社長總是在演講的當晚舉行宴會，西山一般都擔任米爾頓的翻譯，社長的副手總是會參加宴會。宴會總是在一個日本藝妓館里舉行，通常是在Kitchko。晚宴既有日本美食，也有日本娛樂，同時還有有趣的談話。

　　西山幾乎是我們整個旅行的導游及陪同人員，每次旅行無論時間長短，他都肯定地說，我們每次只看到了日本的一小部分。

　　{米爾頓}我們1966年旅行的目的是要與西山討論立教大學的項目，他在這個項目中負責研究日本戰后經濟增長[3]。他的項目是由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基金會同時也資助我們的旅行[4]。這次我們再次訪問了京都，除了觀光外，我還參加了貨幣專題討論會。

　　隨后我們又去了內海的一個小鎮—倉敷。西山認為我們應該參觀倉敷，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傳統的日本小城，大原紡織公司就在那里。但是在倉敷最有趣的是參觀藝術博物館，這是紡織廠的創建人大原先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建的。藝術博物館位于一組典型的日式建筑中，有一處專門收集日本紡織品。而博物館的建筑是一個仿建的小型希臘神廟，看上去當然不倫不類。館內收集的是我們所見到過的最糟糕的印象派畫。許多畫簽有著名印象派畫家的名字，如塞尚、杜飛、馬奈、雷諾阿等等，但是顯然不是這些畫家最好的作品。我們從希臘神廟受到啟發，得出這樣的結論：大原先生想要讓日本人了解當時歐洲最杰出的藝術。他向在巴黎學習藝術的日本學生提供固定資助，鼓勵他們購買藝術品，以此擴充他的博物館的展品。展品重數量甚于質量。

　　{羅斯} 1970年日本承辦了一次國際博覽會，主題是“人類的進步與和諧”。米爾頓被請去做系列演講之一。他演講的題目是《自由市場經濟在促進人類進步與和諧中的作用》。

　　主辦方的招待極好。我們自始至終有博覽會的導游陪同，此外還有一個全日制的導游，是一位說著流利的英語的年輕女士。我們多年來一直與她保持通信聯系，十幾年后她來美國時我們還見到了她。

　　據官方導游手冊說，美國館有著“橢圓半透明屋頂”，是有史以來“跨度最大、最輕的氣承式屋頂”，因此很引人注目�？諘绲目臻g里沒有一根柱子，確實讓人印象深刻，再加上還有許多獨特的展品。

　　{米爾頓}韓國銀行邀請我做一次演講，因為我們從未去過韓國，就決定在我們結束旅行時到漢城停留一天。盡管這次旅行很短暫，但是我們還是感覺到這個東亞國家與日本非常不同�？上В�后來我們再也沒能找到機會較長時間訪問韓國。

　　此后1983年和1985年兩次訪問日本都是出席由日本銀行的貨幣與經濟研究所組織的國際貨幣會議。這個研究所建于1982年，是為了紀念日本銀行建立100周年。發起這次會議的是江口英一，他曾經參與過我的貨幣銀行學研究室的工作。他請我擔任研究所的海外特別顧問，并在每次會議上做主題發言[5]。1985年，鈴木良夫擔任研究所的所長，組織了第二次會議。我在以前的訪問中已經和他很熟，而且一直保持聯系。他是一位學識廣博而又有經驗的分析家，專門分析日本經濟，也是朝圣山學會的成員。他近年開始參與政治活動，成為日本議員。

　　安達信公司1985年正在建立“未來金融中心”的日本分部。他們計劃的開幕時間正好在會議之前，因此我同意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另一位國外發言者是利奧·梅拉梅德，是他使我卷入了此后的爭論(參見第21章)。我們和利奧與貝蒂·梅拉梅德一起在東京度過了愉快的時光。

　　我們最后一次去日本是1988年參加西山組織的朝圣山學會會議。這次會議不尋常是因為會議在一天內分別在東京和京都兩地舉行。有機會會見我們的日本朋友使這次會議更加有吸引力。會后，我們從日本第二次前往中國訪問。

　　我與日本的友好情誼的最高潮是1986年天皇為我授勛—“一級神圣大綬帶”。根據規定，天皇應在東京授勛，但是我不愿意為此專程前往日本。因此日本駐舊金山領事破了一次例，由他在舊金山領事館授勛，他的解釋是這是海外領土，在理論上是日本的土地。在難忘的正式儀式后，我們和一些朋友享用了美味的晚宴。綬帶是一件珍貴的物品，它尤其讓我想起奧地利經濟學家尤金·龐巴維克的著名畫像：一條寬寬的綬帶斜搭在他的胸前，鑲滿珠寶的勛章別在綬帶上。

　　在多次訪問日本后，我們看到了這個國家巨大的變化。1955年我去印度途經日本時，它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戰爭的傷痕還明顯可見。八年后，我們有了一次在日本停留時間最長的訪問，我可以說，日本是我喜歡的國家，因為我這個不足一米六的人在這里像是一個高個子。這時戰爭的痕跡尚未完全消除，但是已不太明顯，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任何不帶偏見的人有目共睹的，而且統計數據證實了所見所聞：日本發生了迅速的進步。以后的每一次旅行都給我留下了同樣的印象。我關于日本人身高的評論已經過時，在兩次旅行之間我眼看著年輕一代越長越高。我們最后一次訪問日本是1988年，當時正處于后來被稱為泡沫經濟的時期。在這段時間里，股價和地價膨脹到了難以控制的高度，最終在若干年的經濟萎縮和蕭條后出現了1990年的股市崩盤，日本經濟至今(到1997年)還沒有恢復過來[6]。

　　伊朗

　　1970年9月，我們受伊朗中央銀行的邀請在伊朗度過了一周。我在銀行以《發展中社會的貨幣政策》為題做了一次演講。銀行后來在它的簡報上發表了我的演講[7]。此外，我還主持了幾次研討會，與政府官員討論貨幣政策與經濟發展計劃。這一周中的多數時間我們都在這個國家游覽。

　　伊朗國王當時還在位，也許正處于他統治的巔峰。表面上(當然是對短期訪問者而言)，一切都平和有序。一個外國壟斷公司與政府公司共同管理著伊朗最重要的資源—石油，根據協議，伊朗能得到50%的利潤。國家控制著多數經濟部門，但是小規模的行業與零售業方面的私人市場非常繁榮。

　　{羅斯}在德黑蘭我們住在希爾頓酒店，在那里吃了許多魚子醬，以至于在一周結束時，我們宣布在今后的幾年內都不會有任何興趣再吃魚子醬。著名的自由集市因其商品數量及種類繁多而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忍不住給我姐姐和自己各買了一條做工精美的金項鏈，還買了一個帶有國王頭像的紀念章。

　　我們從德黑蘭驅車前往伊斯法罕，它是著名的地毯中心。和多數旅游者一樣，我們參觀了地毯廠并為所見所聞而震驚�？棛C矗立著，高度也許有兩米多，甚至更高。在架子頂端上織毯的是小姑娘，頂多十幾歲，在我們看來只有八歲。我們被告知，她們在編織方面技藝過人，而且每次只在上面干一個工作日。我們參觀時，她們正在為教堂編織一個巨型地毯。

　　我們又從伊斯法罕去了設拉子，這是偏遠的波斯帝國遺址的所在地。我們租了一輛很舊但是維護完好的梅塞德斯出租車去遺址，米爾頓問出租車司機他的出租車的市場價格是多少，他所說的價格足夠在德國買一輛新的梅塞德斯汽車—這是我們在印度觀察到的同類現象的另一個例子(參見第20章)。伊朗為了發展國有汽車工業，對進口汽車實施禁止性關稅，同時限制進口二手汽車。

　　這是一個面積廣闊的遺址，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由大流士國王開始修建，他將這里作為他的龐大帝國的首都。20世紀30年代，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的考古學家發現了波斯帝國的遺址并開始挖掘工作。伊朗方面后來接手了挖掘與修復工作。

　　遺址雖然面積廣大而且保存完好，但也只能隱約看出當年恢弘的結構。大約有50英尺高的柱子頂端擎著雕像，一般是雙頭的牛，或是獅子，或是鷹。這些雕像有幾噸重，卻被安置到高柱子的頂端，放在那里非常安穩地度過了兩千多年。就像我們參觀其他許多古代遺址一樣，我們在拿自己時代所取得的成就與古人比較時產生了一種自卑感。

　　當我們詢問如何將一個雕像舉到柱子的頂端時，我們的導游解釋說，先把沙子在柱子周圍堆起來，然后再用大量的人力(也許是畜力)將雕像沿著沙子的斜面拖上去。我們無法判斷這種解釋是否正確。然而，這種原始方法所能取得的成就無疑讓我們嘆為觀止。令人驚嘆的成果猶存于世，但是為創造這些成果遭受的苦難卻隨著時間消失了。

　　在阿帕達納宮東樓梯間柱子上畫著波斯皇帝封建統治下，諸侯國使臣帶著禮物、貢賦和本國特產獻給國王的情景。當我們走近柱子時，印象最深的是畫面非常清晰、生動。我們一行人中的一個人對另一個說：“你估計這是復制的嗎？它們看上去太好了，不像是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了�！绷硪晃徽�在仔細查看柱子的旅游者聽見了我們的談話，很有把握地說：“它們當然是原作。它們面朝下埋在沙子里，因而一直被保存了下來直到20世紀被發現�！蔽矣浀煤髞硭坪跻苍诼糜螘�中讀到過這種說法。

　　南西班牙，1971

　　{米爾頓}我們參加了1971年9月在蒙特勒舉行的朝圣山學會的特別會議后(參見第21章)，又參加了由《世界》(Mundo)報組織的關于貨幣政策的研討會，這是一份在巴塞羅那出版的周報。這次研討會宣布的主題是《沒有通貨膨脹的發展：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但是我記得會外活動要比我參加的會上討論更好，其實邀請信就預示了結果，信中說：“(9月)13~16日的日程是宣讀著作與論文；17~19日，邀請外國教授游覽西班牙，雖然只是走馬觀花，但是他們可以因此而了解我們的國家�！�

　　為我們計劃的幾處參觀至今仍讓我記憶猶新。《世界》報社社長，同時也是有影響的天主教人士—塞巴斯蒂安·奧格安排我和另一位與會者—著名的公共財政政策權威人士理查德·馬斯格雷夫一起拜訪了胡安·卡洛斯親王，他已經被佛朗哥定為未來的國王和國家首腦。佛朗哥死后，他在1975年宣誓成為國王。親王曾在哈佛學習過，在那里修過馬斯格雷夫的課。他是一位極聰明、極討人喜歡的年輕人。

　　{羅斯}有人建議我們去參觀一個有私人斗牛場的農場，我們猶豫了一下才同意。1953年我們曾去過馬德里斗牛場，因為我們的朋友兼同事厄爾·漢密爾頓說：“你在西班牙必須要看斗牛�！蔽覀內タ戳�，然后發誓今后再也不看斗牛。但是在私人農場的表演很不一樣，主人讓幾頭牛參加角斗，表演很專業，只是沒有最后用劍給牛致命的一擊�？腿吮谎�請參加部分角斗活動，不過米爾頓沒有接受。我們聽說，盡管這種模擬斗牛不殺死斗牛，但是牛第二天也要被屠宰，因為它們獲得的經驗使它們太危險了。

　　我們參觀了在赫雷斯-德拉弗龍特拉的幾處酒店，觀看了如何將多年陳釀的葡萄酒經過攪拌最后制成雪利酒，同時還要保持產品的均質性，這個過程漫長而又復雜。當我們看望住在桑盧卡爾的杰拉達·德·奧林斯-波本時，又去參觀了桑盧卡爾一家極棒的酒店。我們是1981年在秘魯認識杰拉達的，當時她是赫南多·德·索托的妻子。我們和杰拉達一起去參觀的酒店的店主在雪利酒桶上收集客人的簽名，這是一種不尋常的簽名收藏。應他的要求，我和米爾頓為他在桶上簽了名。在這個酒店我們還看到了一個儀式：品嘗正在釀造的雪利酒，鑒定其是否達到可以裝瓶的程度。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品酒人的瀟灑風度，他一把抓住酒桶長長的出酒斗，高舉過頭，把酒倒進另一只手拿著的酒杯里，一滴酒都不會濺出來。

　　我們參觀巴塞羅那的日程還包括參觀畢加索博物館，這個博物館專門收藏畢加索早年在巴塞羅那(“藍色時期”)的作品。博物館陳列的作品涉及傳統的風景、人物和諸如此類的題材，在我們看來，這些作品要比后來的前衛作品更觸動人心。

　　高潮與低谷，1972年

　　1972年對我們確實是極端的一年。我們生活中最幸福的事情都發生在這一年里，同時也發生了最令人難堪的事。我們的第一個孫輩—理查德·凱爾·斯坦斯比出生了，他生于7月4日，那天是他的外公60歲的生日。9月，我們的兒子和黛安娜·福沃特結婚，我們家又增加了新的成員。我們還補慶了米爾頓的生日，在夏洛茨維爾舉行了激動人心的聚會，他的許多學生和學術界同仁參加了聚會。這是這一年中最歡樂的三件事。在另一極端上，這一年的最后幾周是在擔憂中度過的。米爾頓一直身體健康，但是此時他因冠心病在芝加哥大學醫院做了兩個星期的觀察與治療后，證明治療無效，在梅奧診所做了心臟手術。

　　這一年開始時，米爾頓在洛杉磯參加了一個保守黨的電視節目，這是一個與克萊爾·布斯·露絲斯、威廉·F·巴克利及詹姆斯·巴克利一同參加的談話節目。巴克利兄弟要去南極洲，我們要去夏威夷，米爾頓計劃在那里教授冬季學期的課程，而克萊爾要回她在夏威夷的家，因此在節目做完后我們一起飛往夏威夷。這是一次令人懷念的旅行。旅途中我們繼續討論節目中提到的有趣話題。讓我覺得更加有趣的是在米爾頓和威廉聊天時，我和克萊爾與吉姆討論天主教的教義。到夏威夷后，我們一起到克萊爾家中吃早餐，由威廉·巴克利擔任廚師。這是在夏威夷令人愉快的四個月的開端(參見第15章)。

　　幸運的是，我們在夏威夷的家離克萊爾美麗的家很近，她的家中擺滿了世界各地的不同尋常的手工藝品，這是博物館與家的結合。我們認識她后和她一起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時光。她是一個令人興奮的談話者，我們有許多共同興趣，總是有許多可以討論的話題。她和我最近都做過白內障手術，因為這是在植入式人工晶狀體出現之前，當時只能用隱形眼鏡，我們兩個人對使用隱形眼鏡都有一些問題，因此經常互相探討。

　　米爾頓應該在以色列的戴維·霍洛維茨系列講座中做兩次講座(參見第27章)，當我們計劃夏威夷之后的旅程時，發現從夏威夷直接去以色列比從芝加哥去更好，那樣能夠多給我們幾天時間順路去日本。因為我們歷來喜歡訪問日本，哪怕是短期訪問，所以我們順便在東京停留了四天。米爾頓會見了首相佐滕，和他討論了匯率政策及經濟政策。我們還去了香港，然后去以色列。我們在以色列的時間很短，因為已經離家幾個月，我們歸心似箭。我們轉道波士頓飛回佛蒙特，在波士頓海關有一次氣人又稀奇的經歷。我們認為自己可以自由通過，可是當我們正在叫搬運工時，一位官員拍拍米爾頓的肩膀，讓我們和他還有一位女官員一起去旁邊的辦公室。一進去，他們就直截了當地要求檢查米爾頓的錢包和我的手袋，接著就徹底地翻了一遍，也不說他們在找什么。男官員在翻米爾頓的錢包時，偶然看到他的一張名片，態度立刻就變了。此時是充滿尊敬而不是居高臨下地說：“你應該問問我就好了�！绷⒖叹妥屛覀冏吡�。讓我們生氣的是，他改變態度是因為在仔細檢查時知道了米爾頓的名字，卻沒有告訴我們他到底懷疑我們什么。我們沒有什么特殊的東西要申報的，但是無辜并不能抵御官僚主義。

　　后來在我們見到喬治·舒爾茨，他當時正擔任財政部部長負責海關事務，我告訴他我們的故事，還發了牢騷，但是喬治只是說他也遇到過這樣的事，這可能只是隨機挑選乘客以檢驗海關程序的效率。

　　除了去加利福尼亞歡迎我們在7月4日出生的外孫，我們平靜地在佛蒙特度過了夏天，一直工作到9月，然后去瑞士的蒙特勒參加朝圣山學會為期一周的第25屆年會(參見第21章)。

　　夏洛茨維爾

　　1970年夏天的某個時候，米爾頓以前的學生、當時在弗吉尼亞大學教書的理查德·塞爾登來和我們商量，想要為米爾頓慶祝60歲生日。他說，米爾頓的一些學生想要以一種適當的方式表達他們對米爾頓的感激之情，因為米爾頓為幫助他們成為經濟學家付出了許多，同時也感激米爾頓對經濟學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他希望知道我對這樣一個慶�；顒佑惺裁唇ㄗh，還有我對出一本在這種情況下照例要出的紀念文集有何想法。但是我對此沒有什么想法，只是從過去的經驗判斷米爾頓對出個人文集一般沒有什么熱情。

　　最后決定1972年10月20~21日在弗吉尼亞的夏洛茨維爾舉行一次會議。塞爾登當時是弗吉尼亞大學經濟系的主任，是主要的組織者。他同時編選了一本書《資本主義與自由：問題與展望》，這本書包括了會議上提交的論文與討論。正如塞爾登為這本書所寫的序言中所說的：“(人們)可能會猜想為什么為一位芝加哥大學教授舉行的會議，參加者中有許多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但是會議卻在弗吉尼亞大學舉行，并由該大學的威爾遜經濟學系提供贊助。解釋很簡單……詹姆斯·威爾遜經濟系長期以來與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著密切的聯系。系里五個現有成員……曾經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過研究生……而且弗里德曼是他們(五個人中三個人的)博士論文的導師�！比齻�人中有一個就是塞爾登本人。還有一個人是沃倫·納特，他的論文是米爾頓指導的第一篇博士論文。

　　既然已經決定開會，剩下的問題就是將在會議上討論的范圍具體化。塞爾登寫道：“米爾頓·弗里德曼對經濟學領域的貢獻廣泛而又深遠，涵蓋了價格理論、貨幣理論、方法論、經濟學理論、經濟周期、公共財政政策、統計學、貨幣政策、勞動經濟學與國際金融等，要評價他的影響需要開十幾次會議�！彼�繼續說，大家認為“重新評價由弗里德曼在10年前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提出的全面而廣泛的經濟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這次會議計劃完成這一任務。這次會議的討論將包括這些經濟政策專題，如“政治病理學”、“福利國家的特許權”、“財產權”、“污染與權力”、“城市問題”、“執法問題”，最后還有“彈性貨幣政策”。

　　這次活動我和弗里德曼都難以忘記。我們深受感動的是許多朋友從很遠的地方來參加慶�；顒�。我們的兩個孩子，甚至我們三個月大的外孫也來了。但是我必須承認，與他外公所提倡的原則背道而馳的是，他沒有得到決定是否參加慶祝活動的權利！會議本身非常有趣。這次活動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們還得到兩本會議期間的照片作為紀念。

　　心內直視手術

　　{米爾頓} 1972年夏天的某個時候，我認為自己在夜里發生過心絞痛。我父親49歲時死于心絞痛，我清楚地記得他痛苦的樣子，他要吃一小粒硝酸甘油丸才會緩解，因此我總是非常關注自己的心臟。返回芝加哥后，我去看了雷斯納科夫醫生，他是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的心臟病專家。他試圖用藥物控制病情，證明無效后，他建議做造影，這樣可以顯示血液在動脈中流動的詳細圖像，能夠清楚地看出哪里堵塞了。芝加哥當時還沒有設備做造影，因此雷斯納科夫醫生建議我去明尼蘇達州羅切斯特的梅奧診所。

　　去梅奧診所和我每年一次的體檢不一樣。他們根據我的病情而為我指定了羅伯特·O·布蘭登堡醫生，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心臟病專家。然后，我花了一天的時間，從一個診室到另一個診室，做了所有要做的檢查。第二天早晨我又去看了布蘭登堡醫生，了解檢查結果。造影顯示出一個嚴重的堵塞。布蘭登堡醫生診斷，心肌梗塞不會立刻發生，但是近期有可能發生。用心內直視手術解決堵塞是惟一防止心肌梗塞的辦法。我們在羅切斯特花了一個周末認真考慮是繼續做手術還是推遲一段時間再做。

　　{羅斯}米爾頓說他不愿意生活在隨時可能發生心肌梗塞的不安狀態中，他想要擺脫這種狀態。

　　我們決定，除了孩子和親密朋友外在手術完成前不告訴任何人。但是米爾頓犯了一個錯誤，他第一次到羅切斯特時接受了當地報紙的采訪，談論經濟形勢。結果媒體得知了他將要做手術的消息，全國的報紙都做了報道，幾家電視臺也報道了這條消息，各個地方的大量電話涌來。讓我們感到安慰的是，米爾頓雖然有學術上的對手，這些人的世界觀和他不同，但是他沒有私敵。

　　現在，搭橋手術已成例行手術，但是在1972年卻不是這樣。第一例成功的搭橋手術僅在六年前完成(在克利夫蘭診所)。梅奧診所很快就同意為米爾頓做手術。

　　梅奧診所的治療與照料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米爾頓接受手術期間，我觀看了全過程。如果我離開休息室，必須要通知服務員我去了哪里。在米爾頓住院期間他們一直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手術后的第一夜最重要。米爾頓血本來就止很慢，手術醫生(華萊士醫生)認為應在白天就能止血了，但是沒有，他決定讓米爾頓回手術室。接近午夜時我在汽車旅館(這家旅館從醫院穿過一條街就到了)接到一個電話，希望我能去醫院，因為他們正要送米爾頓回手術室。電話打來時我正巧在和我們的好朋友阿瑟·伯恩斯通電話，電話占線讓我們在華盛頓的朋友和梅奧診所的人都很擔心。當我穿過街道來到醫院時，米爾頓已經去了手術室，我就在護士值班室焦急地等待著。值班護士和梅奧診所中所有的人一樣，對病人的家屬也關懷備至。他們給我拿來毯子和枕頭，我太過緊張時，他們給我拿來咖啡和香煙(我一直抽煙)。華萊士醫生做完手術后，就進來向我保證一切都會好起來，這讓我深受感動。他因不得不讓米爾頓返回手術室而表示歉意，但是他也不知道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很快我就可以去監護室看他了。看見他讓我放心多了，但是所看到的景象卻讓人很難受。

　　在醫院里的一周(或是10天)，時間過得很慢。在監護室的頭兩三天，我只能在白天去看他很短一段時間，然后他被轉到單人病房，不再限制我探視。有幾天過得很艱難，沒有比這更艱難的了。例如有一天，他神志不清，堅持要我為剛考完的博士生預選考試的經濟學理論試卷評分，我因絕望與疲憊而失聲痛哭，他才同意由他的一個研究生來為試卷評分。但是慢慢地，情況一天天好起來，他的行為也正常了。

　　最讓人高興的是朋友和一些陌生人的關心，他們說：“你不認識我，但是我在為你的康復而祈禱�！边�不到一周，醫院的病房就變得像是花房了，我們很高興能把鮮花送給那些沒有這么幸運的人。這次經歷對我們兩個人都是折磨，但是在我們的記憶中既有痛苦也有快樂。我們一直覺得有許多好朋友在保佑我們，但是我們不知道朋友有這么多。

　　為了米爾頓的康復，我們決定去棕櫚泉。這時正是圣誕節期間，離開明尼阿波利斯的航班的機票都售完了。就像在此期間所發生的許多事情一樣，又有朋友來幫忙了。舒爾茨幫我們訂到了票。在芝加哥停留是為方便喬治·施蒂格勒在機場見我們，他和我們待在一起直到飛機起飛。我們一到棕櫚泉就去了阿爾欽為我們租的房子。當我走進車庫時，發現一輛車停在那里，這是特洛伊·艾倫為我們安排的。我們在棕櫚泉住了大約兩個月。頭幾個星期，米爾頓雖然在恢復但是很慢，到了一月底他已經可以進行更多的活動了。里根辦公室的幾個人來棕櫚泉和他討論一項計劃，欲提出憲法修正案限制州政府開支。在我們離開棕櫚泉之前，他已經和里根州長開始在全州巡回演講爭取對修正案的支持(參見第23章)。2月17日，我們離開棕櫚泉，米爾頓的康復期至此結束，從此醫生不再限制他的活動。

　　我們非常喜歡梅奧診所，因此我和米爾頓決定到那里做每年的體檢。手術一年后，米爾頓的體檢報告非常令人滿意，布蘭登堡醫生決定不必再做一次造影來檢查是否一切正常。我們第二年去梅奧診所做的檢查證明，我們對這個診所醫務人員的判斷是有道理的。在年度體檢中，我的醫生發現我的右乳房有一個小腫塊。他決定拍X光來證明是否是惡性的，但是他對結果并不滿意。他請來了外科醫生，他們認為這個腫塊太令人懷疑，應該不考慮X光的結果而是做活組織檢查。活組織檢查結果是陽性的。我們一致同意如果活組織檢查是陽性的，就由外科醫生做乳房切除。后來確實做了這個手術。

　　我已經不記得是否討論過做什么樣的乳房切除手術。我們很信任外科醫生，讓他們實施他們認為最好的方案�？祻秃螅�我又提出了進一步治療的問題。和我談話的醫生非常坦率，他說這個診所正在對治療方式進行研究，當時對放療和化療的結果還不是很確定。如果我愿意，他可以給我一個參加研究的機會，但是他并不極力地勸說我參加。我們回到芝加哥，和幾位醫生朋友談到下一步應該如何做，普遍的看法是，什么都不做也許是最好的。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想法，所以我只是做了年檢，此外什么也沒有做。幸運的是，此后腫瘤并沒有擴散。雖然我們現在已不再去梅奧診所做年檢了，但是我每年都收到一張表格，填上我的健康狀況。他們的統計調查肯定還會繼續。

　　更多的旅行

　　南斯拉夫

　　1973年3月17日我們前往歐洲訪問。我們訪問的第一個國家是南斯拉夫。投資研究所將米爾頓的論文集譯成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并邀請我們作為他們的客人訪問南斯拉夫。迪米特里杰·迪米特里杰維奇為我們的訪問做了安排。米爾頓和迪米特里杰就他在中央銀行所做的研究有過通信，并于1967年和沃倫·納特一起去南斯拉夫旅行時見過他。隨后，迪米特里杰1969年作為訪問學者在米爾頓的貨幣銀行學研究室工作過一個學期。

　　除了訪問南斯拉夫的大多數加盟共和國的中央銀行及討論它們面臨的問題以外，我們對這個國家自1962年以來經濟形勢發生的變化也有興趣(我們最后一次到南斯拉夫是1962年)，當時人均擁有汽車的數量是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人有汽車，這個比例要高于羅馬。如果工資像他們說的那樣低，我們不明白這么多的人怎么負擔得起。我們聽說，個人有許多辦法可以獲得工資之外的收入。

　　{米爾頓}我們逐漸了解了南斯拉夫不同地區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比起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區，顯然更為發達，經濟也更為先進，而黑山地區就比較落后。同時我們還發現各地區之間存在著民族分離主義和敵對情緒，但是這些差異在我們的接觸中從表面上幾乎看不出來。我在南斯拉夫不同地區與人們討論時，幾乎意識不到與之談話的人是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波斯尼亞人、穆斯林、斯洛文尼亞人、馬其頓人還是阿爾巴尼亞人。

　　1967年和1973年的旅行中，在參觀工業企業時，我們的主要興趣都是工人所有制與自主管理是如何運作的。這種體制與它所取代的、在蘇聯實行的嚴格中央控制的體制相比，顯然生產效率更高。但是這對資本主義企業是一個令人滿意的選擇嗎？在觀看這類企業時，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在車間走過時，雇員對經理畢恭畢敬。這種關系與一個資本主義企業中是一樣，雖然在原則上經理是由工人選擇的而不是從其他途徑來的。實際上，經理是由管理委員會選擇的，任期通常為幾年，而管理委員會是由工人選出來的。工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選擇一個能干的經理。

　　在公司層面上，關鍵問題是不一樣的：如何分配公司的年利潤？是更多地給投資者，還是用來增加投資和工資或是工資補貼(如住房)。工人對未來的投資沒有什么積極性，因為一旦他們離開企業，就無法從企業今后的所得中得到任何利益。幾個經理告訴我們，他們鼓勵雇用親屬以便解決這個問題，即優先雇用工人的配偶與子女，為了讓工人對公司的未來有更大的興趣。

　　另一個問題是，現有工人反對增加新工人，因為這會減少人均利潤。增加外部資本也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只允許工人所有制企業保留資本或是借錢給其他同類企業。中央政府不斷向地方商業銀行(也是工人企業)施加壓力，要它們提供此類資本。而為了使地方銀行有可能這樣做，中央銀行不斷向地方銀行輸入資本，這是造成困擾這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的主要根源。

　　我的結論是，基本缺陷在于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辦法來資助風險企業。設想一下，一位經理有一個自己相信是正確的想法，但是他只有1/10的機會，要冒50倍的風險。如果這是一個私有企業，自身的利益將驅使他們冒險。但是，在南斯拉夫(及蘇聯)的體制中，沒有這樣的激勵機制。如果失敗，9/10的可能是經理會丟掉工作。如果成功了，至多是在他的后背上拍一下表示鼓勵，也許會加一點工資。資助風險企業的惟一辦法是由政府補貼，但是任何政府官員都同樣沒有批準財政資助的積極性。

　　讓我們感興趣的，也是我們在所到之處都問及的另一個問題是，收入差異的程度。在想像中，南斯拉夫應該遵循共產主義原則，其中包括馬克思所說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在現實中收入幾乎是一樣的，因此在工廠、銀行和大學我們都要問最高收入與最收入之間的差距。這方面的差距似乎很小。例如，在薩格勒布的一個非常成功的電子產品工廠中，有大約4 000名雇員，年銷售額為3 000萬美元，但是總經理的工資僅為最低收入雇員的7倍，這個比例要比同類的美國工廠低得多。

　　但是工資并不能說明一切，因為人們還有一些相當重要的額外收入。例如，貝爾格萊德的國民銀行為其高級雇員提供住房，其中許多是非�，F代化的公寓，而雇員只需付低得不可思議的房租，而且在規定的年限后還有希望得到產權。我們發現由雇主提供住房的情況，無論是在政府還是在自主管理的企業中都非常普遍。而且與其他地方一樣，收入的分配要看一個家庭中有多少人工作，有多少人兼職及以不為人知的方式掙錢。我們無法將在貝爾格萊德所看到豪華汽車與想像中的平等聯系到一起。真正有特權的人多數是高級領導人，他們的實際收入是一個工廠經理的平均收入的很多倍。

　　{羅斯}經過兩周的觀光與對南斯拉夫不同地方與部門的訪問后，我們拜訪過的斯洛文尼亞國家銀行派了一輛車和一位司機送我們去威尼斯，這是我們要去的下一個地方。

　　在威尼斯為經濟史研討會的學生與教授做了幾次演講后，我們繼續最后一個星期的旅程，這一周純粹是度假。在錫耶那和佛羅倫薩作短暫停留后，繼續前往岡多爾弗城堡(這是教皇夏宮的所在地)，意大利商人吉多·澤里-梅里默邀請我們到那里做客。我們其實從來也沒有見過他，但是他一直就許多問題與米爾頓通信。他多次邀請我們去他家。他是一位非�？犊�而且志趣相投的朋友。他的房子和花園令人驚嘆。

　　巴西

　　因為米爾頓的心臟手術，我們將原計劃在1972年12月對巴西的訪問延期到1973年12月。一到圣保羅，我們印象最深的是城市中到處都在修建高樓。從新建筑的建筑階段看，大量建造樓房是最近的事。我們猜想，巴西會不會和西班牙一樣，最終留下許多未建完的樓房，若干年后還要修繕，但是始終沒有竣工。

　　{米爾頓}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巴西曾經在一段時間內出現巨額財政赤字，并用迅速增加貨幣供應量來補貼赤字。這造成了超過100%的通貨膨脹率并發展成為極度通貨膨脹。政府為了壓低通貨膨脹率，采取了諸如固定物價與工資、控制外匯兌換、引進多重匯率等多種措施，但結果就是造成浪費、低效率和黑市交易。貨幣緊縮政策在三年內使通貨膨脹率下降了大約30%，但是隨之而來的是經濟萎縮與失業率升高。在最初的沖擊緩和后，巴西進行了調整政策(被稱為“貨幣糾正”)，再加上放開市場和政治穩定，經濟釋放出不容置疑的活力。正如我在從巴西返回后在《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1974年1月21日)中所說的：“(其結果是)一段時間出現了名副其實地‘經濟奇跡’般的飛速發展。發展的速度對一個偶然來訪的過客都是顯而易見的。堵在圣保羅和里約熱內盧街道上的汽車幾乎都是新的；高層建筑伸向天空，鱗次櫛比，這些建筑不是新建成的就是正在建設中；起重機吊桿幾乎和電視天線一樣多，喧鬧的氣氛顯然與圣誕節前的購物熱潮不一樣……‘這真能持久嗎？’—這是一個雖然沒有人問，但是已經浮現在人們腦海中的問題�！�

　　不幸的是，這并不持久，巴西在此后的幾十年里幾次遭受了極度通貨膨脹。

　　我在全世界旅行，去過許多國家，其政治制度與經濟組織形式、發展階段、文化和許多其他因素都各不相同，這些訪問讓我明白了影響它們的經濟問題是一樣的，解釋明顯不同的現象，幾乎用不著什么經濟原則。在每一個國家，出現在參與者面前的問題都是獨一無二的，都要求了解當地的詳細情況。但是無論這個問題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是商品匱乏還是商品過剩，是收支平衡還是失衡，繁榮還是蕭條，經濟增長還是停滯，應用于普遍現象與特殊環境的原則都是相同的，這些原則可能與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原則也是一樣的。當然，政策的具體措施與力度要依當地情形與社會狀況而定。解決措施必須專門為特定國家而制定，但是困擾政治實體的弊病就像折磨人的疾病一樣，體現出的更多的是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

　　我們去了巴西利亞，這是位于北部的首都，從1957年開始建設的一個新城市，在離里約熱內盧580英里的高原上。巴西人為他們的首都而深感自豪，證據就是將它形容為“劃時代的成就”。它類似一個博物館，充斥著令人難忘而又各具特色的建筑物，但不是為了使用而是為了展示，這讓我大為吃驚。我們的印象是這個首都主要用于正式場合，例如新總統就職，進行政府的某種例行事務，而重要的政治活動還是在里約熱內盧進行。政府的主要建筑物像藝術品一樣令人驚嘆，規劃中的生活區讓人聯想到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一個街區接著一個街區都是整齊劃一的公寓樓，樓的樣式都一樣，只有陽臺可以區別不同的公寓。這讓我想起了1962后年在莫斯科的所見。離開巴西利亞時我們的感受是，這是一個沒有活力的首都。

　　在巴西期間，我們還去了北部巴伊亞州的薩爾瓦多。這是一個與圣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的喧鬧形成鮮明對照的、令人愉快的城市，古老、安靜、歷史悠久，是這個國家里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我們在薩爾瓦多、圣保羅和里約熱內盧遇到的所有的人都非常友好。

　　澳大利亞

　　去智利(參見第24章)后，我們在1975年3月30日去了澳大利亞。這次和1981年兩次去澳大利亞的旅行都是由莫里斯·紐曼安排的，他是澳大利亞一個重要股票經紀公司康斯特布爾-貝恩公司的合伙人。莫里斯是一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他是朝圣山學會的成員，和我們是多年的朋友。我們兩次訪問澳大利亞他都為我們做了細致的安排，訪問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陪著我們。

　　到悉尼時正逢假日。我們被帶去觀看這個星期里最盛大的表演—皇家復活節表演，這是由皇家農業協會組織的活動。許多內容我們都很熟悉，類似我們在新英格蘭看到的鄉村交易會，不過讓我們難忘的是獲獎牛的大游行。然后就是晚會，通常在演講與記者招待會之間舉行。我們坐船在悉尼港巡游，從海上眺望了悉尼歌劇院，然后再從近處欣賞，最后，我們在離開悉尼前聽了交響樂音樂會。

　　莫里斯·紐曼問我們是否愿意乘火車穿越這個國家去德賓，而我們認為肯定還有比這更有趣的方式在澳大利亞度過三天。我們改為參觀其他地區：大型的牛羊養殖場，幾個露天煤礦，昆士蘭的世界上最大的礬土冶煉廠，美麗的公園，還有大堡礁。最后一次旅行中我們還參觀了19世紀的金礦區，礦區現在已經作為博物館保留下來。

　　雖然我們在北加利福尼亞州也看到過許多放牧的牛羊，但是從未見過剪羊毛。讓我們難忘的是剪羊毛的高效過程，工人用電動剪刀熟練地幾下子就把羊身上的羊毛“外套”脫了下來。

　　去露天礦的旅程讓我們穿過了這個國家廣闊的原野，第一次領略了澳大利亞廣闊的國，它的陸地面積大約與美國相等，但是人口只有美國的6%。對此的一種解釋是：這是因為大陸中央地區都是沙漠。即使是我們乘飛機經過的那些用來放牧或是種植一些谷物的地區，看上去也相當貧瘠。一個結果是我們稱之為“牧場”的地方，他們稱之為“站”或是“產業”，這些地方在范圍上非常廣闊，人們經常說起4 000~7 000的牧場。

　　煤礦開采是一個說明澳大利亞從外國投資中得到好處的例子。這是猶他發展公司的業務，從名字可以看出這是一家美國公司。拉德蒙諾維奇博士負責采礦工作，他還擔任了我們的向導，他指出：“如果由澳大利亞人自己經營，他們遠達不到這樣的水平，許多年后他們才能有效地實現露天開采�！�

　　宏大的開采場面尤其是巨大的機器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兩種規模的挖掘機，都帶有吊籃，一種能夠一次吊起20~24噸的土或是煤，另一種能夠吊起46噸的煤，兩種挖掘機都有自行驅動的車(它們看上去更像是戰艦)，可以在地面上慢慢行進。它們先挖走表面的土層，露出蘊藏豐富的純煤層，然后再一條一條地挖煤，把煤裝車、運走，在裝船前洗凈。在挖下一條煤時，挖掘機把挖出的棄土先放回因挖走煤而形成的深溝里，這樣就可以一條一條地繼續向前挖。

　　人力的使用要比開采地下煤礦少得多。據拉德蒙諾維奇博士說，按煤產量算，比例是1:10。露天采煤的一個重要的有利條件是節省人力，尤其是考慮到地下采煤是一個危險而又艱苦的職業。

　　{羅斯}在參觀了另一個效益不那么好的煤礦后，我們離開布萊克沃特飛往格拉值斯通，第二天一早乘直升飛機前往赫倫島，這是大堡礁的一個小珊瑚島。我們在赫倫島度過的周末是這次旅行的高潮。乘直升飛機從大陸飛往小島讓我們提前欣賞了前面的風景，水下大片黑色的平地清晰可見。當我們從直升飛機出來時，又幸運地看到了另一個難忘的景象：一窩剛孵出的小海龜。海龜上岸把蛋產在沙子里，所有的小海龜是同時從蛋里孵出來的，因為有成群的海鷗和食肉鳥類，所以小海龜不能單獨穿過沙灘到海里去。這是真正的壯舉，數以百計的小海龜從沙子里鉆出來，立刻上路，急急忙忙地向海里爬去。到夜晚就有困難了，熱心的人就把小海龜裝進桶里，把它們送到正確的方向。

　　赫倫島是一個小島，面積大約四五十英畝，完全是由珊瑚構成的。美麗的沙灘和賞心悅目的度假小屋環繞著小島。我們有幸認識了羅德博士，他是一位研究寄生蟲的專家，在以小島為基地的貨幣銀行學研究室工作。他給了我們許多幫助，告訴我們許多知識，帶我們乘坐研究站的小船去離小島一兩英里外的珊瑚礁，我們可以在異常美麗的珊瑚和魚群中潛水。退潮時，他還帶我們在礁石上散步，邊游覽邊介紹礁石上的動植物。我們乘船游覽，在溫暖的海水中游泳。總而言之，這是一個愉快的周末。

　　過完周末，我們回到赫倫島，像我們來時一樣，乘直升飛機返回格拉德斯通，又從拉德斯通前往布里斯班，再到悉尼。在悉尼我們見到莫里斯·紐曼，和他一起飛往堪培拉，看到堪培拉第一眼就讓我想起了巴西利亞。

　　和巴西利亞一樣，堪培拉是一個設計出來的城市。這是一個像巴西首都一樣的城市，到處是紀念性建筑，仿佛是受到保護的人而不是常人居住的地方。另一方面，它比巴西利亞更具人氣，因為它是這個國家實際上的首都，使館也都在這里。另外，住在私有住房中的人分布在城市的各處。它即使不是澳大利亞平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也應該是平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也許更重要的是，它與悉尼、墨爾本和布里斯班相比，要比巴西利亞與圣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相比，更像是金融中心。

　　{米爾頓}在澳大利亞和在巴西一樣，我們會見了許多商人、銀行家和政府官員，尤其是關心經濟政策的官員、大學的教授與學生。與他們的會見有些是討論有共同興趣的題目，其他是由我就不同的主題發表演講。在這兩個國家，與當時及此后一樣，主要話題是控制通貨膨脹，因此許多會見與談話都涉及通貨膨脹的根源和解決辦法。例如在悉尼，我在有500人參加的晚宴上演講的題目是《能否在通貨膨脹扼殺自由社會前治愈它》。我在澳大利亞的其他演講都沒有這么多的聽眾。

　　在堪培拉，我們本來預計要會見總理惠特拉姆，但是他的辦公室取消了會見，理由是他很忙，取消了所有預約。但是我們后來聽到傳聞，他取消會見是因為完全不同的原因。他讀了報紙對我的演講和我前一周發表的談話的報道，我在談話中嚴厲譴責政府對通貨膨脹負有責任，因此他就不愿意見我了。

　　莫里斯想辦法弄來票讓我們在議會質詢時間坐在后排座位上旁聽。這里和英國一樣，質詢時間議員可以直接向部長與總理提問。

　　惠特拉姆先生是一個聰明的辯論人。一位反對黨議員問他是否讀過我的評論，我在評論中認為通貨膨脹是因為貨幣與政府開支造成的，他是否還相信通貨膨脹的根源是提高工資；如果他仍然認為原因是后者，他是否已和羅伯特·霍克(澳大利亞全國總工會主席)接觸過�；萏乩�姆先生的回答是這樣的：提問者的主張有兩個論據顯著的論據，他認為兩個中的第二個比第一個更符合澳大利亞的特殊形勢，因此他愿意接受后者。

　　澳大利亞迫在眉睫的問題是15%~20%的通貨膨脹率，伴隨著工資的高增長，其結果是經濟萎縮與失業。這種情況的根源與現代所有的通貨膨脹一樣，是因為快速的貨幣增長。澳大利亞之所以這樣做也和其他國家一樣，是為了從財政上補貼政府的開支。產生的特殊后果，尤其是工資迅速增長，是由本國的社會與政治體制決定的，其中突出的原因是法定工資及幾年前工黨政府當選。

　　我于1981年到澳大利亞時，許多活動與1975年時相同。例如，與相同的人會見和討論，參加廣播與電視節目。我們再次去赫倫島度過了愉快的周末。

　　在我們參加的許多公眾活動中，幾乎每次都會提出一個一成不變的問題，這就是亨利·喬吉特力主土地價值稅是解決澳大利亞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多年來，我與喬吉特有許多接觸，他總的來說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只是他過分強調土地的獨特性。一般而言我能與喬吉特達成一致，同意單純的土地稅至少是可能實施的害處最小的稅種。

　　在我們第一次訪問堪培拉時，工黨正在執政，正如上文所說的，與總理惠特拉姆會見的預約被取消了�，F在是自由黨執政②，我們再次預約了與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見面。這次總理兌現了承諾，但是要有那么多的繁文縟節，讓我們大為震驚，進入總理辦公室要比我進華盛頓的白宮麻煩多了。堪培拉給人的一般印象是它對于澳大利亞來說規模太大了，發展也太快了。澳大利亞大約有1 400萬人口，大概相當于伊利諾伊州的人口。堪培拉與議會應該相當于斯普林菲爾德，但是他們卻要和華盛頓特區相提并論。

　　在我們參與過的討論中與弗雷澤的討論不屬于友好之列。他是一個冷漠傲慢的人，沒有興趣聽別人說話，除非是重復他自己說過的話。他一上來就先問美國的形勢，尤其是里根總統的預算。他最初的打算是要貶低削減預算的做法，要對里根打算在美國實施的政策與他成功地在澳大利亞推行的政策做一個不利于美國的比較。但是，幸好我既知道澳大利亞的數字也知道美國的數字。這是不和諧氣氛的第一個表現。

　　討論繼續了大約一個小時。一般而言，我們(我和莫里斯還有羅斯)始終對他態度友好，也高度評價他的才智。讓人不解的是，他怎么能夠維持住他的政治地位，因為他除了某些優點之外，留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無能的領導人。結果，他的領導地位確實沒有維持多久，兩年后自由黨下野，工黨重新執政，這回的總理是羅伯特·霍克。

　　會見總理后，我們見了一些自由黨與鄉村(保守)黨的議員。我們還見了反對黨工黨的領袖比爾·海登，和他說了一些客套話后就去與一些工黨成員共進晚餐。

　　這次訪問澳大利亞時最令人難忘的一次游覽我在《貨幣災難》中提過，是去索弗侖金山歷史公園。這是一個重建的澳大利亞重要的金礦鎮，可以追溯到19世紀50年代的淘金熱時期。展品中包括一份廣告，內容是來自梭羅的瓦爾登湖的窖藏冰塊。這些冰冬天采自馬薩諸塞州，包裹在鋸末里，裝船繞行南美經太平洋到達墨爾本，卸船后再由馬車拉著走100多英里到礦區，全程大約15 000英里。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滿足一小部分暴富的金礦主喝冷飲的需求！我想像不出梭羅對他的窖藏冰塊用于這一目的會有何想法？

　　我在書中用這個事例說明黃金對個人與對社會能夠產生完全不同的影響：“最先挖到金子的幸運兒顯然會成為富人，但是整個地區會如何呢？在淘金熱結束時，整個礦區狀況更加惡化了�！碑斝碌狞S金在全世界流通時，其主要影響只是提高那些堅持金本位的國家的價格水平。在這些國家里，所有以正常貨幣單位持有財富的人都遭受了資本損失，因為實行了等值財產稅。這部分資本用以補貼參與采掘并分配新黃金的活動，其中包括從馬薩諸塞州把冰塊運到澳大利亞的費用[8]。

　　新西蘭

　　在第二次訪問澳大利亞的前一年，我幾次收到邀請，詢問我是否有可能訪問新西蘭。其中的一個邀請來自唐納德·布拉什，當時他是一家大型商業銀行—布洛德銀行的行長，他讀了《自由選擇》后很受鼓舞。還有一個邀請來自新西蘭電視臺的制片人，這是在他們播放了《自由選擇》的電視片后。因此我們請莫里斯·紐曼把訪問新西蘭安排進他為我們制定的旅行計劃中。他以其特有的高效率安排與貝恩公司(康斯特布爾-貝恩公司的前身)有關系的一家新西蘭經紀公司的約翰·麥克道爾在新西蘭接待我們。我們結束了在澳大利亞的訪問后，莫里斯陪著我們在新西蘭進行了10天愉快的訪問，其中包括訪問中通常都有的與經濟學家、商人和政治家的討論，公開演講，參加廣播和電的節目。我們的訪問時間在新西蘭電視臺播出《自由選擇》節目后不久，因此公眾對我的熟悉程度超過了其他地方。

　　我們的新西蘭東道主也和莫里斯在澳大利亞那樣，陪我們游覽了許多地方，讓我們能夠把觀光和經濟學研究結合起來。這讓我們的旅行非常愉快。

　　{羅斯}唐納德·布拉什和他的妻子陪我們去新西蘭的首都惠靈頓，還去了克賴斯特徹奇，這是新西蘭的工業與教育中心。我們發現在克賴斯特徹奇游覽最有趣的是看克賴斯特徹奇學院集體宿舍窗戶的朝向。宿舍建于19世紀，是由來自英國劍橋的建筑師設計的，他們根據通常的習慣將窗戶設計為朝南，因為這可以照到陽光。但是新西蘭位于南半球，白天太陽在天空的北部而不是南部運行，于是，根據建筑師的規定，宿舍樓的所有窗戶都對著沒有陽光的南面！

　　唐納德還在議會有一個席位。他競選失敗后仍然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他對貨幣與經濟問題的理解能力，以及他所具備的廣博才學都給我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約翰和朱莉·麥克道爾陪我們游覽了陶波，這是北島一個可愛的湖。我們還去了昆斯敦，這是位于南島的沃卡蒂普湖的一個旅游點，因能釣鮭魚而聞名。那里有一家租船公司，是由一位參加過奧運會的運動員經營的。他在廣告中說，他保證讓任何租他的船的人滿意。約翰雇了他并租了他的船帶我們去釣魚。米爾頓歷來認為自己是釣魚活動的災星。一個早晨，我們乘一艘精美的船，帶著與同行人數一樣多的釣具出發了。幾個小時過去了，我們吃完美味的午餐，開始關心起釣魚這件正事了，但一直沒有魚咬鉤，最終一無所獲。最后我們的導游催促，我們應該回去了，就在這時魚咬鉤了，米爾頓緊緊地抓住釣竿，在別人的幫助下，他成功地釣到一條大鮭魚，我們的導游夸下的�？谝步K于兌現了。

　　{米爾頓} 1981年我們在新西蘭時，控制政府的是保守的國家黨，總理是羅伯特·馬爾登，政府全面管制外匯，實行固定匯率，限制工資與物價，廣泛干預經濟，控制通貨膨脹。

　　1984年工黨執政，政府首腦是戴維·蘭格。在財政部長羅杰·道格拉斯的推動下，掉頭轉向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取消了匯率管制，讓匯率、物價、工資及私人企業獲得自由。其中一個重大步驟是將中央銀行改為與政府簽訂合同的準私有實體，負責消除通貨膨脹。唐納德·布拉什被任命為行長。他與政府簽訂了合同，雙方同意：由銀行遏制通貨膨脹率(0%~4%)。如果他失敗了，將中止他的合同。唐納德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通貨膨脹率從銀行建立時的20%下降到大約2%。這是新西蘭這個西方最具福利性質的國家轉向自由市場經濟過程中所發生的引人注目的轉變之一。

　　轉變遭成的短期影響是通常都有的一個困難的調整階段，工黨政府因此在選舉中失敗。但是它的政策并沒有被廢止。隨著變化的深入，新西蘭經濟獲得了迅速增長且沒有引發通貨膨脹，成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另一個長期受益者。

　　最后談一下畜牧業。在新西蘭，鹿歷來被認為是有害的動物，很難不讓它們進到花園。它們在野外游蕩，人們一旦發現它們就會舉槍獵殺。這非常類似于我們在加利福尼亞第二個家的情況。盡管努力把鹿擋在籬笆外邊，但是它們經常站在路當中，這對羅斯的花園也是一個威脅。問題是我們不能開槍射殺它們，因為加州對狩獵有嚴格的限制。

　　在新西蘭，形勢正在轉變。因為人們發現鹿角粉在東方被認為是一種壯陽的藥，有很大的需求量，鹿迅速成為一種可以用來制造重要保健品的有價值的動物。

　　南非

　　1976年初，我們受開普敦大學商學院院長邁耶·費爾德伯格的邀請，在南非和羅得西亞(津也布韋)待了將近3周。

　　我們的東道主邁耶·費爾德伯格和南非其他白人一樣，在我們訪問后不久就移民了。他先是在西北大學謀到一個教職，然后成為伊利諾伊技術學院商學院的院長，1984年他再次邀請了我們，他現在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

　　我在大學發表演講，參加公眾論壇，出席商界宴會，會見儲備銀行、財政部和其他政府部門的官員，討論南非的主要經濟問題。南非的主要經濟問題有：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匯率管制及匯率政策。這些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可能產生的后果及其解決方法與我們訪問過的其他國家都是一樣的。我們這次訪問的主要收獲是了解了一個我們從未接觸過的復雜社會，這個社會正處于解決其基本矛盾的初級階段。我們的訪問加深了我對政府實行的種族隔離制度的厭惡，但是這也讓我們意識到現實形勢有多么復雜，而這是我們過去所不了解的。

　　訪問中最有趣也最增長見識的是與蓋夏·布特萊齊在一起度過的一天，他是祖魯人的酋長，相當于夸祖盧地區的總理，這是南非國民黨建立的第二個先進的家園。布特萊齊當時是此時仍然是南非的領導人。

　　夸祖盧由28個零零碎碎的小塊領土組成，有些比較大，有些很小，其建立是為了確保白人不能占有這些土地。我們見面是在位于祖魯人領土中的一塊白人聚居地上的飯店里。種族隔離的結束已經改變了政治形勢，但是并沒有產生讓布特萊齊和祖魯人滿意的結果。

　　這一天的時間被分成兩部分，上午我們參加了布特萊齊與南非國民黨政府的白人顧問的會議，會議是為了討論在即將投入建設的祖魯人家園發展工商業而制定的特別計劃的細節。布特萊齊表現得非常合作，談話中他同意白人顧問所說的，一個獨立的祖魯人家園應該按照特蘭斯凱地區的建設③原則建立成一個獨立的地區。這就是說，國民黨的種族隔離觀點是可以接受的。

　　與布特萊齊和白人顧問共進午餐后，我和布特萊齊還有他的黑人顧問一起到安靜的地方進行了更深入的談話。女士們則到鎮上去觀光。這時談話的性質完全變了。布特列茨強調，他現在之所以追隨南非政府，是為了讓他的人民能有更多的工作和機會，只有這樣做才能達到目的。同時他表示對長期發展不抱任何幻想。他認為將夸祖盧地區拆分成小塊的獨立地區的想法是完全不現實的。

　　他談到了他的人民的態度及要求使用暴力的壓力。激進的年輕人質問他，從國外訪問回來為什么帶回的不是槍，而是書。這讓我們深切地認識到當前的形勢多么難以控制，過渡時期有可能血流成河。當時我們尚未看到種族隔離結束的結果，但是無論如何流血事件已經被制止了。

　　布特萊齊給我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幾年后，他訪問舊金山時我們又再次見到他。我現在還在用他送給我做紀念的精美的象牙雕刻的手杖。

　　我們和海倫·舒茨曼在約翰內斯堡她的家里一起吃了午飯。她曾是公開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最著名的人士，15年里是議會中惟一的進步改革黨議員，這個黨派一直致力于結束種族隔離制度。我們討論的大部分內容集中于這個話題：一個多元社會要發展，只有通過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舒茨曼夫人非常生動地描述了索韋托的形勢，她清楚地知道黑人社區中的大量問題與面臨的困難。在這次午餐中，就像在許多其他場合中一樣，讓我們深有感觸的是：說英語的人，尤其是猶太人與南非白人④，對未來的看法非常不一樣。我在這次旅行的筆記中這樣寫道：“在南非白人中……沒有任何真正想要移民的跡象……但是我們所遇到的說英語的人，幾乎人人都在私下考慮要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提供第二條出路。以舒茨曼為例，她顯然已經深深卷入南非政治，而且她也不打算離開，但是她所有的孩子都在國外，一個女兒在倫敦，一個女兒在馬薩諸塞州。而且這種情況十分普遍�！�

　　在美孚石油南非公司由南非白人主席主持的午餐會上，所有的客人都是南非白人，這種差異就表現得更明顯了。正如我在筆記中所說的：“他們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控制形勢，對南非的形勢和穩定表現出強烈的信心。這些人談到自己的先輩已經在這里生活了幾百年，并后代還將在這里繼續生活幾百年。”當然，最后還是一位南非白人—弗里德里克·德·克勒克與納爾遜·曼德拉合作，結束了種族隔離制度。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種族純粹性的重要性，種族純粹性理論是為讓各自分離的族群能夠更加接近。在我們訪問南非時，卡特總統可能會因為在美國使用種族純粹性這個短語而受到譴責，但是現在這已經十分常見了。我們對種族純粹性(例如多元化)的強調，正使美國面臨分崩離析的危脅。

　　一件值得懷念的事是參觀西部深井金礦區，它當時也許現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金礦。參觀從換上礦工的衣服開始，這套衣服包括白色外衣、很重的礦工靴子和一頂帽子，可以把安全燈放在帽子上。我們向地下走了大約一萬英尺，被帶到金礦的底部。我們連續乘了三段電梯，每一段電梯都把我們帶到更深的一層。

　　當我們到達一萬英尺深處時，開始步行走過通道，這像是在科幻電影里。礦井里有許多空間，里面都是機器設備。為了工作，心須要有空調，因為每下降100英尺左右溫度就會升高0.5攝氏度。這意味著到達地下一萬英尺處時，溫度要比地面上高50度，這太熱了，沒有空調根本不能工作。

　　極不尋常的事情是挖出黃金的整個工程要在非常狹窄的長條地帶上進行，其寬度也許只有鉛筆那么寬。我們聽說，平均而言，要把兩噸礦石送到地面再經過加工才能得到一盎司黃金。

　　回到地面，我們簡要地了解了金礦的勞工問題，知道了他們是如何管理這些從南非和鄰國招到金礦來工作的工人的。這些人都是非熟練工人，而且不識字。因為工人的方言不同，相互之間無法交流，所以人們發明了一種在金礦中使用的獨特語言。這是一種簡單的混合型語言，一教就會，讓礦工們可以在礦井里互相交流。雖然工資與城市的工資相比非常低，但是與其他可選擇的工作的工資及這些礦工原先可能得到的工資相比卻相當高了，這就能解釋為什么工人從別的國家涌進來。

　　坐直升飛機飛越環繞開普敦的水域時看到的景象讓人難以忘記。那里的一個小島是海獅喜歡棲息的地方，島上到處都是海獅，當飛機從這個島上飛過時，噪聲嚇壞了它們，我們看到幾百頭海獅從巖石里鉆出來跳進海里。

　　羅得西亞

　　{羅斯}我們從南非去了羅得西亞(津巴布韋)，我們在索爾茲伯里走馬觀花地參觀了兩天半，拜訪了各種私人團體、政府和儲備銀行的官員，然后又花了三天時間游覽公園，還觀賞了維多利亞瀑布。

　　羅得西亞與南非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處。最鮮明的不同是白人的相對數量：在南非白人占總人口的1/5，在羅得西亞占1/20。種族隔離制度在南非能夠實施，在羅得西亞則根本不可能。在我們看來，羅得西亞的民族關系要比南非好得多。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種族隔離的證據，沒有按人種分開的郵局入口、廁所及等等類似的地方。這些地方曾經是美國南方的恥辱，而我們氣憤地發現在南非這樣地方還存在著。黑人教育正迅速發展，羅得西亞大學的學生中有一半多是黑人。

　　索爾茲伯里的街道給人的印象是一片黑色的海洋，偶然有幾張白人的臉，很難將這種印象與廣泛存在的黑人受壓迫現象聯系在一起，也很難讓人感覺到黑人受到了壓迫。如果存在著這種壓迫，羅得西亞就很難實現內部和諧與經濟繁榮，而這正是當時的情景。

　　在維多利亞瀑布的一幕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羅得西亞黑人與白人(至少是部分白人)之間的良好關系。我們到維多利亞瀑布時，遇到了迪伊·吉爾平小姐，她是安排我們行程的那個旅行社的工作人員。她開車送我們到公園，然后帶我們去看瀑布。她把鑰匙交給了一位黑人侍者，用當地的語言請他停車并幫助我們照看車。我們對她這樣輕易地信賴這位黑人侍者表示驚訝，而她說當地人非�？煽�，這不算什么。無論是她與警察或是公園管理人員說話，還是午餐時她與侍者說話，他們對她的態度都會明顯的變化，只要她說他們的語言，他們就會十分熱情。同樣，她對他們也沒有居高臨下的態度。

　　吉爾平這么做是因為她的父母55年前就來到了羅得西亞，并成為了成功的農場主。她和兩個兄弟都生在羅得西亞。正如我在筆記中所說的：“她是一個極端的、刻毒的、沙文主義的羅得西亞愛國者，但是這只是在對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對立態度表示蔑視時才會表現出來……她和我們在羅得西亞遇到的所有人一樣都有些偏見。同樣，她和她的父母，至少還有一個兄弟，無疑都準備在羅得西亞度過余生，而且對于能夠這樣生活非常滿意�！�

　　1976年在家里度過的時光

　　{羅斯} 1976年是米爾頓在大學教書的最后一年。和以往一樣，他在秋冬季上課，我們在佛蒙特度過春天和夏天。

　　在離開芝加哥去佛蒙特前，我們把在多切斯特大街的公寓轉給喬治·施蒂格勒，又租了一套帶家具的公寓。

　　這年夏天，7月29日，我們的第二個孫輩—戴維和黛安娜的兒子帕特里在弗吉尼亞的布萊克斯堡出生。當時他們剛剛搬到那里，戴維計劃秋季開始在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教書。

　　夏末我們從佛蒙特返回芝加哥的路上，去布萊克斯堡看了新出生的孫子，卻發現戴維和黛安娜的婚姻出了問題。此后沒有多久，黛安娜就帶著帕特里回芝加哥和她的父母住了。

　　戴維和他的父親一樣，很愛孩子，他被婚姻破裂和今后不能再完全擁有兒子的前景壓垮了。他們的分居雖然很讓人傷心，但是雙方的關系還是友好的。黛安娜擁有監護權，她理解戴維希望經常來看帕特里的心情，他也確實經常去看帕特里。黛安娜后來再婚，搬到賓夕法尼亞州，住在費城郊外的主干線上。帕特里在那里上學，每年夏天和戴維住在一起。這樣雙方都感到滿意。

　　注釋

　　[1] Oriental Economist, December 1976, p.30.

　　[2]我認為，《日本經濟新聞》在日本是發行量最大的報刊，而且和《華爾街日報》一樣，有一些地方版。1964年，該刊建立了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米爾頓成為名譽研究員，他可以要求得到任何他希望得到的有關日本的資料。此外，美國記者也不定期地采訪他，他也為他們寫過少量短篇文章。他們每周還會出版了一份英文摘要，刊登他們日報內容的摘要，米爾頓發現這是了解當前日本信息的最佳來源。

　　[3]我們后來還分別在1969、1970、1972、1978、1980、1985與1988年出訪過日本。另外，我還在1983年獨自去過日本。

　　[4]我向Chiaki Nishiyama建議的項目致力于對日本貨幣史的研究，包括在貨幣證券、物價、收入等領域的一系列長期研究。Kokichi Asakura and Chiaki Nishiyama，A monetary Analysis and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Economy，1868-1970(Tokyo：Sobunsha，1974)。

　　[5]其他兩位特別顧問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弗蘭科·莫迪里亞尼和耶魯大學的詹姆斯·托賓。

　　[6] 1990年2月7日，路透社報道：“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報紙采訪時預測東京股市面臨崩盤�！睅滋熘畠龋�日本股市即發生崩盤，我則因為做出了成功的預言而獲得惡名。其實，這純屬巧合。我對東京股市的評論是就長期走勢而言的�！耙阅壳暗膮R率而言，”我對記者說，“東京股市交易總額在世界股市交易中占到了40%-50%。沒有人能告訴我這是否與事實相符。”我繼續說，這種異常情況只有通過“匯率或東京的市場交易中的物價的劇烈下跌”才能得以糾正。

　　[7] Bank Markazi Iran Bulletin 9(March-April 1971)：700-712。

　　[8] Money Mischief, pp. 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