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周游世界一年后，我們最希望的是今后幾年就待在芝加哥。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在家里像往常那樣生活，和老朋友相聚。我們的兩個孩子都已離開家：珍妮特正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最后一年，戴維在哈佛上三年級。我們沒想到會有任何不尋常的事發(fā)生。

　　珍妮特1964年畢業(yè)，她宣布她已經上完了最后一堂課，不打算繼續(xù)讀書了。我們聽了有些不高興，但是還是決定由她自己來選擇，我們只能耐心地等待。我們知道她在伯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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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課沒什么挑戰(zhàn)性，她便玩橋牌尋求刺激。米爾頓調侃說，珍妮特在拿到學士學位之前就已經成為碩士了—橋牌碩士①

　　我們沒有出席她的畢業(yè)典禮，因為她說她自己都不打算參加。她說那沒什么要緊的，因為班上人太多，典禮上只是發(fā)沒寫名字的畢業(yè)證書，每個人的名字以后再寫上去。

　　珍妮特在學習期間多次換專業(yè)。但是因為喜歡數學，所以不論修什么專業(yè)，她都選數學課。結果是到了畢業(yè)時，她只修滿了數學專業(yè)的課程，達到了畢業(yè)要求。學習期間她曾經選過一兩門編程課，所以她毫不費勁兒就在舊金山的麥遜航運公司找到了一份程序員的工作。剛開始工作時她還非常興奮，但是很快就認為編程讓她覺得未來沒有什么希望，因此什么也沒有跟我們說，她就參加了法律專業(yè)的入學考試，申請了伯克利的法學院。她被錄取了，因為她的法律專業(yè)入學考試成績非常好，彌補了她在伯克利得的低分。

　　1965年9月，珍妮特進了法學院。有一次和舅舅阿倫談起法學院時，阿倫告訴她法學院第一年的學習生活有多么緊張，她必須要放棄橋牌。她說她會放棄的，而且真的說到做到。她曾為一位教授做過些工作，念完第二年后，這位教授介紹她去美富律師事務所做暑期工作。這是舊金山最有名的律師事務所，她是這個事務所雇用的第一位女性。暑期工作結束后，他們答應為她提供一份工作，她拿到學位就可以開始。但她拒絕了，因為想在畢業(yè)后的第一年為一位法官擔任書記員。事務所表示愿意為她保留這個位置，也確實為她保留了。畢業(yè)時，她的成績在班里名列前茅，被加利福尼亞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羅杰·特雷納錄取為書記員。在擔任一年書記員后，她回到美富律師事務所工作，仍然是事務所里惟一的女性。

　　然而，我們的生活又起了漣漪。哥倫比亞大學邀請米爾頓在1964~1965學年到經濟系擔任米契爾客座教授。我們在紐約有許多朋友，25年前在那里度過了令人懷念的歡樂時光，我們再次整裝出發(fā)。我們的生活因為巴里·戈德華特決定競選總統(tǒng)而變得更復雜了，因為米爾頓參加了他的競選活動。

　　1964年夏天，我們去新罕布什爾度假，然后又去紐約住了一年。出行之前我們賣掉了在肯伍德大街的房子。孩子們已經飛出鳥籠，只剩下我們在一幢空蕩蕩的大房子里走來走去，我們決定還是搬到公寓里去住好些。

　　戈德華特競選運動

　　{米爾頓}雖然我一直對政府扮演的角色和它的職能很有興趣，但是無論是羅斯還是我都從未參與過政治活動。我們兩個最接近政治活動的經歷是羅斯在地方投票站擔任共和黨的監(jiān)票人。我們所在的海德公園選區(qū)在芝加哥大學附近，是這個民主黨占上風的城市中最堅定的民主黨選區(qū)，很難找到人自愿擔任共和黨監(jiān)票人。這就是羅斯被拉去擔任這一工作的原因。

　　促成我參加戈德華特競選活動的人是比爾·巴魯迪，他在勸說巴里·戈德華特爭取1964年共和黨總統(tǒng)候選人提名時起了重要作用。1963年下半年，我們周游世界回來后，比爾就勸我?guī)退麨楦甑氯A特制定一個競選綱領。我在1963年左右成為戈德華特的經濟顧問，條件是不要讓我卷入實際競選活動。

　　大概在1961年或是1962年時，我見過戈德華特參議員，可能是在比爾的家里。后來我和他通過信，因此與他建立起很好的關系。他是一個信念堅定的人，但是同時思想開放，善于聽取意見。讓我與許多為戈德華特爭取提名和競選的人都深為折服的是，他對基本原則的堅定信念，他堅持不為多數人理解的立場時的勇氣，他為了捍衛(wèi)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思想而不惜犧牲政治私利的氣度，當然還有他的機智。

　　1964年7月初，在舊金山召開的共和黨大會成了兩派之間一場惡戰(zhàn)。一派是共和黨東部自由主義派，他們支持提名納爾遜·洛克菲勒，后來又支持威廉·斯克蘭頓；另一派是共和黨中鬧獨立的保守派，他們組成了支持戈德華特的競選團。我和羅斯沒有去參加大會，而是留在新罕布什爾我們避暑的房子里，通過收音機密切關注大會進程。我認為由戈德華特自己起草，并由一批寫作高手潤色的接受提名的演講非常精彩。有一句話我記得特別清楚，這句話后來成為別人攻擊他的口實，他說：“保衛(wèi)自由的極端主義并非罪過……而尋求公正的中庸之道并非美德。”這句話給戈德華特貼上了極端主義的標簽，這對他造成了很不好的負面影響。戈德華特在1988年的自傳中解釋說：“這句話是由加利福尼亞的克萊蒙特男子學院的政治學教授哈里·賈法引用過的。當時他告訴我，這句話原來是由西塞羅在羅馬參議院講的。”[1]如果戈德華特這樣引入這句話—正如西塞羅2 000多年前說的那樣，新聞界的反應可能會完全不同。但是考慮到新聞界與知識界對戈德華特的偏見，這樣說可能也不會有什么不同，他們還會找到其他話語加以曲解。然而這件事讓我深刻體會到選擇不同的措辭會產生多么大的區(qū)別。

　　巧合的是，戈德華特與約翰·肯尼迪的私人關系很好，但是不喜歡也不信任林登·約翰遜。我一直認為，如果肯尼迪沒有遇刺，而且在1964成為戈德華的競選對手，這次競選中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狀況會完全不同。肯定不會有那么多的卑鄙伎倆，也不會有那么多人身攻擊，不會有那么多對動機的質問，也不會有那么多的負面宣傳，弄得競選成了互相攻訐。事后在書中，戈德華特有同樣的說法。他強調，在肯尼迪遇刺后，他對是否參與競選非常猶豫[2]。

　　我猜想肯尼迪會把戈德華特形容成不負責任的戰(zhàn)爭販子，就像一個不太有名的廣告所表現(xiàn)的：“陽光燦爛，開滿雛菊的草地上有一個小姑娘，她正從一朵雛菊上摘花瓣。與此同時，一個男人的聲音在背景中倒數—10……9……8……聲音越來越大。屏幕上突然爆炸，孩子消失在一片蘑菇云中。”正如戈德華特在自傳中所說的：“這毫無疑問是在暗示：如果巴里·戈德華特成為美國總統(tǒng)，世界就會毀滅。”[3]

　　其實兩個候選人都不是戰(zhàn)爭販子，他們的尖銳分歧在于采取什么樣的政策能有效地讓越南戰(zhàn)爭迅速結束。根據事后分析，戈德華特主張的集中力量打擊河內的政策似乎會更有效，約翰遜的漸進政策并不成功，延長了痛苦而且沒有取得勝利。

　　盡管共和黨在選舉中獲勝，但是占主導地位的洛克菲勒派共和黨人失敗了，這是輿論從通常理解的自由主義向自由市場保守主義逐漸轉變過程中關鍵性的一步，這一轉變的第一個高峰是1980年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tǒng)，再一個高峰是1994年共和黨控制了眾議院，這是40年來的第一次。

　　戈德華特競選運動“開始使羅納德·里根……成為全國性政治人物”，他發(fā)表了“最好的(州長)競選演說……題為《選擇的時刻》”[4]。我和羅斯都清楚地記得這次精彩的演說，這是我們第一次聽說里根，七年后我才見到他本人。

　　肯尼迪遇刺后，戈德華特個人傾向于退出提名競爭，因為他不喜歡也不信任約翰遜。比爾在勸說戈德華特繼續(xù)參選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并由此成為競選智囊團非正式的領導人。我所參與的大多數競選工作都是通過比爾完成的。比爾的一位來自亞利桑那州的朋友丹尼森·基切爾成為全國競選活動的總指揮。丹尼森是一位天才的律師和杰出的人才，他從來沒有參與過全國性的政治活動。我們在競選工作中成為好朋友，友誼持續(xù)至今。后來去鳳凰城的一大樂事是有機會看到丹尼森，與他和他的妻子內奧米打網球。

　　1964年9月3日，競選在亞利桑那州的普雷斯科特拉開帷幕。我們在新罕布什爾沒有電視機，因此去鄰居家看晚間新聞節(jié)目對競選演說的報道。記者從戈德華特的演說中摘了幾段話，讓人覺得他是種族主義者和極端主義者，即使我們是他的支持者，也有同感。回到家里我就打電話提醒比爾·巴魯迪，告訴他，新聞界以這種方式報道了競選演說，極力建議他刪除演說中可能被人利用的任何表述。但是比爾非常有把握地說，演說中只有一句能以這種方式解釋的句子，而且已經刪掉了。在準備寫本書的這一部分內容時，我重讀過演說的文本。我不得不說，我甚至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一個句子能夠證明我們所表示的擔心是有道理的。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某些句子和段落非常熟悉，它們可能引自我自己寫的備忘錄或是演說稿。

　　那年夏天我對競選的主要貢獻是寫這類備忘錄，并在電話中討論他們提出的各種政策。我和羅斯對媒體歪曲戈德華特的許多觀點感到非常沮喪，我徒勞地努力糾正這些歪曲，還寫了一篇文章發(fā)表在《紐約時報》上，題為《戈德華特的經濟學觀點》[5]。

　　當時就和現(xiàn)在一樣，學術界的絕大多數人乃至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都主張大政府，反對市場，因而支持民主黨。學術界是民主黨在全國選民中最可靠的支持者。戈德華特的反對者的陣容在紐約市尤其強大，因為他曾與紐約的納爾遜·洛克菲勒激烈爭奪過共和黨總統(tǒng)候選人資格，而洛克菲勒是自由主義者支持的共和黨人。在紐約難以找到任何一個愿意為戈德華特辯護的值得尊敬的知識分子。

　　因此，9月我到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做客座教授后，他們強烈要求由我來闡述戈德華特的觀點。此后到大選前的6個星期里，我參加了一個又一個的會面、采訪與會議，幾乎沒有時間從事我的本職工作。

　　10年后，在芝加哥大學董事會為教授舉行的54周年慶祝宴會上，我提到這次經歷：

　　我和各種各樣的人談話，展開討論，他們來自學術界、新聞界、金融團體與基金機構，來自你能說出的各個領域。我對我了解到的事情感到震驚。我發(fā)現(xiàn)知識界存在一個共同體，而且它已經發(fā)展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它有一套陳腐的觀點回應任何導議，而其中的成員也因隸屬于這樣的共同體而沾沾自喜。我曾經在英國的劍橋大學遇到了這樣的情況，而即便是那里的情況也遠沒有這么嚴重。

　　紐約知識界的共同體與狹隘的地方主義相結合使他們對戈德華特論點的評論經不起推敲。他們雖然有一套陳詞濫調，但這是他們自制的虛張聲勢的稻草人。說得夸張一點，他們從來沒有和一個真正與他們持不同觀點，并深入思考過自己的觀點的人談過話。當他們聽到真實的而不是被歪曲的論據時，就不知如何回答，對有人能以非知識界的方式表達這種觀點感到驚訝，并對該觀點能如此明顯地具有說服力而目瞪口呆[6]。

　　我不認為我能通過幾次會面就改變這種情況，但是我可能向封閉的頭腦中注入了少許懷疑。我總是說，凡是一晚上就能改變觀點的人就不值得說服，因為下一個持相反觀點的人也只需花一個晚上就能再次改變他。但是我也確實知道，許多當時對我的觀點充耳不聞的人，還是逐漸接受了我為之辯護的觀點。

　　{羅斯}還有一個例子，也顯示出我們對戈德華特的態(tài)度。在哈佛，戴維主修物理與化學，他也選了哲學課程，因為他一直喜歡寫詩，所以也選了詩歌方面的課程[7]。戈德華特競選期間，他正在修一門詩歌課。戴維是戈德華特的熱情支持者，所以當戈德華特競選失敗時，他難過至極。他像以往那樣，在一首詩里表達了自己的感受。這首詩也是他上詩歌課的收獲之一：

　　1964年11月4日，上午10點

　　遙遙無期的等待終于結束。

　　難道我們追隨了一顆隕落的星？

　　它閃耀在我出生的人世，

　　它的光芒真的就緩緩熄滅迅速消失？

　　我不知未來的歲月如何，

　　只知道這次失敗是許多失敗中的一個，

　　這讓我略感安慰；

　　大海將遺物拋向岸邊，

　　同時蠶食著沙筑的堡壘，

　　逐漸漫上海岸吞沒燈的光輝。

　　消失的燈光仿佛是誘人的蜃樓，

　　我們能夠治愈痛苦，

　　或許時間會淹沒一切，

　　像大海淹沒山崖那樣吞掉國家，

　　把我們的努力變成灰燼。

　　那些盲目扼殺自由的人必須

　　在毀滅的世界中回答我的問題，

　　這重要嗎？他們贏了，我們輸了。

　　收起破爛的旗幟，一切努力都是白費。

　　選民做出決定，人們自得其樂，

　　夜幕將降臨。

　　夜幕將降臨，隨著自由的衰落

　　太陽能永遠照耀嗎？

　　太陽到時就會落山，

　　為什么我遭遇這樣一個要我改變的時代？

　　為什么我要看著海潮沖垮堤壩？

　　我是否應質問呼嘯的風？

　　質問我們的失敗，質問破碎的謊言，

　　虛墟之下自由是否只是謊言？

　　我知道這都是空想。

　　就像掠過亞利桑那天空的風一樣，

　　我們的夢想就在此破滅。

　　當詩作發(fā)還時，教授附了一段批注，稱贊戴維這首詩具有“詩歌性”，隨后寫道：“誰會有這種感受？”

　　戴維1965年6月從哈佛畢業(yè)。我們沒有參加珍妮特在伯克利的畢業(yè)典禮，但這次不一樣了。畢業(yè)典禮在哈佛的校園里舉行，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典禮之后的社交活動在戴維住過的洛厄爾之家舉行。

　　{米爾頓}戈德華特競選還有一個有趣的插曲。1964年的某時，我被問及是否愿意競選學院退休平等權利基金會的投保人，該職位任期四年。我同意了，但是確信我不會當選，因為人們都知道我是戈德華特的顧問，而學術界中壓倒多數的人都反對他。讓我吃驚的是，我當選了。我的結論是：自由主義教授不希望一個保守派擔任國家的總統(tǒng)，但是當關系到自己的退休基金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紐約，1964~1965年

　　{羅斯}我們去紐約之前已經找好了帶家具的公寓，公寓是由房客轉租的。和芝加哥一樣，紐約也對房屋租賃實行監(jiān)控。其規(guī)定之一使得房主在合同到期時不可能趕走房客，而房客有權合法地延長租期，并以不受限制的房價轉租[8]。我們按照市場價格付房租給前房客，而市場價格比他自己享受的受限價格高很多，這樣他就從中獲利。持有租賃合同的人實際上成了房主，我們不知道他們租用這套公寓有多長時間了，但他們已沒有任何興趣投資這套公寓，而房主就更沒有興趣了。

　　公寓的位置非常理想，位于濱河大道與116街交匯之處，但是公寓與期望相差很遠。公寓中的設施與家具是20世紀30年代后期或是40年代初期的，廚房尤其破舊。房租最高限價政策已經顯示出后果。盡管如此，這套公寓作為臨時住處還是可以接受的，而紐約的另一些特點給我們帶來了更大的不便。

　　我們住進公寓的第一個晚上就領教了這類特點。我們從新罕布什爾駕駛著別克敞篷車過來，把車停在公寓前的濱河大道上。這是一條交通繁忙的主干道，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我們以為把車放在這里過夜是安全的。第二天早上，我們發(fā)現(xiàn)小偷將車篷劃破進到了車里，好在他們的全部戰(zhàn)利品就是一個手電筒，當時最多值1美元。換了車篷后，我們和米爾頓在新澤西拉維的姐姐蒂莉聯(lián)系，把車存放在她那里，我們此后就完全依靠公共交通與出租車在紐約城活動。

　　在這方面，紐約比我們1945年離開時差多了。在當時的紐約和后來的芝加哥，我們都能在自己的公寓前叫到出租車。現(xiàn)在已不再可能了，我們要走到百老匯街去才能攔到一輛路過的出租車。路并不太遠，但是在冬天的多數日子里，這可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芝加哥總被稱為風城，但是在那里冬天的風遠沒有紐約的那么大，天也不像紐約那樣永遠是灰蒙蒙的。坐地鐵的感覺也同樣不如以前。地鐵犯罪增多已導致警察在地鐵車廂上崗，他們讓人產生了某種安全感，但也在提醒人們紐約城發(fā)生了多么大的變化。

　　選舉的狂熱階段過后，我們又回到了熟悉的象牙塔生活中。在哥倫比亞大學剩下的日子既愉快又平靜，抵消了紐約生活中的某些不快。我們與在紐約的老朋友重續(xù)友情。米爾頓給不同的研究生群體授課，與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交流，其中大多數人是我們已經認識的，還有幾個人是我們在芝加哥大學或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這讓米爾頓很高興。我們還欣賞了不少百老匯音樂劇，游覽了紐約的名勝。更重要的是，當時戴維在哈佛離得不遠，可以經常來看我們，這讓我們很高興。

　　{米爾頓}這一年中有一件事是完全出乎意料的，這就是斯坦福大學要給我一個教授職位，這很有吸引力。羅斯自結婚后一直想到西海岸生活，尤其是海灣地區(qū)，因此她非常希望我接受這個職位。我的心情卻很復雜，思想斗爭了幾天，一度想要接受。但是第二天，我還是認為不能離開芝加哥大學，我對這里的學術氣氛有著特別的興趣，因為我覺得它富于激勵性。最后我決定留下，這讓羅斯大為失望。

　　我們和通常一樣在新罕布什爾避暑，只是提前離開去參加9月初在意大利斯特雷薩召開的朝圣山學會的會議和經濟計量學會在羅馬召開的首次世界大會。我為這次會議組織了貨幣部分的研討。我還和一位意大利教授一起安排了幾個他最好的學生到我的貨幣銀行學研究室學習一年。然后我們返回芝加哥搬入湖畔飯店，那里過去是密歇根湖畔的一家豪華飯店，現(xiàn)在被芝加哥大學用來為教授與研究生提供住處。我們在湖畔飯店住了兩年，等待位于多切斯特大街5825號的公寓竣工，并于1967年搬進新公寓。

　　注釋

　　[1] Barry M. Goldwater, with Jack Casserly, Goldwater (New York: Doubleday, 1988, p.186).

　　[2] Barry M. Goldwater, With No Apologie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9pp.160, 163), ; Goldwater, (pp.139, 149-154).

　　[3]兩段都引自Goldwater, p.198。

　　[4]同上，p.209。

　　[5] New York Time Magazine, October 11, 1964.

　　[6] Schools at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cord, (1974, p.6).

　　[7]在他21歲生日時，我為他印制了一本詩選。

　　[8]布魯斯·卡德威爾告訴我們，后來的立法限制了轉租收取的房租，為了逃避這個法律的規(guī)定，“鑰匙費”便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