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頓}在到芝加哥大學任教之前，我對公共政策與政治哲學只是偶有興趣。與同事和朋友的非正式討論激發(fā)了我更大的興趣，哈耶克的巨著《通往奴役之路》又加強了這種興趣，1947年參加朝圣山學會的第一次會議，還有與哈耶克的討論都進一步強化了我的興趣，哈耶克在1950年也到芝加哥大學任教。此外，哈耶克吸引了一批極有才華的學生，他們決心要獻身自由主義。他們創(chuàng)建了一份學生刊物—《新個人主義評論》(New Individualist Review)，在若干年內(nèi)都是一份出色的自由主義理論雜志。我擔任了這份雜志的顧問并在上面發(f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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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文章[1]。

　　朝圣山學會

　　朝圣山學會的成立大會在第13章中提到過①。在成立大會之后，學會一般是每年開一次會，有時是全體會議，有時是地區(qū)會議，我直到1957年才再次參加。在學會成立的最初幾十年里，它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讓那些在自己的國家里處于孤立狀態(tài)的學者能與志趣相投者一起度過約一周的時間，他們可以自由地討論不同話題，探討新的思想，不必擔心有人冷嘲熱諷。對我們這些來自美國的人來說，氣氛并不特別重要，因為美國主張自由市場與自由企業(yè)的流派比其他國家加起來還要多。但是這一點對歐洲人，還有日本人和拉丁美洲人都極為重要。

　　學會的會員和早期會議的與會者人數(shù)很少，因此有可能展開讓大多數(shù)與會者都能參加其中的廣泛的討論。但是隨著學術氛圍的變化，學會越來越知名，會員人數(shù)，尤其是與會者(其中包括嘉賓)的人數(shù)也迅速增加，此外還有了一個新的特點，就是有了聽眾。當我1971年成為學會主席時，我認為當年哈耶克的目標基本上都達到了，現(xiàn)在學會已經(jīng)人數(shù)過多，而且難以管理。因此我認為，只要還需要將各自孤立的自由社會的支持者集合在一起，滿足需要的最好方式是由年輕人組織新的學會。于是我組織在世的創(chuàng)建者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出席會議的還有在學會中有職務的人，會議的目的是討論學會的未來。這次會議1971年在瑞士的蒙特克斯舉行。當時，例行的兩年一次的會議擬于1972年在蒙特克斯舉行，所以我建議解散學會，1972年的最后一次會議隆重慶祝學會成立25周年。

　　這次特別會議非常成功，讓我們重溫了某種最初的感受。但是我卻沒能讓其他人接受我的主張。絕大多數(shù)組織一經(jīng)創(chuàng)建，便沒什么大的變化，朝圣山學會也不例外。作為補救，我們決定采取一些措施限制會員與嘉賓人數(shù)。

　　這些措施并不特別奏效。在蒙特克斯的25周年慶祝會上，與會者人數(shù)為150名，嘉賓人數(shù)是60名，加上他們的家人，總?cè)藬?shù)是320多人；1992年在溫哥華舉行的45周年慶祝會的總?cè)藬?shù)是來自33個國家的415人：206名會員和209名嘉賓。

　　盡管我對學會的發(fā)展道路感到不安，但是我從不懷疑它對活躍學術氣氛的重大貢獻。它對我們的個人生活也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正在繼續(xù)產(chǎn)生影響，盡管這種影響在程度上不比從前了[2]。

　　{羅斯}我第一次參加的會議是1957年在圣莫里茨舉行的。此后米爾頓又單獨參加過3次會議。從比利時的克諾克開始(這是我們環(huán)游世界的出發(fā)點)，多數(shù)會議都是我們兩個人一起參加的。這些會議讓我們?nèi)チ擞�國、意大利、德國、瑞士、法國、比利時、日本、委內(nèi)瑞拉、智利和加拿大。一般而言，選擇會議的地點要看會員能承擔的費用和能承擔的組織工作，但是找到志愿承擔者不成問題。當然，會議內(nèi)容因提交論文的領域與興趣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從來沒有缺乏過能引起討論興趣的問題。而且我們總是盼望著在會上見到朋友。

　　我對特別會議記憶猶新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我們永遠不會忘記1972年在蒙特克斯召開的會議。米爾頓在會上所做的主席發(fā)言的題目是《資本主義與猶太人》，這個發(fā)言適逢其時，因為就在會議期間，慕尼黑奧運會上發(fā)生了屠殺以色列運動員慘案。這成為朝圣山學會會議從未面對過的最不尋常的事件。消息傳來時，學會前主席岡特·施莫德正擔任會議主席。他打斷會議，報告了這個消息，建議我們默哀表示悲痛。就在這時，一位在英國議會中代表北愛爾蘭選民的著名議員伊諾克·鮑威爾站起來，反對默哀，他像一個瘋子一樣，尖叫道：“我們?yōu)槭裁床粸樵趷蹱柼m被殺害的人默哀？”聽眾被這種表現(xiàn)嚇了一跳，許多人公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鮑威爾離開了會場，再也沒有出現(xiàn)在以后的朝圣山會議上。

　　我們參加過的最后一次全體會議是1992年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的會議。弗雷澤研究所的常務所長邁克爾·沃克擔任了這次會議的東道主。因為1992年適逢米爾頓的八十大壽，邁克決定舉辦一個特殊晚宴慶祝一下。邁克做什么事都是大手筆，我們送給每位客人一本米爾頓的新作—《貨幣的危害》，還放了一個令人驚嘆的冰雕擺在自助餐的餐臺上。有誰能忘記此情此景呢？

　　費城學會

　　{米爾頓}費城學會是朝圣山學會的分會，有著非常類似的功能：給學術界主張自由主義經(jīng)濟與政治體系的少數(shù)派一次機會，在和諧氣氛中討論他們共同關心的問題，讓他們能認識并了解與自己觀點相同的同行，讓他們在經(jīng)常充滿敵視的日常生活中重新增強勇氣。學會能夠存在、能夠成長、能夠有所作為，要歸功于一個人：唐·利普塞特。我在20世紀60年代初認識了唐，他當時是校際教授學會中西部分會的主席(我認為很令人惋惜的是，這個學會已經(jīng)改型成了校際研究所，雖然重獲創(chuàng)新精神，但是卻掩蓋了它的思想鋒芒)。唐是一個活躍的、極具魅力的年輕人，而且有著令人稱奇而又不落俗套的幽默感。他在校園里組織了校際研究所的俱樂部，動員教授資助他們，幫助俱樂部制定項目計劃吸引學生。他成為了我的一位摯友，照亮了我的生活，直到最近他過早辭世。

　　1963年或是1964年初的某個時候，他安排了一次我和比爾·巴克利和艾德·福伊爾納(他是唐的終生好友)的會面，也許還有其他一兩個人，我們討論了建立一個新學會的可能性，它將在美國發(fā)揮朝圣山學會在世界范圍追求的同樣作用。他說服我相信，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可以組織一個委員會，一開始有12個人，以后可以發(fā)展到15個人。唐安排了最初的3次會議：1964年4月18日的印第安納波利斯會議，4月25日的費城及舊金山會議，分別有36位、30位和23位出席者。每次會議1/3的時間用來討論會務，其他時間討論提交的論文。我在印第安納波利斯會議上做了題為《知識分子與朝圣山學會的作用》的發(fā)言。3次會議都非常成功，與會者熱烈支持唐的設想。

　　學會的第一次全美會議1965年2月26~27日在芝加哥舉行，這時學會已經(jīng)在伊利諾依成立。會議的主題是“自由的未來：問題與前景”，吸引了大約100人參加，學會走上了漫長而有成效的發(fā)展道路。我可以引用一個專欄(這個專欄是喬治·克羅克從芝加哥返回后，1965年3月7日在《舊金山觀察家報》上開辦的)中的一段話，這段話最好地說明了第一次會議和那個時代的基調(diào)，專欄的標題是《新火炬在燃燒》(New Torch Burns)，這段話是這樣的：

　　正如所有的大學教授都知道，學生也知道，許多年來，絕大多數(shù)校園都非常保守，不讓外來東西“進入”其中。在許多教授中，保持一致性的壓力無所不在，因此每個人都要被視為是自由主義者，或是自由主義陳詞濫調(diào)的應聲蟲，否則就要冒險被當成是賤民，這不僅讓他不舒服，而且會影響他的職業(yè)生涯……

　　毫不夸張地說，我剛從芝加哥一次勇敢者的會議上回來。勇敢者？是的。他們是一些杰出的教授和優(yōu)秀的學生，他們不屈服于壓力。他們被人稱為保守主義者，但是他們信奉個人主義，他們是真正的學術自由主義者……

　　他們稱自己的組織為費城學會，以這個象征著追求道德規(guī)范下的個人自由的傳統(tǒng)的城市命名。

　　他們將避免政治與宣傳。理性的學術是他們的武器，真理是他們的根基。在美國，充耳皆是政治上的夸夸其談，但是美國目前面臨的困境是哲學問題。

　　他們相信我們的學生有權聽到對話，而不只是自由主義的獨白。

　　我在芝加哥期間都積極參與了費城學會的活動，擔任三屆基金會董事職務，參加了多次會議，并發(fā)表了許多演講。我到加利福尼亞以后，仍然參與學會的活動，但是沒有以前那么活躍。學會給了我榮譽稱號—杰出會員，因此免了我的會費。

　　唐·利普塞特成為學會的終身秘書，在早期階段，艾德·福伊爾納一直擔任財務主管。他們對這一組織的奉獻及愿意為之犧牲時間、精力與金錢的精神，是學會成長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現(xiàn)在會員人數(shù)可能已超過400人。學會的會議活躍而又富于激勵性，促成了大量專著的出版，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參加者。更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種方式讓年輕的學者有機會互相交往，也有機會與長輩交往，同時有機會與學者、記者、商人建立關系。總而言之，我認為這是一項成功的事業(yè)。

　　1994年10月，學會舉行了第30屆年會，我沒有出席，但是通過電話發(fā)了言。我在結(jié)束講話時說：

　　我相信費城學會……已經(jīng)對思想界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我們還要繼續(xù)努力確保學術界氛圍的變化能夠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中的變化。

　　最后，我想以向唐·利普塞特致敬來結(jié)束我的發(fā)言，他是費城學會之父，他向一切自然法則挑戰(zhàn)，幾乎是在一無所有的情形下創(chuàng)建了學會。從此而且至今一直為學會做著出色的工作，他像父親般關心著學會。

　　不幸的是，一年后，唐去世了。

　　經(jīng)濟與社會研究中心

　　朝圣山學會會員、威尼斯大學教授雷納托·米利創(chuàng)建了一個研究中心(中心的名稱可以大致譯為：經(jīng)濟與社會研究中心)，為的是促進自由市場思想的發(fā)展[3]。他的主要項目之一就是安排蘇聯(lián)等國的經(jīng)濟學家與西方經(jīng)濟學家會面。他的合作者是當時任弗吉尼亞大學教授的沃倫·納特(我在芝加哥大學指導的第一個哲學博士)，沃倫的專業(yè)研究領域是蘇聯(lián)與東歐國家的經(jīng)濟。

　　1967年9月2日，羅斯留在新英格蘭，我和沃倫一起去意大利參加東西方會議，會議從9月12日~14日，地點在拉巴洛，這是地中海岸一個可愛的海濱城市，離熱那亞不遠。

　　西方國家參加這類會議的人一般都是專門研究蘇聯(lián)的學者(即蘇聯(lián)問題專家)，但是經(jīng)濟與社會研究中心主持的這次會議不是這樣。據(jù)米利與納特所說，與他們有聯(lián)系的東方經(jīng)濟學家希望和西方主張自由市場經(jīng)濟的學者見面和交換意見，而不是那些西方研究蘇聯(lián)體制的學者，因為他們自己對蘇聯(lián)體制已經(jīng)太了解了。這一判斷在我參加的會上確實得到驗證：來自蘇聯(lián)等國的經(jīng)濟學家急于知道市場是如何運作的。在會上，“我們聽到了一位匈牙利經(jīng)濟學家的精彩發(fā)言，他再次發(fā)現(xiàn)了亞當·斯密發(fā)現(xiàn)的‘無形的手’—一個引人注目的(雖然有點多余的)學術成就。但是他努力要改進這個結(jié)論，為的是應用價格體系去傳達信息并有效地組織生產(chǎn)，但是不涉及收入的分配。不用說，他失敗了”。

　　在拉巴洛會議期間，雷納托的妻子比安卡幫助我找到并買下一些意大利瓷磚，用在我們佛蒙特新房子里廚房的灶臺上，當時新房子快要完工了。我要把這些瓷磚帶回家真是一個問題：瓷磚太重了；但如果作為行李托運，超重行李的運費是瓷磚總價的兩倍。最后我把瓷磚放在兩個包裝袋里作為我的隨身行李。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像現(xiàn)在，可以步行直接進入飛機。我清楚地記得那天多么費力，我拿著幾件沉重的行李，爬上長長的臺階再登上飛機—我是自己一個人回國，沃倫也不能幫助我。但是我最終還是把這些瓷磚弄回新罕布什爾，大家都非常高興，我們在新房子里有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色彩斑斕的灶臺。至今還有少量剩余的瓷磚被我們帶到了加利福尼亞。

　　回國后我給雷納托寫了一封信，祝賀他組織了一次卓有成效的會議，并說：“我向在維希的朝圣山學會簡要報告了這次會議。我這樣做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剛從東方的朝圣山學會來到西方的朝圣山學會。”但是我還說：“我在西方的朝圣山學會上，經(jīng)常覺得站在講臺上的人鼓吹自由市場的同時卻在制定干預措施。相反的是，在拉巴洛會議上，我發(fā)現(xiàn)發(fā)言人在倡導社會主義的同時也在促進自由市場經(jīng)濟。”[4]

　　米利1968年在布達佩斯組織了一次會議，我同意參加這次會議，羅斯計劃與我同行。這次會議后來被取消，部分是因為西方社會抗議前一年蘇聯(lián)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我們?nèi)�歐洲參加在蘇格蘭阿維莫爾舉行的朝圣山學會的會議，并將節(jié)約下來的時間部分在英國度過，包括參加在迪奇利公園舉行的美國銀行聯(lián)合會的大學教授會議；部分用于去挪威看望特里格夫·霍夫和他的兒子奧利-雅各布。我和羅斯后來參加了研究中心的會議，一次是1970年在米蘭舉行的會議，一次是1972年在巴黎附近的厄蒙維爾舉行的會議。

　　1970年會議后，我們在威尼斯逗留了幾天，米利夫婦在那里有一套公寓，他們讓我們更充分地欣賞了這個美麗的城市。尤其是雷納托向我們介紹了猶太人區(qū)的諾瓦廣場(Ghetto Nuovo Square)角落里的一位玻璃工，他吹制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小型傳統(tǒng)猶太人雕像，我們買了一套，現(xiàn)在還和我們的獎杯一起放在我們家的門廳里。1973年我們再次在威尼斯度過了幾天快樂的時光，雷納托在那里主持了一次意大利學者參加的研討會，我在會上發(fā)表了演講。這一年的下半年，雷納托和比安卡來佛蒙特回訪了我們。

　　資本主義與自由

　　從1956年起，沃爾克基金會資助了一系列暑期項目，這些項目的內(nèi)容都是對(最初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世界觀的歷史、哲學和經(jīng)濟學作總結(jié)性的評論。每一個項目有三四個研究者和20~30個年輕學者參加。1956年6月，第一個項目在瓦巴什學院由約翰·范西克爾和本杰明·羅格指導。我在這次項目中做了系列講座，后來類似的項目中我也做過系列講座。每一次都是由一兩個講演者介紹經(jīng)濟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其他講演者講這些原則在特殊問題上的應用[5]。

　　《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1962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序言中將此書稱為由這些講座形成的“一本耽誤很久才出版的書”。由羅斯負責修訂這些講座以便出版。正如序言中所說：“她將不同講座的內(nèi)容歸納在一起，將不同版本結(jié)合起來，再將演講內(nèi)容轉(zhuǎn)變得更書面化，她是這本書能出版的主要推動力。”[6]我在前言中說：“這一系列會議是我一生中參加過的最富于激勵性的學術會議。”之所以有激勵性，部分是由于參加會議的年輕學者，他們積極投入了講座中及休息時間的熱烈討論，部分是因為我通過參加講座而認識了那些杰出的評論者，并從他們那里獲益匪淺。

　　我已經(jīng)提到過朝圣山學會創(chuàng)立時的學術氛圍，即使是在15年后“《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首次出版時”，我在為1982年平裝本寫的新序言中說：“由于它偏離主流觀點太遠，所以沒有一份全國性的重要刊物發(fā)表對它的書評……盡管倫敦《經(jīng)濟學家》雜志和一些專業(yè)雜志登了書評。而這是一本在輿論的指引下，由一位美國著名大學的教授撰寫，而且注定在此后的18年里賣出了超過40萬冊的書。”[7]

　　到現(xiàn)在為止，這本書的英文版已經(jīng)售出了超過50萬冊，同時被譯成18種其他文字。俄文版1982年在美國出版。這本書還被譯成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中文、波蘭文和愛沙尼亞文，還有其他語言的版本正在翻譯中。

　　在充滿敵視的氣氛中演講

　　不管是公共政策領域還是經(jīng)濟學領域，我的觀點都與這兩個領域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觀點不一致：在公共政策領域是與福利國家觀點爭論，在經(jīng)濟學領域是與凱恩斯主義爭論。我清楚地記得一位哈佛研究生來訪問我時說過這樣的話：“我必須要親眼看一下‘中西部的巫師’是什么樣子的。”

　　1989年我收到馬克·羅林森的來信，他30年前是杜克大學的學生，他在信中也談到同樣的內(nèi)容，他寫道：

　　我在杜克的日子并不愉快……最為糟糕的是，絕大多數(shù)同學和所有的教授在多個專題上對我的觀點公開表示鄙夷。有一天，在經(jīng)濟學課上飽受奚落后，我去見一位教授，我對他說，我認為自己肯定不愚蠢，我問他是否有和我觀點一致的經(jīng)濟學家。他說：“噢，有的，其實我們經(jīng)常在教授中討論你的觀點。你幾乎就是芝加哥大學某個名叫米爾頓·弗里德曼的人的克隆體。這真有意思。”

　　我立刻就去圖書館查閱你的名字，結(jié)果發(fā)現(xiàn)你不在作者目錄上。后來又去問了那位教授，他解釋說，杜克有一個篩選系統(tǒng)，由與之相關的系和經(jīng)濟系來篩選新的資料，這個系統(tǒng)認為你的著作不值得進入圖書館。

　　我去見院長……并提出一個建議：將弗里德曼的著作放進圖書館；否則我將給我所能找到的所有報紙的總編寫信。

　　他們選擇了增加你的著作。

　　當你獲得諾貝爾獎時，我可能比你還要感到自豪，你可能能夠想像到這一點。

　　但是我這種離經(jīng)叛道的立場并沒有阻止我從大學、學院和非學術組織收到更多的演講邀請[8]。

　　盡管我的觀點不屬于“政治觀點正確”，使用這個說法是最近的事，但是在那些年里我不記得有什么不愉快(直到后來在智利才出現(xiàn)不愉快，見第24章)。對于技術性專題的演講這并不奇怪，與“政治觀點正確”沒有什么關系。但是在一般性話題上也一樣，我總是與學術界聽眾相處得很好，盡管他們最初與我是對立的。

　　20世紀60年代時，校園辯論盛行一時，我在學生中做過一些演講，這些學生都集合于“促進民主社會學生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周圍，這是當時的一個激進學生組織。我在這些演講的開始這樣說：“你們的目標和我是一樣的—爭取更多的個人自由，我們之間的區(qū)別是，我知道如何達到目標，而你們不知道。”這樣似乎能澄清：我們的分歧不在目標而在手段，聽眾中立即有了響應。還有兩件有趣的事。

　　1961年哈弗福德學院實施了一個項目，邀請客座教授來講授幾天有關最新研究成果的課程，這些課程是他們學校不能提供的，他們問我是否可以講一下數(shù)理統(tǒng)計學。當時珍妮特在布萊恩莫爾，就在哈弗福德附近，因此我同意去講。后來院長又問我能否在學校教堂布道時對全院的師生演講，我同意了，講了一個其中有“自由”這個詞的題目(我已不能確定準確的題目，下面的內(nèi)容也完全是憑記憶)。我隨即發(fā)現(xiàn)在哈弗福德去教堂是強制性的，我因此給院長寫了一封信，請求他給我的演講一個例外，因為做一個關于自由的演講卻要強迫聽眾參加，這似乎很虛偽。他回答說我的演講不可能例外，但是我不必擔心，因為允許學生離開教堂。

　　我和院長去教堂前什么事也沒發(fā)生，但是在路上，我問他如何保證聽眾去教堂，他說，學監(jiān)會在會議剛開始時，站在陽臺上登記缺席者。我問他，如果我要求知道學監(jiān)何時登記完，他是否反對。他顯然不喜歡這個想法，但是他不能不許我這樣做。

　　我開始演講時，請學監(jiān)讓我知道何時登記完，我解釋說，我不愿意對著被迫來聽演講的聽眾講自由的主題，我請任何想要離開的人在登記完后離開。登記完后，我宣布休息，休息時任何想走的人就可以走了。大概有兩個人走了，但是被其他人側(cè)目而視。我決不以這種方式留住聽眾。

　　我應該解釋這不能算是有本事。用今天的話說，哈弗福德的師生來教堂就是“政治觀點正確”。1960年總統(tǒng)選舉時，哈弗福德想組織一場肯尼迪的支持者與尼克松的支持者之間的辯論，但是他們在本校找不到愿意支持尼克松的人，只好從外邊請人來。

　　幾年后我在威斯康星大學和利昂·凱澤林有過一場辯論，他是一位律師，曾經(jīng)擔任過杜魯門總統(tǒng)的經(jīng)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他也是左翼理論家，性格乖張。他的辯論策略是把我的觀點變成可笑的、公開的反動言論，只配讓人唾棄。他以《資本主義與自由》第2章的一批詞語為例，我在其中說：“就我所見，無法有效地以上面所列的詞語來證明其合理性。”他成功地和學生聽眾一起徹底批判了我的價格、關稅等觀點。然后他指向第11點—“和平時期征兵”，我對這個草案的反對意見引起全場歡呼，讓他失去了聽眾，輸?shù)袅宿q論[9]。

　　美國企業(yè)研究所

　　今天已經(jīng)很普通的美國政策思想庫在20世紀50年代屈指可數(shù)，它們是伴隨著冷戰(zhàn)及意識形態(tài)競爭才出現(xiàn)的。類似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和胡佛研究所的研究機構所從事的長期研究，具有普遍的非意識形態(tài)特點，基本上不關注短期政策問題[10]。華盛頓重要的思想庫是布魯金斯研究所，它被公認是左派，是在野的民主黨的家園。當時幾乎惟一的主張自由市場經(jīng)濟的思想庫是倫納德·里德1946年創(chuàng)建的經(jīng)濟學教育基金會[11]。

　　美國企業(yè)研究所建立于1943年，但是一直無所作為，直到兩個杰出人物—威廉·J·巴魯?shù)虾蚖·坎貝爾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巴魯?shù)?954年成為所長，他聘用了坎貝爾擔任學術所長，坎貝爾擔任這個職務直到1960年離職成為胡佛研究所所長。1962年，美國企業(yè)協(xié)會更名為公共政策研究所(后來被簡稱為AEI)。巴魯?shù)虾涂藏悹栂Ｍ�能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加入自由市場�?jīng)濟觀點，以便能替代布魯金斯研究所。他們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允許表達不同意見而不是搞一言堂，同時要保持最高的學術水準。

　　他們從對一系列立法提案的分析開始，這些分析以嚴格客觀、非黨派的方式對所有提案提出支持與反對的論據(jù)。他們向提出要求的任何一位議員提供這些論據(jù)。沒過多久，兩黨的大多數(shù)議員都要求將這些論據(jù)作為郵寄目錄的內(nèi)容。巴魯?shù)险J為這種方針是正當合理的，因為即使沒有研究所所做的工作，反對市場經(jīng)濟的觀點也照樣隨處可以查到，讓不支持市場經(jīng)濟的議員了解市場經(jīng)濟觀點的惟一辦法就是向他們提供兩種對立觀點。這些分析透徹明了，文字流暢，贏得了普遍重視。

　　研究所還安排了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辯論，并將辯論內(nèi)容加編者按后出版。最后，研究所還堅持不懈地出版小冊子，其內(nèi)容涉及對公共政策的爭論，今天還在繼續(xù)這一工作。

　　我就是通過美國企業(yè)研究所進入了華盛頓政治圈子。巴魯?shù)虾涂藏悹枮榱吮ＷC出版物的質(zhì)量，建立了一個學術顧問團，后來更名為學術顧問委員會。我從1956~1979年擔任了這個委員會的顧問。我擔任顧問期間，委員會每年開幾次會，審閱提交出版的書稿，評論計劃中的研究項目。我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義，我們的共同努力使研究所的出版物堅持了較高的學術水準。我們搬到加利福尼亞以后，我覺得自己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頻繁地參與這項工作，因此提出辭職，我在辭職信中說：“我一直堅持這一原則：不做徒有虛名的事，不是只將自己的名字放在委員會的名單里，而不管我是否同意這個團體的目標與活動，除非我有足夠的時間全身心投入，而不是只讓自己的名字出現(xiàn)在通訊錄或是書的封面上。”

　　我還參加過兩次他們組織的辯論，一次是1967年與羅伯特·魯薩辯論收支平衡，一次是1971年和威爾伯·科恩辯論社會保障[12]。我個人從這些辯論中得到的益處是，迫使自己精煉自己的分析以便和有才華的、值得一辯的對手討論，同時也得到了一個闡述自己觀點的重要論壇①。

　　20世紀60年代初時，巴魯?shù)习才盼覟橐恍∨�共和黨議員做顧問，他們正在為共和黨制定一項立法計劃。這些人中有：梅爾文·萊爾德、杰拉爾德·福特、湯姆·柯蒂斯、唐·拉姆斯菲爾德，也許還有其他一兩個人。我在幾年內(nèi)不斷地與他們會面。產(chǎn)物之一是一本題為《保守主義論文集》(The Conservative Papers)的書，我為這本書寫了一篇文章《受控的經(jīng)濟能否運轉(zhuǎn)》[13]，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獲是在實際政治活動中受到更深入的教育，并認識了共和黨的某些領袖人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的智慧，以及拋開狹隘黨派觀念、尋求符合更廣泛公眾利益的政策的意愿。他們也許是例外，但是我相信今天兩黨仍有這樣的政治家。

　　{羅斯}約翰遜總統(tǒng)在1964年的國情咨文中宣布，他的政府“將無條件地向貧困宣戰(zhàn)”。他的經(jīng)濟顧問委員會在1964年的年度經(jīng)濟報告中將貧困定義為：家庭年貨幣收入低于3 000美元，不考慮家庭人口多少。又經(jīng)過大致估計，制定了詳細的貧困人口與家庭數(shù)量表[14]。

　　我20世紀30年代從事的消費研究，還有此后所從事的消費研究讓我對“貧困”產(chǎn)生了興趣—貧困的含義與定義因時代不同而不同。但是1964年我沒有做任何此類研究，因此當全國企業(yè)研究所的科研所長湯姆·約翰遜問我是否愿意就貧困及如何測定貧困寫一篇文章時，我表示愿意，其結(jié)果就是由美國企業(yè)研究所在1965年2月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貧困：界定與分析》(Poverty: Definition and Perspective)。

　　我在文章的一開頭就指出了貧困的界定如何隨著時代而變化。據(jù)法國一位著名經(jīng)濟史學家所說，在18世紀的法國，只要人均每日收入達到可購買3磅小麥的水平，“雖然不能代表可實現(xiàn)的可能性，但是卻達到了一個可以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理想水平”。

　　總統(tǒng)經(jīng)濟顧問委員會大致估算貧困標準為家庭年收入為3 000美元以下，這個估計是由相同的邏輯推出的，只是更新為現(xiàn)代版了。它試圖確定一個收入標準，能夠讓一個家庭購買“保證營養(yǎng)的食品”，這個估算所依據(jù)的是不同收入家庭實際消費的保證營養(yǎng)的食品的數(shù)據(jù)。這個估算先假設一個貧困家庭花費收入的1/3在食品上，這就是說，1 000美元可以購買“保證營養(yǎng)的食品”，因此這一數(shù)字的3倍可以定為貧困標準。

　　我的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試圖要更有說服力地使用“保證營養(yǎng)”這個概念。我的結(jié)論是：顧問委員會的估算有嚴重缺陷，就算用它自己的論據(jù)來判斷，也估算過高了。

　　顧問委員會在1964年的報告中承認：“此處所使用的如此簡單的貧困測定方法，不適宜用來確定特殊救濟或是參與特殊計劃是否符合條件。”[15]但這正是過去發(fā)生了的事。測定標準已經(jīng)更新并改進了，允許考慮家庭的人數(shù)，并根據(jù)通貨膨脹加以調(diào)整。但是，目前用以確定是否夠資格參加日益增加的聯(lián)邦與州項目的測定標準，還是沒有糾正我指出的缺陷—它所依據(jù)的還是當前的貨幣收入。隨著時間的推移，額外收益、住自己的房子所免交的租金，及其他非貨幣收入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如果計算這類收入，大概能讓“窮人”數(shù)量減半。

　　我的結(jié)論是：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美國普通人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已經(jīng)有了前所未有的改進。中央供暖系統(tǒng)、電器、自來水、電話和汽車已經(jīng)成為我們?nèi)粘Ｉ�活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是在不到一個世紀前，這些普通設施還根本沒有或只是有錢人的財產(chǎn)……

　　營養(yǎng)，這個人類最首要的需求，自20世紀30年代起已經(jīng)明顯改進了—這遠不是我們滿意的測定標準。1936年，1/3的美國家庭的飲食可以歸類為“貧困”；1955年，根據(jù)同樣標準，只有1/8的家庭處于“貧困”水平……

　　許多獨立的個人與組織，在自己的領域與有興趣的范圍內(nèi)救濟災害、減輕痛苦，他們不需要一個預先設計的統(tǒng)計學計劃來指導。和經(jīng)濟學成果一樣，無形的手也同樣能夠而且正在指導著慈善事業(yè)中的志愿合作。但是如果要正確地指導一個中央化的政府計劃，更不要說成功地控制這個計劃，就必須要廣泛而精確地研究誰是窮人，窮到什么程度，而不是現(xiàn)在所能提供的結(jié)論。[16]

　　將近30年后，這個評論依然切中要害，而且已經(jīng)進行了更為精確的研究，花費了數(shù)百億的美元，還在繼續(xù)“改進這個國家普通人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但是根據(jù)政府的粗略估算，當前貧困線以下的家庭比1970年還多！

　　今天還有人愿意贊同1964年總統(tǒng)顧問委員會報告中的烏托邦理想嗎？“永遠會有一些美國人比其他人生活得好些，但是不必相信‘窮人會永遠與我們同在’，今天的美國，豐衣足食的社會正在出現(xiàn)……現(xiàn)在正是我們加倍努力消滅貧困的時刻。”

　　教育代金券

　　{米爾頓} 1955年，我發(fā)表了《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這是我們在劍橋大學那年(1953~1954年)寫的[17](文章略做修改后成為《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的第6章)。

　　我將政府參與學校教育分為三個層次：對學校的規(guī)定、對學校的資助、對學校的管理。我的論點是：“州政府在最低的層次上對學校提出規(guī)定，同時資助學校，這是可能做到的。”但是，我繼續(xù)論證：“第三個步驟，由政府對教育機構實施管理，即如曾經(jīng)有過的那樣，實現(xiàn)‘教育產(chǎn)業(yè)’‘國有化’”，沒有任何證據(jù)證明這是合理的[18]。“對那些拿到可贖回家長代金券的學校提出最低層次的要求，要求這些學校制定每個學生一年的最高開支，前提是將這些錢用于‘改進’服務。家長因此就可以自由地使用這個額度及他們自己追加的錢來購買教育服務。”[19]

　　既然已經(jīng)有了公立學校，我建議“選擇送孩子到私立學校的家長應該得到一筆與一個孩子在公立學校受教育所花費相等的錢，只要家長至少是把錢用于在一個政府認可的學校里受教育。”[20]

　　這個方案當時受到廣泛注意，此后也一樣。在這篇文章發(fā)表后的40多年時間里，我和羅斯不斷卷入使用代金券，讓家長能為孩子選擇學校的運動—在新罕布什爾、康涅狄格、密歇根、科羅拉多、俄勒岡、加利福尼亞和其他地方。我們還在后來出版的書里討論過這個問題，并與各種有興趣的團體合作為專門的社區(qū)設計過詳細的方案。我還就此題寫過許多文章與報刊專欄文章，還就一般性問題及與要求采納代金券制度的特別運動有關的問題發(fā)表過講演，并就這一問題進行過廣泛的通信與辯論[21]。除了貨幣問題之外，沒有一個公共政策方面的主題讓我們在這么長的時間里投入過這么多的注意力。

　　這一經(jīng)歷既有收獲也令人沮喪。說它有收獲是因為我們遇到了許多大公無私的市民，他們愿意獻身改進學校教育使之能夠有利于孩子，還因為公眾支持對美國的教育制度進行重大改革，這種支持正在不斷增強，并已開始產(chǎn)生了實質(zhì)性的結(jié)果。說它令人沮喪是因為至今沒有取得成功，每一次努力都因為維護某些人的特殊利益而遭到挫敗，最突出的是教師工會。我們對美國的教育體制了解得越多，就對代金券制度更有信心，它必將極大地改善我們的學校教育，使之更有利于孩子，尤其是那些貧困家庭的孩子。

　　美國全國教育協(xié)會和美國教師聯(lián)合會是兩個主要的教師行業(yè)協(xié)會，再加上他們在地方的分支機構，組成了美國最有實力的院外活動集團。克林頓總統(tǒng)改變自己對擇校問題的立場是一個足以說明他們實力的例子。克林頓擔任阿肯色州州長時，就支持家長在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中自由擇校。1992年12月的民主黨大會上，至少有1/8(也許是1/4)的代表來自教師工會。作為總統(tǒng)，他支持在公立學校中自由擇校，但是堅決反對將自由選擇擴大到私立學校，盡管他把自己的女兒送進私立學校。

　　我發(fā)表第一篇文章是在1955年，自那時起，美國教育體制、社會的特性，還有學校的功能都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從20世紀初就開始的中央化傾向還在迅速發(fā)展。學區(qū)的數(shù)量從1928年的150 000個到1956年的55 000個，再到1996年15 000個，盡管現(xiàn)在的人口是1928年的兩倍。從1960年起，中央化還伴以工會化，這導致了全國教育協(xié)會與美國教師聯(lián)合會有效地控制了公立小學與中學。中央化與工會化也帶來了日益增長的對教育體制的不滿和一次又一次更雄心勃勃的“改革”教育體制的努力，但是沒有任何成功的跡象。中央城市的衰落與家庭角色與特征的變化加重了學校的負擔。最近幾十年的技術革命與日益增長的國際貿(mào)易的重要性已經(jīng)提高了工業(yè)所要求的認知技能水平，但是學生的水平卻下降了。

　　家長自由擇校制既可以促進公平又可以提高效率。公平問題是指，現(xiàn)行體制下，將孩子送進私立學校的家長要付兩次錢，一次是付稅，一次是交學費；效率問題是指，建立一個私人經(jīng)營的激勵機制，以促使現(xiàn)有的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競爭(現(xiàn)在兩類學校幾乎都沒有效益)。我的第一篇文章中同時提到了公平與效率兩個問題，但是重點是強調(diào)公平，此后，下面段落中概括的變化讓我們將重點放在了效率問題上。

　　我們社會的發(fā)展趨勢是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簡單化、技能化、需要學校訓練)，這威脅著社會的穩(wěn)定。學校教育質(zhì)量的提高似乎才是惟一可以對抗簡單化趨勢的力量。我們相信存在著巨大的可能性。學校教育是美國技術上最落后的產(chǎn)業(yè)，它落后是因為壟斷經(jīng)營方式，這種壟斷只對領導與教師有利而對學生不利。與所有壟斷企業(yè)一樣，它效率嚴重低下。通過無條件代金券制使學校私有化，必將為私有-營利型企業(yè)提供機會，產(chǎn)生正確的激勵作用，這會有利于學校的客戶—學生。正如打破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的壟斷后，隨即出現(xiàn)了創(chuàng)新與更高的效率，當郵局受到挑戰(zhàn)時，他們的信件與包裹的投遞效率都提高了。同樣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在許多行業(yè)中。競爭將迫使政府辦的學校接受挑戰(zhàn)，否則就會被淘汰。

　　公眾對現(xiàn)行教育體制的不滿正在迅速增長，不久以后家長自由擇校制將打破教師工會的壟斷。起初，教師工會反對任何擇校制。打破僵局的第一步是他們接受了在政府辦的學校里實行擇校制的某些措施。此后，盡管每一步他們都猶豫不決甚至反對，但是被迫對特許學校運動讓步。特許學校是邁向正確方向道路上的一個步驟，但是作用很有限。學校數(shù)量將受到限制，而且仍然是政府系統(tǒng)中的一部分，還遠沒有建立起比公立學校自治程度更高的學校，它們還被緊緊地束縛在現(xiàn)行的教育體制中。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們已經(jīng)為富于活力的私立-營利學校提供了與公立學校競爭的機會。羅斯和我清楚地認識到學校私有化的重要性，為此我們建立了米爾頓與羅斯·弗里德曼基金會，基金會的惟一使命就是促進公眾理解為實現(xiàn)這一目標所必須采取的措施[22]。

　　教育動力公司

　　從1969~1978年，我曾經(jīng)在教育動力公司(Instructional Dynamics Inc.)的贊助下錄制雙周評論。我們在芝加哥時，威廉·克拉克除了正式工作外還在《芝加哥論壇報》兼職，肯定是他來我們家做錄音訪談的。后來我們在佛蒙特住了6個月，由羅斯替克拉克做訪談。不過，直到最近，我們的一位朋友，他在認識我們之前很久一直擔任錄音帶整理工作，他回憶起非常高興能以這種方式認識了羅斯。據(jù)說，在近10年里，我們錄制了215盤磁帶。這個項目與我在《新聞周刊》上的專欄相互配合，激勵我關心最新動態(tài)，并思考這些事件的意義。

　　20世紀70年代后期，教育動力公司面臨財政困難，我同意接受公司股票代替過去付給我的貨幣報酬。當公司財政困難顯然不是暫時性的時候，我們結(jié)束了這個系列項目。

　　這件事值得一講是因為它的結(jié)果。我們將這些一文不值的股票轉(zhuǎn)為給我們的外孫—珍妮特的兒子里克的信托基金，并對這些股票已不抱希望。若干年后，教育動力公司被接管，其股票突然變得值錢了。我們的外孫大發(fā)橫財，而我們卻因不愿意接受股票而付出了代價。但是讓我們欣慰的是，我們的外孫比我們運氣好！

　　國際貨幣市場

　　1971年下半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席利奧·梅拉梅德打電話與我探討是否可能與我見面，以便討論他正在制定的一個建立公開貨幣期貨市場的計劃，他是一個富于想像力與創(chuàng)新能力的人[23]。他注意到我的名字，是因為《華爾街日報》上的新聞報道，其中提到我長期以來一直主張浮動匯率，預計推行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注定會崩潰，堅信需要一個外匯交易的公開期貨市場。這一信念部分是因為我個人的經(jīng)歷。1967年11月，我和其他經(jīng)濟觀察家都清楚地意識到，英國將被迫將英鎊貶值。我打電話給芝加哥的主要銀行，想要賣空英鎊。但是沒有一個銀行接受我的要求，他們堅持說，只在與老客戶和與商業(yè)活動有關時他們才做期貨。當我強烈要求他們這樣做時，得到的回答是：“聯(lián)邦儲備銀行(也許是英格蘭銀行)不愿意這樣做。”在隨后的《新聞周刊》專欄中，我以此為例主張取消政府對外匯交易的管制并提議采取浮動匯率制。

　　只要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導下有效運行著，就不可能有公開的貨幣期貨市場。布雷頓森林體系維系期間匯率發(fā)生了多次變動，但是一些重大變動(例如1967年英鎊貶值)間隔很長時間才發(fā)生一次。在此期間，匯率在中央銀行的操縱下只可以在很小的范圍內(nèi)變動。在這種形勢下幾乎不可能有公開貨幣期貨市場，也就不可能吸引客戶。

　　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8月15日終結(jié)，當時尼克松總統(tǒng)宣布美國不再履行其按每盎司35美元的價格向各國中央銀行出售黃金的承諾。這一宣告讓利奧和他的助手們決定動議實施他們制定的貨幣期貨交易計劃。他打給我的電話是這一決定的結(jié)果之一。

　　1971年11月13日，星期六上午，我在紐約會見了利奧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總裁埃弗里特·B·哈里斯。1/4世紀后我仍清楚地記得，利奧和埃弗里特帶來了一個全面具體的計劃，這個計劃的內(nèi)容就是建立如今的國際貨幣市場(IMM)。他們已經(jīng)完成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我對計劃貢獻甚微。但是建立這樣的一個市場顯然是一項成本很高又冒險的事業(yè)。我的任務是讓他們確信：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jīng)永遠消亡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推行的是偶有變化的固定匯率制，作為它的替代的任何安排都將引進某種范圍廣泛的、持續(xù)變動的匯率，這就需要一個可行的公開貨幣期貨市場。

　　他們與我簽訂合同，由我起草一個備忘錄，解釋建立公開貨幣期貨市場的必要性，他們將把這個備忘錄作為方案的一部分遞交華盛頓當局。這個備忘錄在12月底完成，1972年年初付印時的標題是《貨幣期貨市場的必要性》。

　　利奧以他特有的慷慨，在建立國際貨幣市場的工作中公開表示了對我的贊譽[24]。在漫長的一生中，我一次次認識到提出建議與接受建議之間的鴻溝有多大，而填補這個鴻溝又有多難。我當之無愧的是與其他經(jīng)濟學家一起預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建議代之以浮動匯率制—我第一個在1950年撰寫文章，并于1953年發(fā)表，且在1968年12月致當選總統(tǒng)尼克松的備忘錄中再次提出這一建議。

　　主要功勞應屬于利奧·梅拉梅德，是他認識到尼克松總統(tǒng)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帶來的好機會，盡管知道有風險，還是抓住了這個機會。確實需要韌性與技巧，才能讓政府官員果斷同意提前采取行動，而這些官員歷來傾向于拖延而不是行動。現(xiàn)在想來，尼克松總統(tǒng)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不到10個月，國際貨幣市場就開始營業(yè)，之所以有此可能，正是因為在總統(tǒng)采取行動之前很久就制定了計劃。

　　其余的都已是歷史了，芝加哥現(xiàn)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期貨交易中心，這都要歸功于利奧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他此后在指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拓展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

　　限制稅收全國委員會

　　1973年，里根州長曾經(jīng)不成功地試圖在加利福尼亞州通過一個憲法修正案，修正案的內(nèi)容是限制政府開支與稅收(參見第23章)，限制稅收全國委員會(NTLC)是這一努力的派生物。盧·尤勒曾經(jīng)負責起草里根州長方案的第一部分，他對這種結(jié)局非常不滿，堅定不移地認為限制政府開支與稅收是非常重要的。在與一些有著共同想法的人商量后，他和比爾·里肯巴克及其他10個人(其中也包括我)，在1975年的下半年共同創(chuàng)建了限制稅收全國委員會。該委員會的目標是鼓勵州政府與聯(lián)邦政府根據(jù)憲法規(guī)定，限制州政府與聯(lián)邦政府的開支與稅收權力。為達到這個目的，該委員會建立了遍及全美的成員基地，鼓勵建立州一級的限制稅收組織，向該組織的成員及其他對此目標有興趣的組織提供培訓及其他資料，并與州議會與國會合作促進稅收限制。

　　自委員會建立以來的20年間，盧·尤勒一直擔任主席兼首席執(zhí)行官，他為保證委員會全力以赴地致力于主要目標做了大量的工作，與全美的每一個州政府及聯(lián)邦政府合作。他在推進自己的目標時所表現(xiàn)出的堅定不移與始終如一，我惟有欽佩。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團體與組織在爭取同樣的憲法修正案，限制稅收全國委員會也一直與它們合作。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為什么要爭取一個憲法修正案？由立法機構及首席行政長官投票決定開支與稅收，而他們是由民眾選舉的，原則上應該遵從民眾意愿。但是所有的調(diào)查都顯示出，大多數(shù)美國選民認為，政府花掉了他們太多的錢，應該平衡預算，而平衡預算應該通過削減開支而不是增稅來實現(xiàn)。但是政府開支持續(xù)增長，赤字也不斷增加，國會卻寧愿增稅也不愿削減開支。1994年的所謂共和黨革命又燃起了人們新的希望，終于選出一屆有可能削減政府開支的國會。但是這一希望成為泡影，完全是由于克林頓總統(tǒng)與民主黨的反對。

　　一個由多數(shù)人選舉出來的政府為什么造成了多數(shù)人反對的結(jié)果？原因在于，我們是實行多數(shù)人統(tǒng)治，但是這個多數(shù)派是由一些代表特殊利益的少數(shù)人構成的聯(lián)盟。而每一個少數(shù)派從那些對其他少數(shù)有利的措施中所受的損失，要多于從對自己有利的措施中得到的好處，但是這些少數(shù)派都不關心已通過的措施的累積效果。

　　其結(jié)果就是立法程序中的一個缺陷：每一項措施都是獨立考慮的，而最后的預算是各個獨立項目的總和，服從于未經(jīng)事先確定的總數(shù)。

　　而憲法修正案是一個辦法，而且顯然是惟一的辦法，來獲得一個必要的一攬子交易解決方案。因此我們強調(diào)要通過一個憲法修正案。

　　但是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憲法修正案呢？我們在完成吸納成員的第一步和派發(fā)了強調(diào)限制政府開支的重要性的宣傳材料及資料后，第一個重要行動是1979年初成立了一個聯(lián)邦修正案起草委員會，由28名與此相關的學者、律師、議員和社會活動家組成，他們都見多識廣，由他們負責起草修正案。

　　最初起草的修正案完全是以限制政府開支為導向的，但是并不要求平衡預算。我們認為重要的是要削減預算，不管這些預算能否籌措到資金。所謂赤字是被掩蓋的、虛假的稅收形式，而且是一種糟糕的稅收形式。民眾的真正負擔是政府花掉的錢(和政府委托別人花掉的錢)，而不是政府開支中由公開的稅收支付的那一部分。正如我經(jīng)常說的，我寧愿政府有1萬億美元的開支和5 000億美元的赤字，也不愿政府有2萬億美元的開支但沒有赤字。

　　克萊爾蒙特·麥克納學院的克雷格·斯塔布爾賓教授就接受擬議中的修正案的財政后果做了一個精彩的分析，他一直在限制稅收全國委員會擔任負責科研的主席。

　　在與國會議員共同努力以確保修正案通過的過程中，我們很快就明顯看出：要獲得更多的政治支持，修正案中應包括平衡預算條款。為了將平衡預算與限制開支結(jié)合起來，擬議中的修正案從限制開支修正案改為“平衡預算限制稅收修正案”(平衡預算、限制稅收就相當于要限制開支)。

　　1981年修正案以這種形式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通過。在里根總統(tǒng)的壓力下，直到1982年會議將要結(jié)束時，參議院以必要的2/3多數(shù)票通過了修正案。眾議院的民主黨領導集團企圖阻止修正案在眾議院投票，沒能成功，因為爭取修正案在國會通過的工作非常出色。國會休會前幾天舉行了表決，眾議院多數(shù)票同意修正案，但是沒有得到必要的2/3多數(shù)。這是我們的努力的最好成績，但是此后我們也沒有停止爭取通過修正案的努力。

　　我積極地參與了這一過程：在國會作證，為《新聞周刊》寫專欄，在大眾雜志上發(fā)表文章，參加記者招待會，與一些積極參與此事的議員商討[25]。我認為，這是除戰(zhàn)爭草案之外，我惟一深入廣泛地參與過的國會游說活動。

　　在1982年失敗前，盧和他的副手們曾經(jīng)在個別州致力于與國會同步的工作，對州一級政府的開支加以限制，他們在加利福尼亞州通過了第13號提案(削減財產(chǎn)稅)，州議會還向國會提出請求，請求國會召開憲法大會接受平衡預算及限制稅收修正案。根據(jù)美國憲法第5條，如果2/3州提出請求，就必須召開國會憲法特別大會。但是自國會成立大會以來從沒有召開過憲法特別大會，因此這次也不太可能召開。如果非常接近2/3的州提出了召開憲法特別大會的請求，國會就會自行通過修正案，以免被憲法特別大會取而代之。召開憲法特別大會是一個使國會采取行動的捷徑，到1981年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批準S.J. Res. 58號修正案，已有30個州提出召開憲法特別大會的請求，必要的數(shù)目是34個州，此后，數(shù)目時多時少，最多的時候提出請求的州達到過32個。

　　自1982年我們在國會接近勝利以來，還有幾個修正案在國會提出。我們的任務是要確保這些提案有強制實施手段，就是要包括實質(zhì)性的限制稅收條款。有幾位國會議員由于意識到平衡預算對民眾有象征性意義，因此想以這個象征來代替實質(zhì)性的限制。最惡劣的要算是前伊利諾依州參議員保羅·西蒙，他提出一個修正案，要求年度預算平衡，但是既不限制開支，也不限制稅收，而且沒有強制執(zhí)行條款。他爭取到一些共和黨參議員的支持，和他共同提出一個兩黨聯(lián)合提案，這個提案實際上毫無用處。我們堅持反對他的提案，指出這一提案其實空洞無物，我相信能夠得到一些人的支持。

　　高潮來臨是在1994年，當時提出了一個平衡預算修正案，其中包括了一個限制稅收的條款，要求增稅必須要得到絕對多數(shù)通過。這個修正案列入了共和黨“與美國的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中，這個綱領幫助共和黨在國會兩院都獲得了控制權。修正案在眾議院獲得了必要的2/3票數(shù)，但是當它提交參議院時，歷史又重演了。為了在參議院得到2/3票數(shù)，共和黨與西蒙和其他民主黨議員達成妥協(xié)，去掉需絕對多數(shù)通過才能增加稅收的條款。隨后進行了激烈地公開斗爭，最終以只差1票未能獲得2/3票數(shù)而結(jié)束—參議員多爾未能得到本黨的俄勒岡州參議員哈特菲爾德的同意票。提交投票的修正案要比沒有修正案還糟糕，因為它阻止了有實質(zhì)性內(nèi)容的修正案通過。

　　限制稅收全國委員會逐漸與美國限制任期協(xié)會聯(lián)合起來，這個組織最近幾年因提出要限制州政府及聯(lián)邦立法機構官員的任期而引起公眾注意。要有效限制任期與開支，由各州請求召開憲法特別大會似乎就成了勸說國會提出憲法修正案的最有可能的捷徑—但修正案中的兩項內(nèi)容都與許多國會議員的直接私利相抵觸。

　　《新聞周刊》

　　{羅斯}我在《東方經(jīng)濟學家》上這樣描述米爾頓作為專欄作家而嶄露頭角：

　　1966年夏天，《新聞周刊》的編輯打電話給我丈夫，問他是否愿意擔任《新聞周刊》的專欄作者。他們的想法是由三位經(jīng)濟學家合作組成一個專欄，一個人輪一周，他們希望以這種方式選擇一些經(jīng)濟學家來闡述不同的觀點。他們找了保羅·薩繆爾森，作為“新經(jīng)濟學”或是“新政自由主義”派的代表；亨利·沃利克作為中間派的代表；我丈夫作為“自由企業(yè)”派的代表。

　　我的丈夫雖然同意這是一個值得一試的項目，但是他對擔當這項工作還是非常猶豫，他認為難以找到足夠話題在分配給他的專欄篇幅內(nèi)清晰明了地論述。他還有一些其他的理由，我已經(jīng)記不得了，但最主要的是他認為這會占用太多時間，因而干擾了他的研究和教學工作，這才是他的主要任務。當然我同意他的研究是首要的，但是我認為每三個星期寫一次專欄文章并不會過多地干擾他的研究。我還認為如果不將研究發(fā)現(xiàn)公之于眾，這些成果就沒有實用價值。一般情況下，這兩項任務是由不同的人來完成的，但是也并非沒有例外，例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兩項都做。無論出于何種理由，解釋政治自由與自由市場經(jīng)濟的關系，或是政府越來越多地干預我們的生活所造成的后果，這項工作做得并不好。我認為我丈夫的能力與學識使他特別適合擔當此任。我兒子也同意我的意見，我們與我丈夫就此爭論了幾天，結(jié)果沒有太費力氣就成功地說服了他，因為他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挑戰(zhàn)，值得試一試。[26]

　　{米爾頓}為了先讓自己滿意，我列了一些可能寫的主題，并試著寫了幾篇專欄文章作為樣品，拿給喬治·施蒂格勒請他做判斷。他和羅斯一樣，鼓勵我做這項工作，并對我會因為寫作而受到干擾的想法嗤之以鼻。我還和保羅·薩繆爾森在電話上長時間討論此事，他極力主張我接受。我應該說明，雖然我和保羅在公共政策方面的一些問題上經(jīng)常有重大分歧，但是我們一直是好朋友，互相敬重對方的能力與對經(jīng)濟學的貢獻①。

　　最后我還征求了亨利·黑茲利特的意見，他從1934年《新聞周刊》創(chuàng)刊就與之合作，多年一直撰寫專欄《商業(yè)潮流》，這個專欄在《新聞周刊》的最后一頁上，現(xiàn)在喬治·威爾和梅格·格林菲爾德也輪流寫這個專欄。我們?nèi)齻�人將把亨利替下來，因為我基本上和亨利觀點相同，我希望確知他對結(jié)束在《新聞周刊》的工作沒有不快的感覺。他向我保證沒有，還勸我接受這個工作。

　　{羅斯}下面還是引自《東方經(jīng)濟學家》：

　　原來擔心沒有足夠的主題變成了相反的問題，幾乎是永遠有不止一個問題急需探討，面臨的問題是要在其中找到一個顯然是最急需討論的主題。雖然所涉及的題材一般都是由當時的新聞提供的，但是我的丈夫運用這些題材進一步提煉為他認為重要的主題。就像他的所有研究一樣，專欄也分為兩類：實證經(jīng)濟學與普通經(jīng)濟學。第一類所涉及的是純科學問題，可以想像這來自專業(yè)興趣。其中絕大多數(shù)涉及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這個領域里，我丈夫的觀點與其他經(jīng)濟學家有時不一樣。這類題材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貨幣與財政政策對事件進程的影響。我認為《新聞周刊》的專欄文章在改變公眾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讓我吃驚的是，專業(yè)經(jīng)濟學家也讀《新聞周刊》的專欄文章，專業(yè)雜志和技術經(jīng)濟學教科書中也經(jīng)常引用其中的內(nèi)容。而他們是定位于(而且的確)極大地影響了完全不同的讀者—知識分子與關心社會問題的公眾。我丈夫決心要將難懂的問題寫得深入淺出，我認為這是他作為一個專欄作家大受歡迎并使自己的觀點得以傳播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丈夫所寫的專欄文章中的第二類是一些特殊的爭論或是問題，他可以在其中表述他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提出的哲學觀點，即他堅信，促進個人自由是社會改革調(diào)整的主要目標。他所寫的專欄包括：志愿軍，這是我丈夫極力主張的，并最終成為制度；社會保障與福利，他認為這與一些其他不足之處一起侵犯了個人自由；學校教育，幾乎所有的人都對現(xiàn)存教育制度不滿，但是我丈夫認為通過教育代金券注入競爭機制就能夠使學校教育大為改進；郵局，也像學校教育一樣極為糟糕，如果能夠取消對私人郵政的禁令，就會因注入自由競爭機制而大獲好處；還有其他許多類似問題(米爾頓在過去的18年中總計寫了300多篇文章)。

　　隨著他的哲學通過《新聞周刊》而廣泛傳播，請他做演講的邀請越來越多。聽眾同樣各不相同，從看重他對經(jīng)濟前景判斷的商人，到來聽他的哲學、了解如何應用于社會所面臨問題的普通民眾，各種人都有。我認為，和他在《新聞周刊》的專欄文章獲得成功一樣，他在演講中獲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是：無論多么復雜的問題，他都善于深入淺出地解釋。他始終堅持認為，一個人只要真正理解他的專業(yè)，并不必非要使用復雜的術語。《沒有免費的午餐》的評論家曾這樣說：“弗里德曼的長處是他能設身處地地為一無所知者考慮。我能夠理解，沒有人比他更熟悉他那個領域中深奧難解的內(nèi)容，但是對一無所知者，他是一個頭腦清晰、感覺敏銳的鼓吹者。[27]

　　{米爾頓}我和保羅、亨利堅持的一個原則是：必須由我們最后決定專欄文章的內(nèi)容，盡管我們歡迎編輯的建議。一年多以后，這一原則受到嚴峻的考驗，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1967年12月11日)強烈批評《新聞周刊》上一篇長達22頁的文章《美國的黑人》，我的文章用了相同的標題，我寫道：

　　《新聞周刊》上引人注目的關于美國黑人的封面故事令人沮喪，是因為它揭示了美國黑人少數(shù)民族現(xiàn)在的地位。更令人沮喪的是它揭示了用心良苦的自由主義者的觀點……

　　黑人今天在美國面臨的許多問題都是由于政府政策造成或是加劇的，這些政策是由那些自由主義者制定或執(zhí)行的，他們的觀點在《新聞周刊》上占了主導地位。

　　《新聞周刊》編輯奧茨·艾里略特在一封涉及其他問題的信中也評論了我的專欄文章，在給他的回信中我說：“我敬佩、感激你在發(fā)表我的批評時所表現(xiàn)出的寬容，沒有提出任何問題也沒有任何猶豫。”(1967年12月12日的信)他們始終保持著這種寬容。

　　1974年，沃利克離開耶魯接受任命，成為聯(lián)邦儲備銀行董事會成員，這使他不能再定期寫專欄文章。《新聞周刊》沒有找人替他。1981年，由于某種我不知道的原因，保羅也停止寫他的專欄。《新聞周刊》讓同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萊斯特·瑟羅代替了他。

　　《新聞周刊》頭六年的專欄文章匯集成冊，以《一位經(jīng)濟學家的抗議》(An Economist誷Protest)為名出版，我在第一版序言中反思了我在《新聞周刊》的經(jīng)歷：“這一任務既富于挑戰(zhàn)性又極有收獲。促使我嘗試……使用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語言來表達技術經(jīng)濟學的觀點。這也使我因為沒有寫全使專業(yè)雜志冗長的那些限定條件和保留意見而招來非議。最重要的是讀者所做出的反應—有時是贊賞，有時是辱罵，但是都讓人深受啟發(fā)。在寫作專欄的過程中，我還懂得了多么容易產(chǎn)生誤會，或者(同樣的是)要闡釋清楚一個觀點是多么不容易。我還懂得了，沒有一門學科會像純經(jīng)濟學這樣，任何一個問題都可能有數(shù)量眾多的不同觀點。”

　　1984年初，理查德·史密斯在擔任主編兩個星期后，決定停掉瑟羅和我的專欄，他在一封非常友好的信中解釋了這個決定，他說：“現(xiàn)在是重定商業(yè)專欄方向的時候了，我希望能從經(jīng)濟學分析轉(zhuǎn)為一種既有分析又有報道的形式。我們已決定由羅伯特·薩繆爾森隔周寫一篇專欄短文，與他交替撰文的是簡·奎恩。”(1984年1月18日)

　　我對停掉我的專欄的感情很復雜。一方面正如我寫給史密斯先生的信中所說：“我很欣賞與《新聞周刊》的長期合作，也從中獲益匪淺，但是我必須坦率地說，我對停掉專欄感到遺憾。”同時我也很高興能夠擺脫三個星期的交稿期限。隨后又有幾家報紙(《華爾街日報》和魯珀特·默多克在澳大利亞、英國、美國的報紙)請我寫定期專欄，但是我都拒絕了—也許這說明我還有一個比我對史密斯所說的更好的理由。

　　我從來沒有因為羅斯與喬治勸說我接受《新聞周刊》的建議而感到遺憾(我后來給喬治的回報是鼓勵他為《鄧恩評論》寫專欄)。我的寫作風格不僅在專欄文章中得以改進，而且在我寫的所有文章中都有所改進，并成為我表述立場時的一貫風格。寫專欄文章要求我緊跟最新的大眾話題(要占專欄文章內(nèi)容的1/3以上)，尤其是貨幣與財政政策領域中的話題。這對于我一直在從事的貨幣研究極有價值。專欄文章讓我能夠在現(xiàn)實的事務中發(fā)揮作用，這更是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比擬的。

　　可以理解，那些與我觀點不一致的讀者比那些與我觀點一致的讀者更可能給我寫信—除了在某些情況下，我受到讀者的贊揚，他們認為在一些特殊的爭論中我“有勇氣發(fā)表不得人心的觀點”。有一篇專欄文章引來了25封一致反對的來信，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如何分配水》(1977年3月21日)，這是我們從芝加哥搬到加利福尼州后不久寫的一篇關于旱災的文章。當時，美國西部，尤其是加利福尼亞州，正遭受旱災。當時馬林縣接受了以人為單位分配水的方案，我以此為例，建議實施市場雙價格體系，這將改善所有人的境況(我所建議的特殊計劃是這樣的：“由水利當局規(guī)定一個每加侖水的增補價，由他們對超過現(xiàn)行用水限制的按增補價收費，然后再由他們根據(jù)增補價補貼用水少于限制的家庭”)。我問為什么不接受這個方案，同時指出：“一個看似有理的答案是，運用價格體系會引起普遍反感，無論以任何形式、為了任何目的，甚至是由有著充分理由來實施有效價格體系的馬林縣行政部門來實施，也一樣。他們已經(jīng)被我們時代的集體主義所腐蝕了，他們的行為揭示出：他們情愿由官僚機構維持的秩序，也不要自由個人的自愿交換。”可以肯定，這些反對意見的來信只有1/4來自加利福尼亞州，來信所談的都是這類論點：“對沒錢的人無動于衷”(盡管我很小心地指出，窮人和富人都能受益)，“短見的邏輯”，“弗里德曼還停留在19世紀”，“水是無價的”，“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定價方法莫名其妙，這使他的方案不可能在現(xiàn)實中實施：富人不會受罪”，“通過價格體系來分配可用水是一個貪婪的、不負責任的方案”—正如引用的這幾句話所顯示的，這些表達反對意見的來信，幾乎沒有提出什么有道理的論據(jù)，絕大多數(shù)只是辱罵和質(zhì)問我的動機。正如我經(jīng)常說的，質(zhì)問一位反對者的動機要比駁倒他的論據(jù)更容易。

　　一篇最受贊揚的專欄文章是《有害的法律》(1982年10月25日)，文章所談的主題是“政府的社會計劃結(jié)果與其制定者的承諾適得其反”。受到贊揚的原因無疑是因為文章最后一段提出的挑戰(zhàn)：“讓我覺得可笑的是知識分子和公眾還在繼續(xù)上當受騙。我希望有人能對我做出解釋：是否僅因為沒有給這種紙上談兵現(xiàn)象一個易懂好記的名字呢—例如(歡迎提出建議)”。我收到來自大約不到40人寫來的40多個建議，因為一個人會提出幾個建議。我印象中最好的一個是“政府無形的腳”，這是理查德·阿米提出的，當時他是北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經(jīng)濟系主任，后來成為國會共和黨議員，在我寫本書時，他是眾議院多數(shù)黨領袖。還有兩個，我出于不同的原因也很喜歡，一個是“自我經(jīng)濟學”①，還有一個是“米爾頓的失樂園論”。多數(shù)建議都既明了又一語中的。

　　一篇引來許多諷刺挖苦、但卻贏得了比預期中更多的支持的文章是《關于科研撥款的公開信》(1981年5月18日)。這封信建議取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這是寫給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菲利普·漢德勒的信，他寫了封很長的私人回信為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辯護，《新聞周刊》發(fā)表了這封信。學術同行支持甚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讓我吃驚的是許多與非學術研究團體合作的獨立科學工作者給予我許多支持。

　　1972年5月1日發(fā)表的文章論述的是“禁酒法案與毒品”，我在文章中宣布主張毒品合法化，正巧當時尼克松總統(tǒng)宣布向毒品宣戰(zhàn)。這篇文章被多次重印，原因是反響強烈，其中大多數(shù)是諷刺挖苦與反對。但是也有一些支持毒品合法案的信，比我或是這些信的作者所希望的要多，這些信幾乎一致稱贊我敢于說出不得人心的觀點。我認為人們讓與多數(shù)人持不同立場可能面臨的輿論壓力嚇壞了，某些人長時間一直與多數(shù)人立場一致，我認為這是因為這樣做代價比較小。

　　另一篇引起類似反應的文章是《令人沮喪的藥品預審制》(1973年1月8日)，我在文章中嚴厲批評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建議取消這個機構。作為證據(jù)，我引用了我的同事薩姆·佩爾茲曼教授的研究，這個研究深入而仔細。讓我吃驚的是，只有為數(shù)不多的幾封挖苦信，大量支持信件蜂擁而來，有些來自制藥業(yè)，其他來信是一些遇到過藥品問題或是遇到過兒童藥品問題的人的來信，所有的信都講到關于食品與藥品管理局的可怕故事。他們的來信讓我寫了一篇題為《會汪汪叫的貓》的文章，我認為這是我所寫的無論內(nèi)容還是形式都是最好的一篇專欄，引文如下：

　　這篇文章(《令人沮喪的藥品預審制》)引來許多從事制藥工作的人的來信，信中講了許多不幸的故事，證實了我的觀點……但是多數(shù)信中也說了“與你的觀點不同，我并不認為應該取消食品與藥品管理局，而是應該改變它的權力”等等諸如此類的話……

　　我的回答如下：如果有人說想要一只貓，只要它會汪汪叫，你對此有何想法？你所說的你傾向于有一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但是它要按你認為合適的那樣運作，與上面的問題是一樣的。生物規(guī)則對貓的分類并不比政治規(guī)則對一個已建立的政府機構的分類更為嚴格。目前食品與藥品管理局的行為及其造成的負面結(jié)果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一個容易糾正的人為錯誤，而是由它的本質(zhì)所決定的，這與貓的本質(zhì)決定了它只會喵喵叫是一樣的。作為自然科學家，你知道不能以自己的意愿安排一個化學與生物體的特征，你不會希望貓汪汪叫，或是讓水燃燒。那你還為什么會以為在社會科學領域情況會有所不同呢？(1973年，《新聞周刊》版權所有，獲準引用)

　　這兩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在華盛頓掀起相當大的波瀾。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的領導人寫了答復信發(fā)表在《新聞周刊》上，我又做了答復；《華盛頓郵報》就這一爭論發(fā)表了若干長篇文章，毫不奇怪，是為食品與藥品管理局辯護的。一個由蓋洛德·納爾遜領導的委員會舉行了聽證，我被邀請參加(但是只是在最后一次聽證會上)，日期是我計劃去歐洲的時間，我送了一份書面聲明代替出席。我相信，薩姆·佩爾茲曼出席了聽證會(順便說一句，我早就認為出席國會的聽證會是浪費時間。在多數(shù)情況下，這是國會議員們利用大量時間推銷自己的觀點，而聽證人只能在旁邊說幾句話。但是即使情況不是這樣，我也認為花同樣的時間寫一篇報刊專欄文章或是類似的文章，或是做一次演講，更能有效地影響政策。例如我的專欄文章的讀者能比出席聽證會的聽眾數(shù)量更多)。

　　五年后，我又寫了一篇關于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的文章，題為《道德標準》(1978年月12月18日)，我尖銳地批評了時任局長的唐納德·肯尼迪，他是著名生物學家，后來擔任過斯坦福大學校長。他在《美國醫(yī)藥學會會刊》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為食品與藥品管理局辯護，反對所謂的“拉藥品的后腿”，這指的在美國批準藥品的速度比英國和其他國家要慢。我寫道：“肯尼迪的反擊是一種律師式的簡要分析，不具客觀性……他的評論似乎是明顯要為食品與藥品管理局盡可能地塑造一個最好的形象。”我的副標題是《用統(tǒng)計學數(shù)據(jù)……而不是用見解來論證》。我在最后一段是這樣寫的：“我要強調(diào)我的目的不是批評肯尼迪個人，我從未見過他。他的文章是信手拈來的例子，體現(xiàn)了廣泛流行的雙重標準。他認為發(fā)表這篇文章是他擔任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局長職責的一部分，他肯定不愿意將同樣的文章提交一個他本人專業(yè)領域內(nèi)的有分量的專業(yè)雜志。”

　　肯尼迪在《新聞周刊》上發(fā)表了答復信。我在他擔任斯坦福大學校長后才第一次見到他，我們的關系很友好，但不密切，我可以肯定他還對我心懷不滿，毫無疑問，他認為我是在公開攻擊他的人品。

　　一篇有些好笑的文章是《家庭事務》(1972年4月10日)，文章一開頭說：“如果你出嫁的女兒寫給你一封信，建議結(jié)婚30年的你和妻子離婚，你會有何感想？這正是我們家最近發(fā)生的事。”我們當律師的女兒，一針見血地指出所得稅在懲罰已婚者，她說，如果我們合法離婚，還可能繼續(xù)生活在一起，同時享受低所得稅。我提到此事，部分是因為我寫本書時，報刊標題新聞中又出現(xiàn)了懲罰已婚者的內(nèi)容。還有一個原因也許是為了說明，我們不是僅受金錢驅(qū)使的人，因為我們沒有接受女兒的建議。從任何角度看，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列出一個表格，說明如何“從同居中省錢”，還是挺好玩兒的。

　　在我的固定專欄停掉后，我還在《新聞周刊》上發(fā)表過一篇專欄文章，這是一個固定的專欄《輪到我了》，每周從投稿中選一篇，我的文章的題目是《終于對了，一位專家的夢想》，我1974~1983年期間寫過與石油危機有關的專欄文章《我這樣告訴你》，這篇文章與此有關。1974年我在專欄文章中預言：“阿拉伯國家……不會長期保持一桶原油10美元的國際價格。”正如我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說的：“我的這個預言，曾獲得國際事務幽默促進會的笨蛋獎……排除通貨膨脹因素，一桶原油的價格最終降到了我在1974年的專欄文章中提到10美元的限度以下。這就是我的文章題目所要說的。但是我趕緊要補充的是，這并不能完全證明我是對的，時間與方向是非常重要的。”我原來預期的石油降價要比實際上更早一些。

　　自從結(jié)束了我在《新聞周刊》上的固定專欄，我還不定期地寫一些文章向報紙投稿。我比較喜歡投稿或是給編輯寫信的是《華爾街日報》，但是我也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舊金山紀事報》和少數(shù)其他報紙上發(fā)表過文章。不足為奇的是，《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不像《華爾街日報》那樣喜歡我的投稿，但是對我的投稿，他們采用的比退回得要多。我向這些報紙投稿是因為就我文章的目標讀者而言，他們的讀者比《華爾街日報》更合適。在我長期不可或缺的秘書格洛麗亞·瓦倫丁核對這本傳記的細節(jié)時，搜集匯編了資料，我吃驚地發(fā)現(xiàn)，她列出了103篇文章致編輯的信，其中21篇發(fā)表于1984年停掉固定專欄之前，之后是82篇。這些文章出現(xiàn)在12種不同的刊物上，許多還多次在其他刊物上轉(zhuǎn)載過。

　　除了在報紙與大眾雜志上發(fā)表專欄文章與致編輯的信之外，我還寫了一些內(nèi)容具體充實的文章發(fā)表在一些大眾雜志上，如《哈潑斯》、《國民評論》、《讀者文摘》、《紐約時代雜志》以及其他類似的刊物。與其他專業(yè)或是通俗文章相比，轉(zhuǎn)載次數(shù)最多的一篇文章是《企業(yè)的社會責任》，發(fā)表在1970年9月13日的《紐約時代雜志》上。我在其中論證了與《資本主義與自由》中相同的觀點：“企業(yè)有一項也是僅有的一項社會責任是運用其資源并積極參與旨在增加利潤的活動，只要是在游戲規(guī)則允許的范圍內(nèi)，這就是說積極參與公開與自由的沒有欺詐的競爭。”

　　這篇文章首次發(fā)表時付了我1 000美元的稿酬。盡管它已發(fā)表了1/4世紀，我們每年在允許再版時都得到了比這更多的稿酬。原因很簡單，《企業(yè)的社會責任》(Social D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在商學院與法學院的倫理學中已成為標準課程，教師要安排閱讀“兩派”的文章。幾乎沒有經(jīng)濟學家愿意采取這樣極端的立場(恕我直言)，因此，我的文章被提供給學生閱讀。

　　結(jié)論

　　這一章省略了我參與公共政策活動，為一位總統(tǒng)候選人和兩位總統(tǒng)擔任顧問的內(nèi)容，這一部分在下面兩章中講。

　　我同時還省略了無疑是最直接、最廣泛而且最費時的參與公共政策辯論的活動，這形成了兩個電視節(jié)目，還有隨后與之配套的兩本書：《自由選擇》和《現(xiàn)狀的專制》。電視節(jié)目將在第28和29章中講到。

　　注釋

　　[1]這些文章由自由基金會重新發(fā)表，收入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in 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A Periodical Reprint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81)。我為此書寫了前言。

　　[2] R. M. Hartwell, A History of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5).

　　[3]雷納托·米利負責安排了意大利文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的翻譯工作。

　　[4]引自《自由選擇》，第24頁。

　　[5]所有的會議都在6月舉行，持續(xù)一個星期到10天。我參加了1957年在北卡羅萊納大學舉行的第二次會議；1958年在克萊蒙特學院舉辦的第三次會議；1959年再次在沃巴什學院舉辦的第四次會議；1961年在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舉辦的第五次會議。各次會議上的研究者有：彼特·鮑爾、特里格夫·霍夫、約瑟夫·伍德·克魯奇、布魯諾·利奧尼、弗利茨·馬克盧普、唐·帕爾伯格、雅克·拉夫和雅各布·瓦伊納。

　　[6] Milton Friedm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Rose D.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p. x and xi.

　　[7]同上，1982年重印本，第5頁。

　　[8]根據(jù)我做過的演講的記錄文件中，我從1949~1961年已經(jīng)做了49次演講，其中29次是給學術界聽眾講的，20次是給非學術界聽眾講的。這類演講還在繼續(xù)進行。大多數(shù)學術性演講是技術經(jīng)濟學，涉及的題目是貨幣理論、歷史與政策、消費理論和方法論，聽眾是經(jīng)濟系的學生和教授。1/3的演講是為本科生做的一般社會政策的演講。非學術演講中大多數(shù)是關于經(jīng)濟政策及前景預測。此外還有1953~1954年在英國時所做的16次演講。這些演講是在丹麥、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國做的，涉及的范圍很廣泛，從在英國談美國的外交政策到在瑞典談“為什么美國經(jīng)濟是蕭條的證據(jù)”，在這次演講中我預測：不會發(fā)生大的經(jīng)濟危機，但是會發(fā)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在我寫此書時這一預見已經(jīng)正確了40多年，我認為今天沒有理由改變它。至于通貨膨脹，20世紀70年代出現(xiàn)了通貨膨脹，但不是我所預見的嚴重通貨膨脹。現(xiàn)在雖然仍可能出現(xiàn)嚴重通貨膨脹，但是我認為可能性正在減少。

　　[9]引自1982年重印的《資本主義與自由》的前言第9頁。

　　[10]多年來在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的出版的所有書里，都有一個這樣的說明：“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的目標是以科學與公正的態(tài)度確認并向公眾提供重要的經(jīng)濟事實并提出解釋。”

　　[11]我和喬治·施蒂格勒所寫的《屋頂還是天花板》是這個基金會的早期出版物之一，我頭一次見到倫納德·里德是在朝圣山學會的第一次會議上。

　　[12]參見：Robert V. Roosa,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Free versus Fixed Exchange Rates, Rational Debate Seminar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67); With Wilbur J. Cohen, Social Security: universal or Selective? Rational Debate Semina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72).

　　[13] In The Conservative Papers, Introduction by Melvin R, Laird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 Anchor Books, 1964), pp. 162-74.

　　[14]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January 20, 1964, pp. 14 and 55-84.

　　[15]同上。

　　[16] Poverty: Definition and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February 1965), pp. 43, 44, 46.

　　[17] Robert A. Solo (ed.),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5).

　　[18] Capitalism and Freedom, p. 89。我要加一句，當可能既規(guī)定教育是義務的，又資助教育時，并不意味著這一個排他性的可能。確實一直有人在說服我們，根據(jù)是實踐中的證據(jù)，這些證據(jù)說明，在政府不參與的情況下普及教育也同樣是不合理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第87頁談到了在可行的情況下，由家長為孩子提供教育并資助學校帶來的好處。

　　[19]同上，p. 89。

　　[20]同上，p.93。

　　[21]除了我最初的那篇文章及在《資本主義與自由》及《選擇的自由》中討論過這個問題外，我還有以下發(fā)表物：Communication on Free Market in Education,?The Public Interest, no. 3 (Spring 1966), p. 107; he Higher Schooling in America,?The Public Interest, no. 11 (Spring 1968), pp. 108-12; ecentralizing Schools,?Newsweek, November 18, 1968; omogenized Schools,Newsweek, February 28, 1972; using: The Real Issue,?Newsweek, August 14, 1972; he Voucher Idea,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23, 1973;omment: re Externalities Relevant in Nonpublic School Aid: The Law,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American Education, by E. G. West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 Co., Lexington Books, 1976), pp. 92-93; usting the School Monopoly,”Newsweek, December 5, 1983; ouchers No Threat to Church-State Split,?letter to the editor,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1, 1991; arental Choice: The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Schooling,?The Commonwealth, August 31, 1992, pp. 514-16, 521-23 (excerpts of an address before the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 on August 7, 1992); arental Choice: An訣vil?Proposal??Liberty & Law, 2no. 1(Winter 1993): 1, 3, and 8; he Case for Choice,?in Voices on Choice: The Education Reform Debate, ed. K. Lr. Billingsley (San Francisco: Pacif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1994), pp.91-101; ublic Schools: Make Them Private,?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9, 1995; oucher Wars Revisited,?National Review West, September11, 1995.我有關代金券的通信整理成包后有幾英寸厚。

　　[22]基金會的主席兼首席運營官是我們多年的朋友戈頓·圣·安杰洛，基金會的辦公室在印第安納波利斯：One American Square, Suite 2440, P.O. Box 82078,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23]這一部分內(nèi)容主要引自我為Leo Melamed, The Merits of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Fair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 1988)所定的序言。

　　[24]同上，pp. 418-22;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6), pp. 173-79。

　　[25] 1979年5月17日在96屆美國國會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壟斷與商業(yè)法附屬委員會做聽證(美國國會記錄第67號)。為《新聞周刊》寫了6篇專欄文章：fter the Election,November 15, 1976; Progress Report,?April 10,1978; he Message from California,?June 19, 1978; mplementing Humphrey-Hawkins.?March 5, 1979;erry Brown Kiss of Death,March 26, 1979; y Deficits are Bad,January 2, 1984;我至少發(fā)表了兩篇文章：Red Ink,Atlantic, February 1983, pp.18-26; Limitations of Tax Limitation,Policy Review, Summer 1978, pp.7-14。

　　[26] Oriental Economist, November 1976, pp.17-18.得到使用許可。

　　[27]同上，pp. 18-19。得到使用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