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應該慶祝1962~1963年，結婚25周年是理由之一。除此之外，有三本書即將完成(《資本主義與自由》、《價格理論：暫行課本》、《美國貨幣史，1867~1960》)，年內就要出版。孩子們也都離開了家獨立生活，珍妮特已在布萊恩莫爾念了兩年，戴維剛開始在哈佛第一年的學習。看來這是改變一下生活方式的理想時間，而我們既有理由又有機會。米爾頓的理由是想要研究一下那些與美國和英國的貨幣政策完全不同的國家的貨幣狀況①。機會是福特基金會的研究員資助，讓米爾頓能夠離開教學工作一年，再加上卡內

黃頁微成本營銷方式 上網看新聞?你落伍了 小戶型主陣容揭曉 多媒體互動學英語

基公司的補充性獎學金。

　　我們因此開始了為期一年的環球旅行，在此期間，我們訪問了米爾頓希望進行具體研究的5個國家：以色列、南斯拉夫、希臘、印度和日本，在每一個國家停留了兩個多月。同時還短期訪問了16個其他國家和地區[1]。我從來沒有去過上述5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米爾頓只去過印度。幾乎在每一個國家，米爾頓和他的同事的學生都給了我們幫助和指導。

　　碰巧我們手頭關于這一年的資料也最豐富，因為我收集到了我寫給多蘿西·布雷迪和姐姐貝基的信，還有米爾頓寫給安娜·施瓦茨的信。

　　1962年8月29日，我們乘“伊麗莎白女王號”從紐約出發，多蘿西、珍妮特和戴維到碼頭為我們送行。我當時心情的最好描述如我在船上寫給貝基的信中所說的：“海上的第二天快要過去了，我開始意識到我們真的是人在旅途了。說實話，當我對孩子們說再見時我就清楚感覺到了，我看著簡(珍妮特的昵稱)和戴維站在碼頭，我頭一次意識到我在離開他們，我覺得有一種奇怪的愿望，想要從船上下來和他們在一起。我知道這很愚蠢，因為即使我不離開他們，他們很快也會離開我。”我在信中評論孩子們的反應：“簡對我們的離去顯得若無其事，我覺得她是假裝沒事。戴維和她不一樣—他似乎希望快點兒結束，他像我一樣幾乎要掉眼淚了。”

　　巴黎

　　我們下船乘坐擁擠的船車聯運火車取道前往巴黎。我們在塞納河左岸的一個小旅館—圣西蒙飯店住下，它既符合我們的需要，又與初游巴黎的袖珍指南介紹的一致。然后我們去散步，這是我們過去在巴黎時喜歡的消遣。第一天我們在聯邦快運的辦事處辦理此后旅行的各種具體手續，剩下的三天我們去看望朋友：魯吉熱斯、德儒弗納爾斯，還有我們的老朋友莫·阿布拉莫維茨和卡麗·阿布拉莫維茨，他們正巧要在巴黎待一段時間。

　　我們從巴黎去了比利時的克諾克，參加朝圣山學會的一次會議。我們在比利時度過了一個星期—旅游、演講、接待、宴會，然后從阿姆斯特丹前往華沙。

　　華沙

　　我們到達華沙時，幾乎所有的波蘭著名經濟學家都離開華沙去參加波蘭經濟學會的會議去了。我們得到的回報是會見了波蘭著名經濟學家艾杜阿德·盧賓斯基(Eduard Lupinsky)，他因為已經退休而沒有參加會議。我們怎么見到他的我已經不記得了，但是他是一個瘋狂的向導，我們從他那里了解了大量波蘭的事情。我們后來又在杜布羅夫尼克見到他。

　　{米爾頓}我回到芝加哥后不久，盧賓斯基教授來到美國，我邀請他訪問芝加哥，在我的課堂上演講并與我的貨幣銀行學研究室的成員見面。大家發現他的觀點非常有趣，與他們事先想的很不一樣。

　　蘇聯

　　{羅斯}華沙是去蘇聯的中間站[2]。我們決定坐汽車而不是乘飛機去莫斯科，為的是能夠更好地了解蘇聯。我們得到的比預想的多。在華沙停留兩天后我們參加了汽車旅行團，這是莫平旅行社組織的最后一次從赫爾辛基—華沙—莫斯科—列寧格勒—赫爾辛基的旅行。

　　南斯拉夫

　　我們到達貝爾格萊德是清晨4:00，感覺到南斯拉夫比蘇聯要自由得多。離家之前，米爾頓就請將要與他一起工作的南斯拉夫中央銀行的經濟學家(迪米特利杰·迪米特利杰維奇)為他預訂住房。我們找到出租車，告訴司機送我們到莫斯科飯店。我們沒有當地貨幣付給出租車司機，到達飯店時我們請前臺的人替我們墊付車費，他毫不猶豫地就同意了。

　　在貝爾格萊德待了兩個星期后，我們希望更多地了解南斯拉夫，并認為租一輛車前往杜布羅夫尼克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佳方式。這里沒有赫茲租車這類的服務，但是我們有一位朋友認識一位可以將車租給我們的人。本來已經見到這個人了，但是他聽說我們想要去的地方后就不同意租車給我們了。他說道路非常糟糕，車會損壞的。我們只好改變計劃，飛到薩拉熱窩，在那里停留了兩三天，然后坐汽車去杜布羅夫尼克。車上帶著一位機械師，他沿路幾次換輪胎、修汽車，我們立刻明白了那位車主的顧慮。沿途的景色不可錯過。我們到達杜布羅夫尼克后，發現這個城市確實是亞德里亞海的驕傲，城市令人心醉神迷，有著厚重的古代城墻，圓石輔的街道層層向上，石頭臺階是惟一的入口。我不愿意想像這個世界上最可愛的城市被惡意破壞后還剩下了什么，我們覺得慶幸的是曾經目睹過某些現在已被毀掉的名勝。

　　{米爾頓}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貨幣制度，所以我們第一個訪問的是中央銀行(Narodna Banka)，這是由南斯拉夫中央政府控制的銀行，在各共和國與自治省有分支機構。它后來參照我們的聯邦儲備系統轉變為一個有著八個獨立銀行的體系，六個共和國一國一個，兩個自治省各一個。

　　與蘇聯完全不同的是，這里不缺乏貨幣發行量及其他經濟數據。中央銀行為我提供了一個辦公室及所有幫助。迪米特利杰維奇(Dimitrijevic)博士與我的一位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學生曾經有過許多合作，因此對我關于貨幣理論的著作非常熟悉。他非常希望與我一起工作，并為我的研究提供了許多便利，因為這樣他在與中央銀行有關的工作中可以使用我的研究成果。對可用數據的最初分析就顯示出，我們為美國建立的貨幣關系在南斯拉夫也適用。

　　除了在銀行的研究外，我還在銀行就貨幣理論與政策做了幾次演講，在計劃委員會就消費函數理論做了一次演講。

　　后來我還繼續與迪米特利杰維奇博士和其他南斯拉夫經濟學家保持接觸，其中有幾個人訪問過我在芝加哥大學的貨幣銀行學研究室，迪米特利杰維奇博士1969年作為訪問學者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待了一年，他開了一門研討課：中央計劃與混合經濟國家內的貨幣制度。迪米特利杰維奇后來又安排出版了我的貨幣理論文集的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版—這是在1973年我們訪問南斯拉夫時。

　　{羅斯}當我們離開南斯拉夫，尤其是貝爾格萊德時，我們的感覺好像是離開了好朋友。我們不知道是否還能再見到他們，擔心他們今后會遇到什么事。

　　我們只在雅典參觀了兩天，因為我們計劃回來時多停留一些時間。我們只去參觀了雅典衛城，看望了一位過去的學生，還有幾位來自希臘銀行和經濟研究中心的人。

　　土耳其

　　我們訪問的下一站是以色列，因為順路我們決定在土耳其停留三天，參觀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極力建議我們在土耳其停留的是我們以前的一個學生奧克塔爾·耶納爾，他已經返回伊斯坦布爾；提出同樣建議的還有兩個以前在土耳其待過一段時間的美國學生，他們是邁克爾·博多和奧維斯·施密特。我們參觀了必看的旅游景點，如藍色清真寺、阿塔圖克陵和王宮，此外，奧克塔爾還安排我們訪問了當地大學與計劃委員會。

　　{米爾頓}在大學里，我們和校長談了很久，他對自己的成就非常自豪，特別是他最近為大學新修的建筑。他花很多時間講到下一步的擴展計劃。讓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態度：他不像一個我們本以為他應該是的那種文官，而更像一個私營企業家—他的大學、他的計劃、他的成就。此前與此后，我們在其他地方也見到這種態度，但是表現得如此鮮明是絕無僅有的。

　　{羅斯}伊斯坦布爾比安卡拉更令人興奮—它位于博斯普魯斯海峽，幾乎完全被海水所包圍，它連接東西方，許多民族的人往來于此。我們頭一次有機會看到此前多次聽人介紹過的巴扎(市場)，正如我在寄回家的一封信中所說：“我們最難以適應的是總有一條胳膊在你旁邊撿起這個，拿走那個。我們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中長大的，獨立而且精力旺盛，開始我們抗拒這種做法，但是這很難，只好勉為其難地接受了。另一個讓我們感到羞愧而他們顯然沒有同感的做法是，只要聽到我們出發了，就在我們的房間外面排成行。付小費的方式總是讓我們感到很尷尬，這里的人幾乎是在乞討小費。”

　　以色列

　　{羅斯}三天后，我們啟程去以色列。在那里有許多我們過去的學生。唐·佩廷金過去是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后來做過客座教授，多年前全家移民以色列，成為希伯來大學的教授。邁克爾·米凱利也是我以前的學生，正在希伯來大學教書，他到機場接我們。在去總統飯店和等待唐為我們安排好的汽車時，邁克爾簡單地告訴我們會在耶路撒冷看到什么。首先，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希伯來語是這個國家的通用語言，而我們不懂希伯來語。我回答說，我不認為這會是一個問題，因為我能講流利的意第緒語，但是邁克爾回答說，聰明的做法是不要說意第緒語，這讓我嚇了一跳。這似乎是因為以色列正在努力消除猶太人流浪者的形象(但是在此后的旅行中，我發現人們越來越接受意第緒語)。

　　一個讓我們感到吃驚的反應是我們沒有回家的感覺。雖然我們不是嚴格遵守教規的猶太人，但是我們原以為在以色列會有回家的感覺。然而實際上，這里對我們來說比在英國和法國還要陌生。因為一無所知的語言以及和我們所熟悉的歐洲猶太人非常不同的東方猶太人的面孔，這兩樣合起來使以色列在我們眼里成了外國。

　　因為米爾頓在希伯來大學有兩個系列的研討課，所以我們每周有三天待在耶路撒冷，另外四天在以色列的其他地方旅行。我們的朋友堅持要我們在旅行時帶上一個以色列人同行，以免我們誤入敵對國家。這對我們大有益處，因為在和我們的同伴一起旅行的同時，我們還可以了解一些參觀地的歷史。我們在耶路撒冷參觀了許多名勝。當約瑟夫·本-戴維帶我們走過耶路撒冷老城時，看到的名勝是最多的，因為他是在那里長大的，熟悉那里的每一個角落。

　　我們在耶路撒冷旅行的第一站是伊莎拉和舒勒·薩達姆帶我們去的基布茲公社(Kibbutz Moravia)，伊莎拉在那里有兩個叔叔和兩個姑姑，他們是許多年前(在他們還是只有20歲的年輕人時)從波蘭來到以色列的，他們是基布茲最早的開拓者。我在給貝基的信中寫道：

　　我從未見過如此令人驚嘆的人—極為慷慨、寬容、善良和理想主義……這里的老年人屬于這一類人(這里說老年人是經過認真考慮的，因為年輕人是另一類人)，除此之外，最讓人感到有意思的事是他們簡樸單調的生活。他們一起吃飯，不是在餐廳里，而在是一個像谷倉的房子里—木制的小桌子上當然沒有桌布，最近才有了紙巾。我實在無法描述上菜的方式……我只能說：我一坐下來就沒有了胃口，看了一眼食物也沒有改進……孩子們一出生就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是住在公共房子里。父母只能在下午去看望他們幾個小時，星期六可以和他們在一起，因為負責照看他們的人這一天休息……

　　這些人大約在1920年來到這里，從一開始就非常辛勤地勞動，男女都一樣，孩子們稍微輕松一點兒，這就是他們的成果。到現在，即使是老年人也對這種組織形式感到有一點兒失去信心，年輕人顯然對此不喜歡。許多年輕人已經離開了，但是老年人別無選擇。如果他們想走，當然可以走，但是他們只能跟來時一樣離去—在艱苦工作、沒有任何享受后，一無所有……

　　開始的時候，他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以這種方式生活，雖然這也許并不是他們生活中某些具體方式的理由。而現在，就總體而言，他們定居的基布茲姆是戰略要地，一旦阿拉伯人進攻，這里是一個出口，就這一點而言，當你看到邊界離敵人多么近時，全以色列都應該對他們充滿感激之情。

　　一次難忘的旅行是我們從耶路撒冷前往貝爾謝巴，從貝爾謝巴出發，我們駕車穿越內蓋夫沙漠(這里曾經是美麗的禁地)前往埃拉特。順路我們停在一些農業站，這里的人嘗試能夠將種植谷物的用水減至最少，包括圣經時代居民使用過的方法。埃拉特當時是一個小村莊，還不是與埃及講和后形成的那個大型海濱城市。米爾頓在給喬治·施蒂格勒的信中說：

　　這是一個值得流連的神奇地方，尤其是在12月份。星期六(今天是星期二)我們去埃拉特海灣游泳，這個海灣通向紅海；星期一我們到由流入死海的溪流形成的游泳池去游泳。其間我們參觀了貝都因營地，和勞倫斯①的《七根智慧之柱》里描述的一樣。我們贊不絕口，然后開著嘎嘎作響的敞蓬軍用車穿過沙漠返回城里，沿途駱駝、羊群等從眼前一晃而過。

　　我在給我的朋友多蘿西·布雷迪的信中用了更多的篇幅講述對貝都因營地的參觀：

　　在貝爾謝巴的那一天，當地駐軍司令官帶我們參觀了貝都因營地。他們肯定事先得到了通知，我們受到酋長和貴族的歡迎。這是我們有過的最有趣也是最尷尬的一次經歷。和帳篷外的接待委員會的成員握過手后……我們被帶到沿墻擺放的椅子前，墻面對著貝都因。我們喝了三小杯很苦的咖啡，然后是一大玻璃杯甜茶。整個過程中我們不舒服地坐在那兒看著他們，他們也看著我們。有時司令官用阿拉伯語與酋長說話，酋長也回答他。有五六個阿拉伯人過來友好地與司令官握手，他告訴我們這幾個人剛從監獄里放出來，這些人是被他以妨礙公務罪送進監獄的，但他們似乎對他沒有任何怨恨。又來了一個阿拉伯大人物，和我們握手后，坐在酋長旁邊喝那三杯免費咖啡！這最后一個人來后又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后，司令官告訴我們可以走了。我們走前開始說感謝詞，酋長說阿拉伯語，米爾頓說英語，翻譯極其糟糕。然后我們又穿越沙漠疾馳而回—非常像阿拉伯的勞倫斯。非常令人興奮，但是讓人累得有點兒骨頭疼。

　　我們這次旅行中游覽的死海大約比海平面低1 300英尺(是地球上最低的水面)，因為沒有出水口而且蒸發得很厲害，因此蘊藏著豐富的化學物質，它是以色列和約旦的主要收入來源。去死海的主要目的與其說是為了死海不如說是為了去馬薩達。它在死海源頭以北幾英里，是一座1 400英尺高的山，“這里是猶太人起義時抵抗羅馬人的最后一個據點……要塞堅不可摧，羅馬人從未攻破過，在三年的圍困后，守衛者寧愿赴死也不愿落入敵手。公元73年，馬薩達陷落標志著猶太人的獨立從此終結”[2]。

　　1962年那里只有一條路可以進入要塞(我不知道今天是否有所不同)，要沿臺階步行上去，旅游指南警告說“要保證有足夠維持半天的食物和水”。但是值得一登。這個古代要塞修復得很好。它的景色是最令人難忘的—能讓守要塞的軍隊在三年圍困中生存下來的寬大的儲存食物的倉庫，用來收集和儲存珍貴雨水的蓄水池，還有在巖石上鑿出來的生活區等等。

　　游完馬薩達，我們在一個名為大衛泉的美麗地方休息—這是一個瀑布和一個小池塘，它的水清涼可口，米爾頓在他給喬治的信中提到過。我在給多蘿西的信中是這樣寫的：“我們在池塘中輕松游動時，我一直在想著你，這實在是我們所見到過的最美麗的地方。美麗的瀑布有四五層，從布滿巖石的山頂沖下，上面覆蓋著掌葉鐵線蕨和許多當地特有的植物。我一直盯著看那些蕨類植物。”

　　我給貝基的信中這樣說：

　　每個周末我們都去游覽一個地方，每次我都想這是這個國家最美麗的地方，其實我們去過的所有地方都令人神往。

　　當然，我們不可能選擇這個國家作為生活的地方。在某些方面，這個國家(或者至少是城市)就像個小城鎮。人們互相都認識，知道你是誰，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的問題是什么。我覺得我會得幽閉恐懼癥。正如昨晚我們在特拉維夫以北30英里處的一個匈牙利餐館吃晚飯時所說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你不知道這是以色列，不知道這里所有的人都是猶太人，你其實說不清他們是什么人。他們看上去和你在紐約的餐館看到的混合人種很相似。這是某種雙重社會，有來自西歐和美國的猶太人(不是很多)和東方猶太人。當然負責管理事務及與我們打交道的主要是西方猶太人。其他猶太人我們主要是在街上看到的，如果你見了這些人，絕不會把他們當成猶太人。

　　訪問以色列讓我高興的意外收獲是找到了一些親戚，據我所知，他們是我母親那一邊的親戚，住在以色列。他們是一些讓人喜歡的人，現在我們只要去以色列就會去看望他們。

　　{米爾頓}羅斯已經提到，我在大學有兩門研討課，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做了幾次演講，還和以色列銀行就貨幣和其他一些我希望分析的題目做了研究。主要是因為唐·佩廷金的幫助，以色列的經濟學專業的學生能去芝加哥大學讀研究生，而后來我們某些最出色的學生就是以色列人。因此我們有許多過去的學生可以為我們提供研究的便利，并在今后進一步推進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們也是我們周末游覽的導游，我們幾乎游遍了這個雖然很小但卻非常多樣化的國家。

　　因為陪我們游覽的都是經濟學家，因此旅途中有許多專業談話，這使我們在欣賞以色列的地貌與歷史遺跡的同時也了解了它的經濟。

　　足智多謀的以色列人善于逃避政府規定，這一點在我研究銀行業的某些具體問題時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像以色列這樣，銀行業必須要遵守那么具體細致的規定、那么多的政府法規，還能經營得那么好。原因很快就找到了。猶太人以金融才能而聞名于世，這是在流浪歲月中鍛煉出來的，聰明的猶太人經營著銀行，聰明的猶太人在政府機構中監管著銀行。政府中的猶太人制定法規，銀行業中的猶太人逃避法規；政府中的猶太人想辦法彌補漏洞，銀行中的猶太人再想出辦法來逃避；一輪又一輪，終于造就了世界上最復雜的銀行法規體系。

　　在我們后來對以色列的幾次訪問中，能夠看到這一體系如何發展，但是沒有一次像這次這樣富于啟發性(也許應該說這樣有意思)，這次是我們時間最長的一次訪問(參見第27章)。

　　和孩子們共度圣誕節

　　{羅斯}我們在圣誕節前一個星期離開以色列，按計劃到奧地利滑雪過節。我們計劃讓珍妮特和戴維來和我們一起過圣誕節。

　　圣誕節前不久我們得知珍妮特得了傳染病，不過已經痊愈。這讓我比以前更急于見到她。母親有時很難意識到自己的孩子正在長大，能夠自己照顧自己。

　　我們全家相逢在慕尼黑機場，當我看到女兒時，我斷定她沒有照顧好自己。這是獨自一人適應校園生活的后果。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在一起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圣誕節。戴維和他父親長時間地滑雪，我則是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幫助女兒恢復健康，讓她多數時間睡覺，少數時間滑雪，這樣在返回加利福尼亞時，她看上去和實際上都比剛來時好多了，但是還是讓我牽掛，盼望著來年6月的再次相聚。圣誕節過完，我們返回慕尼黑，珍妮特和戴維回美國，我們去阿羅薩和朋友彼得·鮑爾滑了兩天雪，然后去雅典，這是我們的下一站。

　　希臘

　　和這次旅行中的主要停留地一樣，我們把米爾頓的研究和游覽結合在一起。他在希臘中央銀行和經濟研究所做研究，同時我們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時光，駕車出游，在雅典、科林斯和特爾斐，還有許多歷史遺跡中流連忘返。有一段時間，米爾頓希望能有一個安靜的地方完成他為《社會科學世界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寫的文章，而我則可以讀一遍《美國貨幣史》的手稿。米爾頓以前的一位學生告訴他，羅得省的省長以前在芝加哥大學獲得過政治學的學位，愿意安排我們去羅得島。我們在雅典待了兩個星期后，暫時中斷那里的工作去羅得島住了一個星期。

　　那位省長的熱情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期待，他不僅到機場接我們，在我們逗留羅得島期間熱情招待我們，還在我們飛回雅典前到機場送行。

　　我們租了一輛汽車，由埃麗諾·內夫陪同，她當時正在羅得島，我們和她成了朋友。在她的陪同下，我們游覽了三個古老的城市：菲勒莫斯、林多斯、卡米洛斯，這三個城市組成了羅得省。因為爆了兩個車胎，我們又沒有備用胎，只好把車停在山上，步行下山到環島的公路上，乘公共汽車回到城里，然后通知汽車租賃公司去取車。

　　我在1963年圣誕節寫的信中說：

　　就像此前去所有地方時一樣，在希臘最讓我們感到高興的是新老朋友的友情與熱情接待。我們再次體會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聰明孩子在我們的指導下接受研究生教育，我們也從中獲益匪淺。我們還體會到學術界與科學界是一家，體會到曾經在芝加哥大學學習過的人對它的持久感情。除了蘇聯，所有我們去過的國家，無論訪問時間長短，都有米爾頓以前的學生或是芝加哥大學以前的學生，或者是我們因其名氣而知道的經濟學家或是認識我們的經濟學家。在每一個地方我們都受到歡迎，有一種回家的感覺。我們滿載而歸，深為感激他們給予我們的熱情接待。

　　{米爾頓}在希臘，我在經濟研究中心工作，這是由安德烈亞斯·帕潘德里歐主持的，他最近剛由伯克利返回雅典。當時他還沒有像后來那樣卷入政治活動，只是一個活躍的經濟學家，利用他的研究中心探討希臘的經濟問題，提出政策建議以便解決希臘嚴重的低收入問題。他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不僅為我提供工作場所，而且帶我進入中央銀行和其他地方。在中央銀行，我與總裁艾克思諾弗·佐洛塔斯(Xenophon Zolotas)和他的部下有多次長時間的討論。佐洛塔斯博士長期擔任希臘中央銀行的領導人，國際知名，有許多貨幣方面的著述，我在見到他之前就久聞其名。我們相處得很好，后來通信多年，盡管(在原則上而不是實踐上)他是一個硬通貨論者(主張嚴格的金本位)而我不是。

　　希臘貨幣體系中一個讓我特別感興趣的特點，是低水平的銀行儲備金。我很快就發現用支票付款非常少見，嚴格局限于大企業的大筆支付。很多交易是用現金，其中包括付工資、租金等。在一次銀行的會議上，我問與會者誰有支票賬戶(這在美國是習以為常的)，結果是誰也沒有—包括佐洛塔斯博士。

　　這種現象激起了我極大的好奇心，我在此后的旅行中一直調查的主題之一就是如何推廣使用支票。我知道了世界上的國家和地區分成兩類：一類是很少使用支票，另一類是普遍使用支票。這種區別與發展水平并不一致：支票在希臘和日本都很少使用；在中國臺灣地區和在美國、英國一樣普遍。我最終提出一個假設，區別在于是將開出一張無效支票作為一種民事過錯(例如在希臘和日本)還作為是刑事犯罪(例如在美國和英國)。如果這是民事過錯，任何人接受了無效支票，惟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向民事法庭提出起訴—這是一個費錢又費時的過程，因此支票不容易被接受。相反，如果簽發一張無效支票是刑事犯罪，接受了無效支票的人就可以報警，請求幫助找到賴賬的人，強制他付錢。

　　司法制度對貨幣形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在所到之處調查的內容中有：貨幣數量、貨幣與存款的數量，再有就是貨幣的平均面額。我發現這些數據在分析美國的貨幣關系時非常有用，在其他方面也證明同樣有用。

　　黎巴嫩

　　{羅斯}我們下一個目的地是印度，這是米爾頓要去研究貨幣體系的第四個國家。我們計劃順路訪問黎巴嫩。在雅典海關，一位工作人員警告我們，我們有可能得不到黎巴嫩簽證，因為我們的護照上有以色列蓋的章。我們決定試試運氣，如果有困難就直接去印度。到貝魯特機場后，我們叫了一個搬運工，讓他把我們直接送到簽證處。他微笑著說，最好把還貼在我們箱子上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標簽取下來，他取下標簽，把我們送到應去的工作臺，我們沒有遇到任何困難，花了幾美元就拿到了簽證。黎巴嫩盡管不斷有政治沖突引發的暴力活動，局勢基本上還是穩定的。貝魯特位于地中海岸，是一個誘人的城市。黎巴嫩已經成為西方與中東的轉口貿易城市，成為主要金融與商業中心，極為繁榮。

　　貝魯特是一個美麗而有趣的城市，我們還想看巴貝克(Baalbek，這是彼得·鮑爾極力推薦的)和黎巴嫩雪松。我們租了一輛車，第二天早晨就前往巴貝克，事后證明此地非常值得一去，正如我給貝基的信中所說：“在從貝魯特出發，長驅直入的一個半小時中，我們至少看到有一個人在下了雪、有人滑雪的氣溫下在地中海里游泳。”除了旅行本身，我還在給多蘿西的信中講到：“寺廟的遺址在許多方面都比雅典衛城更令人難忘。遺址保留得非常好，而且完全沒有商業化。”第二天早晨，我們離開巴貝克返回貝魯特，又再次下雪，大雪覆蓋著雪松。開車上山(至少是最后半個小時)我認為不好玩。天漸漸黑了，還下著雪，但是米爾頓喜歡這種冒險。因為天太晚了無法看清雪松，因此我們在飯店過了一夜，我在寫給姐姐的信中說：“這個飯店被認為是這里最好的飯店。”準確地說，是這里惟一的飯店。無論如何，這個飯店是一個大怪物—龐大、雜亂、骯臟、昏暗而且空蕩蕩。我們似乎是惟一的客人，仿佛置身于英國通俗小說的某座兇宅里。

　　早晨我們才看到了著名的雪松。哎，在看過加利福尼亞紅杉后，黎巴嫩雪松顯得并不特別。我的反應讓我想起了我們第一次去歐洲時對海濱勝地的感想。

　　我們從黎巴嫩繼續前往下一個目的地—印度。

　　印度

　　從貝魯特飛到孟買是我們迄今為止最長的一次飛行。我們乘坐的是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這家公司當時正處在其全盛期，提供出色的服務。我們先飛到卡拉奇，清晨4:00到達，航空公司把我們送到一個舒適的飯店休息了3個小時，吃早餐，然后7:45再把我們送回機場，8:00起飛，10:30到達孟買。

　　印度儲備銀行的V·V·巴特(V.V.Bhatt)和他的小女兒到機場迎接我們。到達入住的泰姬飯店時，接待委員會在那里用鮮花和花環迎候我們。主人致完歡迎辭后，我們被帶進一個宮殿般的套房，我們立刻上床睡覺，睡了一天，要了三明治，吃完又接著睡。

　　{米爾頓}孟買是印度的金融中心，也是印度儲備銀行的所在地，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選擇它作為我們印度之行的第一站的原因。在五花八門的流派中，孟買有兩個主張自由企業制度的組織：經濟教育委員會和自由企業論壇。我在儲備銀行做了幾次演講，主持了幾次研討會，并在經濟教育委員會贊助下做了兩次公開演講，都是由M·R·帕依(M.R.Pai)安排的。這些演講由經濟教育委員會以《通貨膨脹：原因與后果》(Infl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為題出版[3]。

　　儲備銀行在提供數據與協助分析印度的貨幣關系方面非常合作。因為我以前訪問過印度，所以我在分析它的數據時要比在其他訪問過的國家準備得更充分一些。

　　此時我們駐印度的大使是肯尼思·加爾布雷思，他是我們的一個老朋友，盡管我們的政治觀點尖銳對立。在孟買時，我給他發了一封信，告訴他我們將去新德里，詢問能否見到他。他在一封非常客氣的答復信中邀請我們到大使館共進午餐，還說了這樣的話：“如你所知，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你的觀點在印度造成的危害將比我能想到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小。”

　　{羅斯}我們在豪華的泰姬飯店住了一個月，游覽了許多地方，北到丘陵地區的鄉間，南到馬德拉斯及其周圍地區。我們的所見所聞因地區而異。旅行多數是乘汽車，當然是由印度司機開車。道路上塵土飛揚再加上高溫，讓我們總是非常口渴。在路上解渴的惟一安全的辦法是買一個椰子或是喝椰子汁。只要我們停車買東西解渴，當地人，尤其是孩子就會立刻圍著汽車，盯著我們看，仿佛我們是來自太空的陌生人。當然有時也是因為這給了他們乞討的機會，但是有時只是出于好奇。

　　正如我從印度寫給多蘿西的第一封信中所說的：

　　我們正在孟買，這是一個令人心醉神迷的城市。比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任何地方都更獨特—生活水平差異如天壤之別，無論是在我們的旅行中還是在美國，這樣極端的分化也是最嚴重的……走出我們住的飯店不遠，而且是很近的地方，就有最讓人難受的景象，一些畸形或是殘疾的人走過來或是跟著你乞討。我必須承認，在其他國家到處也有一些孩子或是成年人乞討，也是很讓人難過的景象，但是都沒有這里所看到的這樣讓我反感。我們認識的印度上層人士似乎對此熟視無睹，還建議我們也這樣做。從理智上講，這是惟一的解決辦法，否則，就會隨時隨地被這些人包圍著。另一方面，這幾乎是難以接受的做法。我幾乎不敢走出飯店，但這也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寫給貝基的信中我再次講到同樣的內容：“印度人對此已經習以為常，第一，人們必須習慣對此做到完全熟視無睹，小孩為你翻跟頭，然后伸出手，或者是大人做同樣的事(不翻跟頭)。對此熟視無睹真是夠難的，但是如果一個人不熟視無睹那會更糟，因為孟買半數的人會跟在你的周圍。”

　　我在給貝基的信中也寫了對所見到的上層印度人的第一印象：“也許是因為他們與我們所熟悉的人太不一樣了，但是我必須說，我發現了他們乏味的一面，沒有情趣，沒有感情，沒有骨氣，什么也沒有。但是也許我不應該倉促下結論—我丈夫這樣說，盡管我認為他同意我的結論。”

　　我在給多蘿西的一封信中說：

　　昨天晚上，一家周報的老板兼主編請我們吃飯。我們事先聽說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但是沒有告訴我們更多。他沒有結婚，我是惟一的女性，加上七位男性。當我們坐下吃飯時，半數人(都是大學畢業而且在國外待過)用右手(這就是說不用餐具)，我希望在離開印度前能有熟悉的印度人可以就此為我做出解釋……聚會結束時，主人用手電筒照著我們下樓，差點拌到睡在路上的人。

　　對我而言，在印度的高潮是參觀阿默達巴德、阿默德和巴羅達。謝諾伊教授負責安排了我們的巡游，我想我們是此前在朝圣山學會的一次會議上認識他的。

　　此次旅行和往常一樣，將游覽名勝與米爾頓的演講(謝諾伊教授為了讓他的同胞多受點兒教育)、與印度人(偶爾還有外國人)的非正式討論結合在一起。米爾頓在此前的旅行中認識了H·M·帕特爾(H.M.Patel)，在他的贊助下，米爾頓發表了一次演講，我們在他家里住了一晚。

　　我們驅車從阿默達巴德(Ahmedabad)去巴羅達，這是一個可愛的小城市，有著許多山和管理良好的公園。我們的印象是，巴羅達是一個王公統治下的土邦，比英國人直接統治的地區要好得多。1979年我們拍電視片《自由選擇》時，這個印象再次得到加強。獨立前，土邦的統治者視其領地為個人財產，密切關注維護土邦利益。獨立后，當王公將土邦轉交印度或是巴基斯坦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仍然是其前領地中的主要領導人，在地方政府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影響—當然有些人在中央政府中也同樣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在另一些地區，地區的設施屬于所有人，其實就是不屬于任何人。這是一個證明私有財產的力量的有趣例子。

　　我們在南印度的一個星期里，參觀了著名的寺廟和印度洞穴，這是另一個高潮。在這里我們又有了一個特別的主人—帕德馬，這是我在芝加哥大學認識的一個印度學生，他為我們安排了許多游覽活動。正如我寫給好朋友多蘿西的信所說的：

　　這些洞穴與我們所見過的不一樣，它們純粹是人工杰作，只有見到才會相信。雖然立在那里的許多精美石刻在經過了幾個世紀后幾乎保存完好，但是墻上的壁畫已幾乎完全毀壞，不過仍然可以肯定以前非常美麗。但是我必須說，我印象更深的是在巖石上鑿出的巨大神廟，這是藝術作品所不能比的……沒有人真正知道那些吃不飽、半裸體的人花了多少世紀才完成了這些石刻。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今天印度的許多事情可以通過寺廟和洞穴時代的印度來理解。簡而言之，我們是在用兩種語言說話和行事，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詞語放在他們的嘴里，但是他們說出來卻是另一種意思……我們不應期望能把我們稱之為現代文明成果的思想體系引進他們的神秘主義與宿命論的體系中去。

　　在給多蘿西的另一封信中，我講到米爾頓在與印度經濟學家交談時所感到的沮喪：“但是更讓他難過的是在和美國人談起在這里的各種五花八門的使命時，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們也許不能對印度人有所幫助，但是我們確實為美國那些低素質的所謂經濟學家創造了大量舒適的工作。我原來不知道有這么多的這種經濟學家。”

　　在不停地觀光了五天后，我們返回孟買。

　　{米爾頓}在孟買及在印度南方與北方的旅行中，我們都將參觀變成是多重性質的，我們與許多企業家、學者、經濟記者和我們能見到的這類人士交談。我的主要興趣是繼續深入研究我在1955年得出的結論，我的結論所涉及的是：印度的中央計劃經濟，特別是外匯管制的負面影響。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問題。我們在阿默達巴德參觀了一個紡織廠，這是一個機械化程度很高的工廠，和我在美國所見到同類工廠沒有什么不同。但是這對勞動力充沛而資本不足的印度而言，沒有什么意義。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外匯管制與固定匯率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廠主解釋說，政府以低于官方匯率的匯率配給外匯使得他購買機械設備比雇用人工要便宜，因為政府規定的工資限價高—此外沒有工會給他找麻煩。

　　另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是汽車業的政策。在“為節約外匯”而限制“奢侈消費”的名義下，印度政府禁止進口汽車，不管是新車還是舊車，一律禁止，結果是屢禁不止。同時，照抄外國圖紙的新款汽車，在印度為數不多的幾個工廠里高成本、低產量地生產著。受影響最嚴重的是二手車市場。在逛二手車市場時，我們看到幾輛1950年生產的別克車，比我離開美國時以22美元賣掉的那輛車的車況差多了，但價格是7 500盧比到10 000盧比，按官方匯率相當于1 500至2 000美元，或是按自由市場匯率相當于1 000美元[4]。印度獲得運輸工具的實際可行而又便宜的方式是從國外進口二手轎車和卡車。除了買便宜汽車直接節約的錢之外，這一政策還帶來間接益處：可以提高工人技能，充分利用印度大量現成勞動力，同時節約了資本。但是印度人卻說：“我們太窮了，不能買二手汽車，只能買新的。”我不知道印度的這種政策現今是否改變了，如果還沒有改變，我并不感到吃驚。最近幾年印度才開始改變這種由中央政府對經濟的所有具體方面都嚴加控制的體制，這種體制在我1955年訪問印度、1963年再次訪問和1979年短期訪問時都占主導地位。

　　美國的政策同樣愚蠢。當美國在世界汽車市場占優勢，還是汽車凈出口國時，汽車公司都是堅定的自由貿易論者。一旦日本高質量、低價格的汽車開始涌進美國時，形勢就變了。迫于工業界壓力，里根總統錯誤地支持所謂的日本汽車“自愿”進口配額。貿易壁壘促使日本人在美國建立工廠，因為美國市場如此之大，這些工廠有可能大到足以從規模經濟中獲得好處，因此不會像不發達中國家中的小工廠那樣效率低下。然而，如果美國在汽車業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現在美國的外國工廠會比當時少。同樣，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91年的《制造業報告》致使美國為了保護“弱小的”國內鋼鐵業對進口鋼材實施高額關稅—經過了兩百年，而今這種政策還存在著。

　　在馬德拉斯，我們看望了C·拉賈高帕拉杰里(C. Rajagopalachari)(他為人熟知的稱呼是CR或是拉賈吉)。那時他已80多歲，他是從1948年印度獨立到1950年的過渡政府的總督，至今仍然是自由黨的實際領導人，這個黨是他在1959年建立的，這是印度惟一支持自由市場經濟的政黨。拉賈吉通常將印度經濟定名為特許、許可和配額制。他是我有幸見到過的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印度人。

　　在馬德拉斯，我在當地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關于彈性匯率的文章。這使我有可能會見了一些學術與公共政策方面的團體。

　　{羅斯} 3月6日，我們離開孟買前往新德里，抵達后住進了克拉里奇飯店，在此后的三個星期里，這里是我們的基地。在新德里，我們看望了米爾頓1955年在印度時接觸過的一些人，和以前的一些印度學生，還有一些正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援助的印度項目里工作的過去的學生。

　　我們接受了肯的邀請，高興地與他和他的妻子基蒂一起吃了午餐，午餐設在剛竣工的愛德華·D·斯通使館大樓中，這座樓正如《不列顛百科全書》所描述的，有著“網狀鐵柵欄、水上花園、噴泉和人工島”。

　　我們前往就餐的大使官邸非常漂亮，但是我懷疑住在那里需要逐漸適應環境。為了獲得“網狀”效果，仿佛在任何一個地方說話，其他任何地方都能聽見。

　　{米爾頓}一開始我就印象非常深的是，自我1955年訪問后新德里似乎出現了很大的改進。但是隨著對新德里的深入了解，我發現主要改進僅限于國際級飯店的奢華和服務水平，其中包括阿斯霍卡飯店，這是政府建造的一家豪華飯店，也是政府擺闊揮霍的一個好例子。老百姓的生活條件幾乎沒有什么改進。當我深入了解人均食品消費(印度普通人的食品消費占了消費的最大部分)和人均服裝消費時，這種印象被再次強化。這兩項數字，自印度獨立以來，如果有任何增長的話也不多，而且確實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達到的水平。

　　在新德里，我在經濟發展研究所和新德里大學發表了幾次演講。在新德里大學所做的演講主題是貨幣理論與政策。會議主席是R·K·V·R·拉奧(通常稱他為阿爾法貝特·拉奧)，他是劍橋大學培養出來的經濟學家，也是一位狂熱的凱恩斯主義者。印度通行的模式是，先由主席對演講人做一個贊揚性的介紹，在演講結束時動議一個致謝投票。但是這次演講不一樣，我講完后，沒有致謝投票，而是由拉奧發起了對我所表述的貨幣主義觀點的憤怒攻擊。我記得，他說了些這樣的話：“弗里德曼教授也許極富煽動性，但是我要警告聽眾中的學生，如果你在貨幣學考試中按弗里德曼的觀點回答問題，你就會不及格！”

　　我們在印度期間最受鼓舞的經歷是參觀盧迪亞納和朱倫杜爾，這是印度北部旁遮普邦的兩個中等城市。盧迪亞納正在成為機床、自行車、縫紉機和類似產品的中心，而且長期以來就是針織品生產中心。這里是印度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我不斷感覺到我在現實生活中看到了在經濟史中讀到的19世紀末的曼徹斯特與伯明翰。這里有著數以千計的小型或是中型工場，各自承擔著極為具體的特殊職能。三個人的小廠專門安裝自行車座，部件是其他小企業制造的；一個幾百人的自行車工廠，也要從小工場購買部件。一位自行車工廠的老板帶著我在他的廠里到處看，他特別感到自豪的是他們在幫助員工建立獨立公司中發揮的作用。在盧迪亞納不缺少企業或是干勁和技藝，這里有的是從縫隙中綻放出來的自信的、充滿轟鳴聲的原始資本主義[5]。

　　盧迪亞納和朱倫杜爾的企業家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得到足夠的鋼材，因為鋼材是由政府計劃部門配給的。對自行車的需求及由此引發的對鋼材的需求迅速增長，而他們的配額是根據過去的產量定的，跟不上發展步伐。我們聽說，他們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買已部分完成的鋼材產品，再把它們熔化。他們從其他鋼材使用者手里直接購買配額肯定是違法的，但是顯然這種間接購買的方式不違法。

　　印度發展強大工業經濟的先決條件在于，政府應放松對絕大多數經濟活動的嚴格控制。印度人移民到其他國家后，會出現大量活躍而又成功的企業家。南非和斐濟島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這兩個地方，印度人在私人企業的大多數部門中都占據著主導地位，經營得非常成功。只要給他們自由，他們在本國也可能成功。

　　一個以前的芝加哥大學學生戴維·霍珀，當時作為農業經濟學家受雇于福特基金會，我們參觀盧迪亞納時他一直陪著我們，他說：“你去盧迪亞納后，我又見了幾個那里的企業家，他們覺得在所有的西方來訪者中，‘弗里德曼最為深入地了解了這個城市運轉的內幕，他問了一些非常好的問題’。他們仍然在與一些知名人士激烈地爭論你的貨幣貶值主張，雖然有些害怕……人們肯定會有這樣的印象：弗里德曼要在印度的‘19世紀的曼徹斯特’‘煽風點火’……圍繞扶輪國際分社(Rotary Club)的討論仍然帶有弗里德曼的色彩。”[6]

　　{羅斯}我們計劃在加爾各答結束我們的印度之行。3月26日我們到達加爾各答，打算待到4月6日，但是在加爾各答待了兩天已讓我們忍無可忍。正如米爾頓此前指出的，近1/10的人無家可歸，只能住在街頭—他們在街上吃喝拉撒睡。垃圾與惡臭難以忍受，是我們在所有的訪問中條件最差的地方，貧困與乞討也比我們訪問過的其他地方要嚴重得多，因此我們決定離開這里。

　　{米爾頓}我們在加爾各答的一項學術活動是訪問印度統計學研究所，研究所由P·C·瑪哈蘭諾比斯領導，我1955年訪問印度時曾經見過他，1963年他是印度計劃委員會成員。印度總理(尼赫魯)曾任命他擔任一個委員會的主席，專門研究工資收入的變化。我們在印度時，他的研究報告還沒有公布，但瑪哈蘭諾比斯教授和他的助手已在統計學研究所為該委員會做了部分研究，他給我看了他們的研究內容。

　　復雜精細的統計研究，尤其是對城市與鄉村家庭的樣本的概括分析，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分析概覽發現：印度最窮的1/3人口在50年代的10年中人均食品消費并沒有增長(這正好大致是在頭兩個五年計劃期間)。這一發現顯然沒有影響瑪哈蘭諾比斯對中央計劃效率的信念，兩個五年計劃體現了中央集權，而這主要是由他負責制定的。這讓他有些不安，但是并不疑惑。無論一個人的性格如何，最難的是讓他承認自己制定的重要計劃是有缺陷的；比較容易讓他相信的是：計劃是好的，但是實施中有一些缺陷，只要加以糾正，一切都會好起來。只有謝諾伊教授和我這樣不相干的人，才預見到了后果。

　　{羅斯}我在給多蘿西的信中總結了我們在印度的這一段時間的見聞與感受：

　　我們快要結束印度之旅了，實話說，離開這里我并不感到遺憾。在所有感想中最有趣而又最說不清的是，一切都是互相交錯的。我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這里緊密相關地存在著兩個社會，有著完全不同的經濟、文化、教育水平。在現實中，兩個社會互相都意識到對方的存在，但是都對對方漠不關心，而且認為這是命里注定的。如果你走在主干道和高級住宅區，顯然是到了一個現代化的、相當富裕的國家。但是僅幾步之遙，你就被送回到16或17世紀—一片悲慘景象、神牛到處游逛、糞便混合著垃圾的臭氣、沒有衣服穿的孩子和衣不蔽體的成年人躺在路邊或是蹲在街邊。很難說清怎樣才能設法改進民眾的生活條件，但是有兩點是確定無疑的：印度現行的計劃看來并不成功，不管使用何種方法，都需要很長時間。盡管證據確鑿，統治階級似乎仍很自信：承認迄今為止的失敗僅僅是因為錯誤的體制，認為將短期計劃改成長期計劃就可以改進不足……在他們看來寫下的計劃就是成功的象征……

　　我們在阿格拉度過了愉快的一天，欣賞了泰姬陵，它美麗得無法形容。然后我們又在貝拿勒斯(現在叫瓦拉納西)停留了兩天。雖然也很有意思，但是總體上說，是一次令人難受的經歷。各類有身體與心靈殘疾的人都聚集到這里，既有人想從富人在生命行將終結時用錢來贖罪的行為中得點兒好處，也有人出于迷信，想用恒河的圣水治病。我們接受建議，早晨乘小船在恒河游覽—幸好是在早飯前，否則我們返回后會吃不下早飯。成群的人在院子里用城市下水道里的污水洗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認為就算水不能真的抵御所有疾病，也能既保佑他們又讓他們長壽。你怎么可能勸說這樣迷信的人相信接種疫苗的好處呢？你從何開始？在人們吃不飽但仍將牛當成圣物，不想讓它提供奶與肉的情況下，你怎么讓他們知道這有多愚蠢？

　　和環保主義者堅持保護所有有生命的個體而無視代價相比，這種偏見有何不同呢？

　　我又繼續向多蘿西講述我對印度及國家計劃的看法：

　　在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很難評價大學的總體風格。學校建筑和校園都比我們的好，政府建筑也比華盛頓奢華—所有這一切都讓人以為窮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對于越來越多的外國援助是否需要，是否合理，文官基本上把它看成是權利而不是民眾的福利，因此可以大量地濫用于公共開支，而不是用于為窮人謀福利，這種態度一點兒也不讓我同情。福特基金會似乎并沒有能從總體上讓它的美國雇員過上好日子(也許將某些好處給了他們每個人雇的6個傭人了)。

　　正如你可能估計的，訪問印度并沒有改變我們對國家計劃，或是福利國家的基本觀點。至少此地的美國人及少數印度人開始與我們的觀點一致，但是也無能為力。大多數人就像我們不贊同他們的觀點一樣不贊成我們的觀點。我們將身處何處？

　　離開加爾各答，我們另外安排了一次計劃外的旅行，前往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大吉嶺，這是英國占領期間英國文官和軍官的避暑地。去大吉嶺旅程的最后一段是坐在呼哧作響的火車上爬上蜿蜒曲折的陡坡。大吉嶺的人與加爾各答的人完全不同：剛毅自強的山地人。沒有乞丐，沒有流浪漢。喜馬拉雅山景色壯麗，落日燦爛輝煌，空氣清新涼爽。印度之旅在愉快中結束。

　　{米爾頓}這次訪問再次堅定了我在上次訪問中得出的結論[7]。有某些改進的跡象：鄉村的道路明顯改善，城市和農村都有了更多的自行車和汽車，乞丐仍然數量眾多，但是似乎不那么無處不在了[8]。建了許多新建筑，有些非常醒目，還有了更多更好的飯店；有了許多新的工廠和少數迅速擴展的小型企業中心；開辦了一些新的大學，有明顯跡象表明老大學擴大規模了。但是發展顯然不均衡，進步表現的某些方面方向不對。最令人難忘的是某些新做法不是進步而是浪費的表現，例如工廠以遠高于從國外購買的成本來生產某些產品。更重要的是，以無偏見的眼光來看，沒有證據表明廣大民眾的生活條件正在改善。到處可見的是極端貧窮，讓從未到過印度的人難以置信。

　　我發現探討經濟政策的學術氛圍似乎與我認為需要有的變化背道而馳。在印度，尤其是在經濟學家中，有一種令人窒息的現象：觀點一致。我在與若干個大學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和教師、計劃委員會的成員、文官政府中的經濟學家、金融領域的記者及企業家談話時，一次又一次地聽到的回答都是完全相同的套話，仿佛是在重復問答教學，死記硬背，甚至成為信仰。而且，不管是回答明顯與事實相矛盾時，還是回答得到證明或至少不與之矛盾時，都一樣。

　　只有少數年輕人和不太知名的經濟學家偏離主導立場，多數人都持有主流觀點，只是在某些具體方面有些不同。大多數企業家雖然在具體問題上發牢騷，但是接受專業經濟學家的觀點，認為在主要方面還是正確的。我曾經受到過一位著名的成功企業家的挖苦，他無疑從我的評論中聽出了我對印度現行經濟政策的委婉批評。當然許多當前成功的企業家都與現行體制利害相關。

　　曼谷、吳哥、西貢

　　{羅斯}我們只在曼谷停留了兩天，既因為這里又熱又潮，還因為我們計劃在日本和孩子們會合后再返回這里度暑假。與印度相比，曼谷是一個讓人愉快的地方。這里的人看上去幸福健康。我們像米爾頓八年前那樣坐船參加水上游，這是最愉快的早晨之一。格辛·戴維斯和他的妻子維維恩帶我們吃廣式早茶。我們盼望著能再見到孩子們。

　　我們下一個神奇之旅是去吳哥窟。我記得我們是從曼谷飛到暹粒，在那里停留了三天，我們用大半天參觀了許多名勝古跡，然后返回住了一夜。寺廟就像我們聽說的那樣令人難忘，我們覺得應該在那里待一周而不是三天。越南戰爭對吳哥窟的破壞要比游客可能造成的損壞嚴重得多。

　　我們去香港前的下一站是西貢，但是我對西貢幾乎沒有什么記憶，只記得好像是一個美國軍事基地(據我推測，是將要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最美麗的景象是穿著傳統的束腰長外衣和寬松長褲的越南婦女。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們優美的身材。我忍不住為自己也買了一套越南民族服裝。

　　香港

　　我們從越南去香港，這是我第一次來這里，米爾頓1955年去印度時曾在這里短暫停留。

　　香港與我們以前和以后去過的地方完全不同。當時和后來，香港都是購物天堂。在我到達后給兒子寫的信里說：“除了購物外，香港是我們去過的最有趣的地方。有點兒像是把舊金山、紐約和其他幾個地方合起來。第二天我們去了新界，到處都是人，人口爆炸顯而易見，與印度相比，這里的人看上去比較富裕，但是，按絕對量，他們當然還是很窮。”以后到香港的幾次旅行，每次都發生了變化，而且越變越好。

　　1997年我們最后一次去香港時，城市外貌與居民的居住條件已發生變化。半島酒店不再保有它的地位，有了更多的一流飯店，我估計比美國和歐洲的任何一個城市都要多。服務水平仍然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的可比較的飯店要高得多。

　　再回到1963年，我們在嘈雜混亂的購物天堂里住了一個星期后，決定搬到港島的九龍灣酒店去享受日光浴。我們認為可以利用去日本前剩余的幾天放松一下，因為到日本后的旅行日程和演講任務都會非常繁重。

　　{米爾頓}半島飯店是某種奇跡。它有一個中心大樓，這里有大堂、餐廳和公用房間等等，然后是兩側各有一個巨大的長翼，里面是客房。我記得從我們的房間步行到前面大堂，距離是1/4英里。飯店建在一個美麗的海灣，坐公共汽車可以到維多利亞灣，這里是香港的中心。肯定很容易就能到海濱，因為羅斯寫給她姐姐的一封信中講到我們多次去游泳。

　　飯店的兩翼早已不存在了，因為隨著香港人口的增加和日益富裕，土地用于修建住宅比飯店更值錢。當年幾乎空無一人的鄉村現在成了高級住宅區。

　　我們在香港的幾天中多數時間是休息，但是我也利用這個機會深入了解香港的經濟，特別是它的貨幣體系。當時香港貨幣釘住英鎊：16港幣相當于1英鎊(5.714港幣兌1美元)。我感興趣的是維持這一聯系的金融機制。我與美國總領事館的經濟學家和香港的銀行家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中沒有人清楚地了解這一體系是如何運轉的，而我認為我做到了。

　　因此我與香港財政司司長郭伯偉(現在是約翰爵士)約了見面時間，這是一次值得紀念的會見，從此我們開始了長期交往。我告訴郭伯偉我的疑惑，他立刻答復我，正如我所料。然后我說：“但是，匯豐銀行(香港的主要銀行)不懂得它是如何運轉的。”我肯定還列舉了與之討論過這一問題的其他經濟學家。我記得這位財政司司長回答說：“他們不知道更好，他們要是知道會把事情弄糟。”當我問到國民收入及其他香港的統計數據時，郭伯偉解釋說，公務員要求提供這些數據，但是他一直抵制，因為一旦公布了這些數據，就會受到壓力，要求政府使用這些數據干預經濟。

　　郭伯偉就是使香港成為許多人視為“天堂”的功臣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英國在香港實施了最極端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在官員調動的陰錯陽差之中，殖民部的郭伯偉被任命為香港財政司司長。雖然在香港政府的等級中，最高的是總督，但是財政司司長對經濟事務有著很大的權力。蘇格蘭人郭伯偉是他的古代同鄉亞當·斯密的信徒，而且將其信念付諸實施。人們公認他創造了經濟奇跡，在香港人口翻了幾倍的情況下，奇跡般地提高了平均生活水平。

　　日本

　　{羅斯}日本是我們這次無比美好的環球旅行的最后一個目的地。1963年5月1日夜里，我們在暴雨中到達。西山(Chiaki Nishiyama)教授組織的無比熱情的歡迎隊伍讓我們完全忘掉了大雨。正如我給貝基的信中所寫的：“當我們到達機場時，一大束鮮花不是給我而是給我的丈夫，這是真正的日本作風。但是第二天下午，米爾頓在大學做演講時，一位女學生獻給我一束同樣大的鮮花。他們確實正在從傳統的男性世界過渡到男女同樣重要的世界。”我應該再加一句，比起在西歐和美國發生的女性革命，他們還差得很遠。

　　我們預計在日本會比在已經訪問過的國家里更有異域他鄉之感，因為我們不僅不會說日語，而且看不懂街上的標識，但是很快就發現我們錯了。日本人友好、慷慨，無論萍水相逢的日本人還是迅速成為朋友的日本人都是這樣，這就彌補了語言不通的困難。除此之外，雖然文化與西方不一樣，但是其他方面卻非常類似我們所熟知的西方國家。如我們可以直接喝水龍頭里流出來的水。這里到處干干凈凈，人們文明有禮，這讓我們特別愉快。但是當我們返回芝加哥與一對剛從日本返回的夫妻探討對日本的印象時，我們對清潔程度的評價與他們大不一樣。我們最后認定，評價的不同反映出我們是從印度去日本，而他們是從西方去日本。

　　{米爾頓}在印度，我印象很深的是自1955年以來民眾的生活條件沒有什么改進。在日本我的印象完全相反。當年我在去印度的途中在東京停留過一天，我給羅斯的信中強調的是貧窮。8年后當我故地得游時，發現這里的變化是巨大的。肯定還有許多窮人，但是普遍的景象是經濟增長與繁榮。

　　{羅斯}西山負責安排我們在日本的所有活動，他曾經在芝加哥大學讀過幾年研究生，現在是立教大學(Rikkyo)的教授。他和妻子是出色的主人，他的妻子茂子也在美國受過教育。西山建議我們住在東京的國際之家，這是一個極好的選擇。它沒有城市飯店特有的喧嘩與雜亂，還有一個聞名世界的日式花園，這是飯店所有者在幾個世紀前修建的，花園讓我產生了一種我非常喜歡的和平與寧靜之感(尤其是在我剛到的時候)。此外，國際之家因為有一個美麗的花園，還是舉行日式婚禮的好地方，5月在日本似乎也是一個舉行婚禮的好月份。我們從窗子里既可以看到有傳統東方服飾與發型裝扮的傳統婚禮，也能同時看到西式婚禮。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人的一本正經，即使是在家人與好友之間也要鞠躬。

　　我想解釋一下日本人友好的概念，這的確是獨一無二的。我在給貝基的一封信中說：“(我們的主人)西山在我們到達的第一個星期也住進國際之家，以便更好地照顧我們，而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家里。后來他們兩個人都出于同一原因搬進國際之家住了幾個星期。”在更多地了解了東京后，我又寫到：“我們對這個國家感受最深的一點是……雖然我們絕對不可能看懂標識上的語言，但是除此之外，我們就好像是在紐約、舊金山、巴黎和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城市里……我已經逛過幾個百貨商店，它們看上去極其漂亮，一派繁榮。”日本人很有藝術修養，這體現在他們所做的一切里—從插花到商店的柜臺和櫥窗的布置，到包裝一件并不貴的商品。舉一個例子，大眾餐館展示的是最便宜的菜，也極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某些風俗習慣非常奇怪。如果這樣做不會有所冒犯，我們肯定會拍一部兩個日本人(男人或是女人，或是兩者都有)如何互相致意的電影。他們不停地鞠躬，我不知道如何決定什么時候停止。我可以肯定的是，這和許多其他的事情一樣，一定有著某種禮儀規范，只是我們不知道它具體是什么。即使是只有兩個人的時候也一本正經，我想他們一定不能理解我們的隨便。但是因為他們同時又非常禮貌，所以他們不會批評我們。

　　我迷上了日本插花，決定學一點兒這方面的技藝。我參加了一個很現代化的學校里的插花班，但是那里讓我很失望，因為他們似乎是在模仿西方的插花技藝，而不是傳授日本傳統的插花技藝。最后我還是找到了一個教授傳統風格的插花班，在班上聽到和看到的一切都讓我很高興，因此又學了一期。我在給多蘿西的信中說：“當然，這又是典型的弗里德曼作風，我一直在忙于購買各種書，以便回國后還可以繼續自學。”不幸的是這些書現在冷藏在我的書柜里，只是偶爾才有人翻閱。

　　日本花園也是我關心的重點，我成了一個熱情的園藝家。我試圖向多蘿西解釋日本花園對我的影響，她曾經花了不少精力在園藝方面幫助我。我從比較東京與我們兩個人長大的波特蘭的不同開始說起：

　　正如你可能已經知道的，東京和波特蘭的氣候與植物大同小異。這一星期下的雨比我們過去三個月中見到的還要多。東京與波特蘭的不同是，日本人在園藝方面確實有一些難以言傳的訣竅……很難形容他們的花園給人的感覺，它讓人產生了美麗、和諧、清高、和平、寧靜融合在一起的復合感覺。用形容詞形容人們的感受是一回事，但是在如何表達出這些花園給人的感受時，確實只能意會，難以言傳。

　　在日本，我們比在訪問過的其他國家游歷了更多的地方。肯定也了解了比任何其他地方(包括印度在內)更多的習俗。但是和印度不一樣，即使在城市之外的地方，我們也沒有被當成是外星人那樣讓人盯著看。我不知如何解釋這一點。當時的普通日本人并沒有到日本以外的地方旅行過。這反映的是日本人的全球觀念，還是教育程度，還只是因為他們注重禮貌？

　　我覺得東京比世界上的任何國家的首都更多樣化。你能在一個餐館中吃到任何風味：除了日本料理之外，還有法國、德國、美國、中國等國的菜肴。任何一個晚上，你都能看莎士比亞戲劇、西方音樂喜劇、日本歌舞伎，可以聽日本音樂會、爵士樂，或是古典交響樂，或者看棒球比賽、相撲等等。

　　朋友們不僅介紹我們吃了各種日本食品，而且向我們介紹了不同的習俗和娛樂方式。我發現了一些有趣的日本餐館設有由藝伎陪客的小型私人宴會。這樣的宴會是日本人喜歡用來招待特殊客人的一種方式，無論客人是日本人還是外國人，有時是由私人招待的，更經常的是由企業招待的。例如，米爾頓在這一年里，一開始就在《日本經濟新聞》(Nibon Keisai Shimbun)的贊助下做過一些演講，這是日本的《華爾街日報》。每次演講后，報社社長都要在這樣的餐館招待我們。其他人包括報紙的主編和作者，還有西村，他為演講擔任翻譯。這類宴會很輕松，很愉快，同時讓我們能與有見識的人討論一些我們和他們特別感興趣的經濟與政治問題。

　　在這些宴會上，和一些常規的晚宴上一樣，我永遠是惟一的女性。這種情況正在逐漸轉變。但是直到1980年我們在日本做《自由選擇》的電視節目時，在招待我們的宴會上，我和藝伎之外的惟一女性是主人的妻子(他的藝伎也在場)。這次經歷再加上我在一次宴會上對分派給我的藝伎的了解，讓我對日本藝伎有了與最初完全不同的看法。為我服務的藝伎有一個和我的女兒年齡相仿的女兒，我們就這個共同感興趣的話題交流了看法。顯然，就如同有不同的餐館與劇院一樣，我相信，肯定也有不同的藝伎，但是我無法做出判斷！

　　我無法忘記在這類宴會上的一次經歷是在吉兆(Kit-chko)—東京一家著名的餐館。這次宴會經歷讓人難忘，同時也讓人難以置信。在你和主人還有其他客人到達時，迎接你的是老板娘和一群穿著和服的年輕姑娘(藝伎)。她們幫你脫鞋、換拖鞋、陪你進入預訂的包間。宴會中有許多道菜，每道菜量都很少，單獨放在碗碟里，再放在可愛的漆盤里端上來，當然還有為有嗜好的人準備的米酒和大量啤酒。其中有一道菜是小牛肉，是和獨立的陶制烤盤一起上給每個客人的，在藝伎的幫助下，客人自己動手烤制美味的牛肉。甜點是最好吃的甜瓜(一種我們只在日本見到過的品種)。然后藝伎開始表演：唱歌、跳舞、說笑話，都是日本風格的。

　　有一次，在我們作為《日本經濟新聞》的客人在吉兆吃飯的同一個星期里，可能就是第二天晚上，我們第二次被邀請到吉兆。飯店老板娘和藝伎的表現及整個晚上的經歷，給了我們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領教了日本人的講究禮數與顧全面子的特點。老板娘和藝伎肯定認出了我們，但是并沒表露出來，為了顧全我們第二個主人的面子，他們假裝我們是第一次來。雖然菜肴和第一次一樣好吃又好看，但是食物絕不重樣，上菜的器皿也不同，只有米酒是一樣的。

　　另一次有趣的事發生在我們的朋友西山請我們一起在日式旅店度周末時。這是一個典型的為日本人服務的旅店，沒有旅游者。沒有人說英語，這并沒有讓我們不安，因為西山可以翻譯。我們到達的當天早晨，他點了煮雞蛋做早餐。我們的早餐送來時，雞蛋是冰凍的—他們頭天夜里就煮好了雞蛋，然后凍在冰箱里！我們想這是因為日本人不吃煮雞蛋，所以不知道向客人提供什么樣的雞蛋為宜。我們還有一次類似的經歷，發生在我們坐夜船去九洲島時。我們到餐桌前吃早餐時，冰凍雞蛋已經在桌子上了。這次我們沒有點雞蛋，但是顯然廚師知道美國人吃雞蛋，因此認為他們應該上凍雞蛋。

　　我們向南到了京都、大阪、奈良、神戶，向北到了仙臺，米爾頓在每個城市都做了演講，我們還與小部分人私下見了面，一般都是經濟學家(都是男人)。此外，觀光也是每次旅行的重要內容。特別值得一提的旅行是去京都，世界經濟研究所的所長、日本著名學者木內信胤(Nobatani Kiuchi)是我們的導游。京都曾經是日本的首都，有許多令人驚嘆的寺廟和其他歷史遺跡。木內信胤熱愛日本文化，又知識淵博，他讓我們更多地了解了所游覽的地方。他是朝圣山學會的第一位日本成員，后來積極地為學會在日本組織會議。

　　我在最初給貝基的信里已經講過對日本的總體印象，幾年后的旅行和與許多日本朋友密切接觸后并沒有使之改變。“我們并不真正理解這些人。理解任何外國人都很困難，但是日本人是最難理解的。他們是多種性格的復雜混合體，你會永遠覺得雖然你聽懂了他們說的詞，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正如我以前說過的，他們確實是我們所遇到過的最友好、最慷慨的人，但是你永遠拿不準，他們的慷慨是因為他們真的愿意慷慨，還是因為他們的行為規范要求他們這樣做。”此后，我們又因為各種目的去過日本九次，到過許多地方。

　　在我們離開去仙臺的頭一天晚上，立教大學授予米爾頓名譽學位。還有兩個同時獲得名譽學位的人是約克大主教和另一位宗教界人士，這讓米爾頓在飯后講話中說，這讓他感覺自己像是一個夾在兩塊圣餅中的雞蛋。這個大學是一個圣公會大學，所以儀式讓我們感覺不是在大學而是在教堂。

　　{米爾頓}我得出關于日本人性格的結論時，曾經這樣說過：任何關于日本人的正確說法都有相反的說法，而這種相反的說法同樣是對的。正如羅斯所說，日本人的親切與友好得讓人難以置信，但是你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中知道他們同樣能殘忍得令人難以置信。據說在日本是政府管理經濟，這是真的，但是同樣真實的是：企業家操縱政府。日本是一個壟斷的社會，同樣也是一個高度競爭的社會。

　　我發現了一個理解日本人的最好線索，這就是日語。有一句話讓我受到震動：“在日語中，不可能寫出一個不模棱兩可的詞。”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證據支持這種說法。模棱兩可是做到不傷面子的重要手段。

　　關于日語，我的結論是：日語是理解某些日本人性格的主要線索。

　　將漢字融入日語是一個說明日本人性格的例子，積極吸收外來文化而不是發明，開發錄像機也是一例，其他例子還有計算機小零件及類似的東西，還有所有非發明性的東西。這也有助于解釋日本人為什么對外國東西評價非常高。我聽說日語中“外國人”這個詞與“超級”這個詞的意思接近。學習讀寫日語時所使用的強制性方法也有助于解釋日本人性格中的高度紀律性，還有他們的極強記憶力。統一的教育也強化了他們的一致性。

　　我在日本的主要任務是研究貨幣關系，在這方面我很成功。除了日本銀行的合作之外，一位在美國使館工作的年輕人也對我幫助很大，他叫邁克爾·克倫，曾經在明尼蘇達大學讀過研究生。他已做了很有成效的前期研究，發現日本的貨幣關系與美國非常相似，而且貨幣增長的變化也極大地影響了經濟的變化，他以此為題撰寫了他的博士論文。雖然他的學位是明尼蘇達大學授予的，但是這的確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的貨幣銀行學研究室的產品，而且由我們作為系列著作中的一本出版[9]。邁克返回美國后，擔任過多年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部主任，以及萬全人壽保險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

　　我在此認識的一位好朋友是一位年輕的英國人，叫約翰·格林伍德(又譯祈連活)。他正在研究日本的產業結構，在聽完我在《日本經濟新聞》的演講后，他找到我做自我介紹。他已經學會了說寫日語，并且對日本經濟有了廣泛的了解。他給了我很大的幫助。離開日本后，他擔任過多年G.T.管理(亞洲)有限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開辦了雙月刊《亞洲貨幣導報》(Asian Monetary Monitor)，這份雜志發行了20年后在1996年停刊。1983年，約翰是香港貨幣改革的設計人，這次改革的結果是使港幣與美元聯成一體。他之所以能發揮重要作用是因為他在《亞洲貨幣導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香港的貨幣體系，指出它的缺陷，并設計改革方案。在最終形成改革方案的談判過程中，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和艾倫·沃爾特斯和我通電話，我們對計劃中的改革細節提出評論與建議，當時艾倫·沃爾特斯在倫敦擔任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的顧問，我在舊金山。在成功地使他的改革方案被接受后(順便提一句，這次改革非常成功，取得了他期望的結果)，約翰做了三個銀煙灰缸，用以紀念這一事件，也紀念我們三個人的合作。約翰最近搬到舊金山，G.T.在這里也有分部。

　　我也認識了一些在日本銀行工作的經濟學家，他們對我這次的研究幫助很大，我后來一直與他們保持接觸，這就是我后來幾次訪問日本的原因。我與一些日本人建立的友情在此后的歲月中繼續帶來益處。其中有幾個人后來成為朝圣山學會的成員，并幫助學會組織了在日本召開的會議。

　　{羅斯}大約在6月中旬，珍妮特和戴維來東京度暑假，假期中的一個周末，他們和幾位年輕的日本人一起去了箱根。交流困難并沒有妨礙他們度過快樂時光：這由英語來解決了。他們也和我們一起游覽了我們喜歡的東京周邊的幾個地方，還幫助我們在國際之家舉行了紀念結婚25周年的晚宴，晚宴非常成功，除了我們一家人外，大多數來賓都是日本人，有些是我們過去就認識的，其他都是這次才認識的新朋友。這真是最愉快的時光。

　　某個周末，我們和田中教授一家去關西地區旅行，這是一次愉快的重游，我們還去了京都(這也是我們最喜歡的地方之一)、奈良、富士山頂，同行的有田中的妻子和孩子，他們的兩個孩子和我們的孩子年齡差不多。

　　乘船從日本到新加坡

　　我們乘半島航運公司的輪船，經中國香港和馬尼拉前往新加坡。我們發覺經歷了愉快的日本之旅后，接下來的航程對我們是一種休息，尤其是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讓我們覺得更愉快。在香港的三天，我們有充裕時間游遍了九龍，每晚返回船上吃晚餐，住在有空調的船艙里。

　　在去新加坡前我們在馬尼拉停留了一天，但對沒能游覽馬尼拉并不在意。我們下船改乘飛機，在新加坡停留了6天，這其實比我們希望的要長，但是我們不能立刻找到去巴厘島的航班，這給了我們更多的時間參觀開發區。我在給貝基的信中說：“除了航空公司和鋼鐵廠之外，這一地區有著所有不發達國家都有的開發區。這就意味著，一批公務員花著政府的錢，也就是花著窮人的錢，設計建造了一個區，讓工業企業等機構和90萬人落戶其中，并給予資助。看到這些模型和計劃，讓人覺得這是某種介于兒童玩積木和藝術家雕塑之間的東西。”我還說：“如果20年后再回來看它成了什么樣子，一定很有趣，我的孩子有這種可能，而我估計不會有機會了。”

　　巧的是，我們17年后又來到新加坡，發現我對開發區所做的暗示性預言大錯而特錯。在此期間，新加坡在李光耀總統的統治下已經迅速發展成了一個繁榮的大型城市國家。

　　巴厘

　　我們從新加坡飛往巴厘，這次旅行以掃興開始，最后卻成了我們最愉快的經歷之一。我們到巴厘時情緒低落，因為在雅加達過了不舒服的一夜，印尼當局規定所有去巴厘島的游客必須在那里停留。在我們看來，雅加達是又一個印度，我們被扔進了一個非常不舒服的旅店。最讓人沮喪的是貧困和不衛生。

　　剛一到巴厘，我們就住進了芝加哥的旅行社為我們預訂的飯店。飯店和房間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是讓我們恨不得坐下一班飛機回家。飯店不僅黑暗而且房間很臟亂，整體上讓人心里不痛快，的確不是一個輕松度假的地方。還沒有打開行李，我們就去海濱散步，我們的運氣也由此改變了。我們偶然地碰見一位英國女士，像外國游客之間常做的那樣，我們向她打招呼，她也答禮。她也住在同一個飯店，對飯店的印象也和我們一樣。她告訴我們這是島上惟一的飯店，原來很好，但是最近幾年毀壞得很厲害[10]。

　　看見我們不高興，她提出一個解決辦法。她的一位與英國女人結婚的印度尼西亞朋友正要在巴厘開一家小型汽車旅館，他有可能為我們解決住宿。根據她的指點，我們滿懷希望地去找這個人。小旅館有四五個小房間和主人沃沃倫塔先生的住房，屋頂是茅草的，還沒有完工。幸運的是他在家，我們將進退兩難的窘境告訴他，他說，其實旅館還沒有開業，如果我們愿意，可以住在其中的一間房子里，在他的房間里吃飯。這真是救了我們，不僅因為這里干凈明亮，還因為他成了我們這一個星期中的導游—而且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導游。他帶我們長途驅車環游全島，向我們介紹附近的藝術家，我們和孩子們還在他的幫助下買了一些后來一直珍藏的木雕。

　　{米爾頓}有一個木雕是一只青蛙。就在幾年前，我的一位朋友來我們在舊金山的公寓做客，他叫雨果·范雷金，是荷蘭人，看見那個青蛙，他說：“我認識雕這個青蛙的人。”原來他在巴厘還有一個家，有一個鄰居擅長雕青蛙。常言說得好：“世界真小。”

　　{羅斯}這位主人帶我們看巴厘人的音樂舞蹈表演，甚至安排我們參加了一次葬禮。他解釋說，巴厘人的習俗是要慶祝死亡，但在人真正死亡之后很久才舉行慶祝儀式。我們看懂了部分儀式內容。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要參加。尸體似乎做了防腐處理，直到親屬有了足夠的錢舉行慶祝儀式。儀式上的主要活動是拔河賽，雙方爭奪裝有尸體的棺木，一邊代表天使，另一邊是惡魔，雙方爭奪死者的靈魂。要有多次反復，最后總是天使勝利。全部活動都貫穿著豪飲和歌唱。

　　這一周中，一個附加的安排是和主人一起慶祝米爾頓的生日。他做了烤乳豬，這是我們第一次吃到這種食物，我在野外用的煤油爐子上做了米爾頓最喜歡的土豆餅，還喝了許多酒。這是一次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生日聚會。

　　吉隆坡、香港、臺灣

　　{羅斯}一個星期來，我們潛水、游泳、在海邊漫步，徹底恢復體力后，我們前往吉隆坡，在那里度假，米爾頓還要進一步做中央銀行的研究。接待我們并為我們導游的是一位好朋友克利夫頓·沃頓，他是一個出色的主人，還幫助我們將我們的戰利品運回美國[11]。

　　{羅斯}我們和孩子們返回曼谷游玩，然后又到香港(主要是購物)，然后再去臺灣。在臺北市逗留的幾天里會見了幾位經濟學家后，又參加了戴維的一位中國朋友安排的郊游，這位中國朋友在波士頓地區的大學讀書，回來與祖父母一起度暑假。她非常熟悉這里，介紹我們去臺灣中部的日月潭游覽。她和我們同行讓旅游增加了不少樂趣。我非常欣賞日月潭及沿途的鄉村風光。多蘿西和我一樣熱愛園藝，我在給她的信中說：“我認定稻田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美的鄉村景色，田間雜以茶園，還有香蕉樹和棕櫚。多么可愛的景色！”

　　{米爾頓}去臺灣前，我們在香港買了一些臺幣，為的是到達時手里就有當地貨幣。數量不大的臺幣就有一大包。臺灣在此前的幾年出現過嚴重的通貨膨脹。雖然通貨膨脹最終控制住了，但是已不能改變貨幣的最大面額，這就是說，即使是最大面額的紙幣也只能代表很小的數額。在臺北討論貨幣問題時，我問他們為什么沒有發行更大面額的紙幣，得到的是我在其他類似形勢下也遇到過的回答：發行更大面額的紙幣會進一步引起公眾對通貨膨脹的恐懼。我跟他們說，相反，公眾對政府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的了解及實際的通貨膨脹將會影響公眾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我不知道我是否說服了任何人，因為此后我并沒有關注臺幣面額[12]。

　　另一個現象我在其他地方也見到過，但是在當時的臺灣卻很常見，這就是使用延期支付的支票作為短期信貸方式。小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同樣重要的是，高利貸法限制貸款的利息，這也是小企業得不到貸款的部分原因。一個解決這一問題的較好辦法是由借款人給朋友或是業界同仁開一張延期支票，貸款人不是按支票的實際數額付款，而是按照雙方都能同意的數額付款。隨著擔保人數量的增加，支票的貸款數額也隨之增加。這種現象特別讓我感興趣，是因為我在第3章中提到過，我的父母在資金短缺時就是用類似的方法籌措資金，開了雜貨零售店—這在當時是最通用的辦法。

　　取道檀香山回國

　　{羅斯}游完臺灣后，我們返回日本最后游玩一次。我們還沒有去過南部的九洲島，但是聽說過那里的溫泉與火山，我們的朋友西山極力建議我們和孩子們花幾天時間一起去那里欣賞風景。最后我們決定去那里玩，西山一如既往地與當地的朋友聯系，讓他們在旅行中陪伴我們。

　　我們去別府是坐汽船而不是火車，因為我們想這會更舒服一些，事實也的確如此。我們已經沒有了關于游覽別府的詳細記錄和備忘錄，我還大概記得我們在看到沸騰的溫泉時覺得特別好玩。強烈的硫磺混合其他礦物的氣味是另一個鮮明的記憶。

　　我們又在東京逗留了幾天與許多朋友道別，又去游覽了幾個喜歡的花園，這令人興奮的一年環游就此結束了。我們決定乘船回美國，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離開橫濱前往夏威夷。我們有些猶豫，是否要全程坐船，因為想到這可能會很單調，因此決定在夏威夷下船，改乘飛機到西海岸。但是航行中的日子非常愉快，讓我們覺得似乎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盡管在夏威夷的那幾天玩得也非常高興。

　　這次旅行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但是回到家里，見到老朋友，恢復正常生活，我們還是非常高興。

　　{米爾頓}雖然我沒有根據在這次旅行所到國家和地區中收集的材料寫過書(我曾經有過寫一本書的想法)，但是我還是認為這次旅行在學術上收獲頗豐。除了我自己寫的東西外，我還鼓勵我進行深入研究的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就貨幣問題做了大量的研究。就我個人而言，更為重要的是，這給了我一次機會實地了解與貨幣有關的政治與經濟情況，我認為這是用其他途徑所不可能得到的。同時，這次旅行也讓我接觸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以色列、中國香港和日本，在今后的年月中，這種接觸發展為雙向合作。因此這次旅行對我和羅斯而言是學術與個人生活的雙重成功。

　　注釋

　　[1]法國、比利時、波蘭、俄國、土耳其、奧地利、黎巴嫩、巴基斯坦、柬埔寨、越南、中國香港、中國臺灣、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

　　[2] Zev Vilnay, The Guide to Israel, 5th ed. (Jerusalem, 1962) p. 287.

　　[3]這本篇幅不長的書后來收入我的《美元與赤字》(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8)。

　　[4]這輛車是1958年在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時，我和喬治·施蒂格勒花300美元合買的。當我們環球旅行前決定賣掉它時，我們能夠賣的最好價錢是22美元，這還是因為我們有好幾個完好的輪胎！

　　[5]這一段來自題為《印度的經濟計劃》一文的初稿，日期是1963年5月6日，這是我到日本后不久寫的。這篇文章本來是要在美國發表的，但是卻從未發表過。

　　[6] W·戴維·霍珀1965年6月21日的私人信件。

　　[7]此段及下面的段落來自注5中提到的文稿。

　　[8]在評論我的文稿時，謝諾什教授說：“自行車與汽車的增加并不是‘改善’的證明，而是收入轉移的證明。”

　　[9] Michael Keran,monetary Policy and the Business Cycle in Postwar Japan,?in David Meiselman (ed.), Varieties of Monetary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p. 163-248.

　　[10]《不列顛百科全書》1970年版，第3卷，第5頁對巴厘的評論是：“巴厘平衡貿易的重要產品是手工藝品和旅游業。后者的規模本應更大，但是由于不鼓勵發展飯店設施及中央政府控制的阻礙，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我們可以證明這兩段評論的準確性，現在飯店的狀況已經大有改觀了，但是也改變了島上的氣氛。

　　[11]克利夫頓在我們系獲得博士學位，他在馬來西亞指導一個農業研究項目。此后他們擔任過大學校長、TIAA-CRE的首席執行官和副國務秘書。

　　[12]這一段所說的現象與今天的美國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