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我們都覺得，定居下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所以渴望新的冒險，米爾頓因此申請了1953~1954學年度的富布賴特獎學金，由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邀請他擔任訪問研究員。邀請是由斯坦利·丹尼森促成的，他是朝圣山學會第一次會議的與會者之一。斯坦利是一流的經濟學家、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的研究員，也是高級導師，1952年米爾頓在倫敦經濟學院做講座時認識了他，當時他提出米爾頓訪問凱厄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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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爾頓獲得了獎學金。這時美國經濟學會主席請米爾頓作為學會代表團成員出席國際經濟學會的會議，會議1953年8月在意大利利吉里亞區的圣瑪格麗塔召開，這讓我們在前往倫敦之前有機會游覽意大利。

　　去意大利走的是漫長的南部航線，乘坐汽船走了大約10天。這次海上旅行，正如米爾頓寫給安娜·施瓦茨的信中所說，“一路上風平浪靜，美妙無比”。安娜是他最固定的通信人，因為他們一起做貨幣研究。我們8月29日到達熱那亞，直接前往圣瑪格麗塔。

　　圣瑪格麗塔的海濱非常令人失望。回想起兒時在俄勒岡和華盛頓海濱度過的快樂時光，我原以為在意大利海濱勝地玩幾天會是我們假期的一個美好開端。不幸的是意大利的海濱(就像大多數法國海濱勝地一樣)和想像的完全不一樣。沒有細膩的白沙，只有巖石、巖石，還是巖石—沒有大到可以坐人，卻大到可以磕人的腳。

　　{米爾頓}就在羅斯為海濱感到失望，忙于照看珍妮特和戴維時，我已經坐在有趣的經濟學討論會上了。我不記得那次會議的內容了，但是清楚地記得會議的一個特色。絕大多數與會者都會說英語，幾乎所有的發言都用英語。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是法國人：即使他們能說流利的英語，還是用法語念論文。法國代表團有一位成員曾在華盛頓度過戰爭歲月，為了照顧說英語的同行，他只好屈尊說英語，但是遭到法國代表團其他成員的白眼。這不是我第一次領教法國人的盲目的排他主義，但卻是一個特別鮮明的例子。

　　參加這次會議的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是伊夫西·多馬，他剛作為富布賴特訪問學者在牛津待了一年。通過學術界朋友的幫助，我們和伊夫西取得聯系后，買了他的二手希爾曼·明克斯車。當我們在英國為期一年的生活結束時，我們又按學術界的慣例，將車賣給了另一位經濟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因為下一年他要在英國生活。

　　出于某種歷史原因，這輛車是在法國注冊的，因此會議后我和伊夫西駕車去尼斯過戶。原以為這不會費多長時間，于是我把羅斯和孩子們留在怪石嶙峋的海濱，就和伊夫西一起去面對法國的官僚們。結果過戶所用的時間遠遠超出我的估計，但是羅斯堅守在海濱。天晚了，海濱空了，氣溫下降了，羅斯開始擔心我們是不是出事了。最后她決定帶孩子回旅館，到了旅館后，還考慮是否要報警。我總算在她報警前回來，見到了忐忑不安的家人。

　　{羅斯}第二天非常愉快。我們在瑞昂萊潘游玩，這是一個人造海濱，沙子是從外面運進來的。我們在意大利游覽了3個星期。這是我們第一次到意大利，因此希望去看所有聽說過或是在書上讀到過的地方。不用說，在3周時間里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我們以典型的旅游者的做法，盡可能多玩一些地方。盡管在佛羅倫薩兩個孩子都病了，我們還是參觀了標準旅游線路中的絕大多數地方。

　　到劍橋大學后，我們發現，雖然斯坦利·丹尼森已經為我們選擇了一幢有美麗的英國花園的住宅，但是要兩三個星期后才能入住，因此我們住進了花園之家飯店。這是我們第一次嘗試英國中產階級的飲食，有機會看它是否名副其實。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飯后點心中有七色水果餡餅，所有顏色的餡餅味道都一樣。我們在飯店遇到的最好玩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戴維沿著劍河試騎新買的自行車，結果翻了車掉進河里。

　　我們租住的房子有三層，我們住了下面兩層，一對為房主工作的夫妻住在頂層。我們聽說這所房子有中央供暖系統，但是很快就發現英國人的中央供暖系統的含義和我們大不一樣。我們搬進去后不久就不得不關閉寬敞的起居室，因為燒木柴的壁爐和薄薄的暖氣根本無法讓人覺得舒服。我們改用餐廳作為起居室兼餐廳，因為餐廳小一些而且有煤氣爐。臥室多數時間冷得像冰庫一樣，幸好有人建議我們用電熱毯，這才讓床變得暖和些。低溫讓起床也很麻煩。

　　在劍橋有件事是我們第一回遇到的。有兩個星期溫度降到零度以下，當我們走進前廳洗手間時，吃驚地發現水龍頭下面掛著冰柱。房子外面，我們的鄰居站在屋頂上向外面的水管子潑水，防止管子上凍。我們聽說，只有這樣外面的管子才不會因為結冰而損壞內墻。也許在美國也有類似的做法，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

　　在斯坦利·丹尼森的建議下，我們把戴維送進珀斯男校，這所學校是史蒂芬·珀斯博士于1615年創建的，是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的附屬學校。當時學校所有的教師都是女性，但是入校第一天早上，我們發現小學生們在歡迎老師時都說：“早上好，先生！”所以我們見到校長時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小男孩稱女老師‘先生’？”他回答說，傳統上教師都是男性，但是戰爭期間男性的缺乏迫使學校轉而雇用女教師。學校希望不久就能換成男教師，因此不想把小男孩弄糊涂了！而女教師們似乎并沒有表示反對。我不知道現在那里的教師是否還是女性，她們是否還被稱為“先生”。

　　英國，至少在公立學校中有一個慣例，男孩都要穿制服。在珀斯，校服從頭到腳都是紫色黑條紋。戴維很喜歡校服，我也覺得他穿上很精神，但是米爾頓在一封信中稱珀斯的校服“令人討厭”。但是戴維那段時間看上去確實比他過去和后來都整潔。

　　學校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復雜的。這里比我們所習慣的教育方式更強調紀律和自理。我們不反對紀律，但是覺得僵化和刻板的紀律扼殺了年輕人的想像力，也壓抑了聰明孩子天生的好奇心。我們的小兒子當時就表現出(而且至今仍然有)和他父親一樣的好奇心與獨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一件事因為有人告訴他如何去做而變得很容易，他就不愿意去做這件簡單的事。他總是有充分的理由去做某事或是不做某事。珀斯的教師對這種態度很不習慣，因為這肯定讓他們覺得很難應付，而戴維同樣覺得很壓抑。但是他和父親一樣，有討人喜歡的微笑和開朗的性格，再加上他是外國人，所以經常能被原諒，至少沒有人找家長告狀。我們很滿意孩子在這里受到的寫作訓練，要求每天寫一篇短文。學校教學重視文學、歷史、地理，這是我們最滿意的。另一方面，戴維每天晚上都要花時間練書法，這看來是浪費時間，因為他的水平沒有什么提高。我們的住房中有一個老式書房，戴維總是比我們早醒，于是他用這段時間系統地瀏覽了書房中的書，這對他在學校的學習是一個補充。他還因此成為一個吉卜林①愛好者，此后經常大段地引用他的詩句。

　　我對紀律還有另外一個看法。我們總是聽說英國孩子比美國孩子更規矩，但是在觀察了一些來家里玩的小男孩后，我們的結論是：如果他們的父母在旁邊時他們可能表現得更得體一些，但是當他們自己玩時，就和我們的孩子一樣不懂規矩。如果高興，他們會毫無顧忌地喊叫著跑上樓梯，再從樓梯扶手上滑下來。他們好像知道什么時候要表現得體，什么時候可以為所欲為。

　　我們送珍妮特進了花園之家中學，這所學校原來在倫敦，戰爭期間搬到劍橋。珍妮特在這所學校的經歷和戴維有些不一樣。她的學校更寬松一些，也許應該說更開放一些。另一方面，她當時正好11歲，對英國孩子來說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年齡，因為有11+考試。這個考試將決定誰能進文法學校，這個學校的學生將來要進技術學校。因為這個考試太重要了，所以珍妮特的同學把所有課余時間都用來做作業，幾乎沒有課外活動。而所有的作業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為了備考，此舉有可能提高他們的智商。這對珍妮特不過是一場游戲，因為考試成績對她的前途沒有影響，讓她覺得失望的是學校不讓她參加考試。我不相信一個人的智商可以提高或是降低，但是這種訓練消除了珍妮特參加考試時的緊張心理。

　　珍妮特這段時間學到的英國歷史給她帶來了長遠的影響。她對英國王室及其歷史產生了持久的興趣，還收集了許多王室的圖片。她對馬和騎術的興趣也是在這里培養的。她還開始學習跳越障礙(這是她的愛好)，但是讓我很擔心。我在騎術課上觀察到的英國人的斯巴達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馬掉過頭來咬在旁邊騎馬的孩子，并沒有傷到珍妮特，但是我好像比受害者的家長和教練還要驚慌，而他們兩個人都把這看成是小事一樁。當珍妮特練習跳越障礙從馬上摔下來時，我幾乎是立刻就跑到她面前，而教練則好像不太在意。我們在蓋伊·福克斯日①看到鞭炮扔進人群時，再次感受到這種滿不在乎的作風。

　　劍橋大學的一個特點讓我和米爾頓都感到吃驚和不安。我們特別覺得不舒服的是，不同的政治與經濟學說非常對立，尤其是在經濟學領域。占主導地位的人主張中央控制及計劃經濟，認為這是解決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惟一辦法。一些人數不多但是很著名的學者和我們一樣，認為個人自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主要目標，由千百萬個人在不因政府控制而被束縛的狀態下做出的計劃才是最有效率的經濟體系。因為我們是外國客人—米爾頓總是還要加上一句：比兩個派別的人都更極端，所以兩派人都歡迎我們。在聚會上的其他客人不是這一派的就是那一派的，絕不會出現兩派共處一室的場面。

　　最讓我們感到不安的是兩派人所表現出來的互相仇視，兩派人之間幾乎完全沒有學術對話。當時我們雖然已經習慣了我們的政治與經濟觀點在大多數美國的校園里總是少數派，但是在美國沒有一個大學像劍橋大學這樣，學術觀點對立如此尖銳而且如此夾雜感情色彩。1953年后，劍橋大學的這種平衡被打破，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更傾向于高度中央集權的政府。對英國來說很不幸的是，這些學者中的一些人成為工黨政府的顧問，負責制定了許多措施，在瑪格麗特·撒切爾擔任首相前，把英國越來越推向集權國家。我們的朋友斯坦利、彼得·鮑爾和其他人，離開劍橋去了其他地方。

　　{米爾頓}作為富布賴特講師，我并沒有被要求教學，但是我很想知道劍橋的學生和我們的學生相比有何不同，我也對劍橋的導師制很好奇。斯坦利·丹尼森是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的高級導師，我請他從經濟專業挑選六個學生來由我指導，并提出要他的學生中兩個最差的，兩個一般的，兩個最聰明的。

　　正如我寫給安娜的信中所說的，說到天生的智商，這些學生“(和我們的學生)區別不大，但是他們的文字和語言表達能力很強，寫和說都比我們的學生強。然而他們在社會和個人交往方面不夠成熟，他們太看重自己了。他們(或者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明確地知道，他們是被作為未來英國的統治階級來訓練的，而且事實也正是這樣”。我的結論是英國學生與美國學生最大的區別是在中學教育。等級制度下的英國與民主的美國很不一樣，與這種區別相應的是，英國名列前茅的中學與大多數學生要進的學校之間有著巨大差別，而在美國，除了極少數的精英私立中學，兩類學校區別沒有這么大。

　　擔當導師的經歷讓我非常敬佩英國的教育制度。被指導的學生，一般是兩個人一組，每周見導師一個小時，導師布置他們讀書，并提出一個題目讓他們寫一篇短文下周討論。我指導的三組學生從同一水平開始，但是學年結束時，他們所達到的經濟學論辯水平卻不一樣。最好的一組達到了我們所認為的研究生水平，至少達到了經濟學101課程的水平。最聰明的一組中的塞繆爾·布里坦，現在是《金融時報》的撰稿人。另一位是基思·馬斯頓，他在日內瓦的國際勞工組織工作得非常出色。

　　乍一看，個別指導比起我們一次教20個學生或是30個學生(有時甚至學生數還要多)的班相比，仿佛成本要高得多，但是當我仔細計算后，考慮到因體制不同—例如較短的學期、由挑選出來的教師主持的有較多聽課人的講座，我的結論是：這種體制成本顯然不高。一個主要的平衡手段就是系列講座相當短，我記得一個學期大概是8次，但是每次講座都準備得非常充分和認真。講座在結束時可能會回答幾個問題，但是中間不中斷。我記得一個英國教授的故事，他應邀到美國的大學講課，被告知：在18周內，每周3節課，分兩個班上。他嚇壞了，不明白怎么才能把8個小時的系列講座拉長，填滿54小時的課。但是當第一次講座開始不久，第一個學生舉起手來時，他就覺得有救了。

　　總而言之，我認為導師制與講座制相結合的劍橋體制對教授的要求沒有我們那樣高，它向學生提供的是更個別的指導。

　　除了擔任導師外，我在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接觸最多的兩個人是斯坦利·丹尼森和彼得·鮑爾，他們當時是在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工作的經濟學家。斯坦利戰爭期間曾在政府部門擔任過重要職位，是一位有名望的學者，幾年后離開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擔任了赫爾大學的副校長(基本上是行政領導人)，他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彼得離開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后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在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時及后來的年月里，他的專業興趣都是發展經濟學，特別是外國援助的影響。傳統理論認為，外國援助將自動影響資本與勞動的比率，使之增長，但是他以大量的證據證明這種理論是不正確的，他因此而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世界知名專家。更為重要的是，彼得數十年來一直堅持認為外援對受援國弊大于利(我長期以來也同意這一觀點)。在這數十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彼得的聲音只能是荒野中的呼喚。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終于認識到他是對的。彼得因對發展理論的貢獻而被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提名獲得終身爵位，所以他現在是彼得·鮑爾勛爵。斯坦利1993年去世。和我一樣，彼得現在仍然在工作。而且就在我寫下這句話前，他還和我們在舊金山共進晚餐。

　　在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時，有兩件與彼得有關的事很有趣。有一天，他很生氣地告訴我一件事，他和他指導的一位學生討論工資理論。討論中，他指出這一理論的含義是：成功地增加了工資的工會實際上同時減少了這個行業中的就業人員的人數，造成了失業或是降低其他已經就業人員的工資。他告訴我，那位學生說：“但是，多布先生肯定不同意這個觀點。”(莫里斯·多布是三一學院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彼得說：“如果在一個盡人皆知的基本原則的簡單邏輯含義上都不能取得一致，經濟學還是什么科學？”(我和羅斯在經濟學家為什么會有分歧這個問題上一直持不同觀點，正巧，這是一個支持羅斯的有力證據。)當晚，我在學院的晚宴上正好坐在R·A·費希爾旁邊，他是一位偉大的統計學家和遺傳學家。我當時將上面那件事作為經濟學中的專業問題講給他聽。他對這種觀點嗤之以鼻，告訴我在他的專業領域中也有同樣的情況。只要他知道了一位來訪者的政治觀點，他總是能夠預見訪問者在遺傳學領域純粹是自然對自然的爭論中站在哪一邊(當然，這是羅斯的觀點)。

　　另一件事完全是另一種性質。有一天我和彼得在他的房間里聊天，他給我看他剛收到的理查德·卡恩的信，出于某種我現在已經不記得的原因，信中的內容讓彼得很生氣。我一看到信就對內容失去了興趣，因為寫信人有一種特有的書寫風格：每一行都明顯地向下斜。我告訴彼得：“卡恩肯定是一個悲觀主義者。”1933~1934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威廉·克羅默法塔特同學時，他讓我相信了從筆跡可以看出人的性格，從此我成了一個業余筆跡學家。

　　正巧，我第二天要與卡恩在劍橋藝術劇院一起吃午飯。我們討論了他和凱恩斯作為財務主管的不同政策。討論中，卡恩評論說：“最大的不同是凱恩斯是一個頑固不化的樂觀主義者而我是一個頑固不化的悲觀主義者。”我再次對實質性內容失去了興趣，而是問他：“凱恩斯的筆跡是不是這樣？”(我向他比劃：每一行都明顯地向上斜)。卡恩說，他對此一點兒都不知道，但是等我們到他的房間參加雪利酒會時，他可以給我看些凱恩斯寫的東西。

　　雪利酒會像所有這類場合一樣是分派的，不是按民族而是按意識形態：左派對右派。過了一會兒，我提醒卡恩關于凱恩斯的筆跡的事，他拿來一些凱恩斯寫的東西。果然像我預言的那樣，每一行都明顯地向上斜，這足以說明他是樂觀主義者。很自然，這樣一來，許多人出示書寫的東西讓我分析。這時我已經喝了不少的雪利酒，因此我的想像力自由馳騁。最后，一位重要的也是激進的凱恩斯主義者—瓊·羅賓遜拿了一個樣品讓我分析。我說了這樣的話：“這顯然是一個外國人寫的，因為我很難分析它。但是我想說，這樣寫字的是一個藝術家，但是是一個智商不太高的天才。”原來這是黎亞·洛波卡娃寫的，她是世界知名的俄國芭蕾舞舞蹈家，嫁給了凱恩斯。這肯定是我在劍橋大學這一年中最偉大的勝利！

　　瓊·羅賓遜是一位備受爭議、引人注目的經濟學家，我個人和她相處很好，盡管我們的觀點尖銳對立。她1926年嫁給了奧斯汀·羅賓遜(也是一位經濟學家)，因20世紀30年代出版了關于非完善競爭的開拓性著作而得到學術界認可。她隨后繼續在劍橋大學教書，并成為所謂的“新劍橋學派”的一個主要成員，這是一批凱恩斯學說的年輕信徒，他們后來沉溺于對凱恩斯《通論》續作的評論。她后來成為極左派。在我看來，她是一個矛盾體。一方面，她是一個一流的技術經濟學家；另一方面，她是堅定不移的意識形態者。

　　舉一個例子。一位朋友有一天來看我，告訴我瓊將在下一次的講座中批評我關于彈性匯率的主張，這是她正在做的系列講座中的一個。這位朋友建議我去聽她的講座，我因此打電話給瓊問她是否在意我去聽她的講座。她非常歡迎。在講座上，她宣布我就在聽眾中，而我們兩人在彈性匯率上有不同觀點，她問我是否愿意到講臺上來和她一起討論。她還說，我們兩個人都是聰明的經濟學家，兩個人有分歧并不意味著邏輯上或是道理上的錯誤，并不能因此而認為這是我們在對事實做出推測及價值觀上有分歧，因而學生們會從我們對分歧的探討中受益。隨后我們進行了精彩的討論。

　　幾年之后，她在我們系的主持下在芝加哥大學做講座。我們和她一起在我們家里吃晚飯，還有一些同事也在座。她穿著作為她的標志的印度式涼鞋，剛一到就宣布她剛從古巴回來，還說“那里有美國人不能容忍的奇觀—在他們海岸以南90公里的一個小島上，沒有失業，沒有貧窮，也沒有種族歧視”。

　　理查德·卡恩、瓊·羅賓遜和尼古拉斯·卡爾多是當時劍橋大學凱恩斯學派的領軍人物。卡爾多是匈牙利人，20世紀20年代移民到英國。他先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然后又教書，后來成為國王學院的教師，再后來是劍橋大學的教授。他也是工黨及工黨政府的主要顧問，并于1974年獲得終身爵位(幾年后，另一位匈牙利經濟學家托馬斯·巴洛格也獲得爵位)。卡爾多和巴洛格被人稱為“布達佩斯勛爵”，人們常說不難分清誰是“佛”，誰是“妖”；卡爾多個子大，有些胖，總是興高采烈，顯然是“佛”；而巴洛格削瘦、嚴肅，總是郁郁寡歡，活像是一個“妖”①。若干年后我在電視上與巴格洛討論(辯論)—是在芝加哥，但是是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我一直稱他為“先生”而不是“勛爵”，氣得他幾乎說不出話來，他肯定把我的稱呼理解為對他不夠尊敬。

　　我第一次見到卡爾多是在1934~1935年，當時我是芝加哥大學的學生，正在讀二年級，他得到洛克菲勒獎學金在芝加哥停留了幾個星期。他是一流的技術經濟學家，我與他有過許多非常有趣的討論，特別是在資本理論領域，多年來，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并沒有影響我們的私人關系，盡管我們在出版物中毫不留情地批評對方的觀點。在劍橋大學時，他和他的妻子給了我們許多幫助。

　　人數不多的是“保守派”，即非凱恩斯派，他們的思想領袖無疑是丹尼斯·羅伯特森爵士，盡管他得到這個地位并非出于刻意追求。他是一個靦腆、孤僻、單純的學者，專業研究領域是貨幣理論。他是凱恩斯的學生，而且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到1946年凱恩斯去世一直是他的好友。在凱恩斯的大量內容廣泛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們經常互相交換手稿，以極為坦率(當然是非常友好)的態度批評對方。羅伯特森反復閱讀過《通論》，提出過詳細修改建議。盡管凱恩斯非常愿意接受他的批評，但是羅伯特森發現自己不能接受凱恩斯的新理論，因此沒有參加“凱恩斯革命”。雖然兩人關系變得緊張，但是他并沒有像疏遠凱恩斯激進的信徒(卡恩、卡爾多，尤其是瓊·羅賓遜)那樣疏遠凱恩斯[1]。羅伯遜不僅是一位杰出的經濟學理論家，而且和凱恩斯一樣，也寫得一手好文章。他的一本篇幅不多的書，題為《貨幣》，出版于1922年，至今仍是闡述貨幣理論最清晰透徹的著作之一。

　　我有幸參加政治經濟俱樂部每周一次的會議，這是羅伯特森在他位于三一學院的房間里舉辦的。會議吸引了對經濟學有興趣的最杰出的本科生，還吸引了許多擔任研究人員或是教師的青年經濟學家，因此是一個非常活躍的論壇。每周宣讀并討論一篇經濟學專題的論文，一般是由本科生寫的。有一個星期一晚上，論文是關于英國農業政策的，它的部分內容涉及當時正在實施的一個法律，這個法律規定由縣農業委員會監管農田使用，該法律還規定提供補貼以確保對農田的使用“恰當”。

　　在討論中，我評論說，如果土地租金和其他價格是經過競爭而確定的，政府就沒有理由對土地的使用加以控制。如果土地使用不當，土地的經營者(不論他是承租者還是所有者)應承擔使用不當的全部成本。丹尼斯爵士貿然打斷我的發言，宣稱我的論點證明我們的立場非常不同，因此不利于我們深入討論。

　　于是立刻就終止了直接交換意見，但是我從過去的經驗知道，丹尼斯爵士和許多在牛津-劍橋受過教育的學者一樣，覺得書面討論比口頭討論要舒服得多。因此幾天后，我在一封信中繼續討論這個問題。接下來的是友好的討論，在討論中我們發現我們之間的分歧其實并不大。將近20年過去了，丹尼斯爵士已經去世了，我偶然翻到這封信，拿給哈里·約翰遜看。哈里當時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和喬治·施蒂格勒同為《政治經濟學雜志》的編輯，我是在劍橋大學認識他的，當時他在國王學院任職。哈里認為這封信會引起廣泛興趣，經我和羅伯特森的侄子同意，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2]。

　　總而言之，在劍橋大學一年中度過的每學期8周的那3個學期，極富激勵性與啟發性，而且形成了工作上的友誼，使我在此后的幾十年內獲益匪淺。

　　{羅斯}除了由于知識與理論上的分歧引起的對立外，我還發現，劍橋的女性活動場所也像英國其他地方一樣令人沮喪。舉一個例子，與美國形成對比的是，當一位外國經濟學家訪問劍橋大學時，男人們會在學院里招待他。妻子們與他幾乎沒有任何接觸。除此之外，劍橋大學的雇員定期在學院聚餐，他們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參加。我認為這是難以忍受的。但是幸運的是，米爾頓和我的感受一樣，因此他只在某些特殊情況才參加這類晚宴。

　　我們也以其他方式打破常規。我們在自己的家里和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的同事，還有其他新朋友和外國來訪者度過了許多愉快的晚上。劍橋大學學院體制中讓我們特別喜歡的一點是，它讓我們有機會既認識了經濟學家也認識了非經濟學家。我們有幸認識了羅納德·費希爾，他是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的研究人員，是一位博學多才的杰出學者。他的興趣非常廣泛，從教會史到天文學，而且他對有興趣的專業都有著全面深入的了解。

　　我們經常給別人講述羅納德訪問我們家的故事。米爾頓去羅納德的房間接他來我們家吃飯時，還帶著戴維。米爾頓向戴維介紹，這是羅納德爵士，戴維問他：“你是哪一種騎士？”他的回答是：“我是有著五個女兒、兩個兒子的最低級的騎士。”整個晚上，戴維都在試圖讓費希爾注意到他知識淵博，他從恐龍開始，但是很快就發現關于恐龍的知識，費希爾忘掉的都比他知道的多，于是他又轉向天文學，結果也一樣。絕望中，戴維改談連環漫畫，發現費希爾在這方面也知之甚多，他這才放棄了努力，并對羅納德爵士無比欽佩。

　　在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每天有兩份倫敦的《泰晤士報》送到休息室，僅僅是為了完成《泰晤士報》上著名的拼字游戲。人們分成兩群，一群人合作完成拼字游戲，一群人專門觀看羅納德獨自完成。關于羅納德的傳奇是，他永遠是贏家，但是也傳說他有時提前偷看謎底。米爾頓偶爾也參加游戲，但是在劍橋的一年訪問結束時，他只完成了這些難以捉摸的拼字游戲中的1/3。

　　我們在倫敦和牛津原來就有一些朋友，他們是我們在美國時就認識的，或是米爾頓在朝圣山學會成立大會上認識的。萊昂內爾·羅賓斯多年前訪問華盛頓時我就認識他了，當時他還不是勛爵。萊昂內爾和艾里斯來劍橋看望過我們，我們也多次去倫敦看望過他們。來自南非的赫伯特·弗雷克爾和萊爾·弗雷克爾當時在牛津，他們來劍橋看望過我們，我們也和他們在牛津一起度過了許多愉快的周末。我們和孩子一起去倫敦看風景，同時看望朋友。我們發現與劍橋大學相比，倫敦經濟學院的學術氣氛更健康，更接近我們的想法。米爾頓不必每天指導學生，所以我們能夠利用較長的周末在英國各地旅行。

　　{米爾頓}英國僵化的等級制度與我們更富流動性的社會形成鮮明對比，有幾件事讓我們對此深有體會。

　　有一次我們家來了兩位客人，一位是彼得·鮑爾，另一位是他的朋友喬治·薩斯。兩個人都出生在匈牙利，在那里讀完中學，兩個人又都是移民，彼得到了英國，喬治到美國成為物理學家。我們問他們兩個人同一個問題：“你是哪國人？”彼得毫不猶豫地說：“我是匈牙利人。”而喬治說：“我是美國人。”

　　另一次我們家來了一位客人——《悉尼時報》的專欄作家喬治·施瓦茨。他曾經在倫敦經濟學院學過經濟學，并在那里執教過一段時間。喬治出生在英國，但是因為他的父親是從德國移民到英國的，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被禁止參與戰爭工作，其他“敵對聯盟”國家的人也一樣，即使他的才能非常有用也不行。我記得他站在壁爐前，說到“他們”——這是指英國人而言的。他至今仍然不把自己看成是英國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一樣，他是奧地利人，1931年因接受倫敦經濟學院的教職而移民英國，但是即使是在1938年得到公民權后仍然被排除在戰爭工作之外。這讓哈耶克因禍得福，在倫敦經濟學院為了躲避轟炸從倫敦搬到劍橋時，他有了閑暇專心寫巨著《通往奴役之路》。

　　由于等級制度，英國幾乎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現得比民主的美國更為不平等。最大的汽車是大人物的，最小的汽車是小人物的；最大的房子是大人物的，最小的房子是小人物的；根據其生活方式就可以判斷出，真正有錢的人看上去就有錢，而窮人看上去就窮。在一個小小的英國，不同地區之間口音的差別要比幅員遼闊的美國還要明顯。不同階層的口音與生活習慣的差別也同樣明顯。我們曾經驚訝地看到管子工來干活時穿著套裝打著領帶，這是尊重上等階級價值觀的標志。而且，上等階級與“工人階級”(我們可能也有這種分類但是并不承認)的關系自然就讓人想到優越與服從，而不是想到所有美國出租車司機對乘客所表現的親切態度，這種態度與乘客的地位無關。

　　舉另一個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在劍橋大學，給學生的獎學金不僅包括學費和日常生活費，還包括正式著裝。獎學金獲得者要像“紳士”一樣生活，不需為開銷去掙任何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根據我們在美國的經驗，大多數本科生的獎學金及許多研究生的獎學金只包括學費，不包括生活費；而且多數學生要打工完成學業。

　　雖然與我們在那里時相比，現在英國已經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是我相信與美國的這種不同仍然很鮮明。我相信，主要的變化是接近上等階級比以前容易了。但是上等階級與工人階級還是存在，而年輕人最終的命運還是幾乎在十幾歲時就決定了，此后就沒有多少起伏了。我在劍橋指導的學生中有幾個來自工人家庭，他們經常因為與父母交流困難而感到非常煩惱：他們說話是劍橋口音，不再使用他們父母習慣的俗語。但是現在廣播與電視已經對改變這種狀況起了很大的作用。

　　{羅斯}我們在倫敦的一次旅行是特別難忘的。我們弄到了票去旁聽下院的會議。我們去時正是質詢時間，讓我們非常高興的是，溫斯頓·丘吉爾出席了會議，還回答了一些問題。我們大為震驚的是他看上去那么老，正如米爾頓后來寫給安娜·施瓦茨的信中所說：“處處都可以看出他的年齡，他步履蹣跚地走進來，坐下后再重新站起來會很費力，耳朵里塞著助聽器，還有他多皺紋而又顯得疲憊的臉也很顯老。但是他看上去非常睿智，最初的幾個問題寫在紙上，他的回答是讀事先寫好的稿，此后再進行一些討論，他都能聽明白并能做出措辭得體的回答，而且面帶笑容。”我們在慶幸自己有幸見到丘吉爾的同時，也為他這么衰老而感到難過。

　　在劍橋購物是我在實際生活中的一個經歷。我已經不記得有多少年沒有一次買很多米、面、糖這些商品了，這些商品在我購物的劍橋商店中是成批地出售的。這種銷售方式，還有面粉、通心粉等都裝在木桶里的銷售方式，讓我想起了佛蒙特鄉村的商店。當時冷凍食品在美國已經很普遍，但是在劍橋卻不多。這里有許多我過去不太習慣的服務，諸如每天將雜貨送到家門口，但是毫不在意是否會使貨物損害。例如魚，用報紙包好放在后廳的桌子上。當時似乎并不缺少食品，但是品種很單調。我們沒有覺得缺少肉類，但是質量很差。我在英國最討厭的事是在倫敦買東西時或是等汽車時排長隊，但是英國的家庭主婦從來看不出有任何不耐煩。在排隊時碰到鄰居聊天，似乎是她們放松的機會。

　　{米爾頓}在英國，幾乎做所有事情都要排隊，這個經歷讓我想出了一個謎語—每個國家都有國旗、國歌、國徽，只有英國有國家字母，這個字母是什么？答案：Q。

　　{羅斯}我們特別欣賞劍橋的課程安排：一個學期8周，放假4周。長假使我們有可能參觀歐洲的許多地方。圣誕節假時，米爾頓開車去蘇黎世做講座，我和孩子留下，幾天后他們就放假了。事先安排的是，隨后我們坐飛機從倫敦到巴塞爾，米爾頓在那里接我們，然后我們一起去瑞士的阿羅薩，我們將在那里體驗第一次滑雪的樂趣。去倫敦很容易，但是離開倫敦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們在倫敦機場等了一天，英國歐洲航空公司每小時宣布一次航班延期，我們聽到的最后一次通告是：“航班取消，你可以到售票處退票。”與此同時，米爾頓也在蘇黎世與英國歐洲航空公司聯系，他們向他保證會照顧我們，但是照顧的意思是我們能退票，而不是能登機或是安排第二天的航班。英國歐洲航空公司太讓我氣憤了，后來許多年里我都拒絕再搭乘他們的航班。

　　從倫敦前往巴塞爾的旅程有趣但是有點兒磨人。有一位來自瑞士的年輕人，他比我們認識路，還有一位來自里約熱內盧的女士，帶著一個小姑娘，和我們一樣去巴塞爾，也不認識路，我們組成了一個小團體。我們認為前往巴塞爾最有把握的路線是坐火車，所以我們就去火車站，但是到那兒才得知，當天沒有去巴塞爾的火車。我們被安排坐第二天的火車，然后我們在離火車站很近的地方找了一個破破爛爛的旅館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們坐上火車出發了。我反復回憶起來的是旅途中珍妮特和戴維的表現。這次旅行要在火車上過一夜，還要在法國換車。我們惟一可能睡覺的地方(據我記得)是6個人的臥鋪車廂。火車非常擁擠，去餐車的通道擠滿了人，我們無法過去。一個年輕姑娘占了一個鋪位提供惟一的食品——一些巧克力，但是我沒有聽到孩子們的任何抱怨。相反，他們還安慰我。最后終于到達車站時，米爾頓看到我們滿面笑容，讓人覺得比平時更讓人高興。

　　阿羅薩是一個高海拔的人間仙境，正如米爾頓寫給安娜·施瓦茨的信中所說的：“按照美國標準，一個旅游者可能想要的所有東西都很便宜(我們住在一個干凈、暖和、舒適的食宿公寓里，每天每人住宿費用是6美元)。”

　　弗里德里希·盧茨和他的妻子維拉·史密斯也和我們一起來阿羅薩滑雪，他們兩位都是杰出的經濟學家。離開阿羅薩前，我們和他們一起過了除夕之夜。我們全家都愛上了滑雪，決心回芝加哥后還要把這項活動繼續下去。但是我們只堅持了一小段時間，因為在芝加哥滑雪和阿羅薩不一樣，逐漸地，最后除了米爾頓我們一個接一個地都放棄了。我是第一個失去興趣的，隨后是孩子們，他們離家上大學后也不再滑雪了。米爾頓一直堅持到1995年，他放棄了滑雪是因為健康問題。

　　在滑雪天堂玩了兩個星期后，我們按預先的計劃乘車經德國、比利時和荷蘭回到劍橋。德國讓我們產生了復雜的感情，主要是為整個歐洲民主思想發展停滯不前而感到沮喪。

　　我們的下一次旅行是意料之外的。米爾頓受邀到馬德里做兩次演講，他決定接受邀請。這次旅行我們沒有帶孩子，也是我第一次離開他們幾天之久。幸運的是，米爾頓過去的一位學生和他的妻子來跟珍妮特和戴維住在一起，他們是朗多·卡梅倫和克萊丁·卡梅倫。克萊丁住在我們房子的三樓，幫我管家做飯、料理其他家務。我們回來時幾乎可以說孩子們還沒有來得及想我們，而我們買回來的托萊多劍和其他禮物也彌補了父母不在家給他們帶來的不快。

　　我們在馬德里的游覽極為有趣。我們從來沒有受到過如此友好的接待，就像對來訪的宗教領袖一樣。我們到機場時，我就看見一個人站在遠處，手里拿著一大束鮮花。我跟米爾頓開玩笑說：“我打賭，這些鮮花是給我的。”他不以為然，回答說：“你以為你是誰？好萊塢明星？”當這個人直接走向我們，把鮮花遞給我時，想想我們有多么驚訝。當我向他表示感謝時，他回答說：“我們對所有的外國客人都這樣。”他是西班牙禮賓司的官員。復活節星期天，又有復活節百合送到飯店。在我們訪問期間，這類熱情洋溢的歡迎始終不斷。

　　接待我們的一些西班牙教授帶我們去游覽托萊多時，我們想要買一些托萊多手工藝品，但是很快發現只要我們欣賞某樣東西，主人就立刻為我們買下來，因此我們不再對任何東西表示欣賞。這部分是因為西班牙的友好傳統，但是肯定也是因為西班牙一度與世隔絕。這說明西班牙人民感覺到與世界接近了，渴望與世界其他國家接觸。

　　按日程，演講大約是在每晚8:00。我們被告知會有車在演講前到飯店接我們。我們當然在7:30分準備好，等車來接我們。歡迎我們的一行人從容地在將近9:00，而不是8:00到達，我們因此估計一到大學，將立即前往演講大廳，但是又聽說校長和幾位高級神職人員正在校長辦公室等著歡迎我們。等我們被簇擁著到演講大廳時，已經將近10:00了，我們驚訝地發現演講廳外的大廳里坐滿了學生，我估計他們從8:00起就等在那里了，而演講的房間卻是空的。西班牙的禮節要求學生在演講人和他的隨行人員進入之前不得入內。

　　西班牙的現實與我們預想的大相徑庭。西班牙曾經是一個法西斯專政國家，但是人民可以自由講話，批評佛朗哥和他的統治。除了在錢幣上，佛朗哥的像并不多見。大學圖書館里有各種雜志，其中包括左派的雜志《新政治家與國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當我們的主人開始批評佛朗哥，而且不是悄悄地說。讓我們感到非常吃驚。雖然他說的是英語，但是他說他可以肯定站在遠處的服務生聽得懂英語，不過這沒有什么問題。他解釋說，他之所以沒有什么顧慮，是因為只要不批評教會和軍隊，只要不出版你的批評性著作，就是安全的。這似乎比我們預料的要自由得多。米爾頓可以自由地選擇他的演講專題，而且沒有人提前問他要講什么。

　　在經濟學方面，我們吃驚地發現西班牙在許多方面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很像當時的英國：廣泛的社會保險，雇主不能解雇工人，正在進行工業國有化，國家管制投資和外匯。我們聽說工商界不是一股有實力的勢力。權力掌握在軍隊、教會和長槍黨的手里。

　　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不平等及財富懸殊的程度沒有讓我們吃驚，而且我們在馬德里并沒有看到什么貧富懸殊的現象，這是一座可愛的城市，我們參觀了所見過的最令人激動的博物館——普拉多博物館。但是在我們去托萊多游覽時，當主人為了讓我們欣賞風景而在某處停下時，一些孩子和成年人聚過來乞討，這時我們的主人很尷尬，盡力假裝沒有看見他們。

　　下一個假期在春季，我們是在荷蘭、丹麥和瑞典度過的。全部旅程都是自己開車，部分是因為我們覺得這是了解一個國家的最好方式，也因為這是最便宜的旅行方式。春天去挪威不太適宜，所以這次只好放棄，直到許多年后我們才有機會去。我們在瑞典感覺非常舒服，令人吃驚的是它很像美國。當我們第一次駕車到鄉間時，戴維說：“味道聞著像是在新罕布什爾。”確實如此。這里也是地勢起伏的鄉村，有河流和湖泊，有同樣的樹木—云杉、松樹、冷杉、白樺等等。這里和歐洲其他地方不太一樣，而更像美國，出于同樣原因，房子也是用木料修建的。還有一個像美國而和歐洲不一樣的是，我們見到的是個體農場。

　　像我們的多數旅行一樣，這次也是米爾頓的工作和假期結合在一起。我們認識了許多經濟學家，去他們家里做客，米爾頓也被請到幾個大學演講。在瑞典，他做了題為《為什么美國經濟是蕭條的證據》的演講，后來收入論文集《美元與赤字》。他所說的蕭條，不是一般的周期性衰退，而是指的世界在20世紀30年代經歷過的那種破壞性的經濟收縮。他用來證明自己的結論的是這樣幾個事實：建立聯邦儲蓄保險機構，以及理論界從害怕通貨膨脹轉為由于害怕因而決心要不惜任何代價避免經濟蕭條。

　　當我們結束旅行，汽車駛入劍橋時，陽光燦爛，樹木繁茂，我們幾乎是同時說：“春天來了。”回來后不久，我們的朋友斯坦利就來看望我們，我告訴他我已經將所有冬天的衣服收起來了，他笑著說：“我可不這么著急。”他太對了，沒多久我又把衣服拿出來了。

　　離開英國前的最后一次旅行是去湖區，然后去威爾士和蘇格蘭。盡管天氣不盡人意，但是米爾頓和戴維還是爬上了本尼維斯山(Ben Nevis)，從此他們可以夸耀自己登上了英格蘭的最高峰。讓我和米爾頓感到興奮的是我們參觀了亞當·斯密的出生地，還有他的墓地。他的墓雖然比陵園中的其他墳墓都大，但是卻是最荒涼的，無人理會。米爾頓覺得無人理會是因為單身漢斯密沒有后人，而不是因為他的理論逐漸不為人接受，我也這樣想。

　　游完蘇格蘭后，我們回到劍橋，開始收拾行裝準備啟程回國。行李很多，其中包括兩輛自行車，這是在劍橋買來讓珍妮特和戴維上學用的，他們當然不愿意留下。我記不清回國的旅程，只是清楚地記得我們到達的是紐約碼頭。把我和孩子安頓下后，米爾頓去取我們的汽車，我們把車放在拉維的米爾頓姐姐家。但是他忘記把鑰匙留給我，好讓我打開箱包通過海關檢查，幸運的是我的運氣和無辜的樣子再次解決了問題，海關官員不知是預先考慮還是偶然的決定，只是看了一眼我們沒有上鎖的一個包，里面裝的是我們路上的臟衣服，他幾乎沒花什么時間來檢查這個包。我們安然通過海關檢查，米爾頓也從拉維回來了。然后我們去坎布里奇度夏，直到米爾頓和孩子們的學校開學，才返回芝加哥。

　　注釋

　　[1] D. E. Moggridge, Maynard Keynes: An Economist Bi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597-603.

　　[2]以上三段全文引自我對“A Milton Friedman-Sir Dennis Robertson Correspondence”的介紹，載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July/August, 1973): pp. 1033-1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