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決定不在芝加哥消夏后，毫無疑問，新英格蘭正是我們想去的地方。我們于1938年在那里開始了婚后的生活，在威斯康星時，仍能經常回憶起那個美好的夏天。幾個來自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朋友也在那兒消夏。而且那兒離芝加哥很遠，這樣米爾頓在夏天就無法回去處理事務。我們在新澤西度過的整個夏天中，他從未回過芝加哥。

　　我和米爾頓把孩子們留在表兄莫斯利家，在1948年春天匆匆游覽了佛蒙特，那時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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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一家正在他們的另一所房子中度春季假期，依靠他們的幫助，我們為來年夏天租到了一座位于費爾利湖岸邊的房子。那是個相當簡陋的地方。據我的記憶，我們在那兒的第一個夏天沒有熱水，只有涼水，也沒有現代的冰箱。當因為交通越來越不便而使得送冰塊變得越來越困難時，我們在第二年夏天與房東合伙出錢買了一臺二手電冰箱。

　　我們選擇新英格蘭的這個地方并不是隨意而為。費爾利湖位于新罕布什爾州的漢諾威以北25英里，這也是達特茅斯學院的所在地。這樣，在附近我們就有了一個不錯的圖書館可去。在近幾年的知識爆炸以前，去圖書館是搞研究所必需的。這就是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學者們選擇這個地點的原因。

　　盡管在租用的村舍中有諸多不便，但我們仍然度過了兩個快樂的夏天。房子就坐落在費爾利湖邊，這樣的位置既令人愉快又十分方便。孩子們喜歡在岸邊玩耍，而我可以舒服地坐在門廊處看書或工作，同時關注著岸邊的情況，這樣可以避免釀成大禍。3歲的戴維不會游泳，但他喜歡把姐姐推下水。這在短時間內沒有問題，因為她在幼兒園的淺水池中已經自己學會了狗刨。但珍妮特比戴維先厭倦了這個游戲，卻無法用語言說服戴維，于是就把他從岸邊推下水，然后，當戴維掉進水中時，珍妮特才大叫“媽媽”。我及時趕到岸邊，以防戴維再一次被推下水，然后就平安無事了。這種經歷沒有使戴維受到傷害，反而使他更加聰明。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這種經歷使他逐漸形成了對水的恐懼感，很多年后才得以擺脫。

　　在那兒的第二個夏天快結束時，我們決定把新英格蘭作為永久的消夏處，并開始在那兒找一座我們買得起的消夏村舍。不久，我們找到了一座令人愉快的村舍，它是由一位藝術家馬金尼斯先生建造的。它與我們租用的村舍在同一地區，對面就是新罕布什爾州奧福德的康涅狄格河。我們把它命名為“隱舍”，因為它被繁茂的松樹林遮蔽，樹林從鄉間公路綿延至馬金尼斯先生的畫室，并一直延伸到離村舍約300英尺遠的地方。

　　馬金尼斯先生畫室的北面墻上有一扇巨大的窗戶，這是他作畫的理想光源。米爾頓的大部分研究和寫作工作都是在這間畫室完成的。除了用做書桌的一張小桌子外，那兒還有一張標準尺寸的乒乓球臺。球臺上總堆滿了米爾頓的文稿，我們使用球臺前總要先清理一下。但這絲毫沒有影響我們打乒乓球的熱情。緊鄰畫室的是一座里面裝滿鋸屑的廢棄的冰室。以前人們使用它時，總是在冬天從1/4英里外的上貝克池塘中取冰。直到我們買了一臺通用電氣生產的老式電冰箱后，冰室還可以使用。后來當我們賣掉房子時，那臺冰箱仍運轉正常，而那已是將近20年后了。

　　{米爾頓}對我來說，畫室是個理想的工作場所。畫室與我家相隔一段距離，這使我能夠遠離家中的噪音。那里的光線條件也很好。在珍妮特到開車的年齡之前，我們也一直沒裝電話。

　　在那時，達特茅斯還沒有暑期學校，我幾乎可以在那個極好的貝克圖書館中借到任何圖書。圖書館慷慨地準許訪問學者使用各種輔助設施。實際上，訪問學者們比達特茅斯當地學院的教員們更需要那些書籍。

　　我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同事們，包括阿瑟·伯恩斯、所羅門·法布里肯特、杰弗里·摩爾，都住在附近，向他們請教非常方便。不僅如此，在寫作《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一書時，我在與布雷·哈蒙德的交談中獲益匪淺。布雷·哈蒙德曾撰寫過美國內戰前金融史的經典著作，退休前，他還長期擔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秘書，退休后居住在佛蒙特州的塞特福德。我教過的一個學生柯林·坎貝爾那時正在達特茅斯教書，他和他的妻子羅斯瑪莉合作完成了貨幣和金融領域最重要的論著之一。我們和他們也成為密友。除了參加社交活動和討論我們都感興趣的課題外，他們還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以便我能夠更方便地利用達特茅斯的各項輔助設施。

　　以前，大部分鄉間公路都不是柏油馬路，而是土路。幾年間，我們一直試圖找到一條連接奧福德和漢諾威的土路，并把這種尋找當做一種游戲。幾年過去了，這種尋找也越來越困難，但這個游戲也使我們享受到在小路上遠足和迂回前行的樂趣。隨著柏油馬路的增多，最后我們不得不放棄了這個游戲。

　　在奧福德的最初幾年，我在寫《消費函數理論》一書，羅斯和我們的兩個常客多蘿西·布雷迪和瑪格麗特·里德都就這一課題進行了大量研究。我仍能回憶起許多愉快的夏夜，我們坐在用當地堅硬的石頭壘成的壁爐前，壁爐中火苗跳躍，我們討論著消費活動的數據和理論。戴維還記得“躺在陽臺的床上，在火光和樓下大人們的談話聲中漸入夢鄉”的情景。

　　我在奧福德的主要研究課題是貨幣學，那時我與安娜·施瓦茨一起研究這個課題。我們發現，在相隔一段距離，又沒有電話的條件下進行交流確實有不少優點。這意味著必須把一切都寫下來，這就避免了口頭交流時容易產生的誤解。我們對這種交流方式十分滿意，以至于以后可以打電話時，我們也很少使用它。那時我擁有的惟一計算設備是一臺臺式電子計算機，我偶爾會用哄騙的手段讓珍妮特幫我操作它。那臺IBM計算機在紐約的國家經濟研究局里，因此由安娜負責操作計算機—這一工作對《美國貨幣史》的寫作來說無關緊要，但對《貨幣統計學》(Monetary Statitics)和《貨幣發展趨勢》(Monetary Trends)的寫作卻有很大幫助。

　　{羅斯}珍妮特和戴維在附近沒有同齡的朋友，我們的朋友們家有一些與他們同齡的孩子，但只有去走訪他們時才能見到。偶爾會有朋友從芝加哥來看他們，但并不經常。大部分時間里，只有珍妮特和戴維兩人一起玩耍。他們有許多共同的愛好，兩人相處得很好。他們都癡迷于讀書，都喜歡在周圍的樹林里散步。在那里有很多露營地—有一個步行就可到達的露營地叫穆斯勞克，我們安排珍妮特和戴維到那里騎馬。還有一個叫做帕米格沃塞特，坐落在下貝克池塘岸邊，我們幾乎每天下午都到那里去游泳。

　　有一年，米爾頓要在夏天離開一段時間，戴維的兩個來自芝加哥的朋友要去參加帕米夏令營，我想戴維也會樂于去那兒宿營，所以盡管我們的房子就在營地附近，我們還是決定破費一下，把戴維送去和他的朋友們待在一起。我們的決定是個錯誤。他對宿營的常規活動都不感興趣，卻把夏天的大部分時間用于收集石子，把它們做成標本并加以鑒別。幾年后我們偶然發現戴維在那年夏末寫的一張紙條，他寫道：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的夏天。

　　戴維再次去夏令營是很多年后的事了。這次他去的是費爾利湖邊比靈營地的基督青年會(YMCA)夏令營。他很喜歡在那里擔任少年指導員的工作，在那里待了一個或兩個夏天。他參加的第三次夏令營則完全不同。那時他正在上大學，有一兩個夏天他在紐約的天才兒童夏令營做指導員。那是戴維最有趣的夏季假期經歷之一。那些少年給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成了戴維的密友。我還特別清楚地記得幾年后當其中一個男孩因白血病去世時戴維的悲傷反應。戴維很喜歡寫詩，悲痛之下他寫了一首詩來紀念那個男孩。

　　珍妮特也參加過一兩次夏令營。她參加過一個“營火女童夏令營”，地點是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柏林。她很喜歡那次夏令營。游泳是那里最受歡迎的活動之一。與戴維不同，珍妮特從很小時就喜歡水。營地坐落在新罕布什爾州北部的懷特山上，夏令營里的女孩們就在水池中冰冷的水里游泳。我們去那里時，覺得水太涼，根本無法游泳，但珍妮特卻不這么認為。

　　在新罕布什爾的幾個夏天里，我和珍妮特、戴維都去學習騎馬。騎術教練是個令人愉快的老人，名叫舒倫伯格，我們都叫他舒利。他使用的馴馬場屬于另一家人，他們的獨生女非常熱衷于騎馬。馬場離我們的住處約10英里。舒利是個嚴厲的教練，但不是個出色的老師。當我們認識他時，他年事已高，身材又太胖，因而無法騎馬。于是他大部分時間都坐在角落里發號施令。從一開始，珍妮特就是家里最喜歡騎馬的，同時也是騎得最好的，到現在仍然是這樣。現在她有了自己的馬，專攻花式騎術。她正在馴養一匹小雌馬，并運用自己的組織才能安排馬術表演。至于戴維，我相信他在離開奧福德后就再沒騎過馬。我也是一樣。

　　{米爾頓}爬山是夏天里另一項我們都參加的活動。理查德·韋爾是厄爾哈特基金會的主席，我在厄爾哈特的朋友告訴我，他在新罕布什爾消夏，并且是個狂熱的登山愛好者。羅斯瑪莉和柯林·坎貝爾夫婦也喜歡登山。他們三人都光榮地被授予了4 000英尺(1英尺約等于0.305米)山峰俱樂部的會員資格，這個俱樂部要求會員攀登新罕布什爾的全部46座高于4 000英尺的山峰。

　　每年夏天，迪克、柯林和羅斯瑪莉都會組織多次登山活動，參加者是夏季的游客。在一份柯林給我的《懷特山游覽指南》中，我得知在1957~1972年的登山活動中，我們攀登了46座山中的14座，還有相當多其他較矮的山峰。

　　華盛頓山是新英格蘭最高的山峰，那次登山活動的情形至今還深印在我的腦海中。戴維和珍妮特參加了登山，羅斯沒有去。當我們終于結束了艱苦的旅程回到營地后，我生氣地抱怨羅斯把女兒慣壞了，并向她訴說我背著珍妮特上山下山的艱

　　辛—然而只有羅斯發現珍妮特正在發高燒！這件事發生時，珍妮特的麻煩才剛剛開始。當我們坐進車里準備回家時，由于轉向裝置出了故障，我們的老古董車“愷撒”突然駛離了公路，跌進路邊的溝里。我們只得扔下車，搭車到最近的服務區。幸運的是，我們在那兒遇到了一起登山的其他人，得以搭車回家。

　　{羅斯}爬山的事已經是米爾頓第二次誤解珍妮特了。第一次發生在珍妮特一歲多一點的時候，那年我和珍妮特在康涅狄格的朋友家住了一個月，那個朋友有一個比珍妮特大一點的女兒。米爾頓也去那里度周末。朋友家的那個小女孩慣于借口想喝水或是她所能想到的其他事情來推遲上床睡覺的時間，而她的要求也總能得到滿足。一個周末的晚上，珍妮特在她的小床上叫我們。我也記不清她要干什么，只記得她父親堅決主張別管她，因為他肯定這是珍妮特跟那個女孩學的壞毛病。我盡力堅持了一會兒，最終還是跑到珍妮特的床前，發現這可憐的孩子嘔吐不止，正在喊我們去幫她。在以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我都會不時地向米爾頓提起這件事，并警告他不要忘記他的誤會。

　　{米爾頓}另一件爬山的事性質完全不同。這和我們的一個鄰居，后來成為新罕布什爾州州長的梅爾德里姆·湯普森有關。他憑借“削減稅額”的口號贏得了選舉，并且確實在使新罕布什爾州免除常規的所得稅和營業稅方面取得了成功。離我們住處最近的一座山是相對較矮的庫伯山(Cube Mountain)，有一條通向山頂的路線，其中一部分在阿巴拉契亞山道上，并且穿過湯普森的“庫伯山農場”。有一年，珍妮特和一個來游玩的女友決定去爬庫伯山。一小時后，她們兩個就回來了，珍妮特還流著淚。原來，當她們開始向山道上攀登時，湯普森先生出現了，他嚴厲斥責她們未經許可闖入他的土地，并不準他們繼續攀登。于是我駕車和她們一起去，并向湯普森先生解釋說阿巴拉契亞山道是一條公共的山道，勸說他寬容一些，讓女孩們繼續向上攀登。

　　這絕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事實上，山道管理機構已經聽到很多這方面的抱怨，因而只得改變了山道的路線，讓它從庫伯山農場邊繞過。

　　{羅斯}去新英格蘭消夏前，我們一直住在城市里，所以在新英格蘭的鄉村生活經歷讓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大部分給我們增添了樂趣，但也有一些并非如此，而這些麻煩事反而是最難忘的。我們遇到的麻煩中，有一件與廚房里的老鼠有關。一年夏天，我們正在準備來到奧福德后的第一頓早餐，把老式烤面包機插上電后，一陣令人難以忍受的惡臭向我們襲來。經過檢查，我們發現一只老鼠趁我們不注意時把烤面包機當床，結果被烤成了肉干。另一段和老鼠有關的經歷甚至更不愉快。一年夏天，阿倫和他夫人凱瑟琳在游覽新英格蘭的途中遇到我們，那時我們正在去奧福德消夏的路上。去采購食品時，我認為晚餐吃烤牛肉是不錯的選擇。回到家后我檢查了廚房，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我們的鄰居唐納德·泰瑟姆在我們回來前進來把房子打掃了一下)。我打開電爐準備烤牛肉，但一股令人惡心的氣味不一會兒就充滿了整個廚房。這氣味顯然是從烤爐那兒散發出來的，但源頭在哪兒？經過仔細的檢查和充分的討論，米爾頓和阿倫斷定那種氣味是從烤爐周圍的隔熱板散發出來的。于是他們開始一點一點地把隔熱板拉出來。因為有烤面包機的經歷，所以我這時有一種模糊的感覺：一只老鼠又闖入了我們的生活。這種感覺很快得到了證實，在全部隔熱板被移走前，一只老鼠殘存的尸體顯露出來。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但卻忘了烤牛肉是怎么被烹制出來的，因為要買到新的隔熱板，最近的五金商店也在10英里以外，而這件倒霉事發生時，它無疑已經關門了。因此，我現在可以斷定那天晚餐沒吃成烤牛肉。

　　我們還遇到過豪豬—通過聲音而非氣味發現的。第一個夏天，我們在這所房子安頓下來不久，在夜里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響，米爾頓解釋說，這也許是電火花。我們迷惑不解，第二天就向唐納德·泰瑟姆詢問聲響的事。他笑了，說：“噢，那肯定是一只豪豬，它們喜歡廚房的地板。”米爾頓爬到廚房地板下面，發現豪豬在我們買這所房子之前已經啃穿了原有的廚房地板，正忙著啃后來加上去的第二層地板。

　　以后幾年，我們知道了很多和豪豬有關的事：第一，豪豬喜歡鹽，這也是它們被廚房地板吸引的原因；第二，這里的豪豬很多。一個鄰居告訴我們，早些年，向佛蒙特州政府交上豪豬鼻子，就可以得到獎金，而在新罕布什爾州，可以用豪豬耳朵兌換獎金(或者是反過來，我記不清了)。他聲稱自己幾年來一直用獎金交稅—擺出少許鹽當誘餌來吸引豪豬，當它們出現時，就開槍把它們打死，用鼻子在佛蒙特兌換獎金，用耳朵在新罕布什爾兌換獎金(我相信如果這種獎金仍然存在的話，定會引起動物保護主義者的強烈不滿)。

　　米爾頓發現殺死豪豬的最有效武器是棒球球棒，方法是擊打豪豬的鼻子。盡管心里很不情愿與豪豬挨得那么近，他還是學會了這種方法。盡可能兇狠地擊打其他部位，球棒只會輕輕地彈一下，然而僅僅在豪豬鼻子上一擊，效果卻是致命的。豪豬還毫無緣由地在夜里出沒，而且常常在人們熟睡之時。在我們看來，這種丑陋的野獸簡直一無是處。在我們搬到佛蒙特后，仍然面臨著豪豬的問題，但那所房子建得好些，因此豪豬無法鉆到房子的主體下面，只能鉆到門廊下。

　　浣熊是另一件麻煩事。它們對廚房地板不感興趣，只喜歡垃圾桶和菜園，尤其是菜園里新長熟的甜玉米。它們還十分聰明，安裝一個讓它們打不開的垃圾桶幾乎是不可能的。浣熊也會等到玉米完全成熟，然后設法避開普通柵欄、通電柵欄和陷阱，偷走的玉米遠遠超出它們需要的口糧。它們不僅聰明，還非常可愛，這一點與豪豬不同。在加利福尼亞，我們仍然遇到了浣熊帶來的麻煩，但謝天謝地，沒有豪豬的騷擾。

　　{米爾頓}我們還遇到了水的問題。第一次看到奧福德的那所房子的時候，我們就注意到，除了廚房水池中常見的那個水龍頭外，還有一個水龍頭從墻上比地面只高一點的位置伸出。馬金尼斯先生告訴我們，這里由一口很棒的井通過重力引流供水，但到了夏末，水位偶爾會變得很低，無法從水池中的龍頭流出，于是他們使用那個位置較低的龍頭從井中引水。他說，他還有一個備用補充水源，從幾百碼外的森林里的溪流中引水到房子里。

　　久居城市的人習慣了擰開水龍頭就有水流出。對馬金尼斯先生的話，我們只理解了表面意思，而真正的含義大部分是從后來的遭遇中了解到的。“偶爾”就意味著每個夏天都是如此。而“夏末”是指7月末或8月初。我們的第一個措施是，帶著孩子們到森林里修筑堤壩，試圖更有效地利用那作為補充水源的可憐的溪流。我們用鍍鋅管取代了馬金尼斯先生的鉛管，我和戴維還把一部分鉛管熔化后灌注到模子里，造出一支小鉛人組成的軍隊。當這些措施均告無效時，我們在井的頂部安裝了一個水泵，但即便是水泵有時也不管用，我們只好用罐子去提水。

　　后來的房主在為過冬做準備時，終于鉆了一口更深的

　　井—這也許是我們早該做的事。

　　{羅斯}我們只在夏天的幾個月離開芝加哥，到奧福德的消夏村舍去。當孩子們上大學后，我們決定更多地在新英格蘭生活，這樣米爾頓就能把更多的時間花在研究上，而在教學上少花些時間。我們首先想到在“隱舍”過冬，但不久就放棄了這個念頭。因為這所房子雖然漂亮，但對于新英格蘭的冬天來說并不適用。我們認為加固房子會破壞它的美。很多年后，當我們去“隱舍”時，發現新主人為過冬而把房子擴建了，而效果確實如我們所料。

　　除此以外，我們也在想，擁有一座我們自己的房子是多么令人興奮的事情。我們還認為，我們退休后也許會到新英格蘭居住，如果那樣的話，我們需要一座更堅固的房子(在佛蒙特度過兩三個初冬后，對于退休后住在哪里，我們又改變了主意)。

　　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尋找合適的地產。我們很清楚我們想要什么樣的地產。米爾頓喜歡在遠離公路的小路上開車作為消遣，我和孩子們也很喜歡和他一起分享這種樂趣，很多次我們不得不在泥地中開出一條路來。在開車巡游新英格蘭的過程中，我們總是特別關注山頂上的地產。那正是我們想要的。

　　作為經濟學家，我們理應關注新罕布什爾州的地產—因為那是少數幾個不收所得稅和常規營業稅的州之一。但我們根本沒有動過那種念頭。

　　我們的朋友杰夫·摩爾在佛蒙特有一所用于消夏的房子，他告訴我們一條信息：附近有一座山頂上的農場，約120英畝(1英畝等于4 046.86平方米)，大部分被樹林覆蓋(有楓樹、白樺、橡樹和其他硬木)，還有一座破落不堪的舊房子和谷倉。杰夫幾年前就是從那個農場的主人手中買到他的地產的。這聽起來正是我們所尋找的，于是我們立刻去看了那個農場。那里令我們十分驚喜。從那里可以眺望費爾利湖邊的河谷，直看到遠處的山脈，景色美極了。盡管那時新英格蘭的地產比我們初到佛蒙特時貴，但還是很便宜的。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我們以50美元一英畝的價格買下了120英畝的農場。

　　盡管在1965年就買了地，但我們直到一年后才開始蓋房子。在籌劃未來的家時，我們想起米爾頓非常喜愛科羅拉多泉自由學校的小屋。1963年，他在那里做了一系列講座。那是一項不同尋常的事業，由一位極端的自由主義者羅伯特·勒菲弗主持，還有一群有相同信仰的信徒和合作者。他們自己建造房子，全是小木屋，使用的是從燒荒的土地上弄來的完全風干的原木。他們為自己脫離政府、自成一體而自豪，并通過提供收費的短期哲學課程和自由實踐機會來籌措資金。

　　米爾頓那時住在主房里，主房不僅是集體開會的主會議室，還是勒菲弗的住所。米爾頓對那小屋十分著迷，回來后又向我講述他對小屋的喜愛之情。他試著口頭描述，還畫了圖，但我還是想像不出小屋的具體樣子。于是我們下定決心，我一定要親眼看看那小屋。在后來的一次去西海岸的旅行中，我們在科羅拉多泉停留了一下，參觀了自由學校。我也像米爾頓一樣被迷住了。鮑伯·勒菲弗非常熱情地為我們提供了一套建筑方案。臨走時，我們給學校捐了一小筆錢。

　　這不是一座傳統觀念中的房子。首先，它是六角形的。六角形的每條邊長22英尺，中央有一個六角形的壁爐，支撐著教堂式天花板。在建造自己的房屋時，我們沒有用原木，而是用紅木夾板做貼面。我們還修改了建筑方案，增加了消夏的側廳。這座六角形房屋隔熱性能很好，且有電取暖設備，以備全年居住。它包括一間很大的起居室，一間小臥室，一間半浴室和一間廚房，剛好夠我們兩個人住。勒菲弗的壁爐是用卵石建造的，而我們的是由水泥砌成，表面鋪上佛蒙特三色板巖。它不僅看上去賞心悅目，而且很實用。房子是由地板下的電熱取暖系統供暖的。這是一座全電氣化的房子，因為在那時，用的電越多，電的價格就越低，這與后來的情形很不相同。即使出現整整兩天斷電的情況，只用壁爐作為惟一的取暖設備，我們仍然能夠過得很舒適，因為房子的隔熱性能很好。用于消夏的側廳包括四間臥室，每間臥室都通向露臺，在那兒可以眺望南邊兩英里外的費爾利湖的壯美景色。米爾頓把其中一間用做書房。側廳沒有取暖設備，只供消夏使用。

　　這不是鄉村建筑師所慣于建造的那種房子，但我們都是夢想家，并決心實現我們的夢想。我們試著從附近的漢諾威找了一些建筑師來估算建筑所需的費用，但他們的估價把我們嚇了一跳。于是我們決定，在成本外再加一定費用，找一位當地建筑師碰碰運氣。在那時的新英格蘭鄉村，任何工程都不需建筑許可證。我們沒有簽任何合同，一切事情都憑彼此的信任，而且，我們從未對結果如此滿意。我可以很高興地說，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簽過的所有文件就是一堆末尾寫有我的名字的小紙片。

　　還有一樣文件我們必須簽署，那就是允許電力公司在我們的地產上豎電線桿通電。我們試圖勸說他們把電纜埋在地下，但他們說服我們打消了這個主意。他們說，如果深冬土地凍結，積雪厚達數英尺時，地下的電纜發生故障，電力公司很難迅速搶修。后來我們發現停電的情形確實經常發生—一般是由于樹枝剮斷了電纜。最后，他們總算同意把電纜貼著房子的水平面安設在地下。我們也習慣了那些電線桿，其實它們并沒有真正破壞農場的景致。

　　我們雇了一個鄰居幫我們砍掉樹林里的一些橡樹、白樺、楓樹和白胡桃樹，并說服當地的一家伐木公司把砍下來的樹木鋸開，把木板放在窯中干燥。隨后我們把起居室的墻壁鑲上3/4英寸厚的白橡木，廚房鑲上白胡桃木，并用白樺木和楓木打制了大部分家具—床、梳妝臺等等，再把它們安裝好。最后的成果完全符合我們的夢想。

　　有了在奧福德的經歷，我認為房子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只有在確定有足夠的水源后才能開始蓋房子；第二，房子必須有防鼠的裝置。我們緊張地看著鉆井工人鉆到地下100米，接著是200米，仍不見一滴水，1966年9月16日，鉆機突然鉆到土壤的含水層，一分鐘內涌出的水已經大大超過了我們的需要。井中的水涌上來，因此水泵實際上安裝在地下100英尺的水平線上。第一個條件滿足了。至于防鼠的條件，只有建筑承包商的承諾，但這已經足夠了。我們只有一次在房子里看到老鼠，還是因為我們不在時有人闖入房子，使得由地下室通向屋里的門一直敞開的緣故。

　　夢想中的房子建成后，我們又覺得要是再有一個池塘就更好了。這并不成問題，因為有塊沼澤地下面有四眼天然的泉水。于是我們找人挖了一個占地4英畝，中心深14英尺的池塘，池塘的水全部由泉水供給。我們一連兩個夏天在池塘里放養鮭魚苗，卻一條魚也沒吃著。鄰居們懷疑魚被水獺或是浣熊偷吃了，我們也在第二次勞而無獲后放棄了努力。給我們的池塘里放魚苗的人還養殖野鴨，他給我們拿來4只野鴨，但也沒能成活—他把野鴨的翅膀別住，使它們在適應池塘環境之前無法飛走，但不幸的是這意味著它們也無法逃脫喜歡吃小野鴨的食肉動物的魔爪。池塘是游泳的絕好場所，也是安置我們的銅制小舟的好地方。

　　我們把這所夢想中的房屋命名為“卡皮塔夫”(Capitaf)，其寓意是希望能用我們撰寫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書所得到的版稅來支付建筑房屋的費用①。事實最終也如我們所愿。我從未忘記房屋建成后的1967年，我們匆匆返回卡皮塔夫的經歷。1967年12月，我們決定在去華盛頓參加美國經濟學會會議前回卡皮塔夫去度圣誕假期(那年春天，我們從芝加哥帶去了很多家具)。我們去華盛頓前天氣很好，沒有下雪，但是在會議結束后返回的途中，我們到達黎巴嫩②機場時發現會議期間下了一場大雪。但這并沒有使我們放棄大規模購物的計劃，因為這樣我們在假期余下的日子里就不必出去買東西了。由于從機場到山腳下的路已被清掃干凈，我們一路暢行無阻，順利地把車一直開到我們農場的車道，而那里還沒清掃過，因此車立刻陷進了雪里。我們別無它法，只得帶著行李，穿著在城里穿的衣服(我穿著高跟鞋，我們倆誰也沒有靴子)，在陡峭傾斜的車道上徒步行走了1/4英里。我堅持走完了那段路，但至今仍記得那段路程的艱辛。更丟人的是，我登山一直爬到山頂都沒有摔跤，卻在離家門還有20英尺的地方摔倒在雪地里！

　　{米爾頓}我設法讓學校給我調整了薪水，以便能夠只教半年的課，把剩下的時間用于科研工作。因此，我們計劃每年六月到來年一月在卡皮塔夫度過，而一月到六月在芝加哥度過。但是，因為兩年的大雪，我不得不使用四輪驅動的雪弗萊Blazer卡車和鏟雪機清除車道上的積雪，以致浪費了大量的時間。我們決定面對現實，修改計劃。不僅如此，春天也有春天的麻煩—那是泥濘的季節。我們克服了這一困難，方法是給車道鋪上瀝青。現在雪的問題也解決了，而我們還想欣賞秋天樹林里色彩斑斕的景色，但那時秋季的課程又開始了。于是羅斯在那里度過10月中旬的日子，我則在完成一周的授課后飛回佛蒙特，和羅斯一起度過那個天堂般的周末，幾乎年年如此。

　　{羅斯}鄉村生活使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除了上面提到的收獲以外，還應補充一點，我們還了解了新英格蘭人的性格。與人們通常對他們的描述不同，他們既不沉默寡言，也不冷淡。他們絕不安靜，只要你讓他們開了口，他們就會喋喋不休，說到令你生厭；他們像任何地方的人一樣，也有各種不同的類型，其中也是既有懶漢，也有勤快人。

　　我們的鄰居中，這兩種人都有。那里的人都姓戈弗雷，但有一個戈弗雷—威廉·戈弗雷，聲稱他與其他戈弗雷沒有任何關系。我相信他是我所見過的最有事業心的人。他是當地很優秀的拍賣商，也是葬禮主管人，并擁有停尸房，同時還是保險代理人。他收集楓樹的汁液，煮沸后制成很好的糖漿，再拿到市場上賣。有一年，楓樹榨漿的時節我們剛好在卡皮塔夫，戈弗雷先生邀請我們去看榨漿的操作過程。那榨漿的房子是我去過的最蒸汽彌漫、最充滿甜蜜氣息的房子。我認為正是這次拜訪使米爾頓產生了利用我們的幾棵楓樹榨漿的想法。對于這次經歷，我所記得的是，我們好不容易收集到的汁液總在制成糖漿之前就蒸發光了。這并不奇怪，因為后來我們得知，需要30~50加侖(1加侖約等于4.55升)汁液才能制成1加侖糖漿。

　　離我們最近的鄰居是阿瑟·戈弗雷夫婦。他們很窮，但很勤勞，而且據我們所知，從不仰仗別人的施舍過活。他們也制作楓樹糖漿，但設備比威廉·戈弗雷的要落后得多。阿瑟·戈弗雷就是幫我們砍掉樹林里的樹，以便制成家具和墻面的那個人。在我們即將離開卡皮塔夫的時候，阿瑟患上了老年癡呆癥，我們經常看到他在我們的農場徘徊，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在我們離開前幾年去世，他的妻子把地產賣給一位達特茅斯的天文學教授福里斯特·伯利。這位教授不僅下了很大力氣修整了房子，而且改進了收集和榨取糖漿的設備，并把榨出的糖漿拿來出售。福里斯特從小生長在農場里，他把戈弗雷的農場變成了一個更具生機的地方。他養了幾頭牛，我想主要是為了活躍氣氛，并供我們和他本人食用。他曾說拖拉機里是他思考問題的最好地方。

　　阿瑟·戈弗雷夫婦有兩個兒子和兩個或是三個女兒。我們從來沒見過他們的女兒，因為她們住在別的地方。但我們認識他們的兩個兒子，他們不是住在父親的農場就是住在毗鄰的地方。老大是個英俊的小伙子，據我們了解，他經常生病，因此總靠施舍過活。我們剛到卡皮塔夫時，他和他的妻子住在鄉間小路盡頭的一所廢棄的校舍里。我們搬到卡皮塔夫后不久，他花了幾年時間在他父親的土地上蓋房子。據我的記憶，那房子一直沒有真正建成。

　　我們管老二叫“花生”，盡管他并不是特別矮小。他比哥哥勤奮一些，但是也沒有一技之長，總是幫我們干一些雜活，比如到樹林里砍用于生火的木柴，清除草地上的樹木等等。我敢肯定，他也為其他來消夏的人們干類似的雜活。據我們所知，他沒有固定的工作。我猜想他也從政府那里得到一些救濟，但我們對此一無所知。“花生”和他的妻子有三個孩子。

　　在1977年搬到加利福尼亞后，我們試圖保留卡皮塔夫作為我們的額外住所。但不久我們就發現，在東西海岸各保留一處住所并不明智。考慮到加利福尼亞溫和的氣候，在這里買一處全年都可居住的房產顯得更合理一些(見第31章)。1980年，我們在卡皮塔夫度過了最后一個夏天。

　　想想我們在房子建設上投入的心血，下決心放棄這所我們夢想中的房子并不容易。我們最終把房子低價賣給了芝加哥大學。令我們高興的是，他們接著又把房子賣給我們在大學商學院的一個同事鮑伯·阿利伯，現在我們仍時常與他聯系，他也同我們一樣喜愛那所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