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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定居芝加哥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3月22日 16:16 中信出版社

  {羅斯} 1946年9月,我們回到芝加哥,感覺就像回到家里一樣。周圍的環境和眾多面孔都非常熟悉。不僅如此,我的哥哥阿倫也在同年從華盛頓回來,到法學院工作,他是第一批在法學院做全職工作的經濟學家之一。阿倫和凱瑟琳在他們的房子重新裝修期間可以住在我們房子的三樓,這就是擁有一所大房子的好處,可能也是惟一的好處。

  大學里的環境依然如故,但我們卻變了。我們已不再是10多年前離開芝加哥時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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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學畢業生了。這10多年中,國家經歷了艱難的時世,之后又爆發了全面戰爭。盡管如此,對我們個人來說,這10多年卻是一段美好的時光:我們開始了共同的生活;米爾頓的宏偉事業邁出了第一步;他在學術界也積累了一些經驗,還有在戰時做統計員的經歷。而我們身邊又多了兩個孩子。正如我在《東方經濟學家》雜志中簡短的傳記里寫的:

  回首往事,我丈夫回到芝加哥大學取代剛剛離開去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雅各布·瓦伊納的位置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他們的身材非常相似,兩人個子都很矮,但都是寬肩膀,所以并不顯得瘦小。如果看到他倆坐著的樣子,你會很驚訝地發現他們站起來后居然那么矮。他們的頭腦也有很多相似之處:敏銳,精確,富于邏輯性和條理性。但他們的個性卻大相徑庭……

  當我丈夫剛回到芝加哥大學時,我確信他試圖像瓦伊納一樣,做一位嚴厲的教師,甚至比瓦伊納更嚴厲。從某一方面來說,他確實做到了。很多學生在他的課程上跌了跟頭,就像在瓦伊納的課上一樣。但我想,米爾頓的任何一個學生,在回憶自己學習這門課程的經歷時,都不會把他描述成一個冷酷的人。他們會記得米爾頓熱情的微笑,他的友善,還有他對學生全方位的、不僅限于教學工作上的興趣。就像他的一些學術界的同輩一樣,他們在直率地批評米爾頓的論著或是政治立場的同時,仍然保持著彼此的友誼,米爾頓和他的學生也成了朋友。聽到爸爸用如此親熱的語氣與學生交談,孩子們總以為這位客人是一位親戚。

  在芝加哥的第一年,我和米爾頓都很忙。米爾頓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他第一次教授的課程和結識同事上,總之,就是適應大學的生活。盡管我認識到他這么做是必要的,但我還是覺得他應該幫助我把房子弄得更舒適些。最后,我們做出了決定:如果我們要求的只是一個廉價的住所,那么我們在這所房子上花費的時間已經太多了,但要想讓它更加舒適和漂亮,這點時間又遠遠不夠。因此,搬進這所房子不到兩年,我們就把它賣掉了。

  盡管我們不需要房地產經紀人的幫助也可以毫不費力地把房子賣掉,但我們還是找了一家當地的房地產經紀公司充當經紀人,而作為回報,他們會幫我們找一套出租的公寓(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賺了600美元)。他們為我們找到的出租公寓和我們原來的房子在同一街區(肯伍德大街5701號)。如果讓我自由挑選的話,我不會選擇這套公寓,好在我們并沒有買下它,而且一旦我們找到一個更好的住處,可以隨時搬出去—我們在1950年時找到更好的房子而搬離了那里。那所新房子還是在同一街區(肯伍德大街5731號)。我們認為,它是那一地區最好的房子。和我們的第一所房子一樣,它是在1893年世界博覽會舉辦時修建的。但不同的是,這房子在20世紀30年代被里里外外徹底地重新修繕過了,由一座獨立的三層建筑改為一座二層樓外加三層上兩間有單獨出口的小房間。這所房子的價格是4.15萬美元,超出了我們的支付能力。但是,有兩個因素使這筆交易成為可能。芝加哥大學同意按照與第一次抵押貸款同樣低的利息提供第二次抵押貸款,而那兩間小房子盡管處于出租管制之下,仍然有一些收入,幫助我們湊齊月付款。我們在這所房子中過得很快樂,直到1962年。

  來到芝加哥后不久,我把珍妮特送到一所幼兒園。而戴維還不到進幼兒園的年齡,所以他和我一起待在家里—他因為想念姐姐而悶悶不樂。第二年,他們兩個都進了幼兒園,戴維的不快才得以緩解。我覺得戴維還是太小,但沒有姐姐在身邊他就不高興,而他們兩個每天在幼兒園待一段時間也使得我有了一點額外的時間做其他事情。戴維也樂于在幼兒園里小睡片刻。

  1947年4月,米爾頓第一次離開美國,去參加朝圣山學會的成立會議。我沒有陪他一起去,而是帶孩子們去里諾拜訪姐姐貝基和她的丈夫米爾頓,而我的丈夫米爾頓此時正在歐洲。我們應該是在那里待了將近6個星期,因為我記得曾開玩笑說要在內華達州定居,那樣的話,如果米爾頓對我不好,我就可以很容易地離婚。而孩子們得到我姐姐和姐夫的特別關愛。貝基的朋友們都很喜歡孩子們,使他們感覺像在家里一樣。因此,總的來說,我并不在乎沒有和米爾頓一起去歐洲。

  {米爾頓}朝圣山之行和我后來與這個組織的聯系是我的一生中至關重要的事件。最初的38個成員中有3個來自芝加哥大學(弗蘭克·奈特、阿倫和我),還有兩個幾年后也進入了芝加哥大學的人(哈耶克和施蒂格勒)。朝圣山之行為我提供了第一次出國機會和結識著名的經濟學家和其他領域學者的機會,我和其中的一些人成為親密的朋友。那次旅行還使我對政治哲學和公共政策剛剛萌發的興趣增強了。它在幾年中一直影響著我,我在第21章中將對此進行詳盡的論述。而這次旅行的代價是我和家人分開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在那以前我們從未分開過那么久,那以后的惟一一次就是1955年的印度之行(見第18章),那次旅行遠不如這次快樂。

  我不記得我是如何安排教學時間表,以便在學期中離開6個星期的。但考慮到芝加哥大學處理問題的靈活性,和系里教員們在修改教學計劃上的互相幫助與合作,我認為這并不是一個難題。

  我能被邀請參加朝圣山會議要歸功于阿倫,他在倫敦經濟學院工作的那年認識了哈耶克。阿倫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出了不少力,哈耶克也曾與他商量籌備會議的有關事宜。因此,我和喬治·施蒂格勒才被邀請參加會議,而無須承擔一切費用。這次會議在瑞士的朝圣山召開,從1947年4月1日至10日,為期10天。

  前一年的12月,我收到喬治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就“吉芬悖論”(Giffen paradox)問題與哈耶克的通信,他還寫道:“4月份去瑞士的公費旅行打算拯救自由主義。我想你和阿倫也會去。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么,我們首先教阿倫打橋牌,然后我們再找一個自由主義者一起打,教教阿倫。”盡管我們在朝圣山的確找到了一個自由主義者,但我們并沒有教阿倫打橋牌。那個自由主義者就是挪威人特萊格維·霍夫,我們一起打了幾局難忘的橋牌,并且成為終身的朋友。

  我們三人乘坐戰后經過修理的伊莉莎白女王號前往歐洲(那時乘飛機穿越大西洋的旅行還遠未普及,盡管喬治的確是坐飛機回去的)。那是我和喬治第一次出國旅行。

  我們在南安普頓下了船,繼續前往倫敦,然后在倫敦待了幾天,住在豪華的多契斯特賓館(我和阿倫在會后又返回倫敦住了幾天,由于是自費,我們選擇了一家便宜一些的賓館)。戰爭結束兩年了,但倫敦仍然是一片凄慘的景象。食物很糟糕,而且是限量配給的。物價、工資和匯率處于廣泛的嚴格管制之下,人們普遍地接受并遵從這種控制。黑市無疑是存在的,但規模很小,也很隱蔽。

  我們此行的下一站是巴黎,情形與倫敦截然不同。那里的食物要好一些,而且有一種在英國所感覺不到的生機與活力。喬治很喜歡講述這段故事,正如他在回憶錄里寫的:

  在我們住的格蘭德賓館,我找到一位服務員,問道:“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去能兌換現金的黑市,最近的路怎么走?”“不用找了,先生。”他一邊回答一邊從夾克衫里掏出錢包。”

  離開巴黎時,喬治概括了他的感想:“現在我知道英國、法國和美國的不同之處了。英國人遵守一切法律,法國人不遵守任何法律,而美國人只遵守正確的法律。”在親眼見到英國因遵守法律而恢復緩慢(必須記住那是50年前,從那以后,英國人明白了許多,或許不是這樣,隨你怎么想),而法國卻為黑市所拯救后,喬治得出了這樣一個精辟的結論。

  我的第一次歐洲之行如此有趣,而真正的高潮還是在朝圣山—就像我在寫給羅斯的信里說的:“這個地方美得令人難以置信。”關于會議,我寫道:“我們一天開三次會—上午、下午、晚上各一次……雖然很累,但也非常激動人心。”在那兒,我是個年輕、天真的鄉下來的美國人,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結識,我們都獻身于同樣的自由經濟原則,又都局限于自己的國家之中,盡管在那些學者中,有的人已經享譽世界,其他人則注定將要聞名于世。我們的友誼使生活更加豐富,我還參與了這個組織的籌建,它在維護并發揚自由經濟的信念上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①。

  幾年后,第一次會議的參加者,著名記者約翰·A·達文波特回憶起那次會議:

  在瑞士維維(Vevey)的索道站臺上,小型的纜索鐵道向山上爬升。當我坐上纜車,并感覺到纜繩拉緊時,我模糊地感覺到,山頂上有某種新鮮且令人興奮的東西。

  事實的確如此,因為這次后來被稱為朝圣山學會的第一次會議,確確實實是一次無與倫比的集會,它成為大多數與會者的人生轉折點。

  以下是達文波特對一些與會者的描述:

  哈耶克當時五十幾歲,那段日子里,他大部分時間都叼著一支歐石南煙斗;路德維格·馮·米塞斯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中德高望重的人物,哈耶克、弗里茨·馬克盧普和戈特弗里德·哈伯勒都經常向他請教問題;快活而又威風凜凜的威廉·拉帕德是日內瓦高級研修學校(僣ole des Hautes僼udes)的校長,還是多次爭論激烈的會議的主席(在大家有目的地集會在一起時,朝圣山學會還遠遠不是一個像普萊托戲稱的那樣“觀點”一致的組織);威廉·羅普克也來自日內瓦,他正與弗賴堡大學的瓦爾特·歐根合作,啟動偉大的1948年德國貨幣改革;牛津大學的約翰·朱克斯是《計劃的嚴酷考驗》(Ordeal by Planning)的作者;還有卡爾·波普爾,這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哲學家兼邏輯學家,主張如果一個命題可以被駁倒,那么它才是科學的;亨利·黑茲利特,即使是在與《紐約時報》打交道時,他也是這個組織的永不疲倦的捍衛者;另外,更確切地說,還有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幾個人:弗蘭克·奈特,阿倫·迪雷克托和米爾頓·弗里德曼,那時弗里德曼距離完成著作《自由選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與會者中,德國的瓦爾特·歐根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吃七八年來吃到的第一個橘子時的喜悅。更重要的是,他使我清楚地知道一個被戰爭被占領政府強制執行的僵化政策徹底摧毀的極權主義國家中的人民生活是什么樣子。他與納粹斗爭的勇氣已經成為一個傳奇故事。他是路德維格·艾哈德的老師,艾哈德在1948年進行的貨幣改革也得益于他的幫助和啟發,那次改革帶來的經濟恢復和發展被稱為“德國經濟奇跡”。更具有廣泛意義的是,他的理論奠定了西德“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

  盡管全體與會者有著共同的基本價值觀,但在這種價值觀的基礎上,大家對如何應對打擊以及實施應對措施時所必需的政策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在會議上,我們總是在激烈地爭論建立貿易共同體的作用,以及政府決策的合理性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等問題。

  在給這個擬成立的組織命名時,我們的分歧就更嚴重了。名字最終確定為“朝圣山學會”,就是會議舉辦地的名字。這并非毫無道理,因為“培勒林(Pelerin)”的意思是“朝圣者”,但選中這個名字的惟一原因是,這樣不會得罪任何人,這是其他被提出的名字所做不到的。

  與之相似的是,萊昂內爾·羅賓斯絞盡腦汁才起草出一份除一人外全體通過的《目標聲明》。

  周六和周日暫時休會,我們乘私人火車去施維茨和艾因西德倫游覽。這次游覽和整個會議一樣,最大限度地展示了瑞士人的高效率。所有安排都由一個瑞士商人艾伯特·胡諾德博士一手包辦。他負責為在瑞士召開的會議籌款,在很多年里,他一直是這個組織的干事。來參加會議的美國人的路費是由圣路易斯的沃爾克基金(Volker Fund of St. Louis)資助的[5]。

  這不僅僅是一次愜意的旅行,它還給與會者提供了私下交流的機會,這在任何會議中都是至關重要的。會議結束后,胡諾德印了一本相片集,其中還有一些原始的文件。這是我最珍愛的紀念品之一。

  {羅斯}在這次會議后的10年里,我和米爾頓都再沒有參加過朝圣山會議。直到1957年,孩子們長大了一些,我可以毫無顧慮地把他們留在我姐姐家,我們才一起參加了那年在圣莫里茨(St. Moritz)召開的朝圣山會議。自那以后,米爾頓差不多參加了后來的所有會議,而大多數時候我也陪同前往(見第21章)。

  {米爾頓}在30年中我一直在芝加哥大學執教,我們過著分居兩地的生活。合同要求我每年教三個學期的課,盡管第四個學期不必教課,但可以理解的是,那段時間將主要用于學術研究工作。1947年在芝加哥度過夏天后,我和羅斯認為這個城市不適于消夏。那以后,我們在夏季學期中總是到別的地方消夏,最常去的是新英格蘭,后來,每年有兩個學期都在別處度過。就這樣,我的大部分研究和著述工作都在離開芝加哥的學期中完成。當我住在芝加哥時,授課、教員會議、監督指導學生完成論文、參加研討會、偶爾到校外講課以及其他類似的活動,使我很少有時間搞研究。

  芝加哥的生活和離開芝加哥的時光,兩者我們都很喜歡,它們是相得益彰的。這是個令人愉快的結合,使我們能夠享受兩種截然不同的快樂。

  注釋

  [1] Rose Friedman, Oriental Economist, August 1976, p. 21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2] John A. Davenport,襌eflections on Mont Pelerin,?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Newsletter, special supplement, July 1981, p. 1.

  [3]同上,p. 2。

  [4]那個例外者是莫里斯·阿萊斯(Maurice Allais),后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法國經濟學家,他經過詳盡而復雜的理論分析后得出結論,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佳的利率是零。零利率就意味著任何永久性可動用的經濟財產(permanent appropriable economic good)(地產是惟一有意義的例子)都具有無限的價值。在此基礎上,阿萊斯繼亨利·喬治之后支持國家土地所有制(government ownership of land),并對《聲明》中的一些詞句提出反對意見,如“本組織堅信……沒有權力的分散和對這些制度(私有財產和競爭的市場)的積極贊同,很難想像在這樣一個組織中,自由能被有效地維護。”

  后來阿萊斯改變了自己的觀點,重新加入了這個組織。因此他的不同意見也只是暫時的。

  [5]沃克爾基金是推動此類活動的先行者,這類活動使人們了解了成立一個自由組織的重要性。它不僅資助了朝圣山學會的第一次和以后的會議,哈耶克作為社會思想委員會的一位教授來到芝加哥大學也是依靠它的幫助。多年來,它還資助了沃巴什學院(Wabash College)、克萊蒙特學院(Claremont College)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夏季會議,邀請年輕學者聽自由市場方面的重要學者的演講。我的著作Capitalism and Freedom就是在1956年沃巴什的一次會議中的演講的基礎上完成的。沃克爾基金的創立者哈羅德·W·魯諾先生頗具遠見,他明確規定這筆資金必須在指定的年限內用完。在指定年限內的最后一筆資金被撥給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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