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我們到華盛頓后，洛伊絲·克拉克送我到洛克維爾，讓我看我們的新家是什么樣子。這是一個灰蒙蒙的雨天，舊農舍顯得荒涼破敗。我已經身心交瘁，這種情形只能徒增我的空虛感。當米爾頓和阿倫遠去華盛頓時，我一人無法獨自長時間面對如此冰冷的環境。洛伊絲立刻建議我們在華盛頓找到一處自己的住所前和他們一起住。我知道阿倫會很失望，但是他會理解的—他確實理解了。

黃頁微成本營銷方式 上網看新聞?你落伍了 小戶型主陣容揭曉 多媒體互動學英語

　　華盛頓很大，我們沒用多長時間就在杜邦廣場附近找到了一處正在建筑中的公寓樓，保證一個月后完工。我們買下了其中的一套公寓，我們的朋友洛厄爾·哈里斯夫婦也買了一套。洛厄爾和米爾頓一樣，也是舒普的學生，此時已經在財政部工作。在我們都搬進去后，洛厄爾和米爾頓經常一起步行約一英里從杜邦廣場到財政部大樓去上班。①

　　{米爾頓} 1939年戰爭在歐洲爆發后，特別是1941年12月7日美國因“珍珠港事件”參戰后，華盛頓又出現了新政早期特有的激動情緒。華盛頓再次成為中心，也再次為我們這一代人提供了學術研究的機會，還為我們提供了參與重大事件的機會。在我的印象中，我在華盛頓工作的兩段時間，也就是1935~1937年及1941~1943年，情況很類似。許多我在第一段時間認識的人，到第二段時間仍留在華盛頓或是又返回了華盛頓。第一段時間建立的友誼在第二段時間成為重要的支持關系。

　　就我而言，兩段時間的一大不同在于職業上。在第一段時間，我是作為統計學與經濟學的技術人員參加工作的，不負責制定政策，與其沒有接觸。第二段時間我在財政部稅務研究處工作，因此參與了政策的制定與改進。但是在這兩段時間中，我都承擔了在我這樣的年紀一般不可能被賦予的責任。在第一段時間里，我參與設計了從未有過的最大、最全面的預算研究項目，我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個項目耗資1 000萬美元。在第二段時間里，我有機會參與了稅務制度的重大改革，改革要使稅收納入戰時財政，我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次對稅務制度的修訂決定了戰后和平時期稅務制度的形成，有些方面更好了，有些方面更糟了，但是引起的變動之深刻是此后不曾有過的。兩段時間的經歷極大地豐富了我的閱歷，也決定了我未來的職業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聯邦政府在華盛頓特區的雇員已多達12萬人，戰爭一結束就從這個數字迅速下降至6.4萬人，然后又逐漸上升。到1933年，新政開始時，是7萬人。到1940年，人數大約翻了一番，達到14萬人。在戰爭的推動下，到1943年，人數再次翻番，達到28.5萬人。

　　當時的華盛頓還沒有逐漸發展成后來那樣的繁華的大都市。當時的人口只有60多萬，或者說接近70萬，隨后迅速下降，現在也還在緩慢下降。它周圍的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的居住區當時還基本上是鄉下，人口稀少，不像現在，成為全美的高收入人士住宅區，加上華盛頓地區，人口已高達400萬[1]。舉一個例子，阿倫居住的洛克維爾當時與其說是城市不如說是鄉村，而且人煙稀少。和阿倫不一樣，多數政府雇員都住在城里，而且大部分人，像我和洛厄爾，都住在步行可以上班的區域內。不像后來，成堆的國會說客擠入周圍的居住區。當時還沒有修建地鐵，早晨人們涌進市區，夜間城里一片空蕩。

　　對我們這些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來說，華盛頓和前幾年我們在這里生活時一樣有吸引力。還是像以前那樣，“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士，主要是一些年輕而又精力充沛的人，努力工作，經常加班，而且表現卓著。雖然工作時間很長，但是社交活動照樣活躍，有許多跨部門的工作是在社交聚會上完成的，官僚與政治方面的小道消息是聚會上的主要話題，而且小道消息永遠集中在誰要獲提升誰會被免職上。這里和世界各國的政治首都一樣，走漏消息與玩弄權術永遠是社會舞臺的主要節目。我們到華盛頓時正是“珍珠港事件”前幾個月，來自英國及其盟國的訂貨、美國對英國的援助和國家軍事力量的發展，已經使美國轉入戰時經濟。戰時經濟繁榮的早期階段正在引起對通貨膨脹的嚴重關注。1939~1940年消費價格只增長了1%，而1940~1941年卻增長了5%。

　　在財政部工作

　　財政部正為戰爭而全身披掛。人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還記憶猶新。當時每年的稅收只夠政府一年開支的1/3，其余的要借，借的錢中的絕大部分以印紙幣的形式隱匿起來。政府鼓勵作為聯邦儲備系統成員的商業銀行借錢給客戶用于購買政府債券。為了保證由此增長的保證金之需，商業銀行可以將貸款從聯邦儲備銀行貼現儲備金—這就是說，商業銀行以貸款為抵押從聯邦儲備銀行借錢，由政府債券為貸款做附帶擔保。由此而產生的結果之一是，當最有力的貨幣—現鈔和在聯邦儲備銀行的保證金，增長到250萬美元時(相當于增長了60%)，其中只有大約1/10直接用于購買政府債券，剩余部分都記在各成員銀行的賬戶上。

　　其結果是使貨幣供應增加了50%，因而造成1920~1921年的戰后嚴重經濟收縮，危機期間，物價大幅下降，批發價格下降44%。財政部的決策者這次下決心要做得更好。

　　“通過稅收防止通貨膨脹”，這是卡爾·舒普說服卡內基基金會與公共政策所同意資助的研究項目，這個項目是財政部決策者的決心的一個體現。另一個體現是將稅務研究局擴大。經卡爾·舒普推薦，稅務研究局局長羅伊·布勞接受洛厄爾和我到這個局工作，后來他成為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

　　我們加入時，稅務研究局已經開始著手準備對現有稅務制度做重大調整，包括其所有部分：個人及公司所得稅、執照稅、地產及贈予稅(這是洛厄爾的專業領域)。其后兩年的重大改革至今仍決定著聯邦稅務制度的主要特征及許多具體規定。雖然我們不能準確地指明稅務研究局具體贊成哪些修改，但改革主要是由這個機構來制定的。

　　{羅斯}當我們計劃搬到華盛頓去住時，我并沒有打算重新工作，因為我們覺得對我來說，帶孩子比全日工作還要費力。但孩子流產了，醫生又建議我推遲下一次懷孕，我們必須重新考慮原來的計劃。住在克拉克家時，我用了一個月時間恢復心情和身體。我不可能請到比路易絲更好的心理醫生。她正巧也剛剛在臨近分娩時不幸流產，雖然她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但是失子之痛依然存在。她花了許多時間安慰我，到一個月結束時，我已經能夠做一些搬家和在新公寓中收拾的家務活。這又用掉了一個月的時間。

　　我和米爾頓都認為孩子是完整幸福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無法擺脫不能再生孩子的恐懼，于是安頓下來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見路易絲的產科醫生，他是我所認識的最讓人喜歡的醫生。這是一位老人，他是華盛頓一家醫院的院長。他對我的態度就像是安慰一個孩子，盡力讓我擺脫恐懼。我要求他答應將來為我做剖腹產手術，因為我不愿意自然分娩，他一開始有些猶豫。但是當我說，我不能因為擔心重蹈第一次懷孕的覆轍，而在恐懼中度過9個月時，他向我保證，他將按我的要求做。他兌現了承諾，盡管在手術結束時，他承認，非常不愿意以后對年輕醫生說，他做了一次剖腹產，而胎兒只有6磅重。但是無論如何，他的承諾對我精神狀態的作用是任何其他辦法都不能比的。

　　我決定在我能夠考慮再次懷孕之前的這段時間里出去工作，如果去工作，即使是只干一段時間，也許就能讓等待變得快一些。既然只能是一個臨時性的工作，我也就沒有考慮重返聯邦儲蓄保險公司。我在消費者購買行為調查項目工作時認識了多蘿西·布雷迪，她此時正在國內經濟局工作，做一個關于收入與儲蓄之間關系的研究項目。

　　從做人的角度來說，多蘿西幾乎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完美無缺的。也許因為自身的經歷，她好像永遠都在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她當然總是在關心我，不止一次地援助我。沒有一個人能像她那樣，在別人需要幫助時迅速地伸出援手。雖然她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是她從不抱怨。她有數學專業的博士學位，當年這在女性中是十分罕見的。她曾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布雷迪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在兒子邁克爾出生后不久兩人就分道揚鑣了。從那時起，撫養兒子的重擔就落在了她一個人的肩上，直到邁克爾自立。盡管是全職工作，而且專業成就卓著，但她從未因為忙于工作而忽視過邁克爾—她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她對所有的事都感興趣：數學、音樂、物理學、園藝，而且在每一個領域幾乎都有著淵博的知識。她能讓各種年齡的孩子都喜歡她，就像所有的成年人都喜歡她一樣。她是我們的密友，后來也成為我們孩子的朋友—對孩子們來說她永遠是“多多”(孩子們對多蘿西的昵稱)。

　　后來她來到我們在新罕布什爾的度夏居所與我們一起長住，當時我們的孩子還小；后來孩子們長大后，她又到佛蒙特與我們一起長住。她不僅讓我們所有的人都感到快樂，而且能像玩一樣解決眼前的問題。有一件事我一直記得。夏天過完了，該收拾行李回芝加哥了，可是花園里還有許多青西紅柿掛在枝上，而且當時大約有五到七個孩子在那里玩耍，非常鬧。她把這兩樣看起來不相干的事結合起來，向孩子們提議，每摘一個西紅柿付一分錢，孩子們把西紅柿摘下來，用報紙包起來，放進箱子里，準備運到芝加哥去。這樣一來，解決了所有的事，而孩子們也非常高興，因為一分錢在當時還是值點錢的。結果我們興高采烈地把西紅柿帶回芝加哥，一個月后西紅柿就都成熟了。

　　多蘿西一聽說我想重新工作就忙了起來，我知道的第一個消息就是一個和她一起做研究的臨時工作。沒有什么事情比這份工作更能讓我忘記自己的煩惱了。至于我為多蘿西的研究做了什么貢獻，我不敢妄加評論，但是多蘿西以她慣有的慷慨，在我們的研究成果成文發表時，堅持把我列為作者之一[2]。

　　與戰爭有關的新機構建立起來，原有的機構擴大了。我與多蘿西一起工作非常愉快，這時戰時運輸委員會問我是否愿意接受一個在那里工作的臨時職位。多蘿西當然尊重我的任何選擇，于是我們決定我離開國內經濟局去運輸委員會工作。

　　但是這次換工作最終卻以徹底失敗告終。我到的第二天，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就住院做手術。我的辦公桌在我和他共用的一間大辦公室里。他突然離去時，對何時返回只字未提，而另一個新來的同事加林·庫普曼斯博士搬進了我的辦公室。庫普曼斯博士認定他應該獨自使用這間辦公室，堅決要求我搬出去。用今天的話說，這是顯而易見的性別歧視，但是在當時，我只將此視為沒有風度。這件事為我后來對加林的看法定了調—后來他和米爾頓在芝加哥大學共事多年。因為完全不知道我的領導何時回來，看起來也沒有人知道為什么雇用我，我很痛快地又回到國內經濟局與我的朋友多蘿西一起工作。

　　六個月后，我的醫生認為我們可以考慮再次懷孕。我們太著急了，奇跡當然不會如我們希望的那樣立刻發生。我們決定，我辭去工作，多休息，這樣可能會有所幫助，經過我們的努力，再加上醫生對我的多種鼓勵，我們終于如愿以償，一個小生命又開始孕育了。

　　{米爾頓}對我而言，在華盛頓度過的這段時間充滿了興奮、激動，而且受益匪淺。也是我第一次實際參與制定政策，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如何讓立法付諸實施，如何準備在國會聽證，如何為別人寫講稿，如何在國會委員會作證。我第一次直接了解到了華盛頓為許多知識分子提供的進身階梯，理解了決定美國國家命運的觀念，理解了政治程序的運作，同時也切身體驗了置身于權術爭斗、欺騙和追逐私利中的滋味—這是政治程序中固有的內容。無私地為公眾謀求利益的人與私欲滿腹的人，并不總是很容易就能分辨開來的。

　　我這些年的經歷使我后來經常向我的研究生提出這樣的建議：要盡量爭取在華盛頓工作幾年，但時間不可太長。如果你在華盛頓工作的時間超過兩三年，你就可能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而無法回到學術界。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官僚政治上的追逐私利與所謂的客觀分析是如何互動的。1941年春，總統利用行政命令建立了物價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目的是要避免“物價飛漲、生活費用提高、牟取暴利和通貨膨脹”。總統任命利昂·亨德森為局長，他在新政時期是活躍的經濟學家，因預測了1937年的經濟緊縮而聲名大振。據我所知，他曾先后三次預測經濟緊縮，前兩次都錯了。但是，既然他永遠是少數，他的不準確預測也就無人注意，而他的正確預測卻在業界和政界廣為傳頌。我后來以此為例，說明這種做法可以萬無一失地博得預言家的聲譽。我在財政部工作期間，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是局長助理，后來升任副局長。物價管理局有一個研究部門，理查德·吉爾伯特是這個部門的主要人物，該部門不時會雇用一些知名經濟學家，其中有喬治·施蒂格勒、沃爾特·薩倫特和赫伯特·斯坦。

　　我在財政部的第一項工作是參與附加稅估算，附加稅將用來抑制通貨膨脹，這是舒普的項目的延伸部分。我們與物價管理局的貨幣銀行學研究室討論了我們的評估結果，也與聯邦儲備銀行及其他政府機構的經濟學家進行了討論。雖然我們基本上按照同樣的方法(凱恩斯的方法)進行分析，但是，物價管理局的經濟學家起初對所需稅收的數額估算要比我們的估算結果低得多，而且他們堅定地捍衛他們的估算結果。在官僚政治爭斗中，他們成功地說服物價管理局不認可我們的估算結果，這樣我們的估算結果也就不能成為物價管理署向國會要求增稅時的依據。

　　1942年初，物價管理局的經濟學家突然又修改了估算結果，這次卻比我們的評估結果要高得多！現在回想起來，原因很簡單。美國國會于1942年1月底通過緊急物價控制法，授權物價管理局凍結物價與工資，該法案于1942年1月30日經總統批準生效。在向國會游說這個法案的過程中，物價管理局要論證，盡管凍結物價與工資不得人心，但卻是制止通貨膨脹的惟一辦法。他們不希望因為財政部提供了提高稅收這樣一種可選方案而把水攪混。因而，他們成功地阻止了財政部向國會要求增稅。

　　一旦得到了他們瘋狂追求的法律權力，物價管理局的經濟學家的利益就改變了。他們和我們一樣明白，用稅收抽走部分收入能夠減少日益增長的物價壓力與工資壓力，這時，在他們眼里，財政部已經不再是對手了，而是變成了盟友。對所需稅收額的所謂客觀的科學估算就被大加修改，數額向上調整。物價管理局此時甚至敦促財政部提出比我們的估算結果還要高的稅率。這樣做到底是為了提高他們的權力，還是因為這是一種必要的策略，只有這樣才能維護他們堅定相信的公眾利益？無論答案是什么，如此操縱估算結果，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在我看來都純粹是欺騙。

　　我自己的資料中幾乎沒有什么在財政部工作那兩年中的文件。毫無疑問，我在這兩年中寫的大量備忘錄、報告和信件都淹沒在財政部的文檔中了。但是我并不想得到它們。因此，我要提醒讀者，這是發生在半個多世紀前那令人興奮的兩年中的事情，下面的敘述主要是依據我不太準確的記憶，再用公布的文件加以驗證，這意味著主要還是依靠記憶，而不是完整的文件來敘述我所參與的美國賦稅制度發生革命性變革的過程。

　　我找到一份保存下來的文件，是我1942年5月7日在眾議院賦稅委員會的說明—這也許是我第一次在國會委員會作證。這份說明的內容是高度學術性的陳述，分析了造成通貨膨脹的各種力量、稅收在抵消這些力量的各種努力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什么避免通貨膨脹會減少“美國人民所承擔的戰爭經濟成本”、為什么所得稅比銷售稅“能更有效地避免通貨膨脹性的物價上漲……并使戰爭成本更好地得以分擔”。我在總結時這樣說：

　　通貨膨脹對物價的壓力已經很大，而且還在月復一月地增長……如果避免了通貨膨脹，物價面臨的壓力就會被限制消費的措施中和。稅收是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一個，除了迅速地、大力度地使用它，其他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通貨膨脹。

　　證詞中與提議中的法案有關的只是一個簡單的數字：“財政部建議的870萬美元的附加稅是用以防止通貨膨脹的最低數額�！睘槭裁催@樣一份學術性的證詞會出現在這里？能讓我有機會去作證是因為財政部內部對稅收建議有意見分歧。財政部已經計劃好就建議的細節作證，但是沒有準備好，于是我就在最后一分鐘被當成替補送去履行財政部的責任。雖然作證是在5月7日，但是打印的說明稿上所標的日期是5月14日，這說明沒有提前準備好說明的全文，只有一份速記稿。

　　這份說明最鮮明的特征在于，它體現了徹底的凱恩斯主義特征。我甚至沒有提到過“貨幣”或是“貨幣政策”！我只是在稅收之外提到“防止通貨膨脹的辦法”以及“物價管制與配給、控制消費信貸、減少政府開支和發行戰爭債券”。同樣具有凱恩斯主義特征的是我此前就沃爾特·薩倫特的《通貨膨脹缺口》(The Inflationary Gap)一文寫的評論，他是物價管理局估算結果的作者之一，在這篇文章中，他將物價管理局的方法與舒普-弗里德曼-馬克的方法做了對比[3]。當我1953年重新發表我的評論時，我“做了補充，以糾正初版中的一個嚴重錯誤”，說明“初版中忽略貨幣的作用……是不能原諒的，但是也許可以用當時占優勢地位的凱恩斯主義潮流加以解釋�！盵4]

　　要不是為了準備撰寫本書而重讀我的說明，我已經忘了我曾經是一個徹底的凱恩斯主義者。我顯然在戰爭結束后不久就轉變了觀念，或者某些人會說，是變質了。

　　除了參與一些一般性的討論(主要是賦稅政策及如何應對國會策略的討論)，我的專職工作是研究個人所得稅和保險公司所得稅。這后一項內容在某個方面可能極有啟發性，也許能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我當時主要與兩類保險公司打交道：(1)大型人壽保險公司，如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保誠人壽保險公司(Prudential Life)等，其中絕大多數是相互保險公司，少數是股份保險公司—例如杰佛遜標準保險公司(Jefferson Standard)，它的首席執行官是一位固執的肯塔基上校，我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由于法律的漏洞，他的公司雖然是最小的保險公司之一，但是所交的稅卻占了這些人壽保險公司全部上繳稅額的1/3。這位上校因此成為我們審計中的重要參與者。(2)中等規模的意外傷害保險公司，主要承接火災和意外事故保險，其中多數是中西部的。大型保險公司都雇有專職的律師和精算師代理出面，中型保險公司(包括杰佛遜標準保險公司)則是普遍由在公司有大量股份的首席執行官出面。

　　兩類公司代表的態度和反應極為不同。首席執行官們樂于接受從國家利益出發，以及為進行戰爭而征收高額稅收的理由。我們能夠客觀理性地討論擬議中的賦稅制度改革是否公平合理。他們花自己的錢，認為資助戰爭是一個重要的目標，因而心甘情愿地同意：法律上的某些改革，即使會讓他們支付更高的稅，也是合理的。大公司的律師和精算師們的態度就不一樣了。他們花別人的錢，按一般估計，本來應該對高稅收無動于衷，但是情況正好相反。他們是別人手里的槍，對這件事的判斷標準只有一個：能否成功減少他們所代表的公司的稅額。是否公平合理對他們沒有意義。相比那些花自己錢的人，他們的個人利益使他們更關心所代表的雇主的私利(私利這個詞是一個經常用來形容私有企業的貶義詞)。由此可見，不妥協的官僚主義者并非只存在于政界。

　　我從另一個小插曲中學到了重要的一課。我曾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作證。得克薩斯州參議員湯姆·康納利是一位極富個性的人，他的標志是在別人系領帶或是領結的位置系一條光滑的黑色圍巾。他問我為什么要改動某一具體規定，我以絕對學術的方式做出回答，例如：“有三個理由，第一……第二……”沒等我繼續說下去，這位參議員先生就打斷我的話說：“年輕人，一個充分的理由就足夠了�！�

　　另一件讓我了解了人性的事就是國會議員對個人所得稅稅率表變動的反應。據我的記憶，當時一位議員的年薪是1.5萬美元。每當我們在國會委員會就擬議中的改動作證時，意料之中的第一個問題都是：“現在，請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例如，1.5萬美元�！边@種反應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擬定的稅率表總是以1.5萬美元為基準。

　　國民收入賬戶是最近才發展起來的，但是當時在考慮改革稅務制度時它發揮了重要作用。俄亥俄州參議員羅伯特·A·塔夫特也是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成員，他希望了解新的數據，請財政部派人為他講解。我有幸被指派擔任這項工作，因此而有了這種獨特的經歷，指點一位四次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的著名參議員。他是一個聰明好學的學生，也有可能成為任何一所大學的優秀教授。我認為他可以與尼克松總統相媲美，在我密切接觸過的政治人物中，尼克松總統是最具智慧的一位。

　　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另一位成員小羅伯特·M·拉福萊特與塔夫特形成鮮明對照。他在智力上只能算得上二流水平，1925年在他父親過世幾個月后填補其父遺下的席位而首次當選議員。他又連任了三屆，這充分證明了在任權力的重要性，以及一個著名姓氏的號召力。我因為在威斯康星州工作過一年，知道拉福萊特家族在這個州占壓倒性優勢，我特別有興趣知道名聞威斯康星州的“年輕的鮑勃”是個什么樣的人，但是結果讓我大失所望。我必須說明，我此前與他并無接觸，更沒有不愉快的交往，我的評論完全基于我對他的表現的觀察。我曾多次出席過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會議，偶爾是作證，多數是作為財政部長的聯絡員或財政部其他官員的聯絡員。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財政部官員在制定重要政策時，都有三份打印稿：一份正常字號的，一份特大字號的，一份很小字號的(這是在可改變字號的IBM Selectric打字機發明之前)。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是老花眼，但是又很愛面子，希望能夠不戴眼鏡讀材料。他能容忍長文件，所以只要專為他打出的文件，一律用大字打，不管多長都沒關系。另一方面，羅斯福總統要求給他的備忘錄只能是一頁紙，但是對字號沒有要求，因此，給總統的文件都不能超過一頁紙，用小字號，必要時用長紙。許多文件就這樣用三種字號打印。

　　我偶爾也會被指派去為財政部長或是倫道夫·保羅起草發言稿，倫道夫·保羅是財政部的法律顧問，也是財政部長的稅務顧問。這是我僅有的幾次為別人寫講話稿的機會，我發覺非常有意思。我可以讓自己信筆寫去。因為是別人去講這些話，所以我可以毫不猶豫地使用一些政治性演講中的陳詞濫調，如果是我自己，肯定不會在公開演講中用這些讓人聽了可笑的詞。這個經歷出于另一個原因讓我獲益匪淺：這逼著我用所謂“街頭巷尾的人”能聽得懂的語言來表達復雜而具有高度技術性的內容。米切爾關于寫作的教誨這時幫了我的忙。

　　由于我深入參加了財政部當時最重要的工作—改革賦稅制度以便為戰爭提供財政支持，所以我和部長有很多接觸，他也逐漸依靠我來應對國會聽證會，有時甚至給我打電話確認我肯定參加有他作證的聽證會。部長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歷來無懈可擊，而且堅定不移地忠于總統。作為羅斯福的密友，他在羅斯福擔任紐約州州長時就在州政府擔任過比羅斯福職位較低的不同職務，并于1933年與羅斯福一起來到華盛頓，又擔任過不同的職務，直到1934年被提名為財政部長，在這一職位上一直干到1945年7月，羅斯福去世不久他就辭職了。他是除了艾伯特·加勒廷外擔任這一職務時間最長的人。但是，讓我吃驚而又失望的是，部長的智力很有限。我常常感到有趣的是智力如此有限的人可以占據這么重要的職位。從此我對世事理解得更深了。他智力貧乏的實例信手可拈。其中之一是他出席聽證會時總是堅持要有一個助手跟著。另一個例子是，在聽證會上，他只要一被問及專業性問題，就讓他的下屬回答。我記得，至少有一次，在這種情況下，一位眾議員或是參議員說：“部長先生，我想知道你的觀點，而不是你的下屬的觀點�！�

　　還有一個更好笑的例子，他和我們一起開會時有個習慣，總是說這樣的話：“我們必須要讓普通老百姓聽得懂，比如，我的女兒瓊，她正在上中學。我希望你能講得讓瓊聽得懂�！焙髞恚瑧�該是在1942年秋天，在一次這樣的會議上，他又開始這樣強調，說到一半忽然停下來說：“我想我不能再拿瓊做例子了，她現在上大學了�！�

　　財政部與聯邦儲備委員會有一個根據固定日程表安排的聯合午餐會，參加的人有摩根索部長和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馬里納·埃克爾斯，還有這兩個機構的專業人士。�？藸査购湍Ω�索一樣，是羅斯福的主要顧問。摩根索與埃克爾斯顯然不同。摩根索話不多，說也是說些輕松幽默無關痛癢的話。�？藸査箍偸侵髦v，講起話來詳細又清晰，涉及各種話題，永遠知識淵博、思想深刻。他顯然有獨立見解，表達非正統觀點時一點不含糊。他讓我著迷，雖然我覺得他喋喋不休起來有點離題。他的反對者有失公允地將他貶低為“說話像腹泄，思想如便秘”。

　　�？藸査箯乃�1934年被任命為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到1951年7月從委員會辭職，一直是聯邦儲備委員會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獨立性使他在杜魯門總統連任后與之發生沖突，1948年4月，總統拒絕再次任命他擔任主席[5]。�？藸査估^續留在聯邦儲備委員會，雖然他被迫交出主席職務。據我所知只有兩位主席曾經這樣做過。1951年，他對杜魯門干預本應獨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感到不滿，在一個星期天，所有聯邦儲備銀行和政府部門都不辦公時，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公布了最近在白宮舉行的一次會議的內容—杜魯門在這次會議上堅持，要求聯邦儲備委員會改變政策，而�？藸査箙s認為這種做法不妥。記者招待會后，�？藸査闺S即辭職。

　　摩根索智力有限，意味著他異乎尋常地依靠顧問與下屬。許多人不喜歡有比自己能力強的下屬，甚至與自己能力同等也不行。應該說摩根索完全沒有這種性格缺陷。他讓一群極為出色的下屬圍在身邊。幾乎從他擔任部長職務之初，他就依賴我過去的老師雅各布·瓦伊納，瓦伊納是他的部外顧問，瓦伊納因而負責推薦有能力的人到財政部任職，其中有些人，雖然能力很強，但是由于同情左翼，引起了嚴重的爭議。

　　哈里·德克斯特·懷特

　　摩根索在財政部內最引人注目的顧問是哈里·德克斯特·懷特，他是貨幣研究局的局長。他來財政部任職前一直是威斯康星州勞倫斯學院的經濟學教授。作為貨幣研究局的局長，他成了部長的主要顧問，和他建立了親密的關系。我記得有一次在部長辦公室開會，大約有十幾個人參加，會上對某事觀點不一致，討論非常熱烈，懷特與部長意見不同。突然，懷特站了起來，表情激動，說了這樣的話：“我在說出不該說的話前，最好先走�！闭f完跺跺腳就出去了。那個樣子好像是學校里的男孩子吵架。

　　另一件我至今記憶猶新的事發生在1942年秋季。夏天時我們制定了一個“支出稅”的方案，以此取代高稅率，作為所得稅的補充[6]。在1940年出版的一本題為《如何為戰爭付錢》的小冊子[7]里，凱恩斯提出一個徹底的方案：強制儲蓄，戰后還款，以此種方式削減戰時消費，戰爭結束后再擴大消費以防止戰后經濟萎縮，凱恩斯及其追隨者最害怕的就是戰后經濟萎縮。懷特和財政部的一些人非常贊同這一思想，一直想要找個機會提出來。他們后來將這兩個新奇的方案結合起來：以支出而不是收入為依據從公眾手中抽取資金，至少將其中的一部分拿出來作為強制儲蓄取代稅收。我們這些在稅務研究局負責制定支出稅的人堅決反對將這兩種新奇思想結合起來。

　　在我們將支出稅方案提交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前一天(1942年9月2日)，爭論還沒有解決，因此又在部長辦公室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解決分歧。我記得大約有17個人參加了會議。經過充分討論，部長提議投票表決。結果是16∶1，主張稅收方案的是16個人，只有懷特主張部分強制儲蓄。但是部長決定提交部分強制儲蓄方案，這證明部長的一票是決定性的。最終的結果是這個方案不了了之。人們對其付之一笑：提出如此稀奇古怪的方案，一分錢的稅也不收！“多愚蠢的想法！”這就是財政委員會成員的反應。

　　人們普遍認為是懷特負責制定了后來以“摩根索計劃”聞名于世的處置德國方案，這個方案提出“將德國變成一個主要以農牧業為特征的國家”。1944年9月戰時盟國初步接受了這個方案，但是后來被更為緩和的方案取代。影響更為深遠的是懷特在1944年7月舉行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個會議產生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懷特和凱恩斯是這次會議上的兩個主要人物，“懷特方案”與“凱恩斯方案”是會議上供選擇的兩個主要方案，兩個方案結合起來，成了此次會議上產生的上述機構的基礎。此時我已經離開財政部，正在為純軍事問題做數理統計學研究(見第8章)，因此我對這些活動所知不多。

　　惠特克·錢伯斯曾提到：

　　懷特無休止地談到“部長”(亨利·摩根索)，他的情緒是部長情緒的精確晴雨表。如果懷特情緒高漲，我就知道部長在微笑。如果他情緒沮喪，我就知道部長這一天不高興[8]。

　　這和我在前面評論懷特與部長的密切關系所指出的是一樣的，也正是我所認識的那個懷特。依我的觀察，懷特極為能干、思維敏捷，但是不深刻。他對某一問題經過簡短思考后，就能做出比多數人更好的分析，這些人也在評估同一問題，但是三天之后，他的分析還是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其他分析者已經有更深入的進展。

　　個人所得稅：雙重爭論

　　修改個人所得稅引發了許多具體爭論：如何控制醫療費用，在涉及醫療費用時，確定一個基本數額(占收入的5%)，只有在超過這個基本數額后，才能減免收入中應納稅部分的稅收；如何制定夫妻共有財產和自有財產的征稅標準和免稅標準；如何處理資本收入；此外還有無數具體問題。一個反復爭論尚待解決的問題是將要提交的稅率表。這個問題要涉及的是，如果對基本數額和稅率表做一兩處修改，會對國內稅收產生什么影響，要準備對此做出評估。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來自國會議員和其他人的建議擋在我們的路上，這些建議需要分析，有時還要分析對國內稅收的影響。

　　我還記得一個這類的特別建議，要對與上年度相比增加的收入征稅。出于顯而易見的理由，我們不喜歡這種做法，但是這個建議來自有影響的人，因此必須要認真對待。結果我花了一個周末來估算這種稅可能產生的稅收額。沒有什么可靠的證據可以作為估算的依據—況且，即使有這樣的證據也沒有計算機可以用來進行快速、復雜的計算。我不記得我是如何計算的，但是確實記得我最終得出了某個數字①。

　　兩個主要的問題在這日復一日的煎熬中浮現出來：第一個是豁免問題，第二個是代扣問題，兩個問題都來自同一考慮：如何當時就收到所得稅。

　　1942年前，一年收入的所得稅可以在下一年按季度分期付，沒有代扣稅，也沒有預付稅，由納稅人自己決定符合自己納稅能力的稅額。只要所得稅很低，而且只有少數人必須納稅，就不會出現什么問題。即使最高稅率已經從1929年的24%上升到了1939年的79%，但是因為這樣高的稅率只適用于極高收入的人，因此只與很少的人有關。直到1939年，在所得稅類里，只有不到400萬份納稅申報表。全部稅收額只有不到9億美元，只占納稅收入的4%。我們家屬于400萬個雙工資中產階級上層家庭中的一個。我們1939年交的所得稅是119美元，占我們應納稅收入的2%。這個金額不用費力就在1940年3月15日用一張支票付清了，然而僅僅在4年之后，最高稅率就達到了88%，報稅表數量增長了10倍，收到稅額增長了近15倍，占到應納稅收入的15%。以我們為例，我們的收入只比1939年略高一點，但是由于只有一個人掙錢，我們交的稅額是1704美元，占應納稅收入的23%。這就需要認真地做計劃，準備1944年分四次付清，不可能再用一張支票就能付清了。

　　在財政部工作的所有人都清楚，要將從個人所得稅獲得的稅收提高幾倍，其實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能建立一種制度，在收入剛剛到手時就要繳稅，而不是一年后再繳。

　　改為當時繳稅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如何解決兩年的稅放在一年收。在以前的稅務制度下，1941年收入的所得稅可以在1942年付。但是在當時繳稅的制度下，1942年收入的所得稅也要在1942年付。需要采取措施避免這種結果。財政部內外都提出了多種方案供選擇，幾乎所有方案都涉及某種程度的豁免，豁免兩年中一年的稅，或是兩年中的每一年都豁免部分稅。但是豁免哪一年的，怎么豁免？對不同立案的討論變得非常技術性，非常熱烈，簡直就成了鉆牛角尖。而至今還讓我感到有意義的是，這場討論讓我了解了新聞界。

　　我們自然是在財政部制定方案。外面的方案主要來自比爾茲利·拉姆爾，他曾經擔任過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院的院長，但是當時已經離開學術界，擔任R·H·梅西公司(當時就在紐約)的財務官，同時擔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董事會主席。他的計劃的基本內容是，如果1942年開始當時繳稅，只要豁免1941年的稅就行了[9]�！都~約時報》和紐約大多數金融團體都堅決主張拉姆爾方案。

　　我是財政部方案的制定人之一，這個方案只豁免很少的稅項，我自然密切注意有關新聞報道。讓我氣憤的是，一些大報，特別是《紐約時報》，報道這一爭論時帶有明顯的偏見。當拉姆爾第一次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作證后，《紐約時報》在頭版報道了他的證詞，接著是至少3篇社論(8月14日、8月26日、8月29日)和兩篇署名評論，都是支持拉姆爾方案的。有一篇評論是阿瑟·克羅克寫的(1942年8月28日)，他也許是當時最著名的公共事務評論家，另一位評論的作者是戈弗雷·N·尼爾森，他被形容為“稅務方面的權威”，他的評論文章刊登在星期日《金融與商業》專欄的頭版(1942年8月23日)。當財政部法律顧問倫道夫·保羅在全美廣播網發表廣播演說抨擊拉姆爾方案時，有關報道被放在第22版，正如人們所說，“夾在襪子廣告里”。當部長或是保羅在國會委員會出席聽證會時，同樣待遇不斷重復。

　　我能夠理解《紐約時報》編輯部支持拉姆爾而反對財政部立場，但是不希望看到新聞專欄這樣有派性。惟一的一張將編輯部觀點與新聞報道分開的報紙是《華爾街日報》。編輯部也支持拉姆爾，盡管支持態度不像《紐約時報》那樣瘋狂，但是它的新聞專欄卻以同等版面來報道兩種方案，如實地報道了參議院財政委員會開始支持拉姆爾方案、后來又轉而反對的前后變化。例如，當保羅抨擊拉姆爾方案的廣播演說發表后，它在總計16版報道的第3版上全版報道了他的演說，而且在第1版上做了提要�，F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是我還是沒找到理由改變我對這兩家報紙的最初評價。

　　1943年6月9日，經羅斯福總統簽署，最后一稿當時繳稅方案《1943年現扣稅法》正式生效，這個法案包括了經修正的拉姆爾方案。該法案取消(拉姆爾方案反對使用“豁免”一詞，主張使用“取消”一詞)了一年50美元及50美元以下的稅，及1942年和1943年中較低一年應付稅的75%，其余25%在兩年內以同樣數額分期付清。這一妥協是經過一年的無休止的爭論才達成的。在法案通過后，《紐約時報》以《妥協后的稅法》為題發表社論(1943年6月3日，第20版)，《華爾街日報》社論的題目是《公平的稅法告勝》(1943年6月3日，第3版)。

　　代扣所得稅

　　為了能當時就收繳個人所得稅，采取了兩種至今仍在使用的方式：一種是針對工資收入的，在發工資時就從雇主處收繳；另一種是針對其他收入的，由獲取收入的人提前估算(代扣所得稅在提出時是為了收繳利息及分紅收入中應付的所得稅，現在仍然用于征收某些工資外收入的稅款，但是它進入立法是后來的事)。如果你問現在國內稅務署的官員，如果沒有代扣工資所得稅，是否可能收到現有水平的所得稅額，他肯定會毫不含糊地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的。但是1942年時，正是國內稅務署的官員成為代扣所得稅的主要反對者。1942年8月，《華爾街日報》有一篇報道，內容是：“國內稅務署的蓋伊·T·赫爾弗林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作證”，報道提到：“該委員證詞的細節沒有披露，可以理解，他認為任何代扣稅的規定無疑都會增加稅務部門的工作量�！�(1942年8月21日，第2版)

　　當我們向英國與德國的稅務專家咨詢時，官僚政治的第一定律—做任何事情，惟一可行的方式是正在使用的方式，給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兩個國家都實行代扣工資所得稅，但是方式不同。兩個國家(德國是繳當時工資的所得稅，英國是繳過去工資的所得稅)代扣所得稅的數額都被視為是最終繳稅額，不再事后調整。而我們堅持要制定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代扣稅的數額只是一年后才最后確定的納稅總額的一個估算，如果最后計算的總稅額與預付額有差額的話，多退少補。德國和英國的專家都肯定地告訴我們，他們也考慮過這種可能性，但是發現根本不可能實行，只有最終繳稅額才是可行的。那位德國專家是從納粹德國逃出來的難民。

　　為了深入闡述我們方案的具體規定，也為了爭取國內稅務署的官員的全面合作，并說服他們相信我們的方案是可行的，我們組成了國內稅務署官員與稅務研究處人員的聯合小組，深入現場研究幾個企業的收繳情況，與他們討論如何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代扣所得稅。我參加的小組訪問了底特律、多倫多、紐約和威明頓。

　　我記憶中最鮮明的是赫德森百貨公司與福特汽車公司收繳所得稅方式的差別，兩個公司都在底特律。我們發現，赫德森公司有一個極有效率的自動收繳系統，對這個系統的研究讓我們獲益匪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福特公司與我們見到的許多公司一樣，收繳系統效率很低。當時幾乎所有的公司都用支票發工資，只有福特還在用現金發工資。理由很簡單。福特公司1931年或是1932年前也用支票付給雇員工資，但是在大蕭條中金融系統發生嚴重混亂，許多銀行倒閉了，出現了貨幣兌換所來取代其職能，這些兌換所，也許還有某些銀行，在支票兌現金時要收手續費。老亨利·福特這時還在全面掌管著公司，得知他的員工還要為拿到自己的報酬付錢，非常憤怒，于是下令所有的工資都付現金！讓我們覺得滑稽的是，一個代表著零售業這樣的古老行業的公司，收繳稅金的方式在技術上很先進，而一個代表著現代化大規模生產方式的公司，其收繳方式卻如此落后。

　　無論如何，我們最終都建立了一個與英國和德國不同的稅收制度，但是達到了我們自己的目的。無疑，幾年后，如果有人請我對其他國家建立所得稅代扣制度提出建議，我肯定會告訴他們，我們的方法是惟一可行的方法！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沒有當時的代扣制度，我們不可能在戰爭期間收繳那么大數額的所得稅。我們當時只考慮一個問題：如何增強作戰能力。我們沒有考慮任何長遠的影響。我當時絕沒有想到，我正在幫助發展一種機制，它使得政府過大，干預過多，而且嚴重破壞了自由經濟，這是我多年后嚴厲批評的現象。但是這千真萬確是我當時所做的。

　　多年來羅斯反復責備我，因為我們倆如今激烈批評的政府權力過度膨脹問題，在其形成過程中我也曾經發揮過作用。不過，無論我是否參與，代扣所得稅都會實行，既然如此，這種責備就只是個笑話。我最能接受的責難是我的參與使之更有效率，否則這個制度可能不會這樣順利地實行。這里有一個深刻的教訓。實施一項政府計劃要比取消它容易得多。正如這個例子所證實的，似乎總是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實施這個方案，當初的需要已經消失時，它卻仍然會繼續存在下去。確實，通往地獄的道路也是用良好愿望鋪就的。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規律也適合非營利組織。例如為治療與預防小兒麻痹癥而發起的“一毛錢運動”募捐，在發明了疫苗，小兒麻痹癥已基本絕跡后，并沒有宣告結束，而是又找到了存在下去的新理由。

　　{羅斯}我停止工作后，我們在華盛頓的生活對我而言非常愉快、非常輕松。我們有許多老朋友，而且還不斷結識新朋友，所以總有客人要招待。既然沒有什么必須要做的事情，就專心享受做家務的快樂。米爾頓總是及時告訴我外面正在發生的事，在我們的共同生活中他多數情況下都是這樣做的。從某一角度看，時間過得不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快，但是一切都很順利，以至于我都沒有注意時間。時間又到了2月底，勞森醫生認為把我們的女兒迎接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刻來臨了。2月26日早晨，我收拾了幾樣我在醫院需要的東西，就和米爾頓一起走了。到中午，我們就自豪地成了一個美麗的小女孩的父母，我們給她取名珍妮特—所有人都認為，她是嬰兒室中最漂亮的孩子。

　　我沒有受罪，沒有等合適的自然分娩時機到了才被送進產房，如果那樣可能有時還要用器械助產，有時甚至像我第一次懷孕那樣，什么苦都受了，卻沒有保住孩子。我聽到過各種關于應該盡量自然分娩的理由，但是有時(我不知道概率有多大)自然分娩會讓你筋疲力盡。是否要剖腹產，最好讓父母與醫生決定。我認為惟一的問題是醫生是否不帶偏見地介紹了兩種方法的利弊。剖腹產一般是在已經出現困難時才實施，嬰兒死亡率自然就高(我不曾研究過這方面的統計數據，因而這是一個缺乏實例證明的觀點)。

　　{米爾頓}珍妮特出生是我們在華盛頓的這段時間里最快樂的事，但是也標志著這段生活的結束。這時，無論稅制改革對戰爭做出了什么樣的貢獻，我能做的事情都已經做了[10]。因此我很愿意接受艾倫·沃利斯幾個月前提出的讓我去紐約和他一起工作的建議，他當時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組織一個統計學貨幣銀行學研究室，專做與戰爭有關的研究。我作為一個數理統計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度過了余下的戰時歲月。

　　我惟一的遺憾是，如果留在財政部，我可能會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的戰后金融重建工作，財政部為此做了大量工作。

　　注釋

　　[1]首次定義城區是在1950年人口普查時，當時華盛頓—弗吉尼亞—馬里蘭城區的人口是150萬。

　　[2] Dorothy S. Brady and Rose D. Friedman,襍avings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o. 10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7), pp. 247-65.

　　[3]沃爾特·薩倫特1941年12月在美國經濟學會的一次會議上提交了這篇論文，論文和我的評論發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2 (June 1942): 308-320。

　　[4] 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251, 253.

　　[5]一個董事會成員有14年任期，一個主席只有4年任期。�？藸査箵�任董事會成員的任期已超過14年，他第一次被任命是在1934年11月，替代1934年6月辭職的尤金·布萊克未完的任期，然后有一個完整的任期到1944年2月止。參見Marriner Eccles, Beckoning Frontiers: Public and Personal Recollections, ed. Sidney Hyman (New York: Knopf, 1951), pp. 165, 175, 384, 434。

　　[6]一個副產品是我的論文:襎he Spendings Tax as a Wartime Fiscal Measu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3 (March 1943): 50-62。

　　[7] J. M. Keynes, How to Pay for the War: A Radical Plan for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London: Macmillan & Co., February 1940).

　　[8] Whittaker Chambers, Witness (Nwe York: Random House, 1952), pp. 383, 384.

　　[9]首次實施當時繳稅是在1943年，但是在討論拉姆爾方案時，還是準備1942年就開始當時繳稅。

　　[10] 1942年10月21日通過1942年稅收法，1943年6月9日通過1943年個人所得稅法，這兩個法完成了稅務制度的重建，我參加了其中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