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是哈羅德·格魯夫斯促成了威斯康星大學聘用米爾頓為教授，任期為1940~1941年。格魯夫斯是該校公共財政專業的教授，負責威斯康星州收入研究項目，他積極參與了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組織的收入研討會的活動，而米爾頓是研討會的第一任秘書，他們就是這樣認識的。

　　哈羅德·格魯夫斯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他和人文與科學學院的院長喬治·塞勒里

黃頁微成本營銷方式 上網看新聞?你落伍了 小戶型主陣容揭曉 多媒體互動學英語

，都認為威斯康星大學經濟系已經開始走向衰敗，需要注入新鮮血液。格魯夫斯對米爾頓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工作印象深刻，因此認為讓他來威斯康星大學，有利于加強統計學與經濟學理論的教學，而這正是經濟系的薄弱環節。

　　1940年2月，他第一次寫信給米爾頓，詢問他對一個年薪4 000美元的副教授級別的職位是否感興趣。格魯夫斯意識到，讓他的同事們同意這一任命可能會有些困難，因為他對經濟系的未來發展與同事們持不同意見，而且一些積怨正在加深。系里開始分派，很傷感情—這是校園政治中常有的現象。

　　格魯夫斯教授是一位樂觀主義者，而且自以為自己擅長政治—但是據我看來，實際上并非如此。在米爾頓表示他至少對考慮這一前景有興趣后，格魯夫斯在信中說：“我應該說明，這件事情的前景并不很確定。但是我們可以考慮提供一個在我們的項目(指收入研究項目)中做雇員的工作機會，而且我們所有的人可以考慮以我們自己的名義組織一次合作……至少這值得一試。”

　　在后來的通信中，格魯夫斯教授指出，在當時經濟系的形勢下，得到終身職位可能不太容易。米爾頓建議，他本人也還沒有考慮好是否接受威斯康星大學的終身職位，更合適的也許是一個一年期的任職機會而不是終身職位。回信中，格魯夫斯建議，這個職位將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在經濟系教書，另一部分是在收入項目中幫忙。現在回顧往事，看了與這一事件有關的文件后，我傾向于認為格魯夫斯是用收入研究作為特洛伊木馬將米爾頓送進經濟系。

　　經濟系最后建議，給米爾頓一個客座教授的職位，時間是1940~1941年，工作內容是在收入項目中做顧問，此外每學期上兩門課(他們還特別說明，兩門課不包括在兩門已有的統計學課程中，目的是再次向那些正在講授這兩門課的人保證，他們不會被取代)。校董事會秘書給米爾頓的任命通知中說，這是一個教授級的統計學講師職位，時間是1940~1941學年，在此期間的年薪為4 000美元。任命通知里沒有提收入研究項目。

　　當時大學教授的工作量與現在明顯不同。現在，一學期兩門課會被認為是正常工作量，如果在一個以研究為主的大學就算得上是比較重的工作量；但在當時這卻被認為是半工作量，另一半是為收入研究保留的。

　　我們當時很年輕，對校園政治一無所知；而且米爾頓和格魯夫斯一樣，永遠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再加上我們當時既沒孩子也沒有什么俗務纏身，因此覺得新經歷很富于挑戰性；最后，還因為米爾頓急于進入學術界，他希望學術研究能成為他的終身職業。因為所有這些原因，我們雄心勃勃地抓住這個機會，接受了挑戰。

　　我們三個月前在去西部的途中預訂的位于弗洛斯特的住房非常舒服，非常適合居住。居民區更像是鄉村而不是城郊，不遠處還有一個湖。總而言之，我們在麥迪遜的居住條件是令人愉快的。

　　頭幾個星期的情況與格魯夫斯的描述是一致的。的確有兩派。我們已經作為格魯夫斯的保護對象，被列入其中一派。另一派以裝聾作啞的方式歡迎我們，不過沒有公開的敵視也沒有什么失禮的舉止。但是我現在盡力回想，只記得有兩對夫妻請我們吃過飯。一對是格魯夫斯夫婦，他們盡了很大的努力讓我們能接觸另一派的人，因為他們認為只要這些人了解了我們就會喜歡我們。另一對是珀爾曼夫婦，男主人塞利格·珀爾曼是經濟系終身教授中惟一的猶太人，女主人叫范妮。我們還受到了法學院的一些教授的歡迎，特別是威拉德·赫斯特和查爾斯·邦恩，到了那一學年末，米爾頓決定不再考慮繼續任職時，他們表示：“什么時候，等所有這一切都過去了，我們希望你能回來。”

　　我記得我們沒有因為另一派的冷漠而特別感到不安。格魯夫斯夫婦和珀爾曼夫婦都是非常好的人，這極大地補償了陌生人的冷漠。更重要的是，我們和研究生及年輕的研究助理或是教師的關系，要比和那些年長的教授的關系密切。我們和他們是同一代人，比有些人年輕，比另一些年紀稍大。我們和他們一樣，還有著年輕人的熱情和好奇心，這種熱情和好奇心，許多年長的教授就算過去有過，現在也沒有了。我們的家永遠對學生敞開，他們中一些有頭腦的人抓住了這個好機會。我們最喜歡的娛樂是談話。在這些人中，有后來成為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沃爾特·赫勒，有后來在布魯金斯研究所擔任過多年的稅務專家的約瑟夫·佩奇曼，(這個研究所是在野的民主黨人的家園)，有衛生經濟學領域的已故著名學者赫布·克拉曼，有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過多年經濟學教授的亨利·布切爾，還有從事過多種職業，都成績卓著的本·斯蒂芬斯基，他曾出任美國駐玻利維亞大使及駐美洲國家組織代表，還擔任過就業研究所所長。即使我們屬于不同的政治派別，但一直都是朋友。

　　感恩節我們邀請了一些學生和年輕教授吃飯。這確實是我們的一次新經歷。我從當地農場訂購了一只火雞，他們按時把火雞送來，但是，讓我沮喪的是，火雞雖然是死的，卻是一只沒有收拾好的整雞。我從來沒有收拾過也沒有烹制過家禽，盡管以前母親做的時候我在一旁看過，但卻還是根本不知道從何下手。后來還是我們信賴的《波士頓烹飪學校烹飪大全》幫了大忙，這本書是洛伊絲·克拉克送給我的，我現在還在用。米爾頓逐行念330頁上的說明，我跟著書的指示做。經過一番艱苦努力，一只收拾干凈、肚子里塞好調料的火雞終于進了烤箱，讓美味的晚餐能按時開始。

　　{米爾頓}我印象最深的是年輕人與資深教授之間的鮮明對比：年輕的研究生和研究助理們聰明好學，而那些資深教授卻單調無聊、無心向學，雖然不是所有年長的教授都那樣。在后來的歲月中，我不斷地觀察我的研究生如何變化，讓我感到沮喪的是，同一個人的研究生時期和成為終身教授后的狀態，經常會體現出前面提到的那種鮮明對比。我經常想，在他們還是學生時，我們做了什么，而在后來的歲月中，學術生活又是如何影響他們的，才使得這么多聰明的、本應前程遠大的學生變成了二流的、迂腐的、沒有進取心的教授。

　　{羅斯}約翰·R·康芒斯(1862~1945)早期的影響使威斯康星大學的教授和學生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傾向于現代自由主義思想與凱恩斯經濟政策。康芒斯從他1904年加入威斯康星大學經濟系后就一直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按照權威說法，他“制定了大量立法，使威斯康星州成為美國其他各州和聯邦政府的試點實驗室，主要試點項目有：文官制度、公用事業、工傷賠償及失業保險等的立法。他還積極參與了貨幣政策的制定”[1]。

　　這些內容在當時成為了相當一部分談話的主題。嚴重的分歧并沒有傷害感情。正如倫納德·西爾克在35年后的1940年討論康芒斯對威斯康星大學的深遠影響時所說的：“弗里德曼來到威斯康星大學時的形象，就像是自由主義者丹尼爾走進了制度學派獅子的窩里①，這是‘芝加哥’主義與‘麥迪遜’主義的歷史性沖突。”他又進一步指出：“其實并沒有這樣的沖突。盡管弗里德曼在思想上同情的是自由市場，但是他當時還沒有為了自由市場而拿起這根大棒。他與韋斯利·米切爾的密切關系就是一個絕好的證明，因為米切爾是索爾斯坦·維伯倫的學生和崇拜者，他本人也是美國制度學派中最‘科學’的一位。”[2]沖突雖然不是歷史性的，但是我和米爾頓在芝加哥大學所接受的觀點與在威斯康星大學通行的觀點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當時的談話中，另一個重要話題是歐洲的戰爭。美國對這場戰爭采取中立政策，雖然全美國的人民都同情英國及其盟國。威斯康星是一個例外。其居民中有多數是德國移民，這里本來親德情緒就很強烈，政府的中立態度又使之進一步強化，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的自由知識分子最鮮明的特征就是主張美國中立。米爾頓和我是堅決反納粹的親英派，強烈主張美國援助聯合國家，甚至主張美國積極參戰。雖然這一話題從未在教授中公開討論過，但是它是這一年中使氣氛熱烈的許多話題之一。

　　研究生和研究助理們清楚地意識到威斯康星大學經濟學項目的不足之處，強烈希望米爾頓能獲得終身職位。當時的威斯康星大學就像首都華盛頓一樣容易走漏消息，也許現在仍然是這樣。塞勒里院長建議聘米爾頓做3年副教授，不是終身職，但是教授們沒有批準，當研究生得知這一消息后，17名年輕的教學與研究人員聯名遞交了一份致經濟系全體教授的書面請求，建議增加經濟理論與統計學課程的數量與種類，以此來表達留下米爾頓的希望。在整個事情過去之前，這群人中的有些人還表示了抗議，希望能留下米爾頓。但是教授們不欣賞學生擅自闖入他們領地的行為。

　　{米爾頓}在后來的歲月中，沃爾特·赫勒和我在公共政策問題上經常持對立觀點，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次是關于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爭論[3]。同樣，喬·佩奇曼(約瑟夫·佩奇曼的昵稱)也經常和我持不同意見，但我們也仍然是好朋友。直到1988年，在一封致收入研討會成立50周年慶祝活動組委會的信中，喬還提到：“(1941)學年結束時，由沃爾特·赫勒發起，一些研究生聯名請求經濟系將米爾頓增補為教授。經濟系拒絕了我們的要求，威斯康星大學因此而失去了將米爾頓留在麥迪遜的機會。”沃爾特和喬都已去世，他們生前一直很樂于向那些認為政見不同就意味著個人仇恨的記者表示，我們是終身的好友。

　　{羅斯}與某些教授不同，學生們并不覺得米爾頓對他們造成了任何形式的威脅。他們主要是因為他的實力才希望他留下來，而不是像那些教授那樣優先考慮他是否威脅了他們的職位，或是拿到了比同等級別的人更高的工資，或是格魯夫斯將米爾頓引進經濟系的做法是否光明正大。教授們特別加以考慮的主要因素不是他的加入對經濟系是否有利—一般而言，這一點對于許多大學和院系最終都充斥著平庸的教授的現象具有普遍解釋力。

　　米爾頓花了許多時間來準備和整理他的講稿。其余時間主要用在為收入項目做顧問，或者是撰寫他的專著《獨立執業人士的收入》。

　　這一年是我自學生時代以后第一年不去從事全職工作。我利用閑暇參加了一些“興趣課”，一個是制陶，另一個是鉤地毯。我非常高興地上了3個月的課，然后發現自己懷孕了，情況不是太好，所以不能過多地活動。

　　這一年的美國經濟學會的年會在新奧爾良舉行，我們決定開車去。會后，又和同去參會的朋友瑪奇拉普斯夫婦一起開車去了比洛克西。除了我每天早晨的嘔吐和經常感到不適外，這是一次愉快的假期，所以踏上歸途時我沒有遺憾，但是回到家時看到的情形卻讓我們氣急敗壞。我們是除夕夜回到弗洛斯特的，結果發現房子是冰冷的，衛生間的水開始結冰，因為油箱空了。我們忽略了應該定期付錢好讓油箱一直有油。

　　米爾頓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爐子里生上火，讓我坐到爐子前，然后開始行動。他找到一個燃油公司的應急電話，不過這可能給了他一個毫無顧忌地發泄情緒的機會，不用解釋，他也知道接電話的人不該為這種事情負責，但這是他在這類情況下的一貫做法。他肯定還是把事情解釋清楚了，因為沒多久，公司的老板就穿著全套禮服來灌滿了我們的油箱。他得到消息時正在參加一個除夕晚會，于是立刻就趕來了。雖然責任訴訟的時代還遠未到來，但是他明白溫度達到冰點的威斯康星的冬天會是什么樣。

　　因懷孕帶來的不適時有時無，而這次懷孕從一開始似乎就顯示出不好的征兆，除此之外，冬季學期順利地過去了。我受到了一位鄰居細心友好的照顧，她的態度與多數教授的冷漠截然不同。只要我短期住院回來，她總是在我家門廊處放一籃子她做的菜或是烤制的面包。冬天她還給我提供了許多其他幫助。后來我知道她已與丈夫離婚，3個孩子由她撫養，我心里很為她難過。

　　在威斯康星大學的那一年里，有一個美好的回憶是與我們的朋友格魯夫斯一家一起過圣誕節，他們是教友會派信徒。從那次圣誕節至今，許多年已經過去了，價值觀與習俗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我卻經常回憶起那次圣誕節的情形，并將其與今天的慶祝活動進行比較，尤其喜歡將格魯夫斯家人的禮物和今天一味追求越貴越好的禮物選送標準進行比較。我記不得所有的禮物了，只記得其中的幾件。一個孩子拿來一小捆他自己劈的引火柴，另一個孩子拿來的是她自己縫的洗碗布，如此等等。父母給孩子的禮物也是孩子想要的或者正好需要的：給一個孩子的是網球鞋，另一個是雪地鞋。同樣，贈給親友或是從親友那里得到的禮物也都是有用的，而不是華而不實的。更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很喜歡自己收到的禮物。

　　據我們所知，直到4月，還沒有任何有關我們在威斯康星大學的日后安排的公開消息。我們只是聽傳聞說，院長已經提出建議，并得到校長的批準，準備給米爾頓終身職位。我現在推測，我們當時已經意識到了要得到經濟系的批準有困難。但是直到1990年，正在編寫威斯康星大學經濟系系史的經濟系教授羅伯特·蘭普曼把一份他所寫的“米爾頓·弗里德曼事件，1940~1941”的初稿送交米爾頓時，我們才得知當年詳情。他的文稿中有許多我們一無所知的事情，還附有我們從未見過的文件[4]。

　　我們從這份文稿中得知，為了易于得到批準，院長改變了建議，將終身職位改為3年的副教授任期。米爾頓一直反對學術上的終身職位，但是由于經濟系的教授們反對他的任職，無論有沒有終身職位，都讓他對接受3年任職猶豫不決。他在1941年4月11日的信中將自己的顧慮告訴了院長，請他幫助判斷一下3年任職的結果是什么，考慮教授們是否有可能再次重復這次的做法。米爾頓接著說：

　　如果我認為再次任命是完全以我的表現與能力為依據的，我會毫不猶豫地接受它(3年任期)而且沒有理由反對3年結束時終止任職。我并非不愿意冒

　　險……我當然認識到，能力與表現是你和校長對我的任職做判斷的依據，但是我擔心這不是經濟系做判斷的依據。

　　他在信中繼續就3年任職的最終結果及這3年的工作情況做了分析。(我還沒有發現塞勒里對這封信的答復，但是后來的備忘錄證明米爾頓接受了這個任職。院長寫了一個便條給校長，并將其內容手寫在給經濟系主任埃德溫·威特教授的信上：“我已經告訴弗里德曼這個職位是他的了，而且他也不太愉快地接受了。我不同意讓他走。”)院長決心要推進這件他認為對經濟系、對威斯康星大學都有利的事，而且得到了校長的同意，因此決定即使經濟系不批準也要促成此事。

　　就在這時，某個教授或是某些教授向新聞界發出呼吁，這在這所大學或是其他大學都是不同尋常的。1941年5月14日，威斯康星州《州府時報》(Capital Times)在頭版頭條登出了一篇文章，題為《威斯康星大學經濟系3 500美元年薪的教授職位引起不滿》，而前一年它還對我們到威斯康星大學表示過歡迎。文章先簡要說明了事情的經過，然后從系預算委員會3月的第一次會議說起，這是第一次考慮并否決了米爾頓任職的會議，當時已經很明顯，無論是終身副教授還是非終身的助理教授的任命，都會遭到經濟系的反對。文章又繼續說，雖然經濟系已經否決任職，但是還將向校董事會的下次會議推薦。然后文章基本完整地引用了由系主任(威特教授)寫給院長的信，盡管文中并沒有指明是誰的信，只是說“經濟系一名重要成員”。這封信解釋了為什么不應該繼續討論米爾頓的任職問題，理由是：“米爾頓雖然是一個前程遠大的青年(前哥倫比亞大學教師)，但卻并沒有出類拔萃到可以得到比其他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教授更高的職位和工資。他還只有20多歲……他在威斯康星大學講授的代表最新研究成果的統計學課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好的教師，同時也是一個有經驗的統計學家……總而言之，他是一個大有前途的人，但是還不能說已經達到了應有的水平。他在本專業領域內也還沒有太大的名氣。”①

　　隨后幾天，其他報刊，如《時代》周刊、《州新聞》(State Journal)和校園報紙都報道了威斯康星州《州府時報》上的消息。惟一增加的內容就是5月26日的校董事會不再考慮米爾頓的任職，這正是《時代》周刊預言過的。實際上，據我們所知，當時雖然有關于校董事會是否考慮米爾頓任職的各種說法，但是因為我們已經決定不要再在經濟系許多復雜矛盾中受折磨，并且將這個決定告訴了有關方面，因此校董事會不再考慮米爾頓的任職問題。

　　1941年6月2日，米爾頓正式寫信給校長戴克斯特拉：

　　如果你能將我的名字從提請校董事會考慮給予經濟系副教授職位的名單中撤出，我將不勝感激。

　　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

　　我們國家正處于危急狀態，這使我認為應該為國防問題而工作。而且我堅信，只有加強國防，多方援助英國，才能維護民主與自由。

　　雖然這個理由準確地表達了米爾頓對戰爭的看法，但是并不是他要求撤消他的名字的真實理由。

　　戴克斯特拉校長的答復也很有趣。在說了他理解米爾頓想為國家目前的形勢做點什么的愿望后，接著說：

　　你在威斯康星大學工作一年后，即將離去，我希望你知道這里的人對你的能力和教學成果的一致評價。在這些方面我所聽到的都是對你的贊揚，所以我對你在和我們一起工作的一年中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賀。

　　戴克斯特拉校長所說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但是只會引起誤解。塞勒里院長6月28日給韋斯利·米切爾的信說得更為準確：

　　我和戴克斯特拉校長深感遺憾的是，我們提出的給予米爾頓·弗里德曼博士助理教授職位的建議沒有通過。弗里德曼的工作與人品都讓人非常滿意，他是一位君子也是一位學者。但是不幸的是，他被卷入了經濟系兩派的斗爭之中。經濟系大多數人都希望他留下。反對者卑鄙地利用輿論做宣傳，米爾頓因此決定不再要求任職。

　　這個故事的其他部分來自蘭普曼的報告，它涉及此前發生的事情。他交給米爾頓許多信件和備忘錄的副本，希望他能了解一些細節。這些材料讓我們知道了這一年中在幕后發生了什么。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正是一些錯綜復雜的因素，再加上人為的推波助瀾，促成了最后的結局。某些教授害怕米爾頓會威脅他們的地位，另有一些人擔心米爾頓會講授他們正在教的課，還有一些人擔心米爾頓的任職會危及他們建立一個獨立的商學院的努力，他們希望這個商學院不要附屬在人文科學學院內。塞勒里院長和戴克斯特拉校長明確認識到，將經濟系放在商學院內意味著商業將壓倒經濟學占主導地位，而且，正如塞勒里寫給校長的便箋中所言：“這是危險的。”個人競爭也起了部分作用。另外反猶情緒也起了部分作用，因為經濟系會因米爾頓的任職而有兩個猶太人。

　　商學院某些人利用的另一個證據是米爾頓寫的一份備忘錄，這是應格魯夫斯教授的要求而寫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經濟系是否有人認真地讀過這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中主要有兩個內容引起了反感—題目和最后兩句話。這個倒霉的標題是：《擬議中的威斯康星大學與社會科學相關的統計學專業課程》。備忘錄中被經濟系教授與新聞界反復引用的最后兩句話是：“一個學生在威斯康星大學所受的培訓不能使他勝任最新統計學課程的教學，也不足以讓他在使用統計學方法的領域內從事獨立的工作。即使他修了所有可選課程，仍然不能勝任需要應用現代統計學的研究工作。”

　　這個備忘錄的主要部分講的是發生在統計學領域中的革命性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統計學課程教學的深刻影響。然而卻從來沒有人提到過備忘錄中的這方面內容。米爾頓和艾倫·沃利斯準備編寫統計學的教科書，在威斯康星大學流傳的這份備忘錄正是擬議中的教科書前言的主要內容。備忘錄有十幾頁，在前七頁中只有一處順帶提到威斯康星大學。最后三頁專門講威斯康星大學的現狀，但是一開始就明確表示：“現在正在社會科學系或是數學系講授的下列這類課程，目前還只停留在目錄說明的程度。”這里并沒有批評任何特定的課程或是教師。這些內容之后才是被解釋為是在尖銳地批評經濟系的課程和教師的那兩句話。

　　有趣的是，這個備忘錄后來發揮了更為建設性的作用。不到一年之后(1942年10月7日)，艾倫·沃利斯在寫給米爾頓的信中說：

　　(哈羅德·）霍特林表示有興趣考慮你寫的開設統計學課程的建議……他現在是數理統計學研究所下屬的一個委員會的成員，這個委員會將在圣誕節提出一個關于“統計學課程教學”的一般性科目，這就是他為什么對你的文件特別有興趣的原因。

　　米爾頓因為這個備忘錄而成為委員會的成員，備忘錄的部分內容被收錄入委員會的最后報告之中[5]。除了收集備忘錄與其他資料外，蘭普曼教授還請沃爾特·莫頓就“弗里德曼事件”寫一個回憶，并在1979年9月18日完成了他的備忘錄。莫頓在當時被認為是一個反猶主義者和有強烈親德情緒的人，他是事件中的主要人物，自始至終反對米爾頓的任職。他于39年后自己80歲時寫下的備忘錄中有些顯而易見的錯誤，例如說米爾頓“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米爾頓在1933~1934年時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更有趣的是，莫頓在提到米爾頓時，無論是針對能力還是針對人品，沒有一句負面評價。舉一個例子：

　　米爾頓·弗里德曼給教授和學生都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他在課堂教學中表現得能干、智慧、語言生動，許多研究生都希望他能在經濟系任職。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優秀的教師和出色的經濟學家。

　　為什么當時他投票反對米爾頓？莫頓的回憶是，他在與塞勒里院長的談話中稱贊了米爾頓，于是“院長向我指出，既然我認為米爾頓是一個有著廣博的經濟學知識的優秀青年，是一個生動有趣的教師，是一位深受學生喜愛的好老師，他認為我就應該投票同意他的任職。但是他沒有仔細聽我的解釋，我猶豫不決，不愿意無端地得罪福克斯、高姆尼茨(Gaumnitz)和厄爾利教授，我還要在經濟系日復一日地和他們相處。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位教授都不能靠哄騙而弄到職位，而福克斯和高姆尼茨卻顯然認為格魯夫斯正企圖這樣做。塞勒里院長告訴我，他無論如何要給米爾頓職位，還說：‘這里不是第三帝國。’”

　　至少莫頓在后來的歲月中，對自己的反猶情緒充滿了負疚感—這種情緒在他的早期歲月中是顯而易見的。他在1981年致塞利格·珀爾曼的兒子馬克·珀爾曼的信中，對他寄來的有關反猶主義的一篇文章[6]表示感謝，莫頓說：“整個事件不是因為反猶情緒而是因為哈羅德·格魯夫斯愚蠢的政治態度導致的。”他重復了與院長談話中稱贊米爾頓的內容，然后得出結論：“因而塞勒里的態度部分與我有關，因為我把米爾頓能力向他如實相告。”

　　莫頓1979年寫給蘭普曼的備忘錄和1981年寫給馬克·珀爾曼的信中，將所有譴責都加到格魯夫斯頭上，而將所有贊揚都放在米爾頓身上。當然，到這時，米爾頓的遠大前程已不再需要寄望于未來，他聲名顯赫，而且獲得了諾貝爾獎！

　　蘭普曼報告中一個又一個的備忘錄揭示了威斯康星大學事件中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無處不在的校園政治中的普遍現象：教授之間的意見分歧由于背后的流言蜚語和狹隘的心胸而加劇。有一個報告講的是1941年4月16日在院長辦公室召開的會議，讓人讀了忍俊不禁：“院長開門見山地解釋此次會議的目的。他說，他因為要把這些成年人叫到一起討論他們的行為舉止而感到難過。他認為經濟系內部的爭執和互相攻擊是因為道德素質下降導致的。”會議的其他時間主要用來點名和對不同人的道德品質提出質詢。當討論開始轉到弗里德曼的任職問題時，一位教授指出，這不屬于會議的議題，因為會議是為討論教授間的互相指責而召開的。院長和全體與會者都同意還要舉行另一次會議討論弗里德曼的任職。

　　顯而易見，互相敵視和流言蜚語在我們走后還持續了很久。直到1979年，沃爾特·莫頓在給蘭普曼的備忘錄中仍然忍不住要加上幾句話，講講弗里德曼事件在后來幾年中對漲工資的影響：“弗里德曼事件讓那些支持他的任職的人在經濟上得到了好處，而那些反對他的任職的人在經濟上受了損失。”

　　我們在威斯康星大學時，助理教授詹姆斯·厄爾利不在系里。雖然在列舉因米爾頓加入經濟系而受到威脅的人時偶爾會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本人并沒有參加爭執。事實也是如此，1989年他在給蘭普曼的信中寫道：

　　我的確……同意格魯夫斯和研究生們的意見，經濟系需要大幅度的“改造”。和其他人一樣，我認識到威斯康星大學經濟系已告別它的巔峰時期，嚴重衰落了，因此，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后來，我都主張改造它。經濟學理論和統計學是特別薄弱因而也特別需要重視的領域。一般而言，我認為經濟系主要是受累于裙帶關系和保護人陋習。

　　厄爾利還說：我傾向于認為弗里德曼事件是一場正在進行的戰爭的一部分，這場戰爭是沃爾特·莫頓和其他人爭奪對經濟系及其發展的控制權之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真正白熱化，直到埃德·揚成為系主任才告結束。

　　{米爾頓}在威斯康星大學度過的這一年，是我走入全職學術生涯的開端，也是我陷入學術政治漩渦的開始。我成了系內矛盾的犧牲品，由此而懂得了在此類矛盾中一些知名學者會變得多么狹隘。爭執越瑣碎，政治手段就顯得越骯臟。我很幸運，很早就學到了這一課，而且當時的大環境淡化了這種爭斗可能會給我未來職業生涯帶來的任何影響，因為戰時經濟為我提供了至少是以后幾年的學術工作，使我不必回到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去。如果不是這樣，正如人所皆知的，威斯康星事件對我今后的學術前途產生的危害可能要嚴重得多—這是又一個例子，說明我有多么幸運。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它煙消云散了，只在我心中留下一點兒苦味。

　　小插曲不算，總的來說我在后來的學術生涯中一直極為幸運，避免了深陷校園政治之中。但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學形成的印象此后卻被廣泛地證實。假設系里的某一成員在彩票中贏了100萬的大獎，他的同事會拍拍他的肩膀，說他很幸運，這種顯而易見的嫉妒不會變成怨恨。但是如果新獲得的財富來自暢銷的教科書或是其他專著，別人的反應就不會這么寬容，而相比之下，如果一個人比其他人多加了工資(也許只多了100多美元)或者安排了更好的職位，別人的反應就更不一樣了。嫉妒是最輕的反應，最為嚴重的是怨恨，其中的問題在于他和別人之間出現了引人嫉恨的差別，其他人會覺得低人一等。

　　我要趕緊再補充一點，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非學術行業里，雖然它可能表現為不同的形式。

　　{羅斯}這個學年結束時，我們決定不再繼續留在威斯康星大學，而是去了東部。米爾頓是開車去的，我則根據醫生的建議坐火車前往。我們在紐約會合，我在那里見到了今后負責我的孕產期健康的產科醫生。他正好也是我們以前在紐約時的一位朋友。他建議了我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當時我仍然有一些問題，而且體重過重。

　　然后我們前往佛蒙特州的諾維奇。此前米爾頓已經同意和卡爾·舒普及魯思·麥克一起做如何通過稅收防止通貨膨脹的研究項目，這個項目在諾維奇進行。研究結果要在1941年秋天遞交財政部，并于1943年以《用稅收防止通貨膨脹》為題發表。卡爾·舒普是著名的財政學專家、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米爾頓因參加收入研討會的工作而認識了他。

　　除了我身體不適外，這個夏天還是很愉快的。許多朋友來看望我們，有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同事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還有達特茅斯大學的朋友。阿瑟·伯恩斯和海倫·伯恩斯夫婦也在諾維奇度夏，后來他們在厄利有了一處房子，我們1948年起也在新英格蘭的同一地區度夏，1968年又在附近的西法爾利建了一處房子。魯思·麥克和艾迪·麥克在泰特福德有一處房子。有一件參加麥克家晚餐時發生的事讓我們現在想起來覺得很有趣，但當時的感覺可沒有這么好。他們家的房子在一座小山陡峭的山頂上。我們和伯恩斯夫婦一起從諾維奇驅車去麥克家。當我們到山腳下時，阿瑟堅持要我從車里出來，和米爾頓一起爬上山頂。在當時和其后的許多年中，他處處以我們的家長自居。以我當時的身體條件，單是從車里跳出來就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在7月的某一天離開諾維奇，主要是為了我的第一次生育而去一個安全的地方。但是這個孩子并不像我們盼望他那樣急于來到這個世界上，而且等待似乎遙遙無期。這次懷孕最后無果而終。經過極為困難和長期的辛苦，嬰兒還是流產了。我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打擊對我們比威斯康星大學的經歷要更讓人傷心。但是共同承受這兩件不幸帶來的痛苦，讓我和米爾頓的關系比原來更加親密了。我們不再是孩子，突然之間就長大了。

　　{米爾頓}夏季項目的結果之一是為我提供了一個在財政部稅務研究局的工作。隨著戰爭在國外激烈進行，美國國內主張參戰的傾向也越來越強烈，在這種形勢下，到財政部工作比回到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更有號召力。因此，羅斯稍作康復后，我們就去了華盛頓。

　　此時，阿倫住在馬里蘭州的洛克維爾，他在那里買了一所舊農場的房子，他準備自己重新加以設計，因此建議我們和他一起住。我們同意了，當時我們還期待著小生命的降生。去威斯康星大學前我們已將紐約的房子轉租出去了。夏天從諾維奇回來時我們將家具運到洛克維奇，準備孩子出生后就搬到那里。雖然最終那個孩子沒有加入我們這個小家庭，我們還是決定和阿倫住在一起。

　　注釋

　　[1]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70 edition, 6:165.

　　[2] Leonard Silk, The Economis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p. 58.

　　[3] Published as Milton Friedman and Walter Heller, Monetary vs. Fiscal Poli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69).

　　[4]我下面引用這篇報告的內容時未加特別說明。鮑勃·蘭普曼給我們的報告，有一個大加縮略的版本,褽ssay 2, The Milton Friedman Affair at Wisconsin, 1940-1941,?in Economists at Wisconsin, 1892-1992, ed. Robert. J. Lampman (Madis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3), pp. 118-21。

　　[5]襎he Teaching of Statistics,?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9 (March 1948): 95-115.

　　[6] Mark Perlman,襃ews and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A Bicentennial Review,?Judaism 25 (1976): 3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