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即將成為我們的家的那間小屋子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是令人愉快的。這是一個在樹林中的小石頭屋子，能看見凱澤湖的風景，有一條小路通向湖畔的私人碼頭。我們在這間小屋中度過了新婚后的最初3個月。小屋是小說家佩斯利太太的客房，她在湖畔還有一個大房子。我記得我們住在那兒的時候她不在家，所以我們可以隨便使用她的私人碼頭和小船。小屋子已經安裝了電線，但是電還沒有通到這個地區，不過房子里備有阿拉丁神燈那樣的煤油燈，可以提供很好的照明，讓我們工作到深夜。我在一個燒柴的火爐上做飯—我對這種火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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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因為以前我母親總是在這樣的火爐上做飯和烤面包，即使是我們勸父親為她買了一個燒柴和煤氣兩用的爐子后，她還是要用燒柴的火爐。她用沒有溫度顯示器的火爐烤出的蛋糕，要比多數現代廚師用價格不菲的設備烤出的蛋糕好吃得多。但是我必須說明，我只在我母親的爐子上燒過開水，從未做過其他事，因為她可不贊成讓孩子們自己做飯或是做其他家務。但是，也許是因為我有母親的基因，或者是我的運氣好，我總算是為我們兩人做成了飯菜，雖然不是什么美味佳肴。

　　{米爾頓}羅斯和她母親一樣，永遠是一位能做出神奇美味的巧手廚師，結婚近60年了，我一直都特別喜歡吃她烹制的美食，這一點就是她的非凡廚藝的一個明證。如果她母親真的沒有教過她，那她的烹飪技能則有力地證明了遺傳基因的重要性。

　　{羅斯}不管有沒有現代設施，我們過的是田園詩般的日子。多虧有美妙無比的煤油燈，讓我們可以工作到深夜，寫我們的博士論文：米爾頓寫的是關于專業執業人士收入的論文，而我的題目是資本理論。我們分擔必須去做的工作，這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互相幫助對方承擔手稿的打字工作，也分擔家務活。我比較擅長家務，比如做飯；而他比較擅長其他活計，比如劈柴。這里的問題不是男人的活兒或女人的活兒，而是誰做更有益，還有就是誰手頭有時間干某樣活兒。

　　下午的時光，我們經常在湖里游泳或是劃船。我沒學過游泳，米爾頓就堅持不懈地給我講各種要領，不厭其煩地教我，然后才讓我從船上下到水里。我始終游得不好，但是足以讓他滿意。不游泳的下午，我們就在鄉村周圍散步，或是開車在這個地區閑逛。

　　有一次我們看望了我們的朋友克拉克夫妻，他們當時住在緬因州南伯維克洛伊絲的祖父母家里。洛伊絲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時候死于一次事故，她和兩個兄弟是在祖父母的撫養下長大的。洛伊絲非常愛她的祖父母，她覺得有責任照顧他們，特別是她的祖父—他是我所見到過的最讓人喜歡的紳士之一，所有的人都忍不住要喜歡他。在這第一次的走動之后，我們又多次前去造訪，后來我們到新英格蘭度夏以后，還不時地前往南伯維克。但是，我盡力回憶，印象中后來還是再沒見過她的祖父母。

　　最初三個月的共同生活，而今回想起來，細節已經模糊了，留在記憶中的只是一個快樂的夏天。當然也需要磨合，因為我們都已經習慣了多年的獨立生活。我們想出了一個讓磨合變得容易又省時間的好辦法，那就是用數字來代替某些常用的口頭表達。我記得我們有10個數字，但是沿用至今的只有數字2，它表示：“我錯了，你是對的。”這個數字能留下來，是因為說“2”比承認自己錯了要容易。

　　夏天結束時，我們決定在回紐約前先去游覽魁北克(此后的兩年內我們家都會在紐約)。我們把不多的幾件行李放在汽車里，向北穿過人煙稀少、樹木繁茂的林區。我清楚地記得這次旅行：沿途趕上狂風暴雨，樹木都被連根拔起。車繼續向前行，我們眼看著天黑了，但是經過的房子和汽車旅館都沒有電燈，只是偶爾會看見一扇窗子里有蠟燭。這顯得很奇怪，但是我們那時還是沒有把沒有燈和我們剛遭遇的暴風雨聯系在一起。我們總算找到了一個汽車旅館，決定停下來過夜，這才聽前臺的人說，我們剛剛遇到的是大颶風。后來我才知道，1938年是新英格蘭的“颶風年”。

　　車載收音機還不像后來那樣普遍，我們的汽車里就沒有。就算是有收音機，天氣的信息服務也不像現在這樣全面。無論聽起來多么難以置信，我們當時確實對面臨的災難毫不在意。是不是因為我們太愚蠢，或者是過于互相關注，以至于完全不在乎外面的世界？

　　我們到魁北克時，颶風已經過去，陽光燦爛。我們愉快地游覽了老魁北克，然后掉頭驅車返回紐約。

　　臨去度夏前，我們沒有租公寓，回來后我們先住在旅館，第二天就開始找房子。我記得我們沒有看太多的房子就訂下了一套很豪華的公寓，公寓在一座新建的樓里，位于紐約中央公園與104街交會處。這個位置對米爾頓來說非常理想，因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就在哥倫布廣場(百老匯與59街交會處)，乘第八大道的地鐵只需幾站，而在許多年前乘地鐵是非常愉快的事。我希望我上班時也能非常方便。這個居民區的安全現在很成問題，但是在當時卻是一個高尚社區。阿瑟·伯恩斯和海倫·伯恩斯夫妻的公寓位于幾個街區之外的97街與中央公園西交會處，這無疑是我們在這個地區租公寓的原因之一。

　　我們花了一段時間才把公寓布置好。我們一生中都是這樣，因為我們兩個人都認為，除了買房子，買其他東西都應該用現金。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這是我們夢想的房子，所以我們希望它能完美無缺。我們把公寓布置好以后，都覺得這是我們擁有過的最漂亮的家，其中米爾頓做的書柜也讓我們非常滿意(我不記得米爾頓是在哪里干的木工活了，估計是在一套空的公寓里。他其實從高中的“手工訓練”課以后就再也沒有做過木工活)。我們盡情享受著新家。

　　我們在紐約有許多朋友，而且來往密切。除了伯恩斯夫妻外，我們所有的朋友都和我們一樣，剛結婚，沒有孩子，其中以米爾頓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居多。而且，他們多數成為我們終身的朋友，即使我們生活在其他地方時也一樣—實際上我們多數時間生活在其他地方。我們經常旅行，只要有可能就順路訪友。

　　最近我們在一部家庭錄像上看到了其中的五對夫妻，他們是晚宴上的嘉賓：伯恩斯夫婦海倫與阿瑟，阿布拉莫維茨夫婦莫與卡麗，哈里斯夫婦洛厄爾與阿格尼絲，沃利斯夫婦艾倫與安妮，貝內特夫婦羅林與珍妮，我們只與其中的貝內特夫婦一度失去了聯系。也許是因為羅林離開了學術界，而其他人的職業都集中在學術界。但是我們已經重新聯系上了。最近我們去加利福尼亞的養老院看望了他們。

　　我們這群人中的男人多數是經濟學家，女人中也有一些人是，所以我們的聚會是一個討論經濟學問題的機會，而這些問題正是這些人當時心中經常考慮的。

　　此外，日益惡化的世界形勢也困擾著我們。1939年9月戰爭在歐洲爆發，大約就在我們離開紐約的前一年，戰爭是討論中除了經濟學問題外最主要的內容。

　　米爾頓與阿瑟·伯恩斯的友誼要比其他人開始得更早，而且一直持續到1987年阿瑟去世。

　　我們所有朋友的婚姻都是從一而終，不知這是反映了那個時代多數人的生活，還是我們這群特殊的人的特殊環境使然，或是兩個原因都有。只有死亡才能讓他們分開，未亡人也沒有再婚。阿格尼絲·哈里斯幾年前去世。安妮·沃利斯70歲時得了阿爾茨海默氏癥，久病不愈后去世。

　　利奧·羅斯滕生活在好萊塢，偶爾也來紐約，于1997年去世。他永遠是一個神奇的講故事高手，只要有他參加的聚會，他都會成為眾人的中心，滔滔不絕。伊萊·金茲伯格也是喜歡占據聚會中心滔滔不絕的人。有一次在利奧來訪時，我們想，要是把伊萊也請來，一定會非常好玩，我們還邀請了兩位朋友來吃晚飯，看他們兩個人誰能控制談話的中心內容。競爭很激烈，但是晚宴剛開始不久，就像我們預料的那樣，利奧就成了冠軍。

　　那次晚宴上有一件事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因為我和米爾頓都忙于工作，所以我們請了一位小時工范妮，我從未忘記過她。那天下午她很早就來了，一直干到吃晚飯。我記得她一周工作5天，我們付她一周7美元，這是當時紐約通行的工錢。她非常盡職敬業，我們和她在一起也很愉快。她不自卑，我們也沒有看不起她。我們招待利奧的晚餐最好地體現了她的態度。當時正是迪萬神父①因在哈萊姆傳播福音而聞名的時期。晚餐中間，伊萊談起迪萬神父，開始是正常的聲音，后來因為意識到范妮就在附近，就壓低了聲音。廚房與我們坐著吃飯的小餐廳不是完全隔開的。范妮大聲喊道：“你不用小聲嘟囔，我不是迪萬神父的天使！”

　　我們在紐約住下后不久，我如愿開始工作，做債券研究項目的助理主任，這是一個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聯邦儲蓄保險公司和聯邦儲備銀行合作的項目，就是我和湯普森先生在華盛頓討論過的那個項目，當時我們考慮在我搬到紐約后是否有可能為我提供一個其中的職位。但是我沒有工作到項目結束，我在1940年離開了紐約，當時米爾頓被任命為威斯康星大學經濟系的客座教授(見第6章)。不等項目結束就離職成為我職業生涯的一種模式，但這是我自己選擇的模式。

　　雖然我們兩個人在開始共同生活時都是經濟學家，但是也有不同。我從一開始就沒有問過誰的工作是第一位的。我離開在聯邦儲蓄保險公司的工作是因為我絕不愿意有一個半日制婚姻，而米爾頓對在華盛頓工作沒有興趣。當我們離開紐約去威斯康星時我放棄了工作。我這種態度部分是那個時代的反映，那時婦女解放還遠未出現在地平線上，幾乎沒有已婚有家的女性從事全職工作的，因為這會使她們一天的多數時間不在家。我們的朋友中為數不多從事全職工作的女性都是因為有寡婦母親或是寡婦婆婆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能夠承擔做飯的職責。我和米爾頓都明確地意識到，如果我們有了家庭，我的主要職責就是母親，經濟學家是第二位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在人生的全部內容中，個人的因素是至關重要的。從一開始我就從來沒有過與米爾頓在專業上競爭的想法(也許因為我聰明地認識到我不可能競爭過他)，另一方面，他總是讓我覺得他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1984年3月18日在舊金山的一次星期天的《主考人》(Examiner)采訪中，就像我經常碰到的那樣，我被問到如何面對我們沒有同等的公眾聲譽這一事實，我的回答是：“幸運的是，我生來就沒有強烈的競爭基因，因此他的聲譽就是我的聲譽。我永遠不會獲得諾貝爾獎，但是我為自己是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妻子而感到非常自豪。另外，他和我相比，更愛交際、更開朗、更大方，因此，他更適合做公眾矚目的人物。”

　　米爾頓在我們結婚前從來沒有去過芝加哥以西的地方，而且他只見過兩個我們家的人，一位是我母親，她來紐約看過我們，另一位是我的哥哥阿倫。我們決定在搬到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前，利用夏天開車去波特蘭看望我的家人和朋友。

　　{米爾頓}前兩年我們偶爾會駕駛我在離開華盛頓前不久買的福特車。為了這次西去的旅行，我們花795美元買了一輛很新的二手墨丘利(Mercury)兩用車。它為我們好好地服務了6年后，我們在俄勒岡的波特蘭將它以1 350美元的價錢賣掉，這是在我們1946年第二次西去旅行后。我們賣車的賬面利潤是戰時通貨膨脹、西部車價較貴、汽車短缺的結果，此外還由于戰爭期間民用車輛生產暫緩，戰時物價管制還有效。我們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里沒有再買車，等再買車時，我們買了一輛愷撒(Kaiser)就滿意了(這倒不是為了考慮物價管制，戰前這種車還不存在，而且戰爭結束后，物價管制沒有持續多久)。

　　{羅斯} 1940年7月我們離開紐約，此后的整個夏天都是在開車橫穿美國的長途旅行中度過的。我們回顧起這次旅行時，總認為它是我們最愉快的旅行之一，不過或許有這種感覺是出于懷舊。雖然事先做了詳細的旅行計劃，但是我們特意將日程安排得比較靈活。如果我們喜歡一個地方，就在那里多停留一些時間；如果發現某處枯燥乏味，就繼續前行。我們的旅行非常簡單，晚上住在汽車旅館里而不是飯店里，如果碰巧幸運地找到一塊開闊的地方，而又沒有更合適的地方，就在小河邊或是山頂野餐。在美國國家公園，我們就在營地的小屋里過夜。

　　當時的營地沒有現在這么方便，但是也沒有今天這樣擁擠。據我的記憶，我們在整個旅途中沒有提前預訂過任何一個用來過夜的地方。

　　此前，我們兩個都沒有太多的旅行經歷，所以此行有許多地方要游覽。我們后來再查看當時的旅行日志，發現沒有遺漏太多的地方。我們從北方到南方，再從東部到西部，走遍了美國，并且深入到加拿大和墨西哥。

　　旅行一開始我們就去了加拿大，游覽了蒙特利爾。一件小事鮮明地體現了我和米爾頓在花錢方式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在我們的共同生活中貫穿始終。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上到洛伊爾山(Mount Royal)的山頂，這是一個標準旅游線路。米爾頓想要坐馬車，而我認為應該步行上去，可以省錢。但是我可以毫不猶豫就買下一套骨灰瓷瓷器，而米爾頓卻認為小商品店的瓷器就很好。最終我們還是買了骨灰瓷瓷器，然后步行上山，不過這是以我們達成的一項“協議”為前提的。消費者購買行為調查項目組剛剛繪制了根據家庭規模和收入多少而定、與不同的預算相對應的支出表，而我們的協議就是，我要在下一年里比照我們的家庭規模和收入水平從食品支出中把買瓷器的錢省出來。我有一個玻璃容器，里面放著零錢，這是我前一年節約出來的。這是我的第一次分期付款。我必須承認我做了點小手腳，因為出去吃飯沒有算在我的食品開支中。我現在已經忘了當初花了多長時間才付清錢，但是我現在還保留著這套瓷器。

　　在向西去的路上，我們停在麥迪遜，為下一年挑一處房子。我說“挑”是因為我們的朋友海倫·格魯夫斯的丈夫哈羅德·格魯夫斯促成了威斯康星大學聘米爾頓為教授一事，他已經詳細地調查了房屋市場，選擇了幾處房子讓我們挑。我們選中了名為弗洛斯特樹林的公寓樓中的一套房子。這個公寓樓是美國著名建筑師弗蘭克·勞埃德·萊特的一個門徒建的，非常適合我們。處理完這件家事，我們又繼續西行。

　　因為一次事故，我們在加拿大的班夫停留了較長時間，這是一次雖然不在計劃之中但也并非很不愉快的停留。當時是我開著車從加拿大的賈斯珀前往班夫，遇到一段濕路，轉彎時車一滑，翻了。我們遇到過多次這類事件，顯示出我們生來就是“幸運星”，而這次事故只是其中的一次。我們開的車是一輛兩用車，沒有安全帶。幸運的是我們拉上了頂篷，因為我們剛從暴風雨中穿過，而這就是路滑的原因。但是兩用車的頂篷保護功能不太強。盡管如此，當我們兩個人從車里爬出來時，甚至連擦傷都沒有，雖然車損壞得很嚴重。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此后的許多年里，我從來沒有聽到米爾頓就此對我有過一絲批評之意，他總是說，不是我的錯，是因為路太濕。

　　和所有車禍發生后的情形一樣，人們停下車來，有的人是看能否幫忙，有的人是出于好奇。其中有一句話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就是一個又一個人看完現場后都說：“看，車撞得這么厲害，可是雞蛋竟然沒破！”事實正是這樣，有幾個煮得比較硬的雞蛋放在野餐籃里，當車身突然被撞開時，雞蛋都滾了出來，它們確實沒有碎，只是撞得噼啪響！

　　汽車在卡里加里修理時，我們在班夫的旅游者之家度過了愉快的一周。這個旅游者之家是由一位蘇格蘭女士經營的，我們每天的下午茶都吃她做的烤餅(這是米爾頓難以忘懷的)。我們還看遍了當地的風景。那輛車除了撞得很厲害的車身外殼以外，其他地方都修好了，我們繼續西行。

　　這樣一耽擱，我們必須取消行程計劃中的某些內容，以便在預期的日子趕到波特蘭。我們是半夜才趕到的，因為忘記了從達拉斯到波特蘭的路。我的印象中，沿瑪爾蒂諾瑪高速路而下只需兩小時，而我們卻開了6個小時。雙車道的路沿著哥倫比亞河蜿蜒而行，一個急轉彎接著一個急轉彎。不過我們總算到家了，雖然我們悄悄地從衛生間的窗戶爬進屋子，但是因為全家人此前都在等著我們到來，所以還是有人聽到了我們的聲音。全家都醒了。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來看望親戚。我的姐姐貝基帶著她10歲的兒子巴里也回家來了。他們和我們一起離開波特蘭，而米爾頓從一開始就成了貝基心目中的英雄。除了他對我的家人的親近友善及與那些既不認識又沒有太大興趣的人交談時所表現出的寬容之外，她特別感動的是米爾頓對她的小兒子的耐心。巴里想要在路上每一個好玩的地方停車，米爾頓幾乎滿足了他的所有要求。

　　我們此前已經參觀過兩個世界博覽會，一次是1933年在芝加哥，另一次是1939年在紐約。但是我們不能錯過在舊金山金銀島(Treasure Island)舉辦的金門世界博覽會，這次博覽會是為了慶祝新的金門大橋與舊金山—奧克蘭灣橋建成。我記得那是在我們東行前往大峽谷游覽的途中。雖然我不能準確地記得是在什么時間，但是游覽中有幾個場景歷歷在目，特別是我們騎著驢進入大峽谷那一段兒。我現在仿佛還能看見我們兩個人那天夜里站著吃晚飯，還幾乎能重新感覺到那種辛苦。

　　雖然我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多次往返于芝加哥與波特蘭之間，但是其中沒有一次是開車旅行的—而只有開車才是能真正游遍美國的惟一辦法。我們兩個人印象最深的是我們沿路所見到的人的多樣性。我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到美國的自然景觀與人民是如此多樣化。我們的此次旅行歷時12個星期，行程1.3萬英里，最終在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結束—這里是我們的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