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從相識到結婚，1932~1938年

　　同窗芝加哥大學，1932~1933年

　　從1935年到1938年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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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斯} 1935年8月19日米爾頓離開了芝加哥，4天后我去了相反的方向。奈特教授要離開住地6個月，也就是1935年至1936年的秋季與冬季學期，這樣我就可以自由決定是留在芝加哥繼續(xù)做我的論文還是再找一個臨時的助手工作。奈特可以負責為我安排，但是留在芝加哥當時對我沒有太大的吸引力，我決定回波特蘭看望家人，再找一份工作干6個月。

　　我希望能在華盛頓找一份工作，我以前的許多同學都去了那里(其中還包括一個對我來說很特殊的人，那就是米爾頓)。克拉克·蒂貝茨是我在就業(yè)項目工作時認識的朋友，他打算做人口普查，正在爭取獲得批準，那樣我就有可能在這個項目中得到一份在華盛頓的工作。但是他提到還有另一個可能會做的項目，類似我在芝加哥做過的那一類，不過計劃在西海岸做。

　　我回波特蘭途中的第一站是舊金山，我在舊金山和奧克蘭都打聽過工作的進展，當時的形勢很讓人振奮，但卻沒有工作機會，因為大多項目都還處于計劃階段。因此我在舊金山短暫停留，看望了姐姐貝基和她的丈夫米爾頓后，就去了波特蘭，只打算短暫看望一下家人，我的目標還是在華盛頓。

　　令人沮喪的是，我寄以希望的人口普查項目沒有得到批準。克拉克·蒂貝茨在告訴我這個令人失望的消息的同時也向我建議，也許我最好的機會是回去參加芝加哥的項目。我還沒有從這個令人不快的消息中回過味兒來，蒂貝茨先生又告訴我，有一位肯尼思·麥吉爾先生，“如果可能，想在這個星期”面試我。我不知道誰是麥吉爾先生，也不知道他見我要談什么，更不知道這是否意味著我要返回奧克蘭，還是像我希望的那樣，去華盛頓。麥吉爾先生當時正在組織的是一個在美國公共衛(wèi)生署指導下進行的衛(wèi)生項目，這個項目擬安排在波特蘭。他給了我一個編輯的職位—和我在芝加哥那個項目中的職位一樣，一個月的工資是130美元，這與我做博士論文時為奈特做助手的報酬差不多。

　　因為沒有什么其他的希望，我母親又很高興我能在家里住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我再次成為政府的雇員。這份工作和我在芝加哥做的那份工作沒有太大的區(qū)別。但是因為這個辦事處比較小，工作人員的數(shù)量也比較少，所以我要負更多的責任。波特蘭是項目組在整個太平洋海岸的主要培訓中心，一旦我們開始工作，我們還要為西海岸的其他辦事處做培訓工作。我不是一個耐心的教師，而且學生也不夠聰明。

　　起初，這個工作要花很多時間培訓我們自己的以及在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其他辦事處的統(tǒng)計員和編輯。除此之外，華盛頓總部經(jīng)常改變要求，我們剛讓一切比較正常地運轉起來，某些新的變化就來了，這就意味著又要重新規(guī)劃并安排更多的培訓。我們還經(jīng)常要接待由來自華盛頓的官員組成的訪問團。我記得他們主要是一些長者，但是有這種印象也許是因為只要超過30歲我就認為是長者。我在60年后的現(xiàn)在回想起來，他們的訪問在社交關系上是很令人愉快的，但是對項目并沒有什么作用。

　　我記得我們辦事處的項目工作人員有5個。一個年輕的學生是我的助手，而我是其中惟一的女性。麥吉爾先生負責管理所有地區(qū)的工作，他是一位文雅、慈祥的人，但是計劃制定好后，他就不常來我們辦事處了。我們辦事處的主任不是本地人，我不太喜歡他，因為他有點官僚作風，而且太看重自己。我最喜歡的是一位負責實地調(diào)查工作的年輕人，也是在工作上和我接觸得最多的一個人。他因為經(jīng)濟危機和妻子生病而從醫(yī)學院退學，年齡比我稍大一點，但是很接近，這使我們有共同的興趣和共同關心的問題。幾個星期后，我和他都覺得自己的工作不是特別讓人興奮，但是我們相處得很融洽，而且我們都不喜歡從華盛頓來的那些人和項目主任。他告訴我他面臨的問題，我也告訴他我的問題—他的問題比我的多。我對解決他的問題無能為力，我對他的幫助也許僅限于聽他傾訴。而我的煩惱只是懷念我在芝加哥的生活和朋友，和某個人談談那里的生活覺得心里會舒服一些。除此之外，因為見不到面，再加上見到一些我以前的男朋友，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想念米爾頓，因此我很高興有一個人能充滿同情地傾聽我講米爾頓的優(yōu)點。

　　忙完了第一階段的那些計劃、組織和培訓工作后，工作內(nèi)容就變得乏味而單調(diào)。我為了讓自己不要太無聊，就在里德學院的圖書館里讀雜志上最新的經(jīng)濟學文章，為準備回芝加哥后就要參加的博士資格考試做總復習。有些復習我是在晚上做的，但是多數(shù)是在上班時間實在沒有什么可忙的時候做的。我不能說在論文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乏味的生活對于從事需要創(chuàng)見的工作并不合適。

　　雖然我所想的和所盼望的都是什么時候能去華盛頓以及怎樣才能去，但我還是拒絕了國內(nèi)經(jīng)濟局局長戴·門羅對我是否有興趣參加消費者購買行為調(diào)查項目的詢問—這是一個由米爾頓所在的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以及勞動統(tǒng)計局和國內(nèi)經(jīng)濟局合作進行的項目。雖然去華盛頓的可能性對我很有誘惑力，但是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在返回芝加哥之前繼續(xù)留在公共衛(wèi)生項目里，而且再有三個月我的工作就結束了。我相信，來自戴·門羅的詢問是米爾頓和在華盛頓的其他朋友努力的結果。

　　我不知道在大蕭條的日子里進行的這許多研究工作為豐富人類的知識寶庫做出了什么樣的貢獻，我以前對這個問題考慮得很少。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當我回顧自己當時的生活時，我才對這個問題有了一點想法。我想，其中一些工作肯定對經(jīng)濟學知識有很大的貢獻，另外一些工作則積累了存檔資料，而最重要的貢獻還是為許多需要維持生活的人提供了就業(yè)機會。在回顧往事時，我將當時在調(diào)查項目中工作的失業(yè)者的狀況與今天的失業(yè)者做了一個比較。當時沒有失業(yè)保險，也沒有范圍廣泛的福利制度。那時的工作人員似乎對他們得到的幫助感到非常感激，而不是覺得這是社會的錯誤，政府也就理應幫助他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這樣的政府部門應該為危機的嚴重性負主要責任，但是失業(yè)者或其他人士卻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米爾頓} 1935年是羅斯福新政的第二年，新政正在全力推進。多年后我和羅斯成為針對中央政府權力增長現(xiàn)象的著名批評者，而中央政府權力增長正是由新政開始的。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新政成了我們個人生活中的救星。政府實施的新項目為經(jīng)濟學家創(chuàng)造了繁榮的市場，特別是在華盛頓更是如此。如果沒有新政，很難想像我們能夠找到經(jīng)濟學專業(yè)的工作，學術職位很少，學術界又廣泛存在著反猶情緒。雖然喬治·施蒂格勒1936年在艾奧瓦州立大學找到一份教職，艾倫·沃利斯也于1937年在耶魯大學找到了工作，但是我清楚地記得，我是直到1940年作為客座教授到威斯康星工作一年時才得到一個學術職位的，而那里強烈的反猶情緒使得我在這個職位上只干了一年(見第6章)。

　　當然，當時我心里什么想法也沒有。大蕭條是美國的空前災難。我和羅斯都是非常幸運的，因為我們完成了研究生學業(yè)。但是，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這個國家是怎么渡過難關的，讀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們在芝加哥親眼目睹了銀行一個接一個地倒閉。我們和芝加哥大學的老師和同學一樣，都認為新政早期的多數(shù)措施是對危機形勢的最恰當?shù)姆磻�—我要立即加一句，我們所說的不是美國國家復興管理局和農(nóng)業(yè)調(diào)整管理局實施的穩(wěn)定價格與工資的措施，而是成立工程振興局、公共工程管理局和民間資源保護隊這些能夠創(chuàng)造就業(yè)崗位的措施。

　　無論如何，我和羅斯當時對我們自己的事情的關心要遠遠超過對大環(huán)境的關心。我們即將開始職業(yè)生涯，雖然當時很年輕而且天生樂觀，但是我們一生的見解與習慣都受到這次經(jīng)濟危機的影響。

　　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

　　艾倫·沃利斯是我們這些人中第一個前往華盛頓的。1935年春天，他就在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找到了一份夏季短期工作，在一個由希爾德加德·尼蘭領導的小組里服務，為研究消費者購買行為做一個全美范圍的計劃，這是工程振興局的一個項目。經(jīng)艾倫推薦，尼蘭小姐給我提供了一個工作機會，我欣然接受了。我在芝加哥大學和舒爾茨一起工作時的工資是一年1 600美元，這已足以讓我的生活得以改善，還能略有節(jié)余。相比之下我在自然資源委員會的工資是很豐厚的：一年2 600美元。

　　為了讓這個數(shù)目在今天的概念下更容易理解，我們在此插入一些背景數(shù)據(jù)。根據(jù)消費者購買力研究的數(shù)據(jù)，在當時的美國，收入超過2 600美元的消費單元(包括家庭和單身人士)僅占到全部消費單元的10%，而超過這一收入水平的單身人士僅占全部單身人士的5%。1936年是我在華盛頓的第一個整年，我付的聯(lián)邦稅是45.53美元，占我的年收入不到2%，根據(jù)消費指數(shù)測算，1996年的物價是1935年的11倍，稅率的增長也很厲害，將1996年稅后收入與我1935年的消費能力轉換，在1996年應該收入36 150美元還要多，付大約7 000美元的稅，占工資的19.3%。

　　只有經(jīng)過這樣的比較，才能深刻理解當年我的工資是何等豐厚。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不僅是貨幣收入提高了，實際收入也已經(jīng)全面提高了。1935年我的工資是全美各行業(yè)全職雇員年平均稅后工資的2.2倍，而1994年(這是我掌握年平均收入數(shù)字的最后一年)，大約要有71 000美元的收入才相當于全職雇員年平均收入的2.2倍。總而言之，對一個剛離開研究生院的23歲的年輕人來說，這樣的收入水平是相當不錯的。由此可見，到華盛頓去謀生不是最近才興起的。

　　我剛到華盛頓時，艾倫和我們的老朋友拉塞爾·尼科爾斯與一對年輕的華盛頓夫妻住在一起。這對夫妻是洛伊絲·克拉克和埃爾思沃斯·克拉克，丈夫是政府雇用的初級律師，他們租了一套公寓，但是他們一家人(他們兩個人和一個嬰兒)用不了這么大的房子，因此把房子租出去貼補埃爾思沃斯的工資。幾個月后，艾倫到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我就住進了克拉克家的房子，并由此開始了與克拉克一家長達一生的友誼。羅斯，多年后還有我們的兒子戴維，時不時地就去他們家住上一段時間。戴維利用暑假到華盛頓做國會實習生時，克拉克出于好意而不是經(jīng)濟需要，讓戴維住在他家里。戴維說，他每天早晨去上班時的主要麻煩是讓洛伊絲不要給他錢做車費。

　　洛伊絲來自緬因州的南伯維克，而埃爾思沃斯來自新罕布什爾的樸茨茅斯附近。兩人是遠親，洛伊絲比埃爾思沃斯大幾歲，她喜歡得意地講小時候她怎么把埃爾思沃斯推倒在嬰兒車里。這是兩個非常讓人愉快的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世，他們的友善無人能比。我們后來在新罕布什爾有了第二處房子，他們也住進了洛伊絲父母家的房子，到了夏天，我們經(jīng)常互相看望，介紹如何烹飪龍蝦，緬因州海岸的龍蝦美味又便宜。我們家現(xiàn)在還經(jīng)常在一張當年從洛伊絲爺爺?shù)墓哦�中撿來又重新修理過的黃松木桌子上吃飯。

　　新政時的華盛頓

　　羅斯福新政時期的華盛頓，不論對年輕的經(jīng)濟學家，還是對年輕的律師、政治學者、記者，或是對任何其他人來說，都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其原因不是簡單地因為這里能提供報酬可觀的工作。政府的膨脹再加上學術與商業(yè)人才的缺乏，吸引了精英人才來到華盛頓，使他們能夠得到遠比在閉塞環(huán)境中工作時責任大得多的職位。到處都充滿了興奮感與成就感。我們有一種感覺，或者說是一種幻覺，那就是我們正處于新秩序誕生的時刻，而這種新秩序將為整個社會帶來重大變化。如此之多的年輕人，形成了一個積極的社會圈子，使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專業(yè)領域和不同大學的人互相認識。所有這一切在新政早期都是真實的，但是到30年代末就終結了。

　　消費者購買行為調(diào)查

　　這項調(diào)查的目的是從大量的家庭樣本中采集與其收入和支出有關的詳細信息。雖然這項調(diào)查因為與工程振興局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的目標相關而內(nèi)容宏大，但是它是一種要在小規(guī)模上不斷重復的研究，不僅在美國而且要在許多國家收集必要的信息，以便計算生活成本指數(shù)。在計算這樣一個指數(shù)的過程中，有必要依據(jù)不同商品在消費者預算中的重要程度來確定其價格的主次輕重。

　　消費者購買行為調(diào)查提出了許多關于取樣和組織的新問題。分配給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的相關項目小組的任務是，從整體上對項目進行策劃：就問題細目表(需要每一個家庭填寫的調(diào)查問卷)、樣本及取樣程序進行設計；制定數(shù)據(jù)匯總與分析計劃，準備最后的結論報告(報告分兩卷分別在1938年和1939年出版[20])。數(shù)據(jù)收集工作由美國勞工部勞工統(tǒng)計局和農(nóng)業(yè)部的國內(nèi)經(jīng)濟局來負責。傳統(tǒng)上，兩個部門分別收集城市與農(nóng)村的數(shù)據(jù)。

　　領導自然資源委員會小組的希爾德加德是一個杰出的女性，她是最早獲得經(jīng)濟學博士學位的女性之一，學位證書由華盛頓的布魯金斯學院授予，該校在20世紀20年代有很短的一段時間曾經(jīng)授予過學位。她是一個對工作要求很嚴格的上司，每天工作很長時間，也要求其他人這樣做。她智力超群，在消費領域博學多識，非常坦率開放，而且為人溫和，受人愛戴。我和艾倫，還有1936年下半年也加入我們組工作過幾個月的羅斯，都和她關系密切，以后還看望過她。我們后來不再稱呼她尼蘭小姐，而是親密地改叫希爾德加德；我和羅斯有一張與她的合影，是將近10年后在紐約中央公園照的，照片上她非常欣賞地看著我們的女兒。

　　艾倫、羅斯和我所受的統(tǒng)計學技術和理論的專業(yè)訓練雖然與這一調(diào)查的策劃有關，但是卻不足以讓我們游刃有余地應付華盛頓的官僚政治。但是，勞工統(tǒng)計局的希爾德加德·尼蘭、費思·威廉斯和國內(nèi)經(jīng)濟局的戴·門羅和黑茲爾·斯蒂貝林都是資深文官，以前參加過預算調(diào)查，重要的是，他們至少還知道官僚政治的規(guī)則。

　　我全身心投入這個調(diào)查項目。它富于挑戰(zhàn)性，與我曾經(jīng)做過的項目都不一樣，而且無論是從我個人的角度還是從實質(zhì)上，都極大地擴展了我的視野。

　　起初，我根本不相信那些在自己家里接受訪談的人們會愿意拿出幾個小時的時間來回答非常個人化而且又極為具體的問題，更不相信他們會具有回答這些問題的能力，但經(jīng)驗豐富的同事都打包票說這是完全可行的。后來我和一位工作人員一起根據(jù)基本細目表做了一次實地試驗，才打消了我的疑慮。我發(fā)現(xiàn)接受訪談的許多人(其中多數(shù)是丈夫外出上班的家庭主婦)都感到無聊得要命，很高興為某個對他們的私事有興趣的人花上幾個小時，回答和自己有關的問題。他們毫不猶豫地就告訴一個陌生人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在過去一個星期或是一個月或是一年里花了多少錢買牙膏、衛(wèi)生紙、各種衣服，而且詳細得令人難以置信。與之相似的是今天那么多的人對電話調(diào)查所表現(xiàn)出的寬容，他們接到的電話會向他們調(diào)查無數(shù)的問題，或者是推銷產(chǎn)品，或者是要求捐贈，電話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就像吃飯一樣總是會有。

　　正如我在1936年8月8日給羅斯的信中所說的，這一經(jīng)歷以不止一種方式豐富了我的閱歷：

　　調(diào)查中訪問其他辦公室非常有趣。我去俄亥俄州的孟斯菲爾德附近，和一個代理人一起在一個農(nóng)民家庭中取樣，這讓我知道了農(nóng)場是什么樣的。

　　準備問題細目表的工作也引發(fā)了各種有趣的問題：如何將不同的商品進行分類。我對有一個案例記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將葡萄酒列入“食品”類還是某種其他分類，例如“休閑”類。黑茲爾·斯蒂貝林是位食品專家，她起初堅決反對將葡萄酒列入食品類，后來在分析了法國合理營養(yǎng)食譜的報告后改變了看法，因為她發(fā)現(xiàn)只有將葡萄酒列入食譜，食譜才符合營養(yǎng)需要。

　　也許最困難的統(tǒng)計學問題是如何設計樣本。取樣的理論在某些方面已經(jīng)很完善了，但是為實地調(diào)查設計分層樣本還不夠完善。這類樣本的設計理論從那時起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發(fā)展，我不知道今天的標準會如何評判我們當時設計的樣本。

　　{羅斯} 1936年4月12日我很高興地返回芝加哥，繼續(xù)和奈特一起工作。但是環(huán)境似乎不同了。我在寫給米爾頓的信中說：

　　到昨天，我回到芝加哥已經(jīng)一個星期了，我覺得很孤獨。物是人非……我也見到我認識的許多人，他們中的多數(shù)似乎也在我離開7個月后變得不一樣了—也許是我不一樣了。

　　雖然我為奈特做助手的工作要到9月才結束，但這時我主要想的是此后干什么。我繼續(xù)我的研究，但是心思卻明顯地不在這上面。現(xiàn)在看似乎很清楚，我當時心里想的就是一件事，我想到華盛頓去工作。我開始通過我認識的在華盛頓的人，也通過芝加哥大學經(jīng)濟系主任米利斯教授試探有沒有可能性。米利斯教授很和善，告訴我他將和在華盛頓的朋友聯(lián)系，但是他認為在我還沒有準備好之前沒有必要采取行動。

　　回想起來很有意思，他是我認為惟一能為我在華盛頓找到工作的教授，而他的幫助也只是靠那里的老朋友。當時的情況和現(xiàn)在不同，雖然我們這種經(jīng)濟學家遍布各處，但是在華盛頓并沒有什么社會影響。

　　奈特建議我去和瓦伊納談我的論文。我在給米爾頓的信中說：

　　我離開他的辦公室時，確實比以往更想要去寫我的論文。總的來說我們都認為，奈特是一個出色的人，但是我確實認為瓦伊納比一個導師對學生更有幫助。我很遺憾沒有早點去請教他，但是我認為如果去年去請教他也不夠得體。

　　我受到鼓勵又回去繼續(xù)寫論文，完成了一篇關于朗菲爾德的文章，還有一篇是關于李嘉圖的文章。奈特教授對這兩篇論文非常滿意，認為其中一篇關于李嘉圖的文章稍加修改就可以送到《政治經(jīng)濟學雜志》上發(fā)表。顯然修改沒有完成，因為它始終沒有發(fā)表。我曾經(jīng)盡力想要完成我當時正在寫的文章，因為我準備9月份離開芝加哥大學。

　　米爾頓做實地調(diào)查時，有機會訪問芝加哥，我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周末，其間主要談的就是我去華盛頓的事。這時我們發(fā)現(xiàn)一個麻煩事：我不是美國公民。出于某種我至今不理解的原因，我父親懶得變成美國公民。我的兩個姐姐因為嫁給美國公民而有了公民資格。阿倫和路易斯是被授予國籍的。我在夠條件時已經(jīng)拿到了我入籍的第一輪文件，但是還沒有收到第二輪文件。公民資格問題在芝加哥和波特蘭找工作時就發(fā)生過，但是我的第一輪文件已經(jīng)被認可為有申請國籍愿望的證明；公民資格只有在受雇于華盛頓這個政治中心時才變得必不可缺了。

　　米爾頓回去后的第一封信里就告訴我，希爾德加德·尼蘭已經(jīng)詢問了沒有公民資格能否受雇的問題，得到的答復是不可能(即使這時只需很短的時間我就能拿到第二輪文件)。但是，我估計是在米爾頓和艾倫·沃利斯的催促下，尼蘭小姐克服了許多困難終于找到了雇用我的辦法。最后是一位前政府雇員在申請中“打了一個擦邊球”。

　　有時事情在華盛頓辦起來非常快。米爾頓的第二封信就告訴我，我將從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得到一個空白申請表，“還要附一封信，其內(nèi)容要模棱兩可，最好是含糊不清”。除了如何填寫申請表的特別建議外，他還告誡我不要指望這會帶來任何結果[21](米爾頓這時已經(jīng)熟知政府的官僚主義作風)。

　　兩個星期后我得到了好消息：我的職位申請已被批準，米爾頓在信中告訴我，他們都為申請通過得如此迅速感到吃驚：

　　我們不能猜想運作背后有魔法。它似乎再次證明政府行為完全是不可預測的。無論對之做出什么解釋，我都很高興。

　　多年后我懂得了，要做成任何事情，在華盛頓認識人是非常重要的，我懷疑是尼蘭小姐或是我與之聯(lián)系工作的幾個人中的一個，做了某種讓我的申請引起注意的事。

　　工作期限是三個月，不延長。這樣，在短期失業(yè)后，我在國內(nèi)經(jīng)濟局找到了一份工作，負責畫圖表，這些圖表將要用于消費者購買行為調(diào)查報告中。這是一個單調(diào)重復的工作，因此當聯(lián)邦儲蓄保險公司(FDIC)的調(diào)查與統(tǒng)計部給我一個職位時我很高興。這個公司是在1933年初銀行系統(tǒng)崩潰后建立的，目的是保證銀行能在面臨倒閉時利用抵押來避免損失。

　　我最初的工作是為霍默·瓊斯做6個月的助手—正是這位霍默·瓊斯，促成了米爾頓去芝加哥大學學習經(jīng)濟學，如果不是這樣，整個故事就不會發(fā)生了。

　　我的工作所涉及的內(nèi)容在政府的研究部門中是相當?shù)湫偷模簽橹魅螠蕚湎驀鴷�做聽證的材料與初稿，準備年度報告，回復國會議員從選民那里轉來的信。此外，因為霍默在內(nèi)心深處是個學者而不是政府官僚，我們還在銀行領域做一般性的研究。當時就像現(xiàn)在一樣，許多人有興趣由分行或是集團銀行來改進銀行體系。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其他國家的銀行安排，然后寫有關報告。

　　與霍默一起工作是一種快樂。他每天上午都來評論早晨在報紙上看到的文章，我們總是就此聊一會兒再開始工作。但這不是不著邊際的漫談，而是與我們的工作有關。他常年不斷地做研究。我們的一些興趣類似。和我一樣，他更感興趣的是對老問題提出新的答案，而不是華盛頓典型的做法—捍衛(wèi)現(xiàn)存的理論，即使有時自己并不同意這些理論。我和霍默共用一個辦公室，多數(shù)工作是直接與他一起做，然后他再和調(diào)查與統(tǒng)計部主任唐納德·湯普森一起工作。

　　我已經(jīng)告訴霍默我要在第二年6月離開，因為我準備結婚，婚后要住在紐約(霍默已經(jīng)知道這件事，因為他已經(jīng)是我和米爾頓的好朋友)。但是，由于霍默不僅是我的老板還是我的朋友，所以后來發(fā)生了一些事情導致我不能離開時，他告訴我他是不想把消息傳開來。不過后來他還是承認，他一不留神還是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湯普森。盡管如此，湯普森還是把我6個月的工作機會改成了長期職位。

　　有一次，霍默有事出差，我直接與湯普森先生一起工作。我記得這件事，是因為我們不僅談了正在為利奧·克勞利主任準備的在國會做聽證的材料，而且談到了私事。我們當時商量了我在紐約找一份工作的問題。他先是建議我勸說家人(就是米爾頓)搬回華盛頓，然后又鼓勵我在紐約找一個研究保險市場的工作，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正計劃與穆迪公司或聯(lián)邦儲蓄保險公司合作進行此類研究。他建議我寫信給負責管理這個大型項目的布拉特納博士和擔任顧問的溫菲爾德·里夫勒。這些幫助無疑為我鋪平了道路。

　　當時在華盛頓的生活是非常令人滿意的。我喜歡我的工作和在聯(lián)邦儲蓄保險公司的同事。我有許多朋友，有些是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的朋友，有些則是他們介紹我認識的。總是有許多社會活動和學術活動。在這一切之外，我和米爾頓一起度過了許多時光，有些是嚴肅的工作，有些是有趣的娛樂。但是一切都過得太快了，在華盛頓的生活結束了，因為米爾頓1937年9月20日要去紐約的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工作。

　　{米爾頓}經(jīng)過在自然資源委員會為期兩年的全職工作后，我成了研究消費問題的專家，同時獲得了實證統(tǒng)計學的經(jīng)驗，這補充了我精確統(tǒng)計學的知識，有些內(nèi)容在我一生的學術研究中都讓我受益無窮。我還由此獲得了興趣和知識，使我在15年后能夠得心應手地完成最讓自己滿意的一本學術著作[22]。同樣，羅斯在消費者購買行為調(diào)查項目中的工作也使她完成了與多蘿西·布雷迪合寫的關于消費問題的論文，經(jīng)過此次合作，多蘿西成了我們終身的朋友。

　　我現(xiàn)在還清楚地記得一件純屬個人性質(zhì)的小事。因為對這項研究的某個要點持不同觀點(具體是什么分歧我想不起來了)，我和勞工統(tǒng)計局的費思·威廉發(fā)生了激烈的爭執(zhí)。在開會討論時，我大發(fā)脾氣，指責這位年長資深的女官員搞小動

　　作—用現(xiàn)代的說法就是搞陰謀詭計。后來我發(fā)現(xiàn)我錯了，而她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了我一個深刻的教訓，讓我知道要謙虛謹慎，我記得我再也沒有在類似的情況下發(fā)脾氣—不過羅斯也許認為這樣說有失準確。

　　百慕大島之行

　　1937年2月時，我去百慕大島度了一個長假，此時，消費者購買行為調(diào)查項目中屬于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的部分已經(jīng)大致完成了，而最后的分析工作還沒有開始。我記得這是我參加自然資源委員會工作近兩年來的第一次度假。在我給羅斯的信中，我描述了百慕大島的“多方面的優(yōu)點以及它的缺點”：

　　百慕大島……就像是用彩色蠟筆畫出來的書房。所有東西的顏色都是明亮的。這里有粉色的房子和粉色的海灘，還有黃色的房子和黃色、紅色的花，所有這一切都被深藍深藍的大海包圍著。其他的一切也像是用蠟筆畫出來的。這里的生活輕松又悠閑，沒有汽車沖向你，只有自行車和馬車，還有一條電車線，從島的一端到另一端乘電車只需兩個小時，共計24英里。

　　當?shù)鼐用竦膬�樸生活也很輕松，而且也像是蠟筆畫的一樣一目了然。這里也有揮霍無度的有錢人，但這些人多數(shù)是在這里有一處居所的美國人、加拿大人或者是英國人。真正的百慕大人大約有3.3萬，其中2/3是黑人，幾乎沒有多少有錢的家庭。貧困雖然并未消失，但是也并不多見。多虧旅游業(yè)的迅速發(fā)展，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工資不高，但是需求也很簡單。

　　不要以為我是在描繪一個島國天堂，這里也有其丑惡的一面。白人統(tǒng)治集團利用一切手段壓迫黑人。只有擁有價值60英鎊的土地的人才有選舉權。結果只有2 500人有選舉權，而36人的立法機構中也只有6人是黑人。順便說一句，必須擁有價值240英鎊的土地的人才能做議員。

　　在這里，不用繳所得稅、遺產(chǎn)稅和地產(chǎn)稅，這是為吸引有錢的外國人。政府的稅收主要靠征收大量進口稅及日用品稅獲得。教育制度不是太好，而且不是完全免費的。每個小學生要交少量的學費。在這里，每年撥給貿(mào)易發(fā)展局的費用是教育費用的3~4倍。

　　西蒙·庫茲涅茨與國民收入討論會

　　1937年初，我參加了全美收入與財富研討會的第一次會議，這個團體是一年前由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的西蒙·庫茲涅茨發(fā)起組織的。

　　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在此后的幾十年中都是我專業(yè)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它“成立于1920年”，是由韋斯利·米切爾發(fā)起的，當時，越來越迫切地需要“對經(jīng)濟、社會和工業(yè)等領域發(fā)生的事實做出科學的界定及公正的解釋，研究局就是應此需要成立的[23]”。

　　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頭10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領域，一是測算國民收入，研究所的創(chuàng)建人之一威爾福德·I·金在這一領域從事了開拓性的工作；二是經(jīng)濟周期分析，在這一領域，米切爾以其1913年出版的巨著《經(jīng)濟周期》成為公認的權威。研究局在國民收入測算領域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因此，美國商務部在著手準備官方評估時，都是請該研究局合作。西蒙·庫茲涅茨被指派到美國商務部領導一個小組，于1934年做出了第一份官方的國民收入評估報告，這份報告于當年作為參議院文件出版，標題為《1929~1932年的國民收入》[24]。1936年西蒙·庫茲涅茨組織了國民收入討論會，當時在大學及政府機構從事國民收入與分布研究的許多相關人士都應邀參加此次會議。自然資源委員會的尼蘭小組也在被邀請之列，因為它的任務之一是依照消費者購買行為調(diào)查中的收入數(shù)據(jù)來繪制家庭收入分布圖。我有幸作為自然資源委員會的代表參加研討會。

　　我本有可能因為與阿瑟·伯恩斯的密切關系而早些認識西蒙·庫茲涅茨—他們同為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的研究員。但是這次研討會確實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與他接觸，也是又一件對我后來的生活與職業(yè)起了重要作用的偶然事件。這次接觸，無疑還要再加上阿瑟的推薦，使得庫茲涅茨下半年給了我一個在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做他的助手的工作機會。

　　分類分析法

　　我從百慕大島回來后在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工作的一個重要的“副產(chǎn)品”，是發(fā)明了一種分析交叉分類數(shù)據(jù)的新方法，這類數(shù)據(jù)是在消費者購買行為調(diào)查中收集的，例如按消費單元的收入來交叉分類的儲蓄額就是其中的一種數(shù)據(jù)。當時，現(xiàn)代計算機還遠未出現(xiàn)，我們的計算只能在桌式計算器上進行(Marchants、Monroes、Fridens是主要的幾種)，它們中最先進的也要比現(xiàn)在最一般的手持計算器慢得多，功能也有限得多，因而導致運算速度慢、運算過程煩瑣又費錢，所以運算成本成了制定研究戰(zhàn)略時首先要考慮的因素。這也是我發(fā)明“分類分析法”的主要推動力，我是參照“變量分析”的提法給我的新分析法命的名，而“分類分析”在當時和現(xiàn)在都是分析交叉分類數(shù)據(jù)的標準方法。簡化計算是我的新方法的主要長處，雖然不是惟一的長處—我?guī)啄昵暗囊粋�發(fā)現(xiàn)證明了這一點，我非常高興地發(fā)現(xiàn)“弗里德曼測驗”被納入了一個用于個人電腦的統(tǒng)計軟件包里，可見，這種方法在半個世紀后仍然可以納入軟件包使用。

　　1937年中我結束了在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的全職雇員工作。去紐約前，我利用夏天里余下的時間修改備忘錄，并做一些補充計算。成果文章發(fā)表在1937年12月號的《美國統(tǒng)計學會會刊》上[25]。我現(xiàn)在回想起來感到吃驚的是，從投稿到發(fā)表只有這么短的時間間隔。半個世紀來學術界的變遷以及其他領域發(fā)生的一些變遷，已經(jīng)把這種周期拖得很長，而且長得有些危險。我認為學術界發(fā)生的變化并不是都具有進步意義，這種觀點并不完全出于懷舊情緒。

　　我還記得那個夏天的作息時間表，而且每次回想起來就非常高興：工作到凌晨4點，然后睡到中午。凌晨的時間是最有效率的：安靜，沒有電話的干擾，也沒有私事的打擾。結婚后，我們只要可能就仍然實行這樣的作息時間，直到我們的第一個孩子誕生才不再沿用。這個時間表留下的后遺癥是，我終生堅持只要可能就把上課時間排在下午。

　　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

　　1937年9月，我遷往紐約，開始了為西蒙·庫茲涅茨做助手的新工作。他已經(jīng)想好了為我安排的兩項任務，一項是一般性的，另一項專業(yè)性極強。一般性的任務是填補他與其他經(jīng)濟學家一致認為的在收入與財富數(shù)據(jù)中存在的最重要的數(shù)據(jù)空白，那就是收入與財富在數(shù)量上的分布規(guī)律。專業(yè)性的任務是他在美國人口普查局完成國民收入初步評估報告時的一個副產(chǎn)品。西蒙發(fā)現(xiàn)收入數(shù)據(jù)中缺少了一項重要內(nèi)容：獨立執(zhí)業(yè)人士的收入。為了填補這個遺漏，他為內(nèi)科醫(yī)生、牙醫(yī)、律師、會計和顧問工程師的樣本專門設計了調(diào)查問卷。起初這些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只用于評估他們的平均收入，回到研究局時，他把調(diào)查問卷也帶了回來，進一步做深入研究，并寫了一份分析這些問題的初稿。但是他中途被派去承擔一些其他任務，這篇初稿就被擱置下來。他希望我能協(xié)助他分析這些數(shù)據(jù)。

　　研究局為我展開了一個新世界，一個塑造了我今后學術生涯的新世界。我開始工作后，在給羅斯的信(1937年9月25日)中說：

　　我知道我會非常喜歡它……

　　此刻我正在趕寫準備送往出版社的那本關于收入的書(研討會卷)。然后，我最希望去做收入在數(shù)量上的分布規(guī)律的研究。這里沒有華盛頓那種無處不在的混亂與喧囂，有的是安靜輕松的學術氣氛。

　　沒有人注意你何時來、何時走，也沒有人會注意你正在干什么。

　　最讓人高興的是他們對待研究的嚴謹態(tài)度。華盛頓的項目組如果派某人去做收入在數(shù)量上的分布規(guī)律的研究，會希望3個月內(nèi)完成任務。而在這里，庫茲涅茨說，我們知道，你現(xiàn)在不可能做出一個恰如其分的評估。他說，你需要做的事情是花2~3年的時間去做研究，為恰如其分的評估打下基礎。這才是做研究的方法！

　　這年秋天，我到研究局后最先著手去做的一件工作，就是整理春天時參加的研討會的內(nèi)容。隨后我擔任了討論會最初幾年的秘書工作，因此而負責編輯討論會的第二、第三卷論文集[26]。開會、為項目做計劃、編輯三卷論文集，使我成了國民收入統(tǒng)計方面的專家，更重要的是，讓我接觸了一位從事廣泛的統(tǒng)計學與經(jīng)濟學研究的活躍而有成就的研究者。西蒙·庫茲涅茨一直積極參與研討會，直到1985年去世。我參與其活動到1943年，那年我暫時放下經(jīng)濟學研究，去做戰(zhàn)爭研究的精確統(tǒng)計學工作，此后沒有再頻繁參與研討會的活動。研討會最近舉行了成立50周年的慶典，依然十分活躍，并在繼續(xù)發(fā)展壯大[27]。

　　我在收入分布項目中的工作內(nèi)容之一是為兩項研究課題做顧問，一項在特拉華州，一項在威斯康星州，這兩項研究都是在收入研究討論會的建議下進行的。特拉華州有一套在全美獨一無二的收入分布數(shù)據(jù)，因為全美只有這個州要求居民無論是否納稅都要申報并存檔。這種做法的創(chuàng)始人是皮爾·S·杜邦，作為稅務官，他動用私人經(jīng)費改進稅收制度，因為他相信只有這種普遍性的申報和存檔才能減少逃稅。令他感到高興的是，這種制度還幫助學者們收集了他們感興趣的數(shù)據(jù)，這些數(shù)據(jù)不僅符合他們制圖表的需要，而且我認為，還可以分擔他們所需要的大量費用[28]。就我個人而言，這項研究提供了組織與分析這套獨一無二的數(shù)據(jù)資料的專業(yè)經(jīng)驗，還能讓我不時赴威明頓出差，從而為羅斯帶回尼龍襪子的早期樣品，那時杜邦公司剛剛發(fā)明尼龍襪不久，現(xiàn)在尼龍襪已經(jīng)到處都有了—杜邦公司的總部就在威明頓。

　　威斯康星州的數(shù)據(jù)之所以有意義，則是出于與此截然不同的原因。威斯康星州的納稅申報表未經(jīng)任何保密處理，可以供公眾查閱，這在當時乃至今天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一個這樣做的州。它是最早引入個人所得稅的州之一，在稅務管理上有著完好的記錄，而且它的人口與產(chǎn)業(yè)部門要比特拉華州更為多樣化。威斯康星大學有一些人，特別是哈羅德·格羅夫斯教授，專門分析這些數(shù)據(jù)。威斯康星的研究是我1940~1941年在威斯康星大學工作一年的原因之一(見第6章)。我為根據(jù)該課題研究成果形成的專著寫了一個序言[29]。

　　專業(yè)執(zhí)業(yè)人士收入

　　我在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的主要工作是修改并完成西蒙·庫茲涅茨撰寫的一份關于獨立執(zhí)業(yè)人士收入的初稿。他的第一稿是未完成稿，需要在其基礎上做很多進一步的研究。從我一接手開始，統(tǒng)計學分析和文稿撰寫就都由我負責。

　　最后的成果是一本專著：《獨立專業(yè)執(zhí)業(yè)人士的收入》，脫稿于1941年，但是直到1954年才出版[30]。延遲出版的部分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改變了我們所有的工作，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初稿中的部分內(nèi)容存在爭議。

　　這部專著涉及兩個主題：一是對我們研究的五種職業(yè)平均收入之差別的闡釋—其內(nèi)容后來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一般被稱為“人力資本”，我們的研究是最早以實際資料為依據(jù)進行的研究之一；二是收入在個體中的分布與隨時間推移表現(xiàn)出的發(fā)展動態(tài)。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研究的部分內(nèi)容引起了爭論：我們試圖解釋為什么內(nèi)科醫(yī)生的平均收入會比牙醫(yī)大約高1/3。我們的結論是：“與自由工作方式的供求情況相關的因素”，例如培訓所需的時間差異與成本差異，至多只能部分地解釋其中的原因，而其余原因則可以用進入行業(yè)的難易程度來解釋，這至少部分是由美國醫(yī)學協(xié)會限制進入醫(yī)療界的成功措施造成的，而當時對進入牙醫(yī)行業(yè)則沒有控制。

　　我要趕快補充一句，美國醫(yī)學協(xié)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已經(jīng)失去了壟斷權力，它的壟斷已逐漸被政府的壟斷所替代。與經(jīng)濟力量不同，政治權力是一種零和游戲。隨著華盛頓對醫(yī)療界影響的增大，美國醫(yī)學協(xié)會的權力逐漸衰弱。20世紀30年代我在為那本書做研究時，并沒預見到這樣的結果[31]。

　　收入動態(tài)

　　我們研究的第二部分問題是收入在個體中的分布及隨時間推移呈現(xiàn)出的發(fā)展動態(tài)。長期以來，研究者已經(jīng)認識到：任何一個單一年度內(nèi)的收入分布，也就是體現(xiàn)出某種特定收入群體的數(shù)據(jù)，例如，年收入低于5 000美元或是在5 000美元與10 000美元之間，或是在10 000美元與20 000美元之間，都可能會形成誤導，無法真正客觀地掌握收入不均狀況，因為每個個體的收入是隨時間而變化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長時期內(nèi)的收入不均。專業(yè)人士收入的數(shù)據(jù)有一種難得的特性，那就是這些數(shù)據(jù)給出了同一個個體在幾年時間內(nèi)的收入變化—這在一生中只能算得上一個很短的時期，但是相對于只統(tǒng)計一個單一年度的做法，卻是一個重大的改進。

　　我們據(jù)此研究了同一個個體連續(xù)幾年中的年收入的相互關系，并比較了一些隨著時間的推移，收入也會相對穩(wěn)定的不同行業(yè)。作為這個分析的一部分，我提出了一個理論上的方法，將一個人在某一特定年度中的實際收入分解成不同的組成部分，我命名為：永久性收入、半永久性收入和臨時性收入。這種分解提供了一個方法，可以由根據(jù)數(shù)據(jù)得到的某一個人在若干年內(nèi)的收入對其長期收入做出評估。這種收入構成模式，以一種比較簡單的形式，形成了我的永久性收入理論的主要內(nèi)容，我在關于消費函數(shù)的專著中闡述了這一理論(見第16章)。至今，在這一專業(yè)研究領域，只要提到任何時間序列的要素，無論涉及收入還是支出，或者量值，“永久性”和“臨時性”都已成為通用術語。

　　我認為我們的專著中關于這一部分的分析對此后在這一專業(yè)領域中的研究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雖然公眾對此一般沒有太大的興趣。

　　還有一句題外話要說。我對收入變化動態(tài)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的老師哈羅德·霍特林1933年時對一本書的評論的啟發(fā)，這本書的作者所做的論證是要說明商業(yè)企業(yè)是按規(guī)模聚合的。霍特林指出：“表面上的聚合是一個統(tǒng)計學上的謬誤，因為這個結論是由分組的方法得出的。”該書作者根據(jù)一個時期內(nèi)企業(yè)第一年的規(guī)模來將企業(yè)分組，然后再追蹤這些組以后連續(xù)幾年的平均規(guī)模。那些規(guī)模處于平均線上下的企業(yè)發(fā)生聚合。霍特林指出，將企業(yè)根據(jù)最后一年的規(guī)模分組卻會產(chǎn)生表面上的偏離。

　　而我們的數(shù)據(jù)是由連續(xù)幾年對同一個個體的觀測構成的，因此，如果我們也根據(jù)第一年收入的數(shù)據(jù)按數(shù)量分組，同樣會落入依賴謬誤的危險之中。為了替代這種方法，我就發(fā)明了上面提到的更為復雜的方法。

　　半個世紀后，我在《經(jīng)濟學文選》(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2年12月號)上以《舊的謬誤還未死亡？》(Do Old Fallacies Ever Die?)為題發(fā)表了一篇讀書筆記，指出該雜志上一篇對1989年出版的一本關于生產(chǎn)率的專著的書評及這本專著中又出現(xiàn)了極為類似的謬誤。針對這一謬誤的流行之廣，我寫道：

　　例如“所有人都知道”工作崗位主要是由小公司創(chuàng)造的。這個命題也許是正確的，但是我所看到的證明這一點的證據(jù)是根據(jù)第一年的規(guī)模及后來跟蹤調(diào)查的雇員數(shù)量來對公司進行分類的—這顯然正是西克里斯特(霍特林評論過的那本書的作者)采用過的方法。我還必須要看如果將公司按最終規(guī)模分類或是按某段時期內(nèi)的平均規(guī)模分類，會呈現(xiàn)出什么樣的數(shù)據(jù)結果。

　　這篇短文發(fā)表后幾個星期，我收到一位經(jīng)濟學家寄給我的一篇文章的副本，在文中，他和一位同事檢驗了這個問題，并按一段時間內(nèi)的平均規(guī)模將企業(yè)分類。他得到的結果顯示，通常的情況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樣。新公司開始比較小，創(chuàng)造了數(shù)量與其規(guī)模不相稱的工作崗位。但是新公司也非常可能倒閉，在此過程中它們同時也摧毀了數(shù)量與之不相稱的工作崗位。結果，在一段時期內(nèi)，確實創(chuàng)造了許多新工作崗位但是也摧毀了許多舊有工作崗位的是平均規(guī)模比較小的公司，因此在總計的雇用人數(shù)的變化中，它們創(chuàng)造或是摧毀的工作崗位的凈數(shù)量并不是一個重要因素[32]。

　　我舉此例是為了以此說明，科學的發(fā)展經(jīng)常是由偶然或是不起眼的因素推動的。霍特林的評論引起了我的注意，主要是因為當時我是他的學生，這個評論對我分析行業(yè)收入的研究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而這個研究又對我的持久收入消費理論的形成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霍特林的見解而今已經(jīng)被遺忘了，因此有必要重新提請今天的經(jīng)濟學家注意，因為這種循環(huán)無疑會在未來再次發(fā)生。

　　爭論

　　我當時年少輕狂，毫不客氣地批評美國醫(yī)學協(xié)會對執(zhí)業(yè)資格進行壟斷性控制的做法造成醫(yī)療費用增加、醫(yī)療服務減少，而我自己卻沒有想到這會引起強烈抗議。我很快就對這樣做帶來的后果有了深刻的理解。根據(jù)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的規(guī)定，必須保證它的出版物要“向公眾提供重要的經(jīng)濟事實并以科學公正的態(tài)度對之加以解釋……任何計劃出版的文稿……要提交董事會的每一個成員審閱”。上述規(guī)定要印在研究局出版的每一本書的扉頁上，在一本書得到批準出版前，必須完成規(guī)定中要求執(zhí)行的程序。這些程序中有一條是讓一個由指定的董事們組成的“特別審閱”委員會來評估文稿，并向董事會建議該書是否應該出版。董事會成員萊因霍爾德·諾里斯正巧被任命為“特別審閱”委員會委員，他是做醫(yī)藥生意的，立場鮮明地反對我們的見解。他在1941年10月27日的一份備忘錄中強烈反對出版我們的書，理由是該書的部分內(nèi)容是“由經(jīng)濟學理論推測出來的”，這指的是對職業(yè)差異導致收入差距所做的解釋，“作者聽任該理論蒙蔽他們”，他還特別寫道，“我建議，自由進入的論題是一個燙手的鐵棍，應該放棄。”

　　接下來就是長達3年的唇槍舌劍，研究局負責研究工作的主任韋斯利·米切爾努力地從中調(diào)停，同時堅決支持局里的作者有科學研究的自由。這時我已經(jīng)在美國財政部做專職工作，還經(jīng)常加班。盡管如此，在兩年多的時間里，我和西蒙分別準備了4份備忘錄，總計80頁，回應來自諾里斯的一系列批評，還對文稿的結構與內(nèi)容做了多次修改，對部分內(nèi)容做一些限定，我在此可以引用兩處，如“我們是為了說明，根據(jù)(美國醫(yī)學協(xié)會)在內(nèi)科醫(yī)生職業(yè)準入方面的公然做法與效果，已足以充分描述其作用……本書所描述的變化是否符合社會愿望的問題，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充分的辯論，但是這一問題探討起來范圍會很大，且已超出了本次調(diào)查的范圍”(第20~21頁)，還有“我們是基于許多可以商榷的數(shù)字及沒有最后定論的假設，而嘗試性地得出了一些結論……”(第133頁)。

　　在后來的歲月中，我才理解米切爾為捍衛(wèi)我們的科學研究自由，表現(xiàn)出了多么難能可貴的堅定與外交才干。

　　我對韋斯利·米切爾心懷感念，不僅在于他捍衛(wèi)了我們的科研自由，還在于他教我寫作，這使我獲益匪淺。米切爾在讀了我起草的初期研究結果的報告后，走進我的辦公室，就這篇報告的寫作質(zhì)量狠狠地批評了我。事隔半個世紀，我還記得(這本身就證明我印象之深)他說：“如果西蒙寫得不清楚，還有些理由可以原諒他，因為英語不是他的母語，他是將近20歲時才學的英語。但是你完全不是這樣，英語是你的母語。人們在為拙劣的文筆找借口時總是說，他們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表達起來有困難。這是胡說八道。如果你不能將文章寫得清楚明了，那是因為你沒有理解。”我把這個教訓牢記于心。我明白了將某件事寫得清楚明了、不含糊其辭，是找出推理中的錯誤與疏漏、理清自己的思路的最好辦法。阿瑟·伯恩斯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他是個學生，也是米切爾的門徒和學術繼承人，他慷慨地為我寫的東西逐字校勘。

　　繼我之后的許多學生，特別是那些在我的指導下寫博士論文的學生，都聽到過同樣的嚴厲訓斥。最近有一個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為了準備寫回憶錄，我查看了過去的信件，發(fā)現(xiàn)了一封1954年我寫給格雷·貝克的信，其中提到他交給我的論文初稿，我在批評了他的寫作后說：“論文中十之八九的內(nèi)容雜亂無章，雜亂無章的寫作反映出的是雜亂無章的思想。”格雷1992年獲得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我確信，他一定像我感激米切爾一樣感激我的批評。

　　個人生活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時的好朋友伊萊·金茲伯格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書，多虧他的鼎力相助，我才得到了在哥倫比亞大學分校教經(jīng)濟學基礎課的機會。這是我在距此12年前為不及格的高中學生開設暑期補習學校以后的第一份正式教學工作。

　　除此之外，我又重新?lián)�任了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的顧問工作，周末偶爾會去華盛頓，費用報銷，這讓我和羅斯非常快樂。當時沒有往返于兩個城市之間的90分鐘的便宜航班，坐火車要大約6個多小時。政府交通票可以乘坐普爾曼車廂①，這讓我能在哥倫比亞大學上完星期五晚上的課后離開紐約，在火車上休息一晚后于星期六一早到達華盛頓。星期六白天的時間主要用于工作，但是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可以自由地做其他事，好客的克拉克夫妻總是熱心地提供住處并精心準備星期天的早餐。

　　除了這些周末旅行外，信件在紐約與華盛頓之間瘋狂地飛來飛去：從我去紐約到我們結婚前的這9個月不少于138封信，也就是說，我們倆每星期每人大約寫兩封信！每封信的間隔這么短，主要是因為郵政服務有著今天我們可能要嫉妒的可靠性：除了為數(shù)不多的情況外，一封貼3美分郵票的信晚上從紐約寄出，第二天早晨就到了華盛頓(在那個落后的時代，一天有幾班投遞)。而且，到了羅斯結婚前回波特蘭探家時，由于有了剛建立的航空郵政服務，一封貼6美分郵票的信晚上從波特蘭寄出，兩天后的早晨就到了我的手里。這種有規(guī)律的通信的結果是，我們能夠詳細地記錄我們在那段時期的活動，比一生中其他任何時期都更為詳細，因為我和羅斯都不記日記。

　　在一封我1937年下半年寫給羅斯的信中，我假裝驚訝地評論說：

　　我剛收到一封來自美國皇家經(jīng)濟學會的秘書，“你忠實的公務員”J·M·凱恩斯的信，通知我理事會將在下次會議討論我為終身會員的申請……他們愿意為我付50美元，那么肯定有興趣接受我為會員。我不知道我已經(jīng)名聞遐邇，而且有這么大的名氣……但是這是一個不錯的想法，因為我實在想不出還有比在余生中不需要提供任何思想就可以一直收到《經(jīng)濟學雜志》更好的事情。

　　羅斯此前已經(jīng)作為送給我的禮物為我付費申請了《經(jīng)濟學雜志》終身訂戶待遇，這肯定算得上是她或者是我們兩個人的投資中投資回報率最高的一筆了。當時，只需要花50美元多一點的錢，就能成為一份世界主要經(jīng)濟學雜志的終身訂戶，而一年期訂戶略高于10美元。一年期訂戶的訂費已經(jīng)漲到65美元時，我仍然繼續(xù)收到新出版的雜志，到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收到雜志60年了。

　　不必說，我們當時不可能不注意到正在向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發(fā)展的形勢。正如我1938年3月17日給羅斯的信中所寫的：

　　我必須說，該死的歐洲形勢實在是糟糕透頂。這個世界正在我們面前走向崩潰，而我們卻坐在這里為方法、標準偏差和專業(yè)執(zhí)業(yè)人士的收入絞盡腦汁。但是我們即使不這么做，又到底能做點什么呢？

　　美國能夠做的一件事是為政治難民提供庇護，我希望能通過施加某種形式的壓力讓美國承擔起這個義務。但是這種提議立刻就會引來叫囂：我們需要考慮自己的失業(yè)問題，等等等等。

　　好了，我估計我們做不了什么，但是可以繼續(xù)努力工作，等待一個明朗的結局。

　　在兩天之后的信里，我說：

　　地獄的大門似乎已經(jīng)對外敞開。只有上帝知道德國吞并奧地利后形勢會如何發(fā)展—也許只是讓德國更加狂妄與蠻橫。

　　歐洲的混亂導致外國經(jīng)濟學家涌向美國。在這些學者中，多數(shù)人曾訪問過研究局或是在我參加過的哥倫比亞大學的討論會上發(fā)過言。其中有一位是綱納·繆達爾，他從事由卡內(nèi)基公司資助的一項關于美國黑人問題的著名研究，1944年以《美國的困境：黑人問題與現(xiàn)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為題出版專著。他的助手之一理查德·斯特納成了我們的好朋友，我們在那些年里經(jīng)常見面。

　　那段時間，一群哥倫比亞大學早來的與新來的經(jīng)濟學學者在康涅迪格組織了幾次周末聚會，默德爾參加了其中的一次。我給羅斯寫了一封信評論這次周末聚會(我在信中特別表示了我的愧疚之情，因為弄丟了她圣誕節(jié)送給我的香煙盒)，我評論默德爾“是一個有著驚人的魅力和智慧的人”。他從技術經(jīng)濟學理論開始(這一點無疑你是了解的)然后轉入政治，現(xiàn)在是瑞典議員。他也是一個極富感染力的演講人，當然會講到許多讓經(jīng)濟學家感興趣的瑞典形勢。

　　我記得這不是我與默德爾的惟一一次接觸。當時，默德爾是一個新政類型的、相對溫和的改革家，還不是他后來成為的那種極端的、廣泛社會福利國家的倡導者。他是主張“中間道路”的重要學者之一，這個名稱就像瑞典的政策一樣，是在瑪奎斯·蔡爾茲的一本以此為標題的專著影響下不太準確的命名。

　　默德爾1974年與弗里德里希·A·馮·哈耶克共同榮獲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

　　{羅斯}我住在離克拉克家不遠的一個寄宿公寓里。我每次去他們家都受到熱情的歡迎，我和他們一起度過了許多愉快的夜晚，還盡情地享用了美味的飯菜。我和米爾頓到現(xiàn)在都記得許多次星期天的早午餐。洛伊絲做了令人叫絕的洋蔥牛排，而我成了做土豆餅的專家，在我看來，這些土豆餅遠沒有我母親做的那么好吃，但是其他人，特別是米爾頓，卻認為它們美味無比。我經(jīng)常說，他是為了土豆餅才和我結婚的。遺憾的是，由于飲食營養(yǎng)學的發(fā)展，我們逐漸認識到了脂肪和過量卡路里的不良作用，再加上年紀大了，現(xiàn)在很少吃土豆餅。

　　1937年9月30日，米爾頓離開華盛頓，而我則搬到克拉克家和他們住在一起，直到我們結婚。他們的家在此后許多年里一直是我和米爾頓的“第二個家”。

　　米爾頓去紐約后，我們的交流方式從每天見面變成了幾乎每天寫信。開始，多數(shù)信的內(nèi)容是關于股票交易的，涉及的交易金額雖然數(shù)量不大但是非常復雜—復雜是因為涉及合伙人的安排，兩個合伙人中一個是拉塞爾·尼科爾斯，他是與米爾頓一起住在克拉克家的朋友，另一個人是埃爾思沃斯，我們的朋友兼房東。三個人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有足夠的錢單獨入市。股市的走勢非常不確定，米爾頓走后如何劃分已投入的資本也是一個問題。除了我自己投的一小筆錢外，我主要充當中間人，我當時決定買少量股票，拉塞爾認定我應該從他那里買(這將減輕他的債務，同時省下代理費)。財務安排解決后，信的內(nèi)容就有所不同了。

　　信的主題變成了我們什么時候和如何才能在一起。有一段時間好像是我有望因聯(lián)邦儲蓄保險公司的業(yè)務去紐約出差，參加一個由聯(lián)邦儲備銀行主持的關于消費貸款與分期付款銷售的項目。但是我沒有去成，因為一位比我職位高的工作人員想要去。在知道米爾頓不會來華盛頓參加消費者購買行為調(diào)查項目后，我決定自費去紐約。那次周末會面中，我們商量出了一個結果：平時分開、周末相聚是最不能讓人滿意的安排，因此我們決定結婚。我覺得我會在聯(lián)邦儲蓄保險公司工作一整年，這就意味著我們不能在1938年6月以前結婚。我不能理解兩個相愛而且希望生活在一起的人怎么能夠接受平時分開、周末聚在一起的工作。

　　初訪紐約時，海倫·伯恩斯邀請我和米爾頓吃中飯。這是我第一次見阿瑟與海倫，不過此前我已經(jīng)從米爾頓那里聽到許多關于他們的事。那天下午阿瑟要去華盛頓，他要和我乘坐同一趟火車，但是他買的是臥鋪車廂的票，而我坐普通車廂。阿瑟改了票和我坐在一起，這讓我覺得他真好。我們到華盛頓時已成為很談得來的朋友，這份友誼后來持續(xù)了一生。他帶我回家，和我討論了3個小時的資本理論史，這是我正準備寫的博士論文的題目。因為他的友善與關心，我后來還有機會得到過他的幫助。

　　除了繼續(xù)在聯(lián)邦儲蓄保險公司的工作和準備我認為我們未來的生活中會需要的東西(在解決了股票問題之后，這成為信中最主要的內(nèi)容)之外，我還要為博士學位要求的金融學考試做準備，當時我仍然準備拿下博士學位。我通過了所要求的絕大多數(shù)考試，只差一門理論方面的課。

　　其間有一件趣聞：我們準備趁參加1937年12月底在大西洋城舉行的美國統(tǒng)計學會年會之機順便會面，米爾頓負責為我們兩個人訂房間。他在12月1日給我的信中說：

　　星期一早晨我到辦公室時看到了一份美國統(tǒng)計學學會的計劃，上面說，會議將在查爾方特-哈登大廈舉行。我立刻寫信訂了3美元一間的房間，但是我今天收到回信說，3美元一間的房間已經(jīng)訂完了，他們?yōu)槲覀冇喠藘砷g4美元一間的房間。

　　隨后我會給另一家只隔一條街的飯店寫信訂兩間3美元的房間，如果能訂上，我就取消在查爾方特-哈登大廈的訂單。如果訂不上，我想我們只有住4美元的房間了—但這確實不是一個好價錢。

　　如果我們住在一間房子里這會便宜一些，但是我們根本沒有這樣做！

　　{米爾頓}羅斯寫的這段往事讓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就在會議召開前的一個星期，我坐在前往第五大道的公共汽車上，手里拿著一個信封，里面裝著我準備在大西洋城遞交的已完成的論文的原件和所有副本。下車后，我驚恐地發(fā)現(xiàn)我把信封忘在車上了！絕望之中，我穿過馬路，登上每輛返回的汽車，詢問是否有人將信封還給司機。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個小時之后，一位司機遞給我絲毫未動的信封—在那已經(jīng)過去很久的歲月中，奇跡就這樣在第五大道上發(fā)生了。

　　{羅斯}我們的下一件事就是找一處地方度蜜月。因為大多數(shù)在研究局工作的人都要去度夏，并在度夏的地方繼續(xù)工作，所以我們可以用整個夏天來度蜜月。當然，米爾頓也告訴我他至少必須一邊玩一邊工作，就好像我不知道這一點似的。我其實也希望這樣，因此我們需要一個適合工作的地方，特別是要適合工作到深夜，因為我們兩個人似乎都是那種喜歡夜間工作的“夜貓子”。經(jīng)過米爾頓的多方努力，還征求了洛伊絲·克拉克的建議，并寫了許多信找房子訂房子，最終我們選擇了位于緬因州北洛維爾的凱澤湖畔的一所房子—我們的朋友阿布拉莫維茨前年曾在那里度過蜜月。

　　我的家人在西海岸，米爾頓的家人在東海岸，而我們計劃住在紐約城，并決定在紐約結婚，這就意味著我的家人不會參加婚禮。我父母這個經(jīng)濟階層的人不旅行，更不會穿越北美大陸旅行，當年是這樣，現(xiàn)在這個階層也是這樣。我哥哥阿倫本可以代表我的家人參加婚禮，但是他在歐洲要待一年，所以也無法前來。不過，他得知我們的計劃后在給我的信中對我的選擇表示支持。

　　我特別不善于在面對重大事情時恰當?shù)卣{(diào)整感情。在離倫巴第街不遠的伯青巷也不適于調(diào)整感情。這一點你肯定知道。我會對你選擇的任何人表示歡迎，但是我非常高興你選擇了這個人。米爾頓是一個好人，我一直喜歡他。他超出常人的能力是大家公認的。人生還有何求？

　　我并不主張你們在未來的家里建立一個經(jīng)濟學王朝，但是共同的興趣能產(chǎn)生吸引力(告訴他我將不支持他強烈的新政傾向—一個濫用詞匯的極權主義)。

　　—阿倫·迪雷克托致羅斯·迪雷克托。

　　因為父母不會出席婚禮，所以我在這個重大事件前回家去看望他們和親朋好友。我在華盛頓的朋友給了我一個美妙無比的送別。再加米爾頓用一種新歷法(DN-涅磐前的日子)拍來的電報更讓我興高采烈地動身。

　　我回家期間主要是慶祝活動，這是對一個準新娘的慶賀。我們有許多親戚和朋友都被請來參加慶賀，慶賀即將到來的日子。因為我的父母曾經(jīng)為我的兩個姐姐舉行過盛大的婚禮，我估計他們因此認為要為我做些特別的補償。我非常高興，因為可以和母親還有同時回家省親的姐姐貝基在一起，除此之外，我還是愿意住在紐約，但是我盡了我的義務，而且在盡義務的同時還收到了親戚們送的讓人喜歡的結婚禮物！

　　這次我直接回紐約，婚禮前三天才趕到。米爾頓對宗教婚禮持保留態(tài)度，但是經(jīng)過爭辯，他還是順從了我的愿望，做了安排。我在此要說明，我并不比他更有宗教信仰，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們不按照猶太傳統(tǒng)在拉比的主持下結婚，不論是我的父母還是他的母親都會因此而非常不高興。和他不一樣的是，我參加宗教儀式不會顧慮重重，而他卻覺得這種做法很虛偽。

　　{米爾頓} 1938年6月25日，我們的婚禮在一個猶太教的神學院舉行。由于羅斯的全力勸說，我放棄了拒絕宗教儀式的初衷。她在這一點上是完全正確的，這在此后的歲月中不斷得到證實。如果我們以現(xiàn)代儀式結婚，羅斯的父母和我的母親會非常生氣。后來我逐漸認識到，這種取悅于他們的態(tài)度并沒有讓我犧牲重大的原則，它純粹是一種形式而不涉及實質(zhì)。

　　我們舉行了一個小型婚禮，我的母親、姐姐和姐夫都參加了。前來祝福的其他人還有：洛伊絲·克拉克和埃爾思沃斯·克拉克，他們從華盛頓來出席了婚禮；多麗絲·比奇曼和阿諾德·比奇曼，他們是我在紐約認識的朋友(阿諾德娶了多麗絲·莫德利，她是我在芝加哥大學讀本科時的朋友)。婚禮采用正統(tǒng)猶太教的傳統(tǒng)儀式，有儲帕(chupa，由四個男子抬著的華蓋，這些男子必須是猶太人，所以埃爾思沃斯不合格，于是由我的姐夫弗里和阿諾德再加上兩位專職拉比擔此重任)，還在地板上摔碎了我和羅斯喝過葡萄酒的玻璃杯。

　　第二天早晨我們乘車離去，這輛我于此前一年買的福特車，載著我們的全部財產(chǎn)駛向緬因州的北洛維爾，也駛向了我們的婚后生活。

　　注釋

　　[1]見我為Lives of the Laureates: Seven Nobel Economists一書寫的文章，William Breit and Roger W. Spenc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pp. 77-92。

　　[2]同上，pp. 82-83。

　　[3]我們至今還互相保持聯(lián)系，他已從行醫(yī)行業(yè)退休。

　　[4] Jacob Viner,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ruves，載Zeitschrift f焤National歬onomie 3(1931): 23-46；在美國經(jīng)濟學會重印的Readings in Price Theory (Chicago D. Irwin, 1952), pp. 198-232中，瓦伊納在補充注釋中，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5] How Collective Bargaining Works: A Survey of Experience in Leading American Industries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42)。

　　[6] Milton Friedman,褻omments on the Critics?載Robert J. Gordon編的Milton Friedman誷Monetary Framework, Milton Friedman,褻omments on the Critics,?in Milton Friedman誷Monetary Framework, ed. Robert J. Gord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p. 162-63; reprinted fro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0 (September-October 1972): 906-50。

　　[7] Milton Friedman,襇y Evolution as an Economist櫻�载Lives of the Laureates, p. 84。

　　[8] Y. H. Farzin,襎he Time Path of Scarcity Rent in the Theory of Exhausible Resources,?Economic Journal 102 (July 1992):其中提到的霍特林的文章“可枯竭資源經(jīng)濟學”，載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9 (September 1931): 256-71。

　　[9]我在霍特林課上的一位同學，來自阿拉巴馬州的蘇珊娜·愛德蒙森，原來是法語教師，她決定改變職業(yè)學經(jīng)濟學。在最初幾節(jié)課的某一次下課后，蘇珊娜離開課堂時對其他女生說：“我要嫁給這個男人。”她后來真的嫁給了霍特林。霍特林曾在英國師從R·A·費希爾學習統(tǒng)計學，因此成為費希爾的忠實追隨者，不僅在統(tǒng)計學方面，而且在遺傳學方面。費希爾向他鼓吹，社會經(jīng)濟地位較低的階級的出生率高于地位高的階級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人種質(zhì)量的下降。后面的章節(jié)中還要更詳細地談到費希爾，這里只說費希爾和霍特林對這一理論的反應是讓自己成為一個大家庭的父親—費希爾有8個孩子，霍特林的前妻生了兩個孩子，蘇珊娜生了6個。

　　南方長大的蘇珊娜是勸說霍特林離開哥倫比亞大學，到恰波海爾的北卡羅來納大學建立數(shù)理統(tǒng)計學研究所的主要人物。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73年去世。

　　幾年前，在美國經(jīng)濟學會的一次會議上，我看見一個年輕的哈羅德·霍特林在走廊里向我走過來，當時真把我嚇了一跳。這是小哈羅德·霍特林，簡直和他父親年輕時一模一樣。

　　[10]韋斯利·米切爾：Wesley C. Mitchell, Lecture Notes on Type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49)。

　　[11]阿爾文·約翰遜：Alvin Johnson,襉bituary, John Bates Clark,?Economic Journal 48 (September 1938): 572。

　　[12]參見See F. A. Hayek, Hayek on Hayek, ed. 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3] Stigler, Memoirs, p. 26。

　　[14] Eugen Slutsky, ?The Summation of Random Causes as the Source of Cyclic Processes?(in Russian), Problems of Economic Conditions, vol. 3, no. 1 (Moscow: The Conjucture Institute). Revised English version in Econometrica 5 (April 1937): 105-46。

　　[15]雖然我在搬家的過程中，丟失或是毀掉了我已經(jīng)完成的草稿，但是我最近聽說，芝加哥大學雷格斯太因圖書館的奈特文件中還存有我的草稿的副本。

　　[16]“我依靠能干的研究生助手羅斯·迪里克特小姐對論據(jù)做全面核對，并幫助查找參考資料，她后來更為專門的資本理論史這個題目研究了大量的材料。”Frank Knight,襎he Ricardian Theory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 (May 1935): 171。

　　[17]序言中說：“米爾頓·弗里德曼是我以前的研究生，他來營救我，并繼續(xù)給了我一年極有價值的幫助。”(第13頁)在第18章標題的注釋中說：“我深深感謝米爾頓·弗里德曼先生在準備和撰寫這一章時所給予我的無價的協(xié)助，并允許我引述他尚未發(fā)表的關于無差異曲線的論文的部分內(nèi)容。”(第569頁)Henry Schultz,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18]他交給我的文章的標題是：The Fisher-Friedman Definition of Complementarity Restated in Relation to the Slutsky Decomposition-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19] Milton Friedman,襆ange on 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6 (September 1946): 613-31, reprinted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277-300.

　　[20] Hildegarde Kneeland and others, Consumer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umer Expendi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oth volumes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ttee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8 and 1939). I was listed as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second but not of the first, though my contribution was acknowledged in the preface.我被列入其中之一的第二卷的作者名單，但沒有列入第一卷，雖然被在前言中致謝。

　　[21]米爾頓在信中告訴我尼蘭小姐提出雇用我的要求，艾倫·沃利斯又附言說：“M·伊克斯有時會毫無道理地拒絕某事，如果拒絕雇用你就屬于這種荒謬的事，我恐怕他充分考慮的可能性不大。我總體上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必須顯示一些智慧)，因此不要放棄希望。如果通不過，我和米爾頓不是僅有的兩個感到失望的人，希爾德加德·尼蘭也會和我們一起難過。”

　　[22]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7).

　　[23]引自近20年來美國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出版的所有的書的扉頁上的聲明，后來被一個說明其功能與研究所的目標的決議所取代。

　　[24]詳細內(nèi)容可參考U. S. Congress, Senate, 73rd cong., 2d sess., S. Doc. 124。

　　[25]“The Use of Ranks to Avoid the Assumption of Normality Implicit in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載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32 (December 1937): 675-701。我隨后又發(fā)表了一篇文章:褹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Tests of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blem of m Rankings,?in the 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1 (March 1940): 86-92。

　　[26]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National Income and Wealth,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 1 (1937); vol. 2 (1938); vol. 3 (1939).

　　[27] Fifty Years of Economic Measurement: The Jubilee of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54, ed. Ernst R. Berndt and Jack E. Triplett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有一個趣聞，在編寫導言時編輯寫道：“盡管已有現(xiàn)代計算機技術，但是今天的編輯還是不能效仿弗里德曼在于收入與財富研究討論會召開當年出版的頭三卷論文集中采用的編輯技巧。未來的歷史學家也許能確定這是否是效率下降、工作消耗量增加、資本量正在替代勞動量，或是某種尚未確定的測量錯誤的有力證據(jù)。”(第1頁)

　　[28] Delaware Income Statistics Compiled from Income Tax Returns for 1936, 1937, and 1938, vol. 1 (Newark: 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Delaware, 1941).

　　[29] Frank A. Hanna, Joseph A. Pechman, and Sidney M. Lerner, Analysis of Wisconsin Income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8).

　　[30]這本專著的部分內(nèi)容被哥倫比亞大學接受為我的博士論文。

　　[31]因此，這一研究讓我形成了這樣的觀點，職業(yè)資格證書弊大于利。這個觀點在我們的專著《資本主義與自由》及其他文章中都表述過。芝加哥大學的一位醫(yī)學教授完全同意我對資格證書的立場，他以自己的經(jīng)驗對30年代的形勢做了一個有趣的評論。希特勒吞并前，他曾在奧地利執(zhí)業(yè)并在自己的行業(yè)中小有名氣。因為是一個猶太人，所以他來到美國。為獲得在美國執(zhí)業(yè)的資格證書，他在醫(yī)學院又念了兩年，這樣他才可能是一個“批準的學校”的畢業(yè)生，然后他又在一個“批準的醫(yī)院”做了一年實習醫(yī)生。雖然浪費了三年時間，到我認識他時，他又成為本專業(yè)的僥僥者。美國醫(yī)學協(xié)會對進入醫(yī)療界的人數(shù)加以控制的效果可以由以下事實加以證實：希特勒掌權后，獲準在美國執(zhí)業(yè)的受過外國訓練的內(nèi)科醫(yī)生的數(shù)量，每五年不到300人，占獲得資格證書人數(shù)的5%，而且沒有增長的趨勢，雖然有許多專業(yè)人士從德國與奧地利流入美國。詳細討論見Incomes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tice, pp. 8-21。

　　[32] Steven J. Davis and John Haltwanger,褿ross Job Creation, Gross Job Destuction, and Employment Realloca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August 1992): 8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