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溫州炒樓團，不同立場的人士有著不同的看法，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報記者采訪了房地產業界的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溫州購房團的“始作俑者”、溫州晚報廣告實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海彥，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也對這一現象發表看法。

　　任志強：溫州人沒錯！窮人房子政府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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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紀》：對溫州炒樓團現象怎么看？任志強（下稱“任”）：這有什么錯？既然法律沒有禁止，就是可以的。至于控制市場風險，那是炒樓者自己的事。溫州人到外地購房，增加了當地的稅收，有利于刺激經濟，政府應該支持這種行為。

　　商品房是給富人住的，一個人擁有幾套房子，那是正常的，溫州人購房，也是正常的投資需求。窮人的房子應該由政府解決。

　　另外，也不能將樓市的上漲歸為溫州人的罪過。北京1000億的市場，溫州資金只有10到20個億，它能起到什么作用？除了溫州人，還有很多人炒樓，只不過溫州現象比較突出。

　　《21世紀》：有溫州人買斷某個樓盤，控制產品渠道，然后控制它的價格，掌握銷售體系，最終謀取利潤。您覺得這是否是一種操縱行為？

　　任：不能這樣看。在做出這項決策時，溫州人已經付出承擔了風險，如果價格不漲，他們不就虧了嗎？我不覺得它能夠操控市場，充其量只對某幾個樓盤產生影響，那你不買這個樓盤不就行了。

　　溫州人看好的樓盤，未必就是最好的。比如他們在北京選擇的樓盤，我就不覺得怎樣。但有一點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散戶都可以去炒盤。溫州人炒盤，是有一套系統的，沒有前期的調研和足夠的資金，風險將是比較大的。

　　李海彥：溫州資本投資渠道太少

　　《21世紀》：溫州購房團發展到現在，有沒有發現溫州人其實也被人利用了？

　　李海彥（下稱“李”）：確實有這種現象。目前全國各地的樓盤都到溫州推廣，這里就難免魚目混珠，好盤爛盤都有，最可怕的就是那些手續不齊全的融資項目、手續無法齊全的爛尾樓項目、高額包租或回購的樓盤項目。

　　希望投資者要理性判斷、結合開發商自身的品牌和實力選擇自己需要的樓盤項目。

　　《21世紀》：您是在主動給購房團降溫？李：隨著溫州房產投資市場的變化，除我們晚報組織的以外，溫州其他各種購房團頻繁外出，溫州的房展會頻繁舉辦，本著對購房者負責的態度，今后我們可能減少帶購房團出去的次數，多做些投資風險講座、房產投資機會分析等公益性活動，我們想為溫州人全國購房熱降降溫，只有一些真正好的項目，我們才會推薦給購房者。

　　《21世紀》：溫州人炒高樓價，引發當地政府恐慌，該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李：溫州資金進入到一個城市，是建立在對當地經濟的信心上面，當地政府要做的是讓這部分資金留在當地，而不是強行地將資金截流。此外，溫州人外出購房在當地的購買量并不是很大，大概只有百分之幾。

　　從資金的利用效率來說，溫州的閑置資金投資渠道目前很少。本地炒房卻又容易滋生腐敗和犯罪，因為少數職權者以小訂金或口頭約定訂購房號，回頭到二手房市場高價轉讓，從中獲利，一旦沒賺，就把房還給開發商。

　　（根據采訪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尹中立：“溫州炒樓團”八宗罪

　　炒作房地產妨礙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原因在于：一，抬高勞動力成本，削弱國民經濟整體競爭力。假設房地產炒作之后，平均購房成本提高10萬元／套（包括銀行按揭利息），按照10年分攤，則每個家庭每月需多支出800元左右，如果每個家庭有兩名勞動力，則每個勞動力的月工資至少要上升400元，這對于制造行業企業來說，將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二，進一步加劇社會貧富差距。一般來說，在房地產炒作前期購房的人是以溫州炒樓團為代表的、來自富裕地區的外地人或者是本地經濟較為寬裕、有投資性需求的人，高房價的真正消化者和受害者基本都是本地中低收入者，在這些中低收入者結婚、生育后，即使房價已經遠遠超過其實際承受能力，他們也只能硬著頭皮去買房，從而出現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馬太效應”。這些炒樓者不僅能夠大量占有已經創造的社會財富，而且還透支了未來幾十年、本應歸我們子孫享有的社會財富。

　　三，抑制社會有效需求。對生活在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一般工薪階層來說，需要很多年的時間才能還清一套房的全部按揭，期間的其他支出只能盡量壓縮，形成明顯的消費擠出效應。

　　四，削弱整個社會的風險承受能力。過高的房價必將導致更多的購房者通過長期按揭方式圓自己的住房夢，購房者在辦理按揭時一般都根據自己當前的收入水平預期未來的債務償還能力，一旦將來實際收入達不到預期水平，甚至不能支付銀行按揭，將會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如果國民經濟整體出現了不景氣，社會就會出現大批“負資產者”，將嚴重威脅國家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

　　五，扭曲了整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房地產炒作容易導致房地產的投入規模出現爆發式增長，從而帶動水泥、鋼材、電力等相關產業的產能急劇膨脹。一旦房地產泡沫破滅或其他原因導致房地產投資規模下降，則相關產業將出現大量閑置產能。

　　六，阻礙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不利于二元經濟結構的融合。農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轉移是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但過高的房價將使絕大部分農民工在城市置業安家成為一種奢望。

　　七，不利于發達地區的產業升級和企業家創業精神的發揚。如果富裕之后的人以炒作房地產為盈利的主要來源的話，要不了多長時間將會淪落為不思進取的食利階層。

　　八，抵消國家征收物業稅的積極意義。物業稅對消費者的行為影響甚大，從而一定程度抑制少數人的過度消費，維護社會公平。專家估計物業稅開征以后房價可降低15％左右，有利于一般老百姓購買住房。但如果炒樓行為不被制止，降低的房價正好可以成為炒家們新的盈利空間，老百姓并不能夠得到好處。

　　溫州炒樓團動輒集中數億元資金炒作樓市的行為和股票市場的莊家的行為有相仿之處，有操縱市場嫌疑，《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我們認為，管理部門應研究判斷是否用該條款約束和打擊類似溫州炒樓團的操縱房地產市場的行為。

　　本報記者　汪恭彬

　　溫州、上海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