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個經濟界人士集會的大型場合，對于中國經濟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及前景，總會成為有識之士熱烈爭辯的話題。

　　本年度的全國“兩會”上，眾多的話題又指向了這一點，譬如投資是否過熱、開放是否過快、民企與外企的不平等處境，等等。延伸到會場外，這些爭論似乎者可以歸結到這樣的背景上：歐美產業外移，印度的興起和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利與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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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到每位發言者身上，這些話題都有切膚之痛：聯想上世紀70年代拉丁美洲外資產業轉移后形成的“空洞化”，中國是否也會面臨同樣的陷阱？對比印度的興起，中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是否會受到威脅？而有全球供應鏈角度看，面對沃爾瑪們“殘酷的廉價”，中國制造企業又會獲利幾何？

　　前景尚未明朗，而有志者已經在路上。(編者)

　　“世界工廠”好過“無業游民”

　　歐美是董事會，印度是辦公室，中國是工廠？

　　訪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亞洲首席經濟學家 陶冬

　　本報記者 何華峰 香港報道

　　在新的世紀，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有人從中看到中國的崛起，但也有人反思：中國在國際分工中得到的利益，是否太少了？

　　有一句話正在流行：“中國是工廠，印度是辦公室，歐美是董事會。”言下之意，在全球化分工中，中國得到的是微薄的工人工資，印度則得到了發達國家的服務外包服務，賺錢的卻是歐洲和美國，他們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受益者。

　　在資深分析師陶冬看來，這是一個有益的反思。陶冬是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亞洲首席經濟學家。

　　陶冬認為，一方面，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來之不易，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國制造業總體的起點較低，利潤不高。中國掙的是小錢，也是一個要面對的現實。

　　而且隨著未來中國人口老齡，和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人口減少，中國勞動力優勢總有一天會削弱，若沒有產業升級，就會出現問題。陶冬提出，產業升級是一個需要考慮的戰略問題。

　　但產業升級不等于重工業化。產業升級的標準是，創造自己的品牌，和提升研發的水平和技術含金量。這也是奠定大國地位的真正基石。

　　“要有戰略性的迫切感”

　　《21世紀》：有人說，“中國是工廠，印度是辦公室，歐美是董事會。”你怎么看這句話？

　　陶冬：第一，這句話反映了目前世界經濟的格局；第二，不要貶低自己的“世界工廠”的地位，因為你是工廠，總比你是無業游民好得多。這是中國20年來經濟發展的成果，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不容自我貶低，但這也反映了一個現實，即中國制造業總體的起點較低，利潤不高。中國掙的是小錢，而歐美專注于市場和研發，賺的利潤遠高于中國。

　　《21世紀》：對于中國，這是不是一個必然經歷的積累階段？

　　陶冬：絕對是。外資是我們過去15年的經濟發展的催化劑，它帶來出口增長，帶來現金流，帶來GDP增長，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起到不可磨滅的功績。

　　《21世紀》：是哪些因素，讓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

　　陶冬：有四個因素。一是經濟全球化，否則歐美不會把工廠轉移出來；二是改革開放的政策；三是中國的廉價的生產成本；四是過去10年急速改善的基礎設施。在這四個因素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而這帶來了現金流。如果沒有初始的現金流，中國的房地產未必是今天的樣子，而中國的內部的需求未必是今天的樣子。在前一階段，我們基本奠定“世界工廠”的地位，這點有沒有必要改進？有的，但前提是，不要眼高手低，不要新的本事沒學會，先把舊的丟掉了。

　　《21世紀》：今后怎么做，是不是讓沒開發的地區繼續開發，讓已開發的地區產業升級？

　　陶冬：經濟的發展經常未能如人所愿，不一定照搬北京的決策者們的意志。未開發地區能否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轉移的一個腹地，一個縱深，還有待時間來檢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目前已具備的加工廠的基礎上，需要加大研發的力度，創造自己的品牌，由此提高加工廠的利潤率。

　　而且對這個問題，還要有戰略性的迫切感。中國在過去的十幾年，很大程度上得利于相當豐富的勞動力，這種狀況會在今后的5年～7年繼續維持。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的勞動力，會因為國家的獨生子女人口政策，而出現一定的比較強烈的變化，而且人口老齡化問題也在急速加劇。在此情況下，只有提高生產率，只有提高單位的產出比率，才能應付這個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供應下滑的趨勢。

　　《21世紀》：勞動力減少，產業又沒升級，是否會出現產業空洞化？在香港和臺灣都討論過這個問題，中國內地會不會出現這個情形？

　　陶冬：對目前的中國內地來講，這還不是一個大問題，畢竟中國內地有很大的腹地。勞動力和土地供應減少，導致制造業成本在中國內地大幅上升，還要相當一段時間。隨著基礎設施的完善，相對來說，勞動力和土地能產生的價值，還有大量的上升和增值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本人并不太擔心產業空洞化。但一個前提是，不要自己把自己搞死，我每次都說上海，上海號稱每年房地產上升12%，并認為是正常的，我認為是自己給自己脖子上套繩索。只要是不自己給自己套繩索，由于中國的腹地大，我認為產業空洞化，短期不會在中國發生。

　　產業升級≠重工業化

　　《21世紀》：你有沒有在中國看到一些產業升級的跡象呢，比如廣東說，要讓重化工比重超過輕工業？

　　陶冬：產業升級不在于資本投資率的上升，而是在于資本回報的上升。從輕工業到重工業轉移的過程，是資本的投入量的上升，但不代表資本回報率一定上升。這就是你做包子還是做面條的區別，你做包子不一定比做面條賺錢。

　　《21世紀》：關鍵是提高自己的科技念量。

　　陶冬：要有自己技術，要有自己研發，這是關鍵環節。現在全球的手機有40%是中國造的，將來可能全部是中國造的。但在中國市場外，真正貼中國品牌的手機有幾個？我們做的手機，最后貼的是別的牌子，錢讓人家賺了。但你又不得不這樣做，因為技術掌握在人家手里。

　　《21世紀》：但隨著中國原始積累的增加，是不是必然會導致技術的增加？

　　陶冬：不一定，從目前情況往高一步，實際上有一定的壁壘。我們現在是低科研，低品牌，低利潤率，惡性循環，因為利潤率低，你就沒有資金去做更多的研發，而做不了研發，你就上不了一個臺階。我們在很多電器領域，從手機到電視機，到計算機，有類似的同樣的毛病，這需要企業家以戰略性的眼光，由國家的政策的傾斜性的扶持，同時需要有一定的運氣。

　　《21世紀》：日本、韓國是怎么實現產業升級的？

　　陶冬：說實話，日本在這方面做得不好，日本創造了自己的品牌。絕大多數的日本產品的利潤不高，對其它競爭者的進入門檻也不高，這是為什么多數日本的電器輸給了中國。但是，你可以做出日本的照相機，日本的電視機，你試試做美國英特爾的芯片看？中國要追英特爾，至少是三代人的事情。

　　《21世紀》：這么說來，亞洲還沒有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陶冬：有案例，但沒有國家。日本的索尼做得不錯，韓國的三星做得不錯，中國臺灣的臺積電做得也不錯，從企業來講，有這些先例。他們都是本行業的佼佼者，他們在核心技術上的含金量相當高。在目前的情況下，盡管中國有人海戰術，但要望其項背，恐怕還要相當一段時間。

　　因為他們有核心技術，而這離中國能達到的，恐怕有相當一段距離。

　　《21世紀》：關于印度將其比作辦公室，到底其技術含量怎么樣？

　　陶冬：沒有多少技術含量，印度占了兩個便宜，一是英語能力，二是遍布海外的歐美印度籍的高層人士，這些單子流向了印度。印度本身的軟件人才相當多，而且相當便宜。比如，我們把一些金融模型，轉交給印度的MBA在做，雇一個華爾街上的分析員，可以雇400個印度MBA。我們自己有兩三個人作模型架構的設計，因為這是真正難的部分，而剩下的軟件部分就由印度人做，其實，軟件這東西，初中畢業生，有一臺計算機，經過6個月的訓練就能做。這對我們很合算，因為在華爾街少雇一個人，就可以雇400個印度人，而且這400人，會做得非常賣力，而那一個人弄不好還會跳槽。我們要看到，印度的軟件業發展到今天，唯一的優勢，充其量是規模效應(the critical mass)，不論是人才的流量，軟件企業彼此間的支持作用和信心，都已經建立起來了。這個事情，如果中國政府想做，以我們原有的計劃傳統，有個兩三年也可以做得起來，而且我大聲疾呼地說，中國應該做，這是解決初中和高中畢業生就業的重要途徑。

　　《21世紀》：以前有人說中國可以在20年內追上美國，現在印度也有人說，印度可以在20年內追上美國，你認為可能嗎？

　　陶冬：無論中國和印度，在20年內追上美國，可能還是有點不知天高地厚。我對中國和印度都看好，兩者之間，對中國更加看好。追日本還是有可能的，與美國差距縮小，也是有可能的，但要超過美國，不是20年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