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城市化：戰略形態的新選擇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進程不但對于本國而且對全球發展都將產生深刻影響，許多國外學者把“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并列為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進程的兩大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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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速度達到同期世界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兩倍，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據世界銀行統計，1995年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0%，低收入國家為28%，而中國城市化率還不到30%，與低收入國家相近，低于中等收入國家三十個百分點，與高收入國家的水平相差更遠。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嚴重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工業化發展水平這種局面，已經成為嚴重地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瓶頸”，成為快速提高國家競爭力的“巨大瓶頸”，成為知識經濟時代新一輪財富集聚的“巨大瓶頸”。未來20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時期，大力推進中國的城市化，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重任，又是有效解除中國經濟社會約束“瓶頸”，保障中國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目前中國城市化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成為激發區域新一輪財富充分涌流的載體。

　　推進中國城市化進程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諸多挑戰，但是只要牢牢堅持“發展是硬道理”

　　這個方針不動搖，以城市的大發展，去化解城市面臨的大挑戰，也就是說要“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消除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由此構成中國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思想。

　　世界銀行認為：國家的GDP達到1萬億美元是一個標志性臺階，意味著財富積累將步入新的航道。與國際已有的經歷相對照：美國的GDP總量在1970年達到1萬億美元(10100億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總量達到2.7萬億美元(27080億美元)；日本的GDP總量在1978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10480億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總量達到2.4萬億美元(24251億美元)；中國的GDP總量在2000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依照國家規劃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預計GDP再增加1萬億美元。為什么美國用了10年的時間使得GDP增長了1.7萬億美元，日本增長了1.4萬億美元，中國分別比他們少增長0.7萬億至0.4萬億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國當時的城市化率達到87%，日本的城市化率超過65%，而中國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僅為36%時，也許可以更深一層地認識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導致的社會財富集聚能力的差異。因此，在21世紀的頭20年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進程，加快中國的城市化步伐是發揮組團式城市群功能和戰略中心作用、提高經濟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實現社會公平的必由之路。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列茨認為新世紀對于中國有三大挑戰，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這種認識是符合實際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署長進一步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

　　中國城市化戰略必須走出認識上的三大“誤區”：誤區之一：認為城市的發展必然引發“城市病”。實際上，必須建立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全新觀念。誤區之二：認為必須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實際上，不同規模的城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城市規模結構是一個具有等級、共生、互補、高效和嚴格“生態位”的開放系統，大、中、小城市都應當得到合理的發展。誤區之三：認為城市化的結果應當是均衡分布遍地開花。必須考慮到地理基礎的差異、發展階段的差異和生態條件的差異。城市的布局在三維模型中(時間、空間、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對稱的和非線性的。

　　城市化必須支付成本。預測到2050年，中國城市人口總量將達到10～11億，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進入城市1個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人，總計每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會總成本2.5萬元/人(2000年不變價格)。在現有城市人口的基礎上，未來50年期間中國約增加6～7億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會總成本達到15～16萬億元，(相當于1.8～2.0萬億美元。按2000年不變價格)，這個數量是2000年GDP總量的2倍。50年期間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約為3000～35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000年全年GDP總量的4%左右。

　　中國城市化在新時期如何發展，必須回答五個嚴肅的問題：

　　1、如何真正落實“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

　　2、是否城市發展方向仍然依照傳統式的單極擴大？

　　3、如何改變城鄉分離、城際分離、地方保護、惡性競爭的弊病？

　　4、如何打破產業布局趨同、到處小而全的重復性浪費？

　　5、怎樣實現以“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為總體目標的區域一體化？

　　以上五大問題的統一解決，只能通過發展戰略形態的革命性變革，即由原先的單極城市擴張，改變為組團式城市群的培育，一舉克服過去城市化進程中的發展弊病，真正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取高額發展紅利、降低發展總成本、消除城鄉二元結構、達到社會公平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可持續目標。

　　《2002～2003中國城市發展報告》設計了中國城市化戰略的“三維分布”制高點：1、培育三大組團式城市群(面)；2、創建沿江沿海沿路的七大城市帶(線)：3、發展中西部地區中心城市(點)。其中第一位的思考，就是首先在2020年以前加速構建三大組團式城市群，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制高點和主力軍。當上述“三維制高點”在中國成熟與完備后，將有全國人口的50%，將有全國GDP的80%，將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90%%，將有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此地域上生成，即以區域非均衡的經濟發展，達到全國相對均衡的社會進步。依據計算，有可能使用國土面積的20%，獲得國家財富總量的80%，徹底減輕全國其余高達80%面積上的發展重負，完成在高水平上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公平，由此達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全面小康社會。

　　在去年《2001～2002年中國城市發展報告》中，我們對中國城市的發展戰略做了歷史性的回顧和總結，提出了未來中國城市化的戰略目標。并對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作了初步的戰略設計，如提出中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的七項原則和六項基本措施等。

　　在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研究中，還有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研究和解決，其中最核心的問題首推城市發展與區域協調的問題，即使說如何貫徹落實“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50多年以來的城市化道路有一個十分曲折的演變過程，一直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才在城市化發展的內在規律中，總結出我國城市發展戰略的正確方針，終于將城市化進程引導到健康的軌道上來。以下所列是建國50余年來中國城市發展的變化過程(表1.1)：

表1.1  中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的變化過程

1953： 我看“城市太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鎮”

1956：“城市發展規模不宜過大。今后新建城市 
       規模一般控制在幾萬至十幾萬人口的范圍內” 

1980： “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
        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

1990： “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
        和小城市”、“小城鎮大戰略”

2000：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
        將成為中國推進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新的動力源”

2002： 中共16大報告：“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目前，在我國已基本形成了：

　　三大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環渤海城市群。��

　　七大城市帶：沿長江城市帶、沿隴海鐵路城市帶、哈長沈大城市帶、沿京廣鐵路城市帶、濟青煙威城市帶、綿德成渝沿線城市帶、沿南昆鐵路城市帶。��

　　以及三十多個大城市圈(中心城市)：以省會城市和具有優勢和特色的地級市為主的區域中心城市。��

表1.2 中國城市的基本構成

　　表1.3 13年來中國發展的11項跨越

　　●經濟總量進入世界“重量級”陣容

　　國內生產總值1990年18547.9億元，2001年95933.3億元

　　●人民生活從“溫飽”跨入“小康”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000年超過800美元2001年超過900美元

　　●國內市場從“賣方市場”轉變為“賣方市場”

　　供過于求商品比重1999年以來70%以上

　　●經濟體制初步完成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軌

　　●對外開放由局部開放轉為全國開放

　　進出口貿易總額1990年1154.4億美元2001年5098億美元

　　●國家財力由“弱”到“強”

　　財政收入1990年2937億元2001年16371億元

　　●經濟結構在調整中優化三次產業占GDP比重

　　1990年27.1：41.6：31.3 2001年15.2：51.2：33.6

　　●從優先發展東部地區到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

　　近三年西部地區新開工重大項目30多個總投資約6000億元

　　●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成就斐然

　　●創造外匯儲備增長速度的世界之最

　　1978年中國外匯儲備僅有1.67億美元。1993年以后，中國外匯儲備飛速上升，到1996年底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居世界第二。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已經突破2500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

　　資料來源：《領導決策信息》2002年9月23日第36期

　　作為一種經濟社會發展的形態和載體，城市化的本質之一要求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它包括同步發生的兩個過程：一個是農業人口向非農人口轉移，向城鎮集中，城鎮人口和城鎮數量逐漸增加；另一個是農業生產、農村生活質量的逐步城市化。也就是說，城市化不僅是農業人口轉移為城鎮人口，城鎮在空間數量上的增多、規模的擴大、功能和設施的逐步完善，而且也是城市的經濟關系、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廣泛滲透到農村的過程。在深化改革開放、推進科技進步的同時，城市化在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城市化將為新世紀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快速增長提供強大動力。

　　要解決好城市經濟與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首先必須調整城市的發展規模與產業分布，實現結構功能的持續優化和核心競爭力的提高。借鑒國際城市化進程的成功經驗，迅速提升城市空間規模，調整經濟與社會資源的高層配置、優化功能分工與提高利用效率，推動城市發展的規模效應與功能建設，這將是是中國城市化未來進程的必由之路。��

　　世界現代化發展的歷史表明：城市化是國家經濟現代化的核心支撐。據世界銀行專家估計，當前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帶動GDP增長約1.5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00年以來，我國的城市化明顯開始加速，城市化水平20年間提高了12.5個百分點，是前20年的5倍，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增速的1.8倍。

　　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戴維·萊格發自北京)2003年1月8日以“中國城市化發展迅速”的標題報道，“中國20多年來的經濟改革引發了有史以來最引人注目的人口遷移：1億多人從貧困的農村地區轉移到了城市和工業制造區，但這只是開始。聯合國預計21世紀頭10年里會有2億中國人移居城市。亞洲開發銀行預計到201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將新增3億人，總數達到7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一半。不管哪一種預測接近事實，中國都將經歷對其經濟發展、生活水平和競爭力具有巨大影響的變革。

　　首先，新的工人擁入城市和工業中心可能會使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保持低廉，由此打破某些人的預言，即中國很快會像日本和其它經濟迅速發展的亞洲國家那樣由于國內工資上漲而失去制造業的優勢。分析家說，中國的工資水平可能要再過幾十年才會趕上其競爭對手。

　　同時，城市的發展不僅使外來人口獲益，而且對他們匯錢去的農村家庭有利。世界銀行說，中國的經濟增長80%靠的是城市。華盛頓大學有地理學家和移民專家陳凱溫(音)上月在香港的一個研討會上說：“在過去的20年中，大約1.5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人口流動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的確，向中國城市遷移的運動主要是由農村失業人口推動的。2002年9月，東京的民間研究機構日本綜合研究所的經濟學家今井宏根據2000年的數字發表了一份報告，估計中國有1.71億人在農村地區沒有工作。

　　無論中國迅速城市化的起因是什么，這種現象正得到中央政府的鼓勵。世界銀行的數字顯示，中國城市人口大約是總人口的1/3，而日本和韓國是4/5。中國決策者說，較低的城市人口比例阻礙了服務業發達而刺激消費的高效率城市可能帶來的發展”。

　　在《2001～2002中國城市發展報告》中，我們曾著重提出在一段時期內著力發展大城市這一提法本身是有針對性的，這當然并不意味著中小城市就可以慢發展或不發展。本質上是要以區域性的協調發展思路來統一考慮城市化進程問題。總體而言，針對過去一段時間消極對待大城市發展的作法，必須加速構建中國整體發展的戰略性平臺和新一輪財富集聚的主力軍，以非均衡的經濟增長去換取相對均衡的社會公平。在客觀揭示“城市群”這一現象的基礎上，本年度報告《2002～2003中國城市發展報告》認為：全面培育中國的“三大組團式城市群”，是克服長期以來困擾中國城市化發展戰略誤區的根本舉措，也是中國作為世界強國融于經濟全球化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基本出發點。

表1.4 中國城市分省統計

　　注釋專欄1.1

　　京滬穗三大經濟圈肩負中國經濟大國夢

　　“在這座城市里，中國人過的完全是自己風格的生活，他們的世界和他們中間6萬洋鬼子的世界有著光年般的距離。”這是70年代，美國記者歐內斯特·霍塞初到上海的印象。

　　伴隨著上海成功申辦世博會，中國幾大城市間新一輪的競爭又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早在去年，北京奪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后，就有經濟學家稱，北京迎來了邁向國際化和確立城市競爭優勢的空前機遇。幾乎就在同時，作為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的廣州，也已經遞交了申辦2010年亞運會的申辦書，它不甘落后地表示，希望在同北京、上海的競爭中成為中國的“企業之都”。在新一輪的城市競爭中，“國際化”已經成為一致的選擇，利用舉辦大型國際活動的契機，對城市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改造，調整城市經濟產業布局，提高城市人文素質，增加國際影響正成為每個城市的夢想。

　　經濟引擎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是上海為2010年描繪的藍圖。據悉，為籌建2010年世博會，上海將直接投資30億美元。專家預計，建設上海世博會在未來8年帶動的交通、商業、通訊、舊城改造等延伸領域投資將達到3500億到4500億元人民幣。而因成功獲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北京市將直接投資16億美元。專家估計，奧運會大規模的建設和商機將吸引340億美元的間接投資。按照北京市委書記劉淇的說法是“以發展助奧運，以奧運促發展”。利用奧運建設在未來的六年里完成全市工業重新布局，形成新的高科技工業體系，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在全市工業的比重超過40%，同時城市交通將新建8條地鐵線，開通650條公交路線，備受非議的沙塵暴也將獲得500億的治理投入。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曾表示，如果上海申辦世博會成功，將和北京奧運會一起，成為中國21世紀初發展的雙引擎。而據經濟學家推算，北京申辦奧運會成功后到2008年的幾年間，因為奧運會建設將平均每年為全國GDP貢獻0.2～0.3%個百分點，上海成功申辦世博會后，其投資規模可比肩北京。作為珠江三角洲代表城市之一的廣州也在籌劃自己的遠期藍圖。其實，廣州近年來在經營城市上的投入已經超過北京、上海。三年間，廣州投資464億元人民幣改造城市的氣魄應是首屈一指。廣州的新定位是“最適宜于創業與居住的山水生態城市”。在今年的人大會議上，胡樹森等數名人大代表聯名提出一份建議，認為“廣州應申辦亞運會或東亞運動會，遠期，本世紀中葉申辦奧運會。”近日，廣州市正式提出申辦2010年亞運會，并已遞交申辦書。

　　三城競技

　　　廣州如果申辦成功，在2008年到2010年，將有三大國際盛會分別在中國三大城市舉辦。

　　“三大城市競爭背后是中國三大經濟區域的競爭，它們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引擎。”上海福卡經濟預測研究所王德培所長分析。

　　據統計，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以北京為核心的京津塘經濟區，以及以廣州、深圳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經濟區，三個城市群總人口只占全國的7.53%，土地只占1.24%，但GDP卻占到30%，利用外資額更是高達73%。王德培認為，以城市為龍頭的經濟發展區域化模式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下一步的新趨勢，這種經濟結構超越行政區劃，完成對一個地區的資源、產業鏈整合和分工，以區域經濟的形式出現，這也是經濟全球化結構。

　　王德培表示，以上海為代表的長江三角洲的崛起，有地緣政治、經濟的原因，但重要的是長江三角洲龐大的民營經濟基礎，它是中國下一步市場經濟的中堅，在未來競爭中最具優勢。

　　以北京為代表的京津塘經濟區有較好的產業基礎，但過去受行政影響較大，在勞務成本、制度創新，產業鏈、人才資源上具備相當的優勢。

　　珠江三角洲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前沿，其市場化程度最高，人才、產業鏈、外貿環境都優于全國，但珠江三角洲目前的政策優勢已經不復存在，而該區域中香港、廣州、深圳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特別是粵港之間互相依存的同時還未能形成統一市場，誰都無法成為區域經濟龍頭，因此無法形成統一發展方向。例如，珠江三角洲擁有7個國際機場，但至今都無法完成資源整合，七個城市都要走物流、信息港道路。不過，10年后珠江三角洲仍將是中國具有發展前景的經濟區，香港成熟的金融服務業和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地位都將獨具優勢，珠江三角洲經濟帶將輻射港澳臺以及東南亞地區。未來50年內，以上海、北京、廣州或香港為龍頭的三大經濟圈將主導中國經濟大國夢。這是經濟界幾乎一致的共識。

　　資料來源：證券時報財經周刊2003年07月24日(作者：李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