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區域經濟一體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表征

　　1.組團式城市群的區域經濟功能定位

　　組團式城市群以區域空間作為發展基底，既包括了集聚財富能力很強的城市，也包括了處于比較低下發展水平的鄉村。依照國際上的一般估計，在一個組團式城市群內，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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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空間面積之比約為1︰50；在財富能力的比重上約為50︰1；在人口數量的比例上發達國家為85︰15，發展中國家為50︰50。很明顯地，組團式城市群包括了兩類經濟水平、兩類社會結構、兩類生活水平和兩類生態質量。在全面發展的整體考慮中，如何實現二元經濟和二元社會的融合，最終達到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組團式城市群建設的目標之一。

　　現在人們考慮一個區域的競爭優勢，主要是看其現存要素和發展潛力的組合和積累，如區域內的自然資本、人造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先進的知識技術和現有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等，認為有了這些，區域就可以很好地發展。正如蓋文啟在《創新網絡──區域經濟發展新思維》中所說：

　　“單極城市所具有的優勢是靜態的，也是暫時的。因為，區域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區內外不同的環境變化，包括區內企業的誕生和死亡、遷入和遷出等變動情況，區外的技術和市場環境變化以及其他區域競爭的壓力等。所以，如果這類區域不將發展初期具有優勢的各要素，進行有效重組和創新，則區域原來擁有的競爭優勢也將變成劣勢。我們將這一類型的區域統稱為靜態的優勢區域。這一類型的區域，主要是指原來福特制時代的一些老工業區，以及擁有比較豐富的自然、技術等資源但經濟增長活力相對比較弱的區域。如美國哈佛大學所在的周邊地區，盡管有知識技術、人才資源等先天性的優勢，但其區域經濟增長活力和創新的功能，相對于加利福尼亞州南部的硅谷地區，則顯得較差。再如，盡管中國西安市的人才資源也比較集聚(即使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追加大量的物質資本)，也很難與經濟發展活力旺盛的深圳市相比。

　　“動態的區域競爭優勢主要是指在一些區域內(如新工業區)，不僅區域內的各個行為主體都能夠激活區域內外的資源，進行各自創新，而且，區域內的各個行為主體還通過有效地合作、協同創新，進而帶動了整個區域系統的創新，也使整個區域由此獲得了持續的競爭力。……，區域內網絡的形成，是區域創新的源泉和動力。區域發展過程中，由于區域內形成了創新的‘產業空氣’，促進區域內企業和其他行為主體的聯接、結網和創新，使區域內的生產商、供應商和客商在高度信任的基礎上相互合作，甚至與區域內的競爭對手進行合作。這樣，可以增強區域內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性，使區域積極吸引外來技術、資金和企業的進入，并使之根植，從而不斷增強有競爭優勢的知識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區內積累、創新，最終實現動態競爭優勢的獲得與保持。”

　　也就是說，只有生產要素上的優勢尚不能形成區域的長久競爭優勢，具有優勢的各種成分需要有效重組和創新，區內各行為主體需要有效地合作與協同創新，才能具有持久的優勢。為此，區域內要形成創新的“產業空氣”，吸引外來技術、資金和企業的進入，并扎下根來，使區域獲得不斷的要素積累。這種說法已經使我們對區域經濟的思考向前走了一步。基于此思考，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各種要素有效重組和積累的方式和途徑是什么？區域內創新的“產業空氣”如何形成？光靠要素的重組和創新氛圍就能吸引來外部經濟資源并在此扎下根嗎？

　　注釋專欄1.3

　　突破一體化“瓶頸”加快城市融合步伐

　　1、京津為何連不起來

　　如前所述，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城市化進程中也出現了城市區域化、城市群的雛形和

　　發展趨勢。目前已初具規模的有：以滬寧杭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廣州、深圳、珠海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京津為中心的大北京城市群等。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走在我國城市一體化發展最前列的無疑是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城市群。就在10月11日，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長江沿岸中心城市經濟協調會開幕，來自長三角地區以及長江沿岸的29個城市的首腦共聚一堂，共商長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區新一輪開發開放大計。與之相比，國內其他一些省市已經在一體化的新的機遇期表現得明顯落后。

　　近日《中國經濟時報》頭版刊發題為《京津為何不能聯手》的文章，對北京汽車工業與韓國現代化合作發表議論。文章認為，北京天津兩個城市相距130公里，經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但合作卻不多。天津轎車制造業要比北京成熟得多，北京搞了十幾年轎車不成，天津的夏利、面的卻曾如蝗蟲般覆蓋京城，那么為什么北京不能與天津聯手發展汽車工業？甚至直言，如果不能跳出北京看北京，北京的汽車工業、制造業以至于經濟和城市發展都可能會陷入嚴重的瓶頸，甚至惡性循環。北京的七環已經到了廊坊，距離天津的三環已不遠，北京建成十環，那就和天津不聯也得聯了。

　　確如這篇文章所言，在我國，沒有哪一個地區有大北京城市群這樣優越的城市發展平臺——無論是珠江三角洲還是長三角，他們的政策、資源、人才、技術優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無法與京津比肩。由京津領銜的環渤海經濟區成立于1986年，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密集區，繼而逐步形成所謂的“大北京”城市群。但是現在，它已經滯后于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發展。而且，目前上海對于長三角、廣州對于珠三角都產生了顯著的“正拉動”效能，而京津對于環渤海則是“負拉動”——從這一地區抽取資源與資金，卻沒有反哺區域經濟。20年內，珠三角和長三角逐步走向了良性循環，而相距130公里的京津兩大直轄市，它們對于區域經濟的帶動功能在競爭與較量中日漸抵消。這兩個城市各自為政的現代化規劃，很少能夠從地區發展的層面審視城市發展，無法以整體觀念解決地區問題，甚至還沒有從一個城市群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這種城市建設與城市群建設相互脫節，關系失調的現象在我國其他城市群的發展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針對大北京經濟圈目前的情況，兩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指出，世界變化的速度越來越快，不確定因素很多，城市發展必須適應信息化、全球化、技術進步創新等帶來的新的競爭和發展機遇。面對新的經濟挑戰和稍縱即逝的競爭機會，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都采取了不同的應對措施。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和中國加入WTO的機遇，大北京地區必須增強整體實力，成為一個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大都市地區，立足于世界城市之林。

　　目前，世界重要國家的首都都面臨著提升功能和增強競爭力的挑戰，應對挑戰的有效途徑之一是尋求城市地區整體協調發展，匯集區域的整體力量來增強其在國際分工中的有利地位和控制能力。與目前大部分世界城市相比，大北京地區區域發展不平衡、核心城市輻射能力不強、水資源短缺、生態環境質量不高，這些缺陷只有通過區域合作，京津冀聯手才能克服。只有通過區域資源的有效配置，才能真正實現區域與城市的共同繁榮。城市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但它不應該是盲目競爭和不公平競爭，城市發展不是一場你贏我輸的賽局，相反，在解決城市問題的過程中，彼此合作，可以共同制勝。

　　2、珠三角的融城之難

　　曾因改革開放而先行一步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目前，除了面臨來自長江三角洲等地區

　　咄咄逼人的競爭外，其自身產業規模和城市布局以及競爭力方面也存在許多不足。從市場角度來說，珠三角沒有長三角遼闊。人才的缺乏和人力素質的低下也使該區域的經濟發展受到制約。更為嚴重的是，整個珠三角地區城市分工與產業整合仍處于“戰國時代”，其區域經濟的競爭優勢也就大打折扣。

　　近來長三角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該區域內的各個城市自覺地認識到上海的龍頭老大的地位，開始進行各自資源的整合和調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主要城市還是各有企圖，彼此之間無法協調溝通。今年6月，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提出，佛山要成為廣東省的第三大城市。這個第三大城市不是現在松散集合的地級市概念。而應該是有機整合的現代大都市，應該是作為整個珠三角城市群中的一個區域中心城市。然而，實際情況是，佛山和其代管的幾個縣級市仍熱呈“離心”發展，其行政區內的順德更是一直擁有自己單獨的電話區號、自己的車牌號碼、自己的一套規劃遠景，早就有擺脫佛山的代管而成為與佛山平起平坐的地級市的傾向。整合的困難來源于人們在行政區劃觀念上的制約，彼此經濟實力相當的幾個城市在規劃和管理上難以突破原來各自為政、重復建設的局限。此外，離超大型城市廣州距離太近可以說是佛山無法成為區域中心城市的另一個主要原因。佛山要想成為廣東的第三大城市，還必須處理好與廣州的關系。佛山離廣州只有25公里，就其土地面積、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而言，與廣州十個區相比，各項指標都是處于中等偏下的水平。本來應該擔當起廣州大都市圈副中心城市的佛山，在功能上還沒能與廣州形成互補與銜接，在資源上尤其是基礎設施上未能實現共享。也正因為此，城市在各自發展與相互競爭中相互制約，力量抵消，造成珠江三角洲地區至今仍缺乏一個大家公認的領頭羊城市的現狀。這種戰國紛爭的后果，造成資源的浪費，是無法形成整體力量的。

　　對此，有關專家指出，中國加入WTO后，珠三角產業帶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一是外資企業紛至沓來；其二是本土企業走出國門；其三是中外企業互相滲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結構。這就是說，珠三角與國際市場的交往已經結束了單向引進的歷史，正在通過雙向互動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國際化。從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來看，以粵港澳三地經濟一體化為基本內核的“大珠三角”，最終會成為極富全球競爭力的、高度市場化和國際化的經濟區域。如果把這個大經濟圈環起來，把廣東的東西兩冀帶動起來，形成整體合力，大珠三角地區就會成為全球性的經濟增長極。要實現上述目標。珠江三角洲各級政府首先要在思想上必須擺脫唯我都尊、盲目排外的狹隘視野。另外，兩個相對獨立的地方未必硬要合在一塊，而應發展成為功能分工、空間相對獨立，但通過基礎設施連成一片的區域，通過經濟的聯合規劃來適應經濟的發展。

　　3、我國城市一體化發展面臨的普遍問題

　　其實，中國的城市群發展問題豈止京津、珠三角面臨的困境，包括已經啟動和即將進行的許多城市一體化行動中，都普遍存在諸要素流動不暢、基礎設施建設重復、城市集約化程度不高等等問題。以長三角為例，目前最關鍵的在于，在加入WTO的背景下，長三角能否找到新的動力和突破口，使一體化的進程跟上全球化的腳步。有專家指出，目前阻礙長三角融為一體的根本因素在于利益機制的不協調。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就是利益主導的經濟，“長三角”地區的各地方政府、各個企業都有其自身的利益選擇，像前一段出現的區內城市競相以“跳樓價”爭奪臺資，便讓人感到憂慮。

　　進一步分析，在港口、跨區域交通、旅游等方面。我國的三大城市群在區域已經突破了市域范圍，但尚缺乏整體的、較為自覺的戰略與行動，使之成為突出的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區域經濟缺乏核心輻射源。在這些城市群發展過程中，除長三角外，其他城市群還未能形成具有強大主導作用的經濟中心、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和有競爭力的經濟區域。由于缺乏強有力的核心輻射源，加重了區域內部協調發展的矛盾，使得促進區域發展的措施因缺乏有力的經濟保障而難以具體落實。

　　—-產業鏈條薄弱，區域核心城市與周邊地區聯系不緊。區域內的中心城市及其它城市各自為政，城市發展目標相似，產業結構雷同，生態環境系統缺乏引導控制，結果導致整個區域資源使用浪費和發展水平落后。同時，由于周邊城市與中心城市內在的經濟聯系不強，中心城市的輻射能力很難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繁榮。

　　-—地方保護行為依然存在，區域協作機制亟待建立。目前，城市群發展存在的最大問題還是部門壟斷和地方保護。雖然區域間行政區劃界限有所淡化，但區域內政府行政關系復雜，給地區之間的協調帶來很多擎肘因素。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阻礙了經濟資源的自由流動和跨地區的經濟合作。

　　――區域交通體系尚不健全，對城際交通缺乏足夠重視。目前，除長三角一體化的交通格局正初步形成外，其他區域的交通網總體布局存在缺陷，對城際交通線路和網絡建設缺乏足夠重視，不能充分滿足城市客貨運輸迅速、便利、安全、經濟的需求。許多重要城市之間、城市重要交通樞紐之間的聯系仍然不便，大城市之間交通聯系方式單一。

　　――區域內城市等級結構不合理，缺少發揮“二傳”作用的中間層次的城市，尚未形成完善的網絡體系。在整個區域的城際競爭中，大城市處于絕對優勢，其他城市不能很好的銜接，使整個區域發展很不平衡。

　　4、用新思路打造中國的大城市群

　　針對我國城市一體化中存在的上述種種問題，國內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了推動城市一體化發展的思路。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費孝通提出：區域一體化中要注意發展各個層次的中心城市。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地區要形成區域經濟實力，都需要發展各個層次的中心城市，拿長江三角洲來說，它必須要以上海為中心，周圍還要有許多低一級的中心城市，有了這些城市，整個區域的經濟才能發展起來。應該把貿易、金融、科技、信息抓上去，而把層次比較低的工業分出去，一層層地分出去，同時，要充分利用貿易、金融中心的力量，把腹地一層層地帶動起來，這才是區域經濟中的大上海，這樣的上海，就能成為一個中國經濟的龍頭。換句話說，就是要使上海在經濟上成為長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帶工農業商品總調度室或總服務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李善同則認為，發展城市群關鍵是要培育區域“競爭優勢”。他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對外，中國降低了貿易門檻，對內，不少省市之間，卻反而加強了產品流動的壁壘。這不僅保護了很多落后甚至假冒偽劣產品，更導致效率的低下。況且，中國作為大國，其發展不可能僅靠外需，更多的要靠內需。而打破地方壁壘，使各地企業在更大空間內更有效地配置資源，對擴大內需尤為關鍵。珠江經濟帶已在考慮將云南、廣西、貴州等地也網羅進區域范疇，一個更大范圍內的資源整合，無疑能使各地區都充分受益。

　　而今，“比較優勢”一詞已成為各地的時髦用語，但除了靜態的比較優勢之外，更應研究如何在動態中保持“競爭優勢”。最為經典的范例是日本，這個國家基本沒有任何比較優勢，但其60%的汽車工業均在國外，而美國的洛克菲勒中心一度被日本買下。同樣是日本，較早地高舉全球化的大旗，在對美貿易中，巧妙地跳過匯率壁壘……這種“沒有優勢創造優勢”的水平，加上隨機應變的能力，都構成了競爭優勢。比如說長江三角洲，就必須加快以競爭優勢取代“稍縱即逝”的比較優勢，用動態的、可變的“軟要素”來增強競爭優勢。尤其體現在政策上，因為政策失策，優勢即變成劣！

　　而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朱榮林則從國外大城市圈的比照中反觀中國城市一體化路徑，他認為，目前，國內三大城市圈各有特色，京津唐主要有技術優勢，長江三角洲則有區位優勢，而珠江三角洲制度創新有長處。就國外大城市圈的經驗來看，技術優勢和區位優勢的發揮，只有在制度創新“指揮”之下，方能淋漓發揮。例如，在跨區域管理上，紐約都市圈內總體松散，但專業性領域則步調一致，1921年就成立了紐約港和新澤西港的聯合港務局，紐約都市圈內三個州又成立聯合交通運輸局。需特別強調的是這些聯合機構的權利――是“具支配能力和規劃能力的，具有法人資格的實體”。再看華盛頓都市圈，成立都市圈委員會，一年預算1000萬美元，其中政府出資60%，“契約收入”(公司化運作)30%，另有10%為10名政府成員分攤。而日本，各個城市雖然各自為政，但事關都市圈內協同，則由國家決定，哪個城市都不能說了算；美國的密西西比河跨越幾個州，國家決定成立密西西比河管理局，由國家來協調，最后河流開發成功。據調查，當區域系統內的“經濟單元”處于自然狀態下，各個城市間若沒有人為地創造條件，其協同效率最大值僅為40%。因此，城市群發展必須建立區域性權威機構。

　　進一步實證性研究來自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左學金，他從“非物質產品”合作的新概念入手，分析認為，世界發達國家經驗表明，人均GDP在5000至8000美元的經濟發展階段時，社會對制造業產品的消費會呈下降趨勢。再用5年左右時間，長江三角洲地區可能步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人均GDP有可能突破6000美元。因此，從現在開始，長三角就應該積極注意增強養老基金、醫療、高等教育等“非物質產品”的供給與合作能力。研究表明，美國衣食住的收入消費彈性為0.3，即收入每增加1%，對衣食住的消費僅增加0.3%；而教育和醫療的收入彈性則高達1.6。因而，長三角若一味強調制造業的投資比重，忽視非制造業產品的供給，或者不充分發展服務業，那么經濟持續增長就會面臨后勁不足的局面。此外，長三角還應加大醫療、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橫向聯系。目前，長三角地區醫療機構的數量已達相當規模，但多為單兵作戰，通過資產整合形成的緊密型醫院集團，或通過合約形成的醫療合作網絡都比較罕見。滬、蘇、浙的名牌醫院，可以在地區內發展與其他醫院的合作關系，甚至以收購兼并、資產重組的方式建成密型醫院集團。長三角的高等教育資源豐富，應鼓勵著名學府在教育部指導下，在轄區內有條件地開設分校，并在生源調劑、學分互相承認、師資共享等近期可以突破的領域率先實現異地合作，以盡可能地增強教育服務的供應能力。

　　綜上所述，本課題組認為，全球化的浪潮已通過區域一體化和城市群、城市集團的演進在空間、時間上沖破阻隔，以各種生動的形態多層次地表現出來。在我國現階段，它雖然仍受地區行政格局及區內行政管理制度的影響而呈現某種徘徊局面，但其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已呈不可阻擋之勢，并因類似長三角這樣率先萌動的一體化實踐而展露生機。這是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又一次不可多得的新的發展機遇期的一個制高點，是中國入世初期至關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的關節點。它對中國區域經濟搶占入世先機并進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當然，在推進城市群戰略中我們還有許多理論的和現實的重大問題需要破解，但這更加堅定了我們的信心。

　　資料來源：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領導決策信息》2002年10月21日第40期

　　我們認為，區域內經濟要素的重組和行為主體的統一，都受所在各自城市的社會經濟價值和城市群組團情況的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果某種優質經濟要素存在于某個城市之中，而這個城市并不能使該生產要素發揮充分作用，那么生產要素就會被其它城市的經濟活動所重組，而這個城市也就不會再在這方面保持優勢。同樣，如果城市之間有很好的產業配合，政府共同搭建了合作創新的平臺，那區域內的行為主體就會很好地進行合作，實現協調創新。因此，正是城市群以組團的方式共同發展，才能激活各種經濟要素，才能全面增強區域的競爭能力。

　　2.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需要區域經濟水平上一個新臺階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宏偉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區域經濟水平上一個新臺階，即在區域經濟發展的新臺階上更好地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這個工業化是新型工業化，而城市化也要相應構建組團式城市群。如果以組團式城市群發展作為平臺，可以體現出高一級的區域經濟效益，使工業化和信息化良性互動，即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就可以真正地促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目標的實現。

　　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這是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直接指導。工業化與城市化存在內在的、深刻的經濟邏輯關系。未來幾十年，中國城市化進程將大大推進。一是中國城市化動力巨大(包括城鄉收入差距導致的推力以及工業化導致的拉力)；二是城市化障礙(戶籍制度的松動、土地市場的發育)趨于消除，而硬件條件(交通條件的改善、基礎設施的建設)日益改善；三是現代意義上的工商城市正大步邁入中國經濟舞臺的中心，并成為新的經濟發展主體。因此，可以預料，高瞻遠矚、定位正確和競爭力強的城市將迅速崛起，而定位不好、競爭力差的城市就會變得落后乃至衰落。據一些學者的測算，今后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中，常規情況下城市化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凈貢獻為1.9個百分點，加速城市化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凈貢獻可以達到3.6個百分點，“城市化完全可以成為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成為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因此，中國未來只要發揮好工業化與城市化兩大趨勢，就能夠確保持續繁榮，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邁克爾·波特在《產業簇群與競爭》這篇文章中指出，產業簇群在全球經濟格局之下有關國家、地方和地區競爭的理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產業簇群是指在特定的領域中，同時具有競爭與合作關系，且在地理上相對集中有交互關聯性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供應商、相關產業的廠商，以及相關的機構。在發達國家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在某些特定領域競爭成功的產業簇群。所謂區域經濟上一個新臺階，就是指要通過城市組團式發展，形成在全球范圍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簇群，由城市經濟的專業化和個性化，組合而成高水平的區域經濟。正如波特指出的：“產業簇群的概念代表一種思考國家和城鎮經濟體的新方式，并指出企業、政府和其他法人機構致力于提升競爭力上的新角色。”可以想象，如果一個區域形成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簇群，它對社會經濟在精神和物質方面的貢獻該有多大！產業簇群并不是一天就可以建成的，也不是靠城市單打獨斗就可以實現的，必須發揮城市組團的作用，必須朝向于一個共同的區域經濟特色而努力才行。因此，組團式城市群的建設本身也是形成高水平產業簇群的過程，是高水平區域經濟能力建設的一個基本方式。

　　總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必須通過區域性的城市組團式發展來實現。基于組團式城市群的社會經濟活動，可以形成一些有特色和競爭力的產業簇群，可以實現持續的創新，可以使各種經濟要素的價值得到充分發揮。基于組團式城市群，可以在一個區域內把不同的產業形態，如知識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很好的空間互補；可以把不同的消費需求，如物質生活方面的需求和教育文化上的需求獲得較好的滿足；可以基于經濟分工的深化和合作聯系的加強，把信用體系建立起來；可以針對各種情況，使諸如社會保險、風險投資、共同基金和直接投資等金融手段更有效更有針對性地設置。更關鍵的是，在組團式城市群中，不同經濟范疇的密切配合不僅更加必要，也更為可行。因此，組團式城市群應該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種戰略形態，需要進一步關注、研究和建設。

　　注釋專欄1.4

　　日本首席經濟觀察家大前研一認為：中國經濟應避免偏枯偏榮

　　2003年2月12日

　　中國的六大經濟區，每個都具中等大國的規模，每年平均有10%的成長率。但原本應當健康發展的區域經濟，若被政治扭曲或惡性競爭，即可能走到不健康的“諸侯經濟”之方向。

　　“區域經濟”已上日程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以及成長所造成的擴散效應，中國的“區域經濟”已成了當今重要的課題與話題。此乃經濟地理學上的重要現象。中國的“區域經濟”不但已是中國經濟的自然成長結果，而且被提高到了國家經濟策略的更高層次。

　　最近日本首席經濟觀察分析家大前研一在他的“中國三部曲”三本著作里，特別強調中國的“六大區域”，它們分別是：一、長江三角洲；二、珠江三角洲；三、北京和天津經濟區；四、遼東半島；五、山東半島；六、廈門及福州。大前研一指出，中國的這六大經濟區，每一個在亞洲與其他國家相比，都已有一個中等以上大國的規模，每年平均都有20%的成長率。其中除了排名最前的“三大”外，日本企業以遼東半島為主要腹地，南韓則以山東半島為未來的方向。這“三大”和“三小”已成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地基。

　　另外，“中國市長協會”最近公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01～2002)》則顯示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這三大城市群等已形成。報告中并通過模擬演算，評估了中國50個城市的“真實發展能力”，前八名里，除了武漢之外，全都在前述三個區域內。由此也顯示出這“三大”的“區域經濟”上的功能。

　　防止走向“諸侯經濟”

　　中國的“區域經濟”正在興起，它由20世紀80年代珠三角像是前進基地般的伸向世界開始，到了90年代之后，長三角漸領風騷，在可見的未來，由于中國經濟的內需性增強，加之長三角坐落全中國的樞紐位置，它的前景自然較珠三角尤為樂觀。長三角在過去10年里，高度發揮其地理和文化上的特性，而珠三角原先在這些領域的優勢的確已大為減少。盡管氣勢上似乎略遜，但珠三角以出口經濟為主，其經濟總量連續十多年位居中國第一，國民所得之優勢也一直領先。珠三角依然是經濟重鎮，尤其是綜合出口的地位，仍居中國之冠。

　　就全中國的規格而論，珠三角其實相當于日本的東京大田區和大阪市。它沒有京津唐作為政治、文化與教育中心的優勢；也沒有長三角那種地利與商業文化的傳統與風華，但仍能保有鼎足之一的地位，也確實不易。

　　任何幅員廣闊的國家，全國的總體經濟都只不過是區域經濟的集合，因此，區域經濟間除了求取差異所造成的利基外，同樣也進行著相互間的嚴峻競爭。讓區域經濟維系一種動態的平衡與循環，這乃是國家整體調控能力的職責。否則就會造成所謂的“資源配置不當”或“資源邊際效用無法極大化”之弊病。

　　近年來，許多討論中國區域經濟的論者，經常會將“區域經濟”和“諸侯經濟”并提，無論這種提法的動機為何，至少都顯露出人們的一種憂慮。那就是原本應當健康發展的區域經濟，若被政治扭曲或惡性競爭，即可能走到不健康的“諸侯經濟”之方向。倘若如此，則國家的總體整合，以及地區的均衡極易失去，從而造成偏榮偏枯的結果。而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常見情況。

　　需更多整體性調控

　　在區域間的競爭開始表面化的此刻，我們認為中國至少應做出一些新的改革與設計：首先就中央而論，綜合的“國土開發”早該納入國家的首要施政目標。綜合性的“國土開發”，乃是針對傳統與現實，對區域經濟設定出最基本的架構和方向，使地理與人力的運用效益得以極大化和均衡化。為貫徹這一目標，國務院甚至有必要設置跨部門的“國土綜合開發委員會”之類組織，以有效調控。

　　就區域而論，由西方的先例，我們已可看到隨著區域經濟規模的擴大，以及經濟所造成的跨行政區整合，為免造成摩擦與浪費，區域經濟的管理已日益迫切。譬如長三角跨一市二省，各種不當事例日增，強勢壓倒弱勢也開始出現，這些都亟待整合。

　　再譬如，在可見的未來，珠三角與港澳息息相關，更需要將協調支援的機制固定化，甚至常設化。這也就是說在區域經濟興起之后，區域的“跨界專業管理制度”已日益迫切。只有如此，區域經濟才可能在更有共識下找到共同的利益與方向。

　　以整體發展而論，當今中國的區域經濟已經再崛起，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了不在“三大”“三小”之列的其他更廣大的內陸區域，基于此，如何創造一個沿海區域經濟間有更多國家整體性的策略協調，避免區域失衡，也格外必要。

　　據我們所知，近年來北京已將區域經濟提高到國家戰略層次來思考，這是個好的趨勢。北京申奧，上海申博，也都是這種思維的結果。但除此之外，我們更關心國土均衡發展的基本問題，這是中國決心進入全面小康不容忽略的！

　　資料來源：摘自香港《亞洲周刊》，2003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