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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應該隨著經濟體制的變化，由防止過熱和結構失調逐步轉移到如何對付生產過剩危機上面

　　2008年：出現全面生產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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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再次出現了經濟加速增長的勢頭，一直持續到今年。從需求方面看，主要是由出口和投資拉動，從供給方面看，增長最快的是重工業—對比前三次“過熱”(1984-1985、1987-1988、1992-1993)，似乎并沒無特別之處。最值得關注的變化是：非政府主導的民間投資開始成為主體。

　　從2003年初到現在，投資總體上保持了30%的增速，而鋼鐵和汽車投資的增幅顯著大于平均增速，前者是130%，后者則超過70%。據了解，在國外，年產500萬噸鋼的企業只有40個，而僅在河北唐山市周圍，鋼鐵企業就有56個，大部分都是近年出現的民營鋼鐵企業，而且目標都是500萬噸。我到江蘇常州，聽說一個民營企業要干一個2000萬噸的鋼廠，剛在長江邊征完了地，到南京和江蘇省的同志提起此事，他們都說不知道，可見由政府統計的全國在建鋼鐵1.1億噸的數字與實際情況有很大差距。2003年10月份，我到上海參加中國鋼鐵工業聯合會的會議，有人講了中國民營鋼鐵的“5個1”，即每噸鋼投資1000元，產量100萬噸，投資10個億，建設期1年，達產期1年。如果按這個速度，2003年出現的鋼鐵投資熱，最快在2005年就會形成大規模產出，但兩年后中國的鋼鐵需求能增加1億多噸嗎？還有汽車，據說僅浙江一個省就有40多個民營企業在進行汽車方面的投資。

　　需求增長快的領域，民營企業蜂擁而入，導致投資出現爆發性增長。20世紀90年代中國平均投資率為35.0%，2001年為38.2%，2002年為42.2%，2003年則可能超過45%。從2002年中國開始出現的投資浪潮主要集中在重工業領域。重工業的投資周期一般比較長，從出現投資高峰到形成產出高峰要5年以上時間。如果今年出現投資率的峰值，則產出高峰會出現在2008年以后。但由于此次投資高峰是以民營企業為主體，其高效率將導致從投入到產出的周期縮短，所以全面生產過剩可能在2008年以前就會出現。這正是目前許多人所擔心的“盲目建設”。

　　在新中國歷史上，凡是經濟增長快的時期總是伴隨著盲目建設、重復建設現象，但過去出現的盲目建設都是政府和國企為主，由民營投資唱主角的“盲目建設”還是第一次。過去出現經濟過熱，國家計委都是“剎車器”，可以派出眾多工作組到全國各地監督地方政府和國企的項目下馬，是宏觀調控屢試不爽的“制亂”辦法，現在民間投資沒有拿國家的錢，也不是國家項目，傳統辦法還有效嗎？

　　“生產過剩危機”為什么會出現？

　　這就是“市場調節”的力量，中國25年孜孜不倦的以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所追求的不就是這個境界嗎？但是市場并非萬能。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說明，市場經濟的最大弊端，還不是“盲目投資”、“重復建設”，而是由于“分配不合理”所導致的“生產過剩”。

　　可能有人會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怎么會出現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過剩危機？且慢，只要采用市場經濟制度，只要存在社會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發生生產過剩危機。

　　為什么民營企業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籌集起巨大的資金量投資于重工業領域，是因為當今中國社會在分配方面已經極度不合理，大量社會財富過度集中，形成了龐大的儲蓄與投資能力。到2003年末，中國的居民儲蓄已超過11萬億元，銀行體系內的“存差”也超過了5萬億元。世界銀行計算，用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中國目前已經超過0.45，到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前還可能進一步上升到0.47。0.45是個什么概念呢？在發達國家中，目前只有美國達到這個水平，而0.47更是所有發達國家中都找不到。

　　財富集中與廣大社會階層收入增長的相對停滯，遲早會導致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循環關系的斷層，并導致市場經濟中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中國經濟自1994年以來連續9年價格水平低迷已經預示著在中國爆發生產過剩危機的可能，2003年要不是由于國際油價和國內糧價上漲，物價仍會是持續走低趨勢。實際上，從加工制造業產品看，目前仍沒有擺脫繼續走低趨勢。

　　傳統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總是會帶來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外不斷議論中國金融體制內弊端所集聚的系統性風險，比如資金來源高度依賴銀行與互相擔保的債務鏈條不斷延伸，會引發中國的金融危機，但這種危機始終沒有出現，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國經濟始終能保持平均8%的增長速度，以及產權制度的改革，使新增金融財富更加健康，并且有利潤的支持。但是如果真的出現生產過剩危機，則以往所積累的金融體系內矛盾就會爆發出來，成為生產過剩危機的放大器。

　　宏觀調控手段未能轉型

　　而直到目前，中國宏觀調控中的主導意識仍然是防過熱和結構失調，殊不知隨著市場經濟的轉軌，資源配置或結構調整的功能實際上已經交給了市場，長期以來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所產生的需求膨脹速度總是超過供給增長的傾向，也已經悄然讓位給產生于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供給過剩傾向。因此，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也應該隨之逐步轉移到如何對付市場經濟的通病—生產過剩危機上面。

　　資本主義社會在長達200多年的發展歷史中，由于反復遭受生產過剩危機的打擊，終于找到了解決生產過剩比較好的辦法，就是政府的擴張需求政策。1998年以來，中國政府也使用了擴張性財政政策，但是與西方的宏觀調控手段相比有很大不同：西方從宏觀上解決需求不足的主要手段是社會轉移支付制度。人們都知道美國的社會財富分配很不平均：只占1%的富人卻占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社會財富，但是否知道美國只占1%的富人卻繳納了28%的個人所得稅呢？

　　美國的財政收入差不多要占到GDP的50%，而財政支出中屬于轉移支付性質的支出又占到三分之二，即全部社會收入中有近40%被政府進行了再分配，就是把富人所集中的社會財富向低收入階層轉移。這種轉移支付的基礎是個人所得稅。在美國全部稅收中，類似中國增值稅類的流轉性稅收只占3%，還有3%是消費稅，35%是社會保障稅，其它是所得稅，占55%。在全部所得稅中，公司所得稅只占20%，個人所得稅占80%，也即全部稅收的45%。正是由于現代資本主義財政的轉移支付制度，使美國在初次分配領域中的社會分配差距極不平衡，經過政府的再分配就顯得比較平衡了，因此減少了爆發生產過剩危機的可能性。

　　這正是新的經濟運行狀態下中國宏觀調控的困局所在—我們還沒有建立類似市場經濟國家的社會轉移支付體系。直到2002年末，個人所得稅占全部稅收的比重還不到7%。面臨需求不足我們的主要手段仍是國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種政策的結果是增加社會供給而不是增加社會消費，實際會更加重今后的生產過剩矛盾。

　　因此，我們目前所面對的真正危險，是對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基礎的轉變沒有意識，對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變化所導致的傳統調控方式失效沒有預感，等生產過剩危機來臨之時既缺乏思想準備，更沒有政策儲備。

　　稿件來源：《中國企業家》 作者：王建 作者現供職于中國宏觀經濟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