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

　　作為中國第一部專門規范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的重要規章，《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的出臺，標志著國有產權的轉讓從此有了統一的指導原則和操作規范，不能像過去那樣隨意。

　　隨著現代產權制度的確立，近年來尤其是十六大后，國有企業的改制、重組和國有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明顯加快，轉讓企業國有產權的行為日益增多。但由于缺乏統一規范，在產權轉讓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逃廢債務、侵犯職工權益等現象時有發生。特別是從產權交易市場的運作情況來看，最大的問題是在實際操作中，各級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有形產權交易市場的建設上，忽視了國有產權轉讓和交易的市場制度的建設，比如政府職能的轉變，企業產權的明晰，中介機構的規范，資本市場的培育，產權交易的法律法規的制定等。具體來說，以下六大問題在國資轉讓中表現得很突出，制約了產權交易快速、有序發展的步伐：

　　一是國有產權轉讓缺乏宏觀指導和統籌規劃。迄今所進行的國資轉讓和企業重組活動基本上局限于微觀層面，即僅僅著眼于企業自身的發展而展開，少有宏觀層面的規范性舉措。國家也尚未制訂明晰且可操作的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缺乏在全國范圍內對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在產業間和區域間進行整體的調整和優化配置，企業間的資產重組還沒有納入國家產業發展和區域發展的戰略規劃之中。

　　二是企業產權邊界模糊，轉讓主體不規范。企業產權關系明晰是企業轉讓順利實現的基本前提，產權歸誰所有，誰就可以依法作出企業轉讓的決策，并取得收益。經過50多年的逐步發展和演變，中國公有制企業的產權關系相當復雜，有的行政隸屬關系幾經變更；有的企業組織結構多次調整；有的企業合并、分立，由全民變集體，或者由集體變為全民。從資產形成看，既有中央政府投資或享受國家優惠政策形成的資產，也有地方政府、部門投資形成的資產，還有企業的自有資金形成的資產等等。由于產權主體的不明確或缺位問題，致使企業產權交易不能正常開展的情況屢屢發生，從而直接影響到企業產權交易的微觀運作和資產交易的市場價值體現。

　　三是政府外部推動力過大，企業產權轉讓過分行政化。在現行情況下，當政府介入國有企業資產重組和產權轉讓事務時，很難單純以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的身份出現，“政企不分”時有發生。在發達國家，企業重組兼并往往是為了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而主動選擇的一種企業擴張發展戰略，但中國目前的一些企業重組兼并卻是為了替大批嚴重虧損企業尋找出路。因此，有的地方政府把企業重組兼并當作一把解決企業虧損難題的“金鑰匙”，依據行政權來干預企業間的重組兼并活動，有的甚至把產權轉讓作為一種企業外在的強制行為。由于企業資產重組、產權轉讓業務基本上都是各級政府部門在具體操作，產權交易行為過分行政化，因此，企業資產重組、產權流動難以進入市場，從而有違市場經濟規律和效益原則。

　　四是產權交易沒有證券化，致使轉讓成本過大。中國國有企業目前證券化程度較低，產權轉讓和交易多數是以實物形態的方式進行的。在這種資產非證券化的條件下，資產的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合二為一，因此，要么全部買下一個企業，要么不買，在購買數量上很少有選擇的可能，這一點，在那些技術上不能分割的企業表現得更為明顯。特別是，當一個買賣行為完成以后，不能或難以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動進行再買賣。這往往使進行企業產權交易的雙方要付出較大的轉讓成本，即進入或退出代價。此外，在轉讓過程中支付給資產評估等機構的費用也是一筆很大的數目。

　　五是產權轉讓收入的處置不規范。目前，國有企業產權轉讓后所形成的收入如何處置，沒有一個統一的原則，于是就出現了有些地區國有產權出賣沒有及時足額取得收入，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或者國有產權出賣收入收繳部門不同，使用單位不同，使用方向缺乏必要的監督，有些甚至是企業或主管部門自賣自花。還有產權交易后，如何用部分收入補償被解散企業的職工，沒有統一的規范，各地做法差異很大。

　　六是企業歷史遺留問題過多。在企業資產重組、產權轉讓過程中，往往是談的多，成交的少。其主要原因，在于企業的退休人員過多；在崗人員嚴重超編；企業高負債經營，以及企業自承包經營以來歷年積累下來的明虧、暗虧和潛虧的大量存在。企業這些歷史遺留問題若不妥善地解決好，要通過市場進行資產重組、產權轉讓是很難成功的。

　　有關專家指出，隨著《辦法》的推出，新一輪企業資產重組熱潮將隨即掀起。對此，作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來說，國資委應切實履行出資人職能，真正對企業國有資產的產權負責，加強對企業國有資產產權交易的監督管理，促進國有資產的合理流動，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要實現上述任務，就必須在《辦法》的指導下，規范國資轉讓行為，正視并解決好前述存在的那些問題。

　　《國際金融報》 (2004年02月20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