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里人的錢留住農村人的錢”

　　從湍水頭鎮出發，汽車一直沿著一條僅容一車通行的崎嶇山路往上爬。

　　司機說，在湍水頭鎮，這就算好路了。終于爬上山頂，舉目四顧，是連綿不盡的土黃色山巒，因干渴而長得像侏儒的玉米苗被烈日曬得蔫巴巴的。往山下走，幾十孔窯洞零散 地分布在山腰，那就是龍水頭村。

　　遠在北京的茅于軾和這個小山村結下緣分，純屬偶然。

　　1993年5月，茅于軾先生的愛人趙燕玲女士，向希望工程捐款200元。3個月后，她收到了山西臨縣湍水頭鎮龍水頭村一個孩子的來信，這個叫韓海勤的男孩，不僅感謝他們的資助，還談到了他們的村莊，他們的學校，他們學校里惟一的老師雒(音“洛”)玉鰲。

　　幾次通信，讓茅于軾對這個遙遠的山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直接和雒老師通上了信。茅于軾逐漸了解到這個地處呂梁山腹地的小山村的點點滴滴：交通不便，嚴重缺水，人均年收入只有幾百元，村里文盲很多，只有一個復式教學班，有些女孩子甚至小學都上不完。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茅于軾認為，農民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有勞動、生產的能力，卻沒有生產的資金。他的這個想法，在雒老師那里得到了證實：急需用錢卻求貸無門，高利貸盛行，利息甚至高到月息10%以上。

　　設立一個民間互助基金會的想法就這樣產生了。茅于軾認為，傳統的扶貧是把救濟款發給農民，農民把救濟款花完了依然貧困，設立互助基金會，讓農民民主管理，有借有還，不但能解決農民的短期小額資金緊缺，還可以培養他們的投資、風險意識，增強用錢生錢的能力。

　　而基金會的啟動資金從哪里來呢？茅于軾的設想是，先用城里人的一部分錢啟動(城里人不但有這個實力，而且有這個道義)，再吸收農村的錢留在農村用。

　　基于通信建立起來的信任，茅于軾把基金會的日常管理交給了雒玉鰲老師。1993年9月，茅于軾將第一筆500元錢寄給了雒老師，當年11月，茅于軾的朋友、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博士也投入了200元。基金會的管理章程也由茅于軾和雒玉鰲共同起草產生了。

　　2001年7月23日，在雒玉鰲老師住的土窯洞里，記者看到了用紅漆端端正正地寫在木板上的“龍水頭村民互助基金章程”，這個章程在幾年運作過程中逐步完備起來，規定了基金的來源(由茅于軾負責籌集)、監管、用途(治病治傷、生產而非婚喪、大件消費)等事項。

　　“‘窮人’是有信用的”

　　韓勤順家在龍水頭村算得上是殷實人家，五孔磚窯，墻壁刷得雪白，門前的庭院打掃得纖塵不染，院墻邊種著一叢果實累累的葡萄。村里來客人，都在他家吃“招待飯”———烙餅，小米稀飯。

　　韓勤順家門口，拴著一頭黃牛，正嚼著草。這是記者在龍水頭村看到的僅有的兩頭牛之一。因為嚴重缺水，全村只剩一口井能打出水，水井被鎖著，奉行按需分配的原則，每口人每天才能分到一桶水。龍水頭很少有人養豬養牛，連雞也很難見到。韓勤順的牛是春天里花了1300元買的，為了買這頭牛，他從基金會貸了1000元。喂這頭牛，除了可以耕一年的地之外，到冬天賣肉牛，也能賣到2000元左右，除了還貸款本息，還能掙上幾百元。

　　這是韓勤順第四次從基金會貸款，幾次都是生產性貸款，買化肥，買種子，都按時還了本息。村民貸得生產資金后，多了致富的機會。全村45戶人中，80%都從基金會貸過款。韓勤順是其中的一個。

　　“村里就那么些人，誰貸款去干什么，都清清楚楚。”韓育清說，他是基金會的管理人員之一————評議員，基金會每貸出一筆錢，都要經過他和其他兩名管理人員的評議。

　　從1993年茅于軾投入第一筆資金500元開始，經過8年發展，基金會的資金已經累積到11萬元，絕大部分是茅于軾先生從各種渠道籌集來的，出資人既有知名學者如林毅夫、盧鋒(均為北大教授)，湯敏博士，也有山西省原省長孫文盛等政府官員，更多的是一些海內外的熱心人士，大連一個叫林淑玉的老師一個人就出資11500元。而茅于軾自己則是最大的出資人，迄今已投入23000多元。

　　這些錢都不是無償捐贈，而是借給龍水頭村民的，出資人每年能得到6%的利息回報，高于同期國有銀行存款利息。從經濟上說，基金會是贏利的，存貸都很活躍，真的達到了茅于軾“以城里人的錢留住農村人的錢”的設想。

　　這些錢，8年間共貸出541次，其中治病貸款109次，上學貸款7次，發展生產貸款398次。鄰近的村民也有來借貸的。541筆貸款中，只有6筆沒有按時還款，共計7600元，占基金總數的6·８%。“這再一次證明‘窮人’是有信用的。”茅于軾說。

　　基金會與信用社各有尷尬

　　與此相比，當地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日子卻越來越難過，吸儲難，放貸也難———雖然信用社貸款利息低于基金會。

　　湍水頭鎮農村信用合作社主任呂小明對記者說，他們的信用社己經進入高風險狀態，連年虧損290多萬元，靠拆借256萬元資金才能支付到期存款和利息。虧損主要來自呆壞賬，很多賬從大集體時代欠到現在。信用社主要放貸給經營小生意的農戶，“支農貸款不敢放”。而農戶也幾乎不來貸款，“因為他們知道貸不到”。

　　本來，他們才最有資格、最有義務為農戶服務。因為從名義上講，信用社是集體所有制企業，鄉里大部分農戶都是它的股東，其11·６萬資本金都是農戶你5塊我10塊湊起來的。

　　村民韓奴照于1983年7月25日以5元入股，領取了信用社社員證，社員證上清楚地寫著他的權利：“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優先借款的權利”；“對本社的業務、財務、組織等工作有討論、批評、建議、監督和質詢的權利”；“享受股金分紅”。

　　但他除了于1990年、1999年分別享受分紅2元、1·４元之外，再沒有享受過別的權利。在龍水頭村，記者問一名村民，為什么信用社的貸款不還，基金會的貸款卻能準時還，這名村民說：“(信用社)那是公家的錢，基金會那是個人的錢，不還怎么行。”

　　在龍水頭村互助基金會取得初步成功以后，茅于軾希望能把它在附近有條件的地方推廣。1996年，經人介紹，茅于軾籌了5500元交給湍水頭鎮班家洼村一村民，讓他在班家洼創立一個基金會。這個村民拿到錢后，卻揣著錢上太原打工去了。直到1997年，這筆錢才被收回來。

　　于是，茅于軾和別的出資人都特別慶幸：在龍水頭找到了雒玉鰲這樣可靠而敬業的人。雒玉鰲8歲喪母，因患小兒麻痹癥右腿殘疾，是村里第一個高中畢業生，代了10多年課仍沒轉正，年近40仍未成婚。在村里大部分人都住上磚窯時，雒玉鰲仍和60多歲的老父親住在土窯洞里。而實際上，雒老師在龍水頭村幾乎”權傾一時”，他是這個村的黨支部書記，村小學的校長，基金會的主要管理人。他難能可貴地保持著一個鄉村知識分子的良心和質樸。

　　即使找到雒玉鰲這樣可靠的管理人，龍水頭模式的推廣仍有巨大的阻力，最關鍵的是名分問題。目前龍水頭的基金會仍沒有在任何部門注冊，而它獲得金融業務經營牌照的可能性等于零。一邊是農民的金融消費得不到滿足，一邊是可能滿足他們需求的民間金融找不到生存空間。(下轉第6版)股份制的樹與電腦

　　茅于軾在龍水頭做的另一件事是：與村民合股種樹。

　　1996年，茅于軾到龍水頭考察時，有村民跟他說，想在山上種果樹，卻缺乏資金。

　　茅于軾給村民端來了這樣一個方案：由他到城里籌集資金，與農民合股種果樹，城里人每畝投資250元，第一年100元，其后3年每年50元，占股三分之一，而村民用土地和勞動力入股，占股三分之二，4年后開始回報，按股份分成。這與創辦基金會的思維如出一轍。

　　按這份“招股說明書”，茅于軾從各種渠道籌資35720元，而龍水頭45戶農戶中，有19戶響應，在他們的地里種下了2000多株自己占股66·７%的核桃樹。

　　如今，4年過去了，該到回報期了，這些股份制的樹，卻由于連年大旱，有的長成了老頭樹，長得好的也遠遠未到掛果期。

　　投資人的錢絕對不能不明不白就花了，茅于軾在給雒玉鰲的一封信中說，得進行清算，要有個還款計劃。

　　除了創辦基金會和種樹之外，茅于軾關心的是如何改進當地的教育條件，因為教育才是脫貧的根本辦法。雒玉鰲忙于基金會的事耽誤了教學，他就聯系了一筆資助，聘請村里的初中畢業生薛鳳蘭擔任一部分教學工作。2000年暑假，經過茅先生聯系，薛鳳蘭得到了免費到河南信陽師范就讀3年的機會。

　　1998年，茅于軾收集了幾臺舊電腦，將其中3臺給了湍水頭鎮，原計劃是給湍水頭中學兩臺，龍水頭基金會一臺。但當時的湍水頭鎮鎮長賀某獨占了一臺，而且是最好的一臺486。

　　后來有人告到了茅于軾那里，茅寫信批評了賀某，還寫信給臨縣紀委。

　　后來賀某找到雒玉鰲，用雒玉鰲的話說，雖然他堅稱不是自己告的，但賀某還是“狠狠打擊了他一下”，賀某還說：“要是老茅是毛主席的話，我的腦袋不就沒了。”

　　“茅老”與“老茅”

　　在龍水頭，在湍水頭，茅于軾幾乎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村民們一般稱他為“茅老”，另一些人，主要是一些鄉村干部則稱他為“老茅”，不知是表達一種親切還是隔膜。

　　村民們說起“茅老”，都有一種神往的表情，在他們心中，“茅老”是遙遠的，神通廣大的，不少村民固執地認為“茅老”是個大得不得了的“大官”。

　　1996年冬天，當年邁的茅于軾翻山越嶺來到龍水頭村，村民們才發現，“茅老”原來只是個穿著粗布棉衣的普通老頭子。“茅老”在雒玉鰲家的土炕上住了兩天，挨家挨戶去串門聊天，了解玉米的長勢和養牛的回報問題，教村里的小孩說“對不起”、“謝謝你”、“請原諒”。

　　在雒玉鰲老師那里，記者見到了厚厚一大沓信，都是茅于軾寫來的。雒老師告訴記者，茅老的信大約兩周來一封，從不間斷。

　　關于為什么在龍水頭辦基金會，茅于軾在1999年12月19日的信中寫道，“更重要的是培養農民按民主法制的市場規則辦事”，因為“真正脫貧，要靠村民的自覺自強，不再按老規距辦事”。

　　雒玉鰲和另兩名村民管理基金，是有報酬的。每10000元基金他們可以提25元管理費。2001年3月，基于雒玉鰲對基金會事務的貢獻，茅于軾給了他一筆獎勵：500元。雒老師給茅于軾寫信說，準備用它資助村里的五保戶王來生。茅于軾給他寫信說：

　　這筆錢已歸你所有，你有全權支配，但我不太贊成你再用在公益事業上。其原因是權、責、利要十分明確。如果你將錢用于公益事業，其隱含的意義是你并沒有從服務中得到應有的報酬，因此你對基金的責任也落空了。給你獎勵的原因正是因為你對基金盡到了責任。如果你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以后萬一基金出問題你也可以不負責任。

　　每封信，識字的村民大多讀過。對沒什么機會接觸外界的村民來說，這些遙遠的來信，這些寫在復印紙、邀請函的背面、大小不一的酒店便箋紙上的文字，帶來了那么多陌生的詞匯：權利、義務、信用、市場、管理。這些詞村民有沒有讀懂呢，似乎懂了，又似乎沒有完全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