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俊初

　　中央關于促進農民增收的“一號文件”發布后，社會廣泛關注討論，不少地方政府立即著手落實，從有關報道消息看，減免農業稅占有很重分量，也獲得很高評價。比如寧波市人代會剛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從今年起全面免征緩征農業稅，便贏得熱烈掌聲。

　　減免農業稅，農民自然增收，立竿見影，一目了然，且給農民積極性以動力的作用也不可小瞧。放在如此背景下看，產生共鳴更易理解——目前，我國由7％的主稅及其20％的附加合成的農業稅稅率為8．4％，而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財政政策都體現出對農民實施不取反補的傾斜、特別是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還專門向農民征稅。因此，近年來，相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不僅呼吁降低、甚至取消農業稅的聲音日益強烈，而且政府的農村稅費改革政策也一直在沿著使農民減負的方向變化，一則最新的消息更稱，中央擬用五年左右時間，將8．4％的農業稅降至2．4％（《財經時報》2月14日）。

　　不過，對這樣的減負在農民增收上的意義不可高估，應恰如其分地看待。據實而論，減免農業稅：一、農民增收數量不大；二、減免條件各地有別。但，也許這兩點被不少人無意或有意忽略了，因此我眼見之中，不乏如是傾向：未經思考、不算細帳，籠統講“減負增收”對農民的利好，從而夸大了減免農業稅對農民增收的作用。近來，在一些地方政府政策、一些新聞、一些評論中，這種傾向均有所體現，而如此誤會可能導致實踐走偏，值得認真校正。

　　事實上，在“一號文件”中，關于今年農業稅稅率總體降低1個百分點、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有條件的地方可進一步降低農業稅稅率或免征農業稅的要求，只是其九方面二十二條里一條的內容。而這個文件的實質，是千方百計使農民更多地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有條件地積極減免農業稅只是千方百計之一，而且遠非關鍵所在——就此，來自寧波市的那則消息便可作為澄清誤會的標本來看，只要仔細推敲，即可還原本色。

　　首先，去年寧波市農民人均負擔已僅為12．5元，而人均純收入是6221元，農業稅全免對農民人均增收的作用不過0．2％左右，即使按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民人均負擔89元計，增收實效也在1．5％以下。而去年全國農民人均收入是2622元，遠低于寧波，就算不考慮稅費改革，人均稅負也絕不會超過百元，這很清楚地表明，哪怕全免農業稅，也非農民增收要害。

　　其次，對于農業稅，寧波市之所以能先大減、再全免，按市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所言，是因為“寧波縣域經濟發達，民營企業活躍，多數村級集體經濟較好，農業稅費收入所占比重逐年減小，政府支出對農業稅基本上沒有依賴性，村干部工資也由政府補貼。”顯然，這樣的減免條件只存在于沿海發達地區，全國大多數地區并不具備——對它們而言，盡管農民人均稅負值不大，但由于農民多，相乘就是個不小數字，政府支出對其有相當依賴性，在無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埋單情況下，免稅幾無可能，而有限的減稅空間對農民增收的作用可想而知。

　　2月10日，人民日報的《華南新聞》上，還有條能在更大區域范圍說明問題的消息，相對稅費改革前，目前減負率高達83．73％、減幅遠在全國之上的廣東省，農民人均負擔從106．93元減為17．4元。那么，拿去年人均該省純收入4054．58元衡量，減負值還不到90元的增收價值無疑算不上大，減免條件較好的廣東尚且如此，更遑論減幅在客觀上還大大受制的其它地方。由此足見，對于農民增收，降低甚至完全免除農業稅，在全國各地的意義都很有限。

　　強調指出這結論，并非否定積極減免農業稅對農民增收的意義，而是希望實事求是觀之，避免不假思索地高估。筆者認為，農業稅理當加快減免，主要是實現公平稅負，而對農民增收的利好性質則只是千方百計之一，充分認識到這點，有助于政府在落實“一號文件”的實踐上把眼光放寬放遠，更多投向城鄉統籌發展中更重要且難度更大的體制改革、市場培育、科技進步、結構調整、教育發展、財政投入、勞動力轉移等方面，啃下硬骨頭，見到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