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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國務院就農民增收發出了“一號文件”，其中直接帶有資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當大的比例。這份被人們稱為“高含金量”的文件，將著力點放在增加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上，抓住了多年來農民收入最難提高的部分。這無疑是黨中央、國務院送給9億農民的一份溫暖而厚重的新年大禮。
關注“三農”
對億萬農民而言，“一號文件”是一份親切的文件，有著特殊意義。
1982年1月1日，黨中央發出了第一個“一號文件”，肯定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制，為“雙包”制正了名，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開辟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新局面。中國農村從此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時期。
此后，中央又連續發了4個“一號文件”：1983年，“一號文件”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1984年，“一號文件”強調繼續穩定和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延長土地承包期，使農民吃上“長效定心丸”；1985年，“一號文件”取消30年來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對糧、棉等少數重要產品采取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1986年，針對懷疑否定農村改革的種種傾向，“一號文件”肯定了必須貫徹執行農村改革的方針政策……
5個“一號文件”，反映了廣大農民的厚望和心聲，記載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歷史進程和前進步伐。幾千年溫飽不保的中國農民，在歷史的瞬間，越過了貧困，從溫飽線上逐步向小康邁進。
然而，在新的歷史時期，“三農”問題再次面臨一個新關口，與農村經濟相伴隨的是越來越突出的矛盾：農業發展缺乏動力，農村發展缺乏亮點，農民增收缺乏支撐。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農民收入增長放緩后，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已連續7年低速增長，不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1／5。糧食主產區和多數農戶收入持續徘徊甚至減收，谷賤嚴重挫傷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影響糧食的供給，農民增收進入最嚴峻的時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由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擴大到3．1：1。
權威人士指出，當前我國農產品市場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超過三分之一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農民近一半的收入來自非農產業，城鄉發展的互動性、互補性越來越強，與世界農業的關聯程度日益明顯，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內涵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新“重農”思想
農民增收困難，既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性矛盾的現實反映，也是國民經濟發展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集中體現。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說，“一號文件”明確要求，集中力量把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主要用在糧食主產區和種糧農民身上，一是農民增收難已持續了幾年，二是我國糧食產量持續減產，要保障糧食的穩定供給，就要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讓他有錢賺。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還直接制約農村的購買力，抑制國內市場的擴大和內需的啟動。
文件重點解決農民增收，給農民平等的權利，給農村優先的地位，給農業更多的反哺，充分體現了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新“重農”思想。
既重“民力”，又重“民利”。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秘書長曾業松說，中國幾千年都以農為本，但歷史上的“重農”，以重稅為前提，重的是農民的生產力，而不完全是農民的利益。這種以奪農政策相伴隨的重農，對農民不是福音。“一號文件”把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作為年度第一個文件，字里行間，讓人深深感受到黨和政府視“三農”為重中之重的拳拳之心，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中央文件中首次指出“進城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表述非常符合實際。特別強調要善待農民工，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充分體現了新一代領導集體的新“重農”思想。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構筑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認為，文件始終把解決“三農”問題，納入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盤子”統籌考慮，既明確充分挖掘農業和農村內部增收潛力，同時在努力拓展農業和農村外部增收空間、統籌城鄉就業上下功夫。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鼓勵引導工商資本、民間資本、外資投入農業開發；深化為農民增收減負提供體制保障的四項改革。讓種糧農民有更多效益，使更多的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形成一個城鄉統籌的格局。
搬走“攔路虎”
“農民不富，中國不富”。千方百計促進農民增收，事關全局，意義重大，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今后的長遠目標。
在不少專家看來，現階段是農業發展最困難的時期。由于長期受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體制的影響，存在“重城市輕農村”觀念；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從體制、政策等方面限制勞動力的流動和城鎮發展，導致失地農民、進城務工人員、農村貧困戶、城市貧民的困難問題，成為小康路上的“攔路虎”。
“一號文件”，22條內容，觸及了諸多深層次問題。
財政支農力度前所未有。降低農業稅稅率、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將新增財政支出向“三農”傾斜，傳遞出國家鼓勵農民種糧食的重要信號，在統一城鄉稅制的政策目標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
突出重點，抓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多年來，糧食主產區的糧食產量占全國的70％左右，抓住了主產區，就穩住了全局。今后，中央將啟動規模宏大的優質糧食產業工程；對推廣良種給予補貼，對主產區農民購置大中型農機具給予補貼；建設高標準基本農田，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等。
轉移的農民到哪里去？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壯大縣域經濟。鄉鎮企業發展到現在，已轉移了1．3億農村勞動力。文件強調要進一步發展鄉鎮企業。不論所有制，不論規模大小，只要企業符合保護生態環境、合理利用資源和安全生產的基本要求，就應該促其發展。
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創新農村金融體制……這一項項含金量相當高的舉措，將再次激發農村改革的活力。
如果說，20年前的“一號文件”，使凋敝的農村走向繁榮，那么，今天的“一號文件”，則是在全面分析了農業新階段的內涵和特征后，推動現代農業加快發展、實現歷史性跨越的又一次政策創新。它所蘊含的城鄉結合、協調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根本要求。
春天孕育著希望，人們期待著，中國的農村改革再次迎來沉甸甸的豐收。鏈接
新華社8日受權全文播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意見》指出，全黨必須從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高度，進一步增強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緊迫感和主動性。
《意見》共22條，分九部分，約9000字。包括：集中力量支持糧食主產區發展糧食產業，促進種糧農民增加收入；繼續推進農業結構調整，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發展農村二、三產業，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增加外出務工收入；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搞活農產品流通；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深化農村改革，為農民增收減負提供體制保障；繼續做好扶貧開發工作，解決農村貧困人口和受災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加強黨對促進農民增收工作的領導，確保各項增收政策落到實處。
《意見》指出，在黨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2003年各地區各部門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了解決“三農”問題的力度，抵御住了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的嚴重沖擊，克服了多種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的嚴重影響，實現了農業結構穩步調整，農村經濟穩步發展，農村改革穩步推進，農民收入穩步增加，農村社會繼續保持穩定。同時，應當清醒地看到，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中還存在著許多矛盾和問題，突出的是農民增收困難。
《意見》強調，農民收入長期上不去，不僅影響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響糧食生產和農產品供給；不僅制約農村經濟發展，而且制約整個國民經濟增長；不僅關系農村社會進步，而且關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意見》確定，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總體要求是：各級黨委和政府要認真貫徹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按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調整農業結構，擴大農民就業，加快科技進步，深化農村改革，增加農業投入，強化對農業支持保護，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盡快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9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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