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 肖春飛 楊金志
安徽保姆周岱蘭躺在遠離家鄉的上海病床上,度過了自己的猴年春節,沒有合家團圓的年夜飯,也沒有親友拜年的歡聲笑語,只有浸透了枕頭的淚水。
一個月前,周岱蘭從雇主家的四樓摔下,腹腔大量出血,脾臟破裂,腰椎粉碎性骨折
。在接受了急救手術后,周岱蘭陷入了醫療費無人支付的困境,無法繼續進行腰椎手術,只能強忍巨痛躺在病床上。
三方困境
在搶救過程中,雇主一家始終守在醫院,并且在第一時間先墊付了6000元手術費。在此后的一個星期里,經濟條件并不好的雇主共支付了約2萬元醫療費用,這已經接近他們支付能力的極限。即使如此,周岱蘭的手術費還欠2萬元。接下來的腰椎手術,估計要花費4萬元,雇主家表示已無能為力。
然而,周岱蘭家非常貧困,她的親屬要求雇主承擔所有費用,甚至說“如果不出錢就把周岱蘭送到你家里來”。爭執不下,雙方都通過律師來處理此事。
丁家聘請的律師李志廣認為,周岱蘭是受害者,雇主也是受害者,雇主在前期搶救中,墊付了大量醫藥費,但這只是盡道義上的責任,從法律層面上來說,雇主并沒有責任為傷者支付所有費用。
醫院方面也盡了最大努力。在周岱蘭拖欠2萬多元醫療費的情況下,醫院還是給她辦了出院手續,并積極聯系另一家有能力做脊椎手術的專科醫院,但是找不著家屬,誰也不敢拍板將她轉院。
副院長孫仲倫說:“周岱蘭并非特例,醫院每年都有大量拖欠醫療費用的事情發生,主要是外來務工人員。醫院有救死扶傷的責任,不能先談價錢再搶救,救活之后病人拖欠費用,醫院也沒有辦法。”
周岱蘭能否向勞動中介機構索賠?為她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高樹升表示,周岱蘭只是通過中介公司介紹就業的,而不是中介公司委派去工作的,她和中介公司沒有隸屬關系,不屬于勞動爭議范疇。
民工社保難在哪里?
2002年9月1日,上海推出《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暫行辦法》,規定凡符合條件的單位和個人必須辦理綜合保險。但是,到目前為止,參加這項保險的外來務工者只有1/3多一點,不少用人單位和民工像當年逃避辦理暫住證一樣逃避綜合保險。
“民工社保”卡在哪里?上海社會科學院人口所副所長周海旺將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與上海城市職工社會保險進行了一番對比:
外來從業人員繳納綜合保險的基數是上年度上海職工月平均工資的60%。在此基礎上,按12.5%的比例繳納保險費,其中單位出7.5%,個人出5%。總的來看,外來從業人員每月的社會保險費是上海職工月工資的7.5%。
上海城市職工社會保險的基數是其個人月工資收入。養老金部分,單位出22.5%,個人出8%;醫療保險部分,單位出12%,個人出2%;失業保險部分,單位出2%,個人出1%;住房公積金方面,單位出7%,個人出7%。總的來看,上海城市職工每月的社會保險費占其個人工資收入的61.5%。另外,不少單位還給職工發放補充醫療保險和補充住房公積金,一些職工每月的社會保險費可能達到其個人工資收入的70%。
一個7.5%,一個70%,差別將近10倍。專家指出,這種差別很難用城鄉差別來解釋。
另外,兩種社會保險的支付方式也不同。以養老保險來看,城市職工養老保險金是在退休后按月支付,每個月都會有穩定的收入保障。而參加綜合保險的外來從業人員,將會在退休年齡一次性拿到一筆養老金。“一次性發放養老金,這樣的‘保險’已經不保險了,”周海旺說。此外,這筆養老金就是民工個人當初繳納的5%,不包括單位繳納的7.5%,由于當初參加社保時個人繳納的保險費少,民工得到的養老金也不會太多。
再者,城市職工社會保險由政府托底補足,而外來務工者不僅要自給自足,甚至還要“支援”城市。目前,上海的老年人口已占人口總數的18%,發放社會保險每年都出現財政赤字,由政府自籌資金補足。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會從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費中抽取2%,作為管理外來人口的費用。此外,外來從業人員繳納的綜合保險費,還有一部分被用作城市下崗職工再就業培訓費用,形成民工“養”下崗職工的奇怪局面。
針對外來從業人員的社保問題,各城市“都有自己的小算盤”。出于“降低商務成本”的目的,城市一般都不愿意為外來務工者提供社會保障。目前,全國只有上海、天津、重慶等少數幾個城市建立了外來務工者的社會保險。建立了民工社保的城市,不少還想從民工繳納的保險費里摳出一塊。
在這種局面下,用人單位和民工自身對綜合保險都缺乏熱情。用人單位怕花錢,怕增加成本,于是千方百計躲避綜合保險,或者只是給核心成員、親屬辦理綜合保險。而民工們則認為,與其把錢交給政府,等幾十年后幾乎按原數發還,還不如自己把錢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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