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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經濟如何面對新現實(組圖)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2月05日 14:52 南方周末
  史晉川: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浙江省政府經濟建設咨詢委員會委員

  王豐:本報駐滬記者

  王豐:經濟學家用自己的或自己信奉的理論來解釋經濟現象,不同經濟學家對同一經濟現象的解釋和預期往往出現沖突。為了便于理解,在我們對話之前,請您先把您的理論或觀察方法擺出來。

  史晉川:我的研究方法是著重把握三個變量:制度,行為,經濟現象。制度決定行為,而行為決定著各種經濟現象的發生。

  但在觀察經濟世界的時候,就要反過來:看到經濟現象,要考慮這些現象背后的經濟主體及其行為,然后研究他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行為。

  王豐:也就是說,把制度作為一個變量考察,而不是像有些經濟學理論那樣,假設制度不變。

  史晉川:對,中國是一個轉型的經濟體,制度與經濟主體的行為會有更多的互動,因此,中國的現實是大規模制度變遷下的現實。

  國家整體政策環境制約浙江經濟升級

  由于市場準入問題沒有解決,浙江大部分企業只能在允許進入的產業中做平面運動

  浙江經濟與相對落后地區的經濟在同一個政策平臺上運行,顯然要產生沖突

  王豐:好了,我們就按照您的邏輯,進入浙江的經濟故事吧。浙江的故事是一系列令人振奮的中國經濟故事之一,浙江較早進行了市場取向的改革,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目前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營經濟占全省經濟總量的70%以上,這使得浙江經濟充滿活力,形成了產業發展、市場繁榮、城市化發展相互推動的“三位一體”結構。

  凡此種種,現在的浙江經濟讓很多人感到踏實,您的看法如何?

  史晉川:從發展階段,浙江經濟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而中國從整體上處于工業化中期的階段,浙江的人均GDP目前已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倍。

  再從全球化的角度看,浙江已經成為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中的有機成分,而且,在這個體系中的位置也找得比較準———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我想這是令大家感到踏實的原因之一。但現在有不踏實的因素出來了,比如資本大量外流、產業升級緩慢等。

  王豐:我也注意到了一個信息:2003年1—9月,溫州的服裝、皮革、塑料制品、食品等大多數傳統行業的增長速度低于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的平均增長速度,導致同期溫州GDP的增長速度居于浙江省各市的末位。

  史晉川:這說明溫州區域內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增長勢頭已經開始明顯放緩,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場準入問題是其中之一。有很多領域國家管理嚴格,進不去,一旦進去了,投資需求和效益就會迸發出來。比如高等教育(大專)和職業教育,1998年之前政策不許民間資本進入,1998年政策放開,當年浙江就出現36家民營教育機構,幾十個億的資金一下子進去了。幾年時間,寧波萬里學院、上海劍橋學院等民資教育機構已經非常有號召力了。

  所以,受制于國家的大的政策環境,大部分企業只能在允許進入的產業中做平面運動,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生產基地遷往成本更低的內地,但溫州本地的生產卻得不到迅速升級。

  王豐:很顯然,挑戰來了,這個挑戰的核心是政策的轉變與區域經濟現實情況的轉變要相得益彰。否則,浙江經濟與相對落后地區的經濟在同一個政策平臺上運行,顯然要產生沖突。

  我注意到了兩個有趣的例子:春節前夕,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召開了一次經濟座談會,他向智囊們拋出一個棘手的問題:浙江資本為什么大量外流?另一件事發生在此次座談之后,浙江省長呂祖善在“香港·浙江周”上說:“香港是浙江企業最重要的融資地”———請注意,呂省長沒有用“最重要的融資地之一”這個詞。

  我想說的是,對于浙江這樣市場化程度高的區域,已經對國家統一的金融政策感到非常不適應。一方面,民資富庶,東沖西撞,集群式地在地產市場、外匯市場甚至期貨市場活動,另一方面,龐大的中小民企仍然在銀行門前發呆。在這種環境下,作為一個區域經濟,浙江如何向前走,對當地政府提出的挑戰是非常大的,這個難度甚至不亞于東北振興戰略下的東三省各級政府。

  史晉川:確實如此,解決好由此帶來的沖突,關鍵而且困難。中國是一個改革式的經濟,非均衡是其基本特征,區域經濟體的制度變遷快,整個國家的制度變遷相對慢,于是沖突出現了。這種情況下的沖突有三種體現:方向上的沖突,進程中的沖突,步驟上的沖突。

  1992之前,發展方向不明,目標模式沒有確定,沖突非常強,那是大沖突。1992年以后至十六大,主要沖突存在于改革推進的進程當中,也就是圍繞“何時做”而產生的沖突。

  十六大后,主要沖突則體現在步驟上。在步驟上產生的沖突,也就在“怎樣做”方面的沖突,就要挑戰政策層面存在的舊習慣。

  王豐:據說您在這方面總結成了“三個優于”的說法。

  史晉川:是的,具體而言:對外國資本的保護優于對國內資本的保護;對大資本的保護優于中小資本的保護;對資本所有者的保護優于對土地所有者、勞動所有者的保護。目前我國正執行兩個區域戰略:西部大開發和東北振興,我想提醒各地政府,一定要將“三個優于”的觀念丟進垃圾箱。

  溫州模式的內在困頓

  熱火朝天的“配套經濟”前途究竟如何,1980年代日本電影《阿西們的街》或許是一個警示

  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成就了溫州經濟,但溫州的未來取決于法治和規則的營造

  王豐: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放過一部日本電影《阿西們的街》,電影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阿西是一個私人企業的老板,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起飛的時候,他的企業為豐田、三菱、馬自達等大汽車公司做配套,阿西的生意起步、興盛于配套,又由于漸漸放棄了技術創新從而在不自覺中將自身導入了來樣看圖加工的經濟當中,越來越受制于配套,受到大公司的價格剝削,最后破產。

  這讓我聯想到近幾年在中國長三角演繹得熱火朝天的為外資作配套的“配套經濟”,以及溫州模式下集群式企業的配套模式,配套企業們會不會成為中國的阿西呢?

  史晉川:這部電影當時我看了五遍,印象非常深,我要問,阿西是企業家嗎?阿西開始是企業家,后來就不是了,后來已經有點像中國計劃經濟下的車間主任了。

  阿西在創業時要面對市場,找客戶,后來一旦傍上大公司,便過上接訂單的日子了,阿西的企業慢慢變成了拿訂單來做的車間,只與生產管理有關,不清楚市場了。對他們而言,雖然利潤越做越少,但穩定,不知不覺間,作為企業家應具的發現機會、利用機會的特征沒了。

  王豐:看來你很怕《阿西們的故事》出現中國版本。的確,如何擺脫日本阿西的悲劇結局,對浙江的阿西們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幾年前,人們發現溫州模式并盛贊它的時候,將溫州看成意大利的莫地那—愛米利亞地區,同時認為浙江將是又一個意大利經濟,F在,在歷史制度經濟學領域,結合溫州及浙江企業現實,又出現了馬格里布商人與熱那亞商人之說。

  史晉川:10至14世紀,活躍在地中海地區的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體主義的穆斯林移民,他們在從事遠距離貿易時,僅從本族商人中選擇或雇傭貿易代理人,維系馬格里布商人交易合約執行的機制是一種人格化交易機制,即一旦有某個貿易代理商出現欺詐行為,整個馬格里布商人聯盟將對他作出集體性的永久懲罰。

  同一時期,活躍在地中海地區的還有熱那亞商人,熱那亞商人從事遠距離貿易時并不只在熱那亞商人中選擇貿易代理人,他們不排斥與非熱那亞人合作從事貿易活動,并為此創立了類似于法庭組織的“社區法庭”,來保證跨時空的陌生人之間的交易合約的執行。

  后來的結果證明,基于法治的非人格化交易機制的貿易擴張較人格化交易機制的貿易擴張更有效率,而熱那亞商人在地中海遠距離貿易活動中的生存歷史較前者也為長遠。

  王豐: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您正在為博士生開時下仍然生僻的一門學科———法經濟學,我的理解是您正在尋找一條引導溫州經濟走向熱那亞模式的法治途徑,這個時候,法治甚至是一種資源供給。

  史晉川:溫州人已經建立和利用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成就了有效的貿易活動,這種人格化交易方式是在經濟體制轉型的大背景下產生和發展出來的。當地政府官員默許和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自覺成為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形成了一張區域性的不可觸摸的網,阻礙了溫州經濟社會的對外開放。這不僅造成了在對待溫州人與非溫州人時有諸多的不公平,事實上也造成了溫州區域內產權保護的“親疏”,導致了溫州民間資本的大量外流。

  長遠來看,溫州經濟的方向不應是馬格里布模式,政府應該配合溫州模式的演變,為溫州經濟營造有效的法治、規則資源。

  “無為政府”要變成服務型的“有為政府”

  轉型經濟中政府的力量不可或缺,但也最忌諱政府在干預經濟的過程中形成“認人而不是認政策”的人格化交易傾向

  “沒有優惠政策”恰恰是浙江經濟發展的一個秘訣

  王豐:浙江經濟的崛起,一個重要原因是改革初期地方政府采取了無為的取向,不干預市場或少干預市場。浙江省省長呂祖善最近特別強調說,浙江經濟不是“政府經濟”或“官方經濟”,而是“百姓經濟”———浙江經濟成就的基礎在于城鄉千萬人的勤奮和創造力。

  問題是現在的情況不同了,隨著經濟的崛起,地方財政日漸豐裕,浙江各級政府要做事情的愿望越來越強烈。

  史晉川:一般來看,發展中地區的政府都會直接進入經濟當中。幸運的是,浙江發展初期,由于國有投資在浙江非常少,從而催生出無為政府下的經濟增長。

  現在,對于浙江發達地區而言,政府的發展方向是要變成服務型政府。無為政府是不該管的不管,該管的也不管。服務型政府是劃清界限,該管的管,不該管的不管。轉型經濟中,政府的力量不可或缺,同時也最忌諱政府在干預經濟的過程中形成人格化交易傾向,人格化交易傾向的體現是,政府的服務功能出現“認人而不是認政策”的情況。在這方面,呂省長也說過,“政府并非無所作為,重要的是做好應該由政府做的事,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我們看到了一些非常積極的因素,經過浙江省近年來兩輪審批制度改革,原先的3200多個審批項目,經撤銷、合并已減至850項左右。浙江省政府的工作重點已經明確為搞好產業帶、城市發展、大交通網絡、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

  王豐:近期一項研究發現,浙江一些經濟搞得很好的市鎮一直沒有出臺過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當地官員說:“現在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民營企業在做,有錢賺,大家就做;沒有錢,說什么也沒用,就是這樣!

  如此看來,“沒有優惠政策”恰恰是浙江經濟發展的一個秘訣。
史晉川
  王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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