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禽流感的爆發，我國政府實行了對捕殺家禽合理補償政策。

　　其實，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而對個人利益有所損害，要由政府實行公共補償，這在國外是很普遍的。因為傳染病防治是政府公共服務的一部分，對應的是社會整體的利益和安全，其相應的成本付出應由政府承擔。

　　在發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地區撲殺家禽，對整體社會是有利的，惟有如此，才能嚴防疫情的發生和傳播，才能確保公眾的健康無虞。其處理成本應該由政府承擔，而不應當是個人獨自擔承。

　　特別是我國的養殖業發展還處于較低的規模層次，以一家一戶養殖為主，一年三五千只的規模。如果因為禽流感需要撲殺，就可能使這些農戶“顆粒無收”。養殖的收入就是其收益的全部，是他們賴以維持生計和發展的基礎條件。對個人來說，當然他們更為關注的是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孩子的學費、老人的醫療費用，憂慮未來的生活出路，而非社會利益。

　　但為預防禽流感，撲殺家禽、強制免疫都是必需的，就必須犧牲這些農戶的個體利益。不如此，就不能消滅疫情的傳播源。農戶響應政府號召，忍痛割愛，除了加強防疫（防疫亦需要成本）之外，甚至需要撲殺所養家禽，如果不給予他們一定的合理補償，似乎于情于理于法都不相吻合。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王思斌教授說，以往我們國家在制定應對風險的公共政策時，往往只強調整體的社會效益，較少考慮個體的經濟損失。傳統的道德倫理也提倡犧牲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

　　國家實施公共補償的進步意義正在于，政府把老百姓的公共健康放在了重要位置，同時也把個體經濟利益擺上了適當的位置，可以說實現了二者的有效平衡。這樣，不僅有利于防范公共危險，筑起公共安全健康的堤防，更有利于培養民眾的社會責任心，百姓對政府也會更加信任，更有安全感，以便形成良好的利益互動機制，形成應對公共危機的高效運轉的社會機制。劉效仁（安徽公務員）相關報道見A04-07版（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