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主筆 許知遠／文

　　“一開始，她總是忘記把鑰匙放在了哪里，接著她的精神總是極度憂郁，對生活喪失了基本的熱情，再接下來四肢無力、無緣由地歇斯底里，她的肌體完全失去了自衛能力，任何輕微的感染都可能將她推向死亡的邊緣，她還徹底地失去了理智，會自己撕破刀口上的縫線，最終在藥物作用下的昏迷中她離開人世……”死于1995年11月底的英國人米歇爾·鮑恩 經歷了一名克雅氏病(CJD)患者可能遭遇的所有苦難，科學家對這種罕見的病癥只能解釋為患者與“牛海綿腦狀病”發生了聯系。自此之后，“瘋牛病”成為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名詞之一，盡管第一例瘋牛病最早在1985年就被發現，但只有到了1990年代中期，人們才驚恐地發現，這一病癥的種種變體也可能傳染給人類。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反反復復地屠殺了牛、果子貍與雞鴨……一部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與各種病菌做戰的歷史，在人類征服自然與其他動物的過程中，這些動物也從未放棄它們本能的抵抗。麻疹、天花與肺結核來自于牛；流行性感冒來自于豬和鴨；百日咳來自豬、狗；惡性瘧疾來自于禽鳥；黑死病來自于老鼠；愛滋病來自于非洲綠猴……而且全球化與病毒間的密切聯系也絕非什么新鮮事，在羅馬時代的貿易路線就把歐洲、亞洲和北非連接成某個病菌繁殖場；一場天花在公元165年—180年間就殺死了幾百萬羅馬人；而中世紀來自亞洲的黑死病則幾乎使歐洲人滅絕。即使時間到了20世紀，發生在1918年的一場流感殺死的人也比一戰中所有交戰國的死亡人口總和要多……只不過，這些流行病在我們時代爆發得越來越頻繁，傳播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從馬車與印刷機時代到飛機與計算機時代，病菌與我們共處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它或許不會再像從前“不文明時代”時那樣，造成長久與慘烈的損失，但它的頻繁性與迅速的傳播速度與傳播范圍，同樣令人驚恐。在剛剛過去的12個月中，世界與中國已經領教了兩次大面積的恐慌，從SARS到禽流感，整個亞洲在不斷顫抖，當我們剛剛開始忘卻時，它又卷土重來。

　　“這是對人類健康的全球性威脅”，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李鐘郁說，“我們現在必須開始一場艱苦、高投入的工作�！眱H僅在幾年前，誰會在意WHO是一個怎樣的組織，人們談論的是IMF與世界銀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是IMF的經濟學家們迫使受災國的財政部交出它們的權限，而現在，擁有少得多的資金支持與政治資源的WHO駐各國的代表們卻占據了顯要的位置，他們對于信息公開的要求前所未有地改變了這些國家的政治面貌。

　　是的，恐怖主義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威脅之一，但我們的世界很可能面臨一場同樣嚴峻的考驗。著名的咨詢公司“全球商業網絡”的創始人彼得·施瓦茲(Peter Schwartz)在2003年出版的《不可避免的驚奇》(Inevitable Surprise)中預言道，我們很可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過去100年中的第三次全球性瘟疫(Global Plague)。前兩次分別是1918年的流感，它殺死了2000多萬人，第二次是愛滋病，它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已超過1億。根據這兩次經驗，施瓦茲總結出新的傳染病的基本特色：1、它有一個很好的孵化場所，病菌可以不斷演化、變形；2、有很長的潛伏期；3、有一個龐大的可供傳染的人群；4、有一個很好的傳播系統，現代交通工具顯然符合要求；5、對于疾病的無知；6、政府與公眾否認它的嚴重性……

　　最初，我們相信瘋牛病不會傳染到人，禽流感只在飛禽之間傳播；現在，當我們相信大規模宰殺可能染病的雞群就可能控制疫情時，一位國際組織的高級官員又說，這樣簡單的策略很可能幫助病毒演化到對人類具有更直接威脅的形態。

　　錯綜復雜、彼此矛盾、大肆渲染的各種信息，是人類在任何一場威脅前的本能反應。但施瓦茲總結出的對待潛在威脅兩種最可怕的態度卻值得警惕：無知與否認嚴重性。在過度反應與遲緩反應之間，政治家可能越來越被迫地選擇前者。在一個吉登斯所說的“風險社會”中，更為靈敏的反應可能比什么都重要，它既包括開始的迅速，也包括結束的迅速。在更為宏觀的范疇內，我們必須接受的一個現實時，我們可能必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和這些病毒共存，直到這次全球性瘟疫的浪潮開始衰落為止。在這個過程中，2003年12月28日《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說的好：“如果世界衛生組織擁有中央情報局一半的預算，更多的生命就可能被挽救�！被蛟S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要面對恐怖主義與全球性的病毒雙重戰場，它們都因我們越來越密切的世界聯系而生，也隨時可能終止令我們生活變得日益豐富與方便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