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期望傳媒業在走向市場后應走向法治

　　傳媒：走向市場走向法治

　　傳媒作為一個產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制約影響之下，雖然具有意識形態的特性，但對其管理應實行法治原則，則是不應特殊的

　　2003年是中國人民難忘的一年。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領導集體，以新姿態，新作風和新方式積極穩妥地推進行政改革，堅持以人為本，調整發展思維，平實有效地帶領人民戰勝SARS疫情等自然災害，積極化解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各種矛盾，贏得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良好開局。傳媒業在這一年也經受了考驗，總結了經驗，推進了改革，展現了新貌。

　　最近，中央治理黨政部門報刊散濫和利用職權攤派發行。有1452種黨政部門報刊納入整頓范圍，停辦了其中673種，劃轉302種，實行管辦分離289種，改為免費贈閱87種。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對紙質傳媒進行的一次規模最大、力度最強、涉及面最廣的整頓和治理，大大減輕了基層和農民的負擔。

　　這次整頓報刊的深刻意義，是通過行政手段，強行把寄生在權力基礎上的報刊釜底抽薪，讓行政權力逐步退出傳媒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打破“塊塊條條”的市場壁壘，為主流傳媒做大做強提供市場空間。這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對傳媒業采取的一項必要措施。

　　目前，我國傳媒市場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加入WTO后，政策進一步放寬，民營資本和外資已開始進入傳媒業。按國際通常水平，廣告收入占GDP約為2%-3%，而我國目前僅為1%左右。如果按照人均對書報刊的消費水平，我國更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因此，我國傳媒業具有較大成長空間，已吸引了海外一批有眼光的投資者。

　　2002年10月，國家批準了香港上市公司泛華科技旗下的泛華傳媒與人民日報社旗下的大地發行中心合資成立大華媒體服務有限公司，這是我國第一家獲得報刊發行銷售權的合資企業。2003年11月，李嘉誠旗下的TOM.COM與北京三聯書店簽訂合資協議，組建北京三聯世紀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這是我國入世后出版業組建的首家合資公司，獲準經營期刊發行和廣告代理、圖書版權合作、圖書發行和期刊出口、網絡經營、圖書編譯等。今年5月，我國為履行WTO協議承諾，制訂了《外商投資圖書、報紙、分銷企業管理辦法》。2004年正是我們履行承諾，全面實行《辦法》的一年。香港的何柱國、李嘉誠先生已搶占先機，相信會有更多外商在新的一年進軍我國新聞出版市場。

　　這些與外商合資的傳媒業，由于引進了充沛的資本與媒體經營管理的先進理念和方法，必定能大大推動我國傳媒業提升管理水平，拓展經營層面，進一步走向市場。這有利于整合我國傳媒業，形成擁有線下傳統媒體，線上新型媒體和手機新興媒體相結合的大型多媒體集團，增強影響力和競爭力，進入國際傳媒業的競爭。

　　可喜的是，最近國內跨地區的媒體合作也邁出了新步伐。光明日報報業集團與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合資在北京出版發行《新京報》。

　　無獨有偶。沉寂多年的上海傳媒業在2003年也有了大動作，新面孔不斷涌現。除了《外灘畫報》已經登場，以財經報道為主打內容，在長三角同步發行，逢周五出100版特刊的首張都市百版大報《東方早報》已于7月面世，新華社出資在上海出版的《�赐麞|方周刊》也于11月創刊。據了解，由上海文廣傳媒集團主辦的《第一財經日報》也將于2004年出版。它同文廣傳媒集團旗下的上海財經電臺、上海財經電視頻道共同組成全國首家新聞媒體集團，也許這是上海傳媒界獻給全國業界的一份新年大禮。

　　實踐證明，傳媒業走向市場催生的這批媒體，具有相對獨立的辦報宗旨，對在新的一年推進新聞改革意義重大。人們已看到，在SARS危機中，出于市場關注度和公信力的考慮，一些競爭性的傳媒普遍把報道SARS危機看作是促成新聞報道突破的一次契機。如對公眾知情權的討論，對整個事件的全方位的調查與跟蹤，對相關事件的批評報道，以及事后對SARS的深刻反思，等等，基本上起到了傳媒應有的作用，較好地發揮了輿論先導與監督的功能。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傳媒業的經濟價值與意識形態功能有了新的含義。人所共知，傳媒業已成為國家主要產業之一，2001年傳媒業的納稅額已超過煙草業成為中國第四大利潤大戶，成為國外投資公司競相要求進入的具有壟斷性的行業。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和計算機網絡新媒介的普及，全球化傳播成為發展趨勢。于是，具有意識形態軟力量的傳媒業日益成為國家之間競爭的重要手段。在實現社會控制和對外宣傳功能的同時，傳媒業日益成為國家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以其保持自身文化和價值觀念的獨特性，依靠有競爭力的價值認同在世界上實現國家利益。因此，作為新聞改革的最大推動者，我國傳媒在新的一年，為了自身利益和市場競爭，必定在政治允許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發揮自主性，爭取盡可能多的報道空間，使新聞報道不斷有新突破，這是可以預期的。

　　值得注意的很重要的一點是，新一屆中央領導人十分重視包括傳媒業在內的文化產業的發展，積極推進政治文明建設。他們一上任就專門研究改進會議和領導人活動的新聞報道，決定嚴格控制這類報道。中央主管新聞文化工作的負責人就新聞文化改革發表一系列講話和文章，提出“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三性“(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的原則與理念。強調在體現黨的意志、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反映人民群眾的心聲，把黨性與人民性結合起來，科學把握新聞規律。胡錦濤更是在對中央電視臺的批示上提出“無害就是有益”的觀點。所有這些，都是新領導人就任以來“親民”執政風格的體現，也是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在新聞出版領域的具體化。

　　正是由于新領導人身體力行推進政治文明建設，所以2003年以來SARS疫情，孫志剛案件，潛艇事故，神舟五號上天，以及劉方仁，程維高，田鳳山腐敗案等重大新聞報道都能及時、真實、比較充分地滿足廣大群眾的需要，尊重和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知情權，贏得社會廣泛贊賞。

　　與此同時，中央政府撤銷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的規定，實行人道主義社會救助辦法；開放廣東、北京、上海居民赴港澳自由旅行；取消強制性婚前醫檢，辦理結婚和離婚手續無須單位證明，報考研究生也無須單位證明；改進戶籍管理制度，逐步推進遷徙自由；從嚴治警從嚴執法，“警察問案”、“審案期限”有了新規定；推行官員問責制，加強紀檢巡視制度，增加政務信息透明度，等等。所有這些依法治國的新政，透出一個重要信息，就是：依法治國必須以憲法為尊，以依法行政為要，以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人管事為本，讓人民多一些自由。這不僅是矯治目前社會弊端的治本之道，也是大幅度改善公民境遇，保障基本人權，提升社會滿意度，推進社會全面進步的良方。正由于新領導人這種積極推動政治文明建設的愿望和行動，使得在新的一年傳媒業走向法治成為可能，新聞報道上進一步突破也才具有較大空間。政治文明建設的進步必定贏得最廣大民眾的真心實意的支持。

　　然而，中國傳媒業的進步，受多種因素影響，注定要克服許多困難，不能一蹴而就。業內有識之士最近有議論說，我國改革開放25年來，相比其他行業，傳媒業的變化不大。

　　改革開放25年來，在廣大新聞從業者的努力奮斗下，應當說傳媒業也發生了重大的深刻的變化。不過，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聞內容方面的改革，基本處于恢復新聞本來面目階段，改革沿襲前蘇聯《真理報》的辦報模式，強調新聞的真實性與及時性，接近老百姓的閱讀口味，提供信息、娛樂等功能。改革的路徑是以外延式的擴張為主，在堅持黨的宣傳要求之外，提供大量可讀性強的內容和實用性信息來滿足需求，回避一些領域和禁區。而在作為社會公器和輿論監督方面的功能卻始終未盡人意。因此，若從新聞體制和管理模式層面上說，相對于經濟體制、教育體制、科技體制和文化體制的變革及政府對其管理方式的變化來說，我國傳媒業確實是變化不大的。

　　如此說來，在傳媒業走向市場的同時，對傳媒的管理如何走向法治，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強調以法規范市場，管理經濟。傳媒作為一個產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制約影響之下，雖然具有意識形態的特性，但對其管理應實行法治原則，則是不應特殊的。

　　以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中共十五大、十六大相繼確立的根本治國方略，寫進了我國神圣的憲法。因此，強調傳媒管理應當走向法治是順理成章非常必要的。近年來，我國合法報紙受到非法扣押、封鎖的事件屢有發生，直至2003年8月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江西定南縣也遭此厄運，但從未聽說哪一位官員因為扣押、封鎖報紙而受到處分的。

　　隨著傳媒走向市場走向法治，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我相信在計劃經濟和高度政治化社會建立起來的以各級黨報和行業報為主體的報業結構，也理所當然地需要進行調整，這也屬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方面。

　　在條件成熟時，通過建立有關法律法規，構建一個與混合所有制結構相適應的新聞市場競爭格局。這既滿足不同階層的不同需求，也培育不同層次的市場主體，不斷完善新聞產品，形成與跨國媒體的競爭能力，進軍世界傳媒市場，在國際傳媒領域設置并掌握中國在國際輿論中的話語權。同時，這也體現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即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權益，并實現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真正發揮傳媒作為社會公器對公共權力應有的輿論監督作用。這是我們黨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應有之義。□